领导讲话,下属们听着;长辈们讲话,晚辈们听着;强势者讲话,弱势者听着;疯子讲话,正常人听着……然而,反过来,似乎就不行。下属不愿讲话给领导听,晚辈不应讲话给长辈听,弱者不敢讲话给强者听,正常人不想讲话给疯子听……
讲话,似乎是一种隐形的利器,一种低调的特权,一种伪装的福利,一种隐藏的陷阱。它,很危险,却很神圣,很矛盾,却很诱惑。这是为什么?
讲话本来是人类的一种生理功能,是个性需求的实现通道,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流动,存在势能的不平衡性,存在信息的不对成性,存在流动的单向性、即时性和强制性。既然属于个体需求,那么讲话就具有天然的个性化特质,出发点是个人意愿,方式是个性表达,内容只受限于个人意志和个性特质。
所以,讲话必然具有“偏执”的特点。
这样看,讲话也不一定是一种善行。因为哪怕是善意,也只是讲话者一厢情愿,需要受众愿意听,能听懂。如果不是善意,那就更麻烦,如果使用技巧和前提条件不够充分、不够成熟,讲话简直是一种冒险,是一种强势侵略,一种武力炫耀,甚至可能是明显的人体攻击或深度伤害。
习惯于平和交流的人也不能过度自信,讲话的动机出于善意,形式温婉和蔼就是最好的讲话方式,长期受益于温和交流的人也不能贸然确信讲话就是一种善意的生理存在。就像刀子一样,本身是一种工具,但是因为经常操在极少数人手里,是福是祸,只要存在变数,那它就是一种危险品。持刀者九十九次谨慎操作和正确使用都不能遮挡一次失误造成的伤害。
既然讲话本身天然没有上过保险,不具有可靠的安全性,那就应该就实际上具有可靠的危险性,是具有明确危险性的一种信息释放工具。那么,在成熟的社会秩序和现实生活中,讲话,为什么要上升为一种权利?更甚者,为什么要上升为一种特权甚至一种仪式?
其实,这个现象最本质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不平等。也就是说,说话和吃穿住行等社会行为一样变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标志,也就是不再单纯作为一种自然行为被看待。在社会成熟的过程中,讲话,已经无可置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特权。几乎在任何社会场景中,使用这种特权的自由度都取决于个体社会身份的重要(或尊贵)程度。在特定场景中,地主家的儿子的哭声都比佃户家儿子的“高贵”,这个毫不夸张。相对于特权者,被奴役者哪怕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也是需要“控制音量”。更甚者,身份低贱的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甚至只配做一个心理上和规则中的“哑巴”!这一点,似乎也不是开玩笑。
有一些事情时代改变了,有些事情被时间冲淡了,比如“阶级压迫”、“贵族特权”,比如“君臣有义”、“长幼有序”等等,这些原本血腥的侵犯、强硬的规则、不争的教条、冰冷的礼仪等概念被逐渐弱化了。但是社会存在的逻辑没有被弱化,人性的特点没有被弱化,内在的原理没有被弱化,所以,相应的危险和伤害就仍然存在,只是被涂改,被伪装,被美化了。
在古代,人最美好的品德中,“讷于言而敏于行”被赋予很高的赞誉,“大树将军”李广就是特别典型的代表。《庄子·徐无鬼》云:“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这句话主要是指不应当以善于言辞作为评价贤人的标准。可见,古人在道德层面或为人处世的哲学层面,“讲话或善于讲话”都是不受欢迎的。被后世所推崇的战国奇人鬼谷子,是举世著称的战略家和谋略学家。他教了四个了不起的徒弟:著名军事家孙膑、庞涓,还有著名纵横家苏秦、张仪,都是能够口舌纵横,雄辩天下,又能提兵布阵、效命疆场的实战主义者,竟然没有一个能够善终!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被人类的才智发挥到了极限,有时也会被人类的欲望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讲话也像美食一样,色香味美、炫彩夺目的背后却是“滥采滥伐”和“过度捕捞”,这些行为的前提是理性的丧失,过程是盲目地自信,结果是生态的恶化。语言的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确是是一种“了不起的技术”,有这样的说法:“三寸之舌,可抵百万雄兵;一言之辩,胜于九鼎之重。”在当前这个追名逐利、求功心切的社会现实下,语言技术,也就是口才,就更容易被提纯为“成功者之不二法宝,失败者的必备良药”。更有甚者,它也可以成为较高话语权的“心理贵族”们的精神药品,并为了实现“贵族心理”,而被 “善意地迷信”、“肆意地滥用”或“恶意地炒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品”或“爆炸物”。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讲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他说到讲话,讲话是需要极高的标准的,是需要十分谨慎的!难怪,这个人类公认的伟大哲学家,一生就写了这么区区5000字,还是被逼着写的!可见,老子可能承认思想很伟大,但是,不一定非要说出来!
那么,到底怎么看待讲话呢?
我认为,是无需用语言去阐释的:喧嚣是喧嚣者的通行证,沉默是沉默者的墓志铭,言语是言语者的随风草,智慧是智慧者的恒河水。
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了。却想起了一句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一句,十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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