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尖利的炮和最柔弱的肩 ——我读《南渡北归》

网站工作室

中国的老百姓过惯了安稳的日子，总是那么容易满足，谈天说地，喝茶遛鸟，对近在眼前的日本兵调兵演习视而不见，没有任何警惕，就在1937年7月7日，他们平静的生活在当局政府梦想的和谈中，在当时军队的麻木中被打乱了。

战争本是军人的事，可当战争到来，在战火硝烟的弥漫下有谁可以置身度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一画面总不时浮现眼前，眼前是逃难的人群，是血肉模糊的战场，是战火消烟，很难与斯斯文文的学生、教授联系起来，因为这个画面是那么不协调，但我读《南渡北归》时，才知道坚船利炮所指是不分军人和学生的，也是不分战场和生活区的，这本书正是描写了抗战时期高级知识分子大逃亡的场面。

最坚利的炮打下了中国的多座城池，但没有打下中国人的爱国心，最尖利的炮扬言三个月占领中国，可他们整整顽抗了八年，最后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对中国人抗战中付出多大代价自不必说，我只想说说这场大师南渡时，有一些人是历史上很少提到或没有提到的文人，他们这些最弱的肩榜都承载了什么呢？

柔弱的肩膀担起的是正义。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典型的在摇摆中前行的代表。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渐近迫近，当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而胡适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是“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10年和平。这种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华北沦陷后，搞日救亡动动一天比一天高张，胡适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愈应冷静，也我跟一对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

如果说胡适主张的“和”是爱国，是不想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很难成立的，日本态度坚定，没有讲和的姿态，他们想要中国亡国。直到他看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胡适才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提出“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胡适态度的转变我认为在知识分子是难得的，一个知识分子，有自醒的的态度，作为非正式外交官，开始去美国争取外援。

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担起了追求正义的责任。

柔弱的肩膀担起的是使命和责任。书中有一个细节，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手术误切下了好肾，留下了坏肾，当时西医在中国立足不稳，大受质疑，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让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梁不但没有状告院方，梁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梁启超用生命为代价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得的，是开启西方先进科学进入中国的大门。

如果说梁启超是为科学献身了，那么像梁启超一样为文化殉葬的还有王国维，他在无序的时局做出“尸谏”的抗争。

柔弱的肩膀担起的是民族的未来。龚自珍说“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话不无道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把大炮对准了北京和天津的大学校院，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一边是磨刀霍霍的敌人，一边是四处逃散的书生和老师，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表现恰恰相反，南渡渡的是知识，是文物，是底气和生机，是建国后弥足珍贵的人才。正是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用软弱的肩膀抗起了，在他们身上演绎了动人的一幕幕，他们从不同的学校出发，动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保禽了珍贵的文物、考古资料，保存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他们的柔弱的肩变成了铁肩，担起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一本《南渡北归》看得是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泪流不止，那批大师让人尊敬又心疼，心疼他们不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支撑，心疼他们中许多人倒在炮火和疾病中；那批大师让人留恋又遗憾，遗憾他们的才华无用武之地，处在战乱之中被催毁。

南渡现在表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精神，也是炮火中炼成铁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