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温故而知新 焕发新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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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温故而知新 焕发新政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党校学习期间，我重点研读了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著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上下卷），感触良多，深有启发。
　　一、为什么选择分享《新加坡为什么能》
　　（一）作者吕元礼教授很专业、很专注。作者吕元礼教授，现任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一是学术成果很多。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得省部奖多项，发表论文《邓小平政治智慧论析》、《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等116篇，主要著作有《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领导学通论》、《行政文化论》等14部。二是研究领域很专。长期专注研究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与李光耀思想，有“通元识‘李’”之说。其涉及新加坡的著作有《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治国之道》、《新加坡为什么能》和《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等。
　　（二）这是一本难得的、专业的资政好书。该书主要讲述新加坡的政党制度，以及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的执政理念、执政战略和执政举措，内容全面专业、篇章布局分明、观点准确到位、述事有理有据、资料详实丰富。虽非文采华丽、内容精彩，但是作者“真”情动人：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真言真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叙事与说理相结合，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文化精华、现代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科学理论知识融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党治国发展史的解读，层层深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原理，掌握真理，明白事理；以其长期的观察力、敏锐的洞察力、细致的分析力，从旁观者的角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一个真实透明、廉洁法治、和谐活力的新加坡，让读者感觉真实，理解通透，思考深刻。
　　（三）这是一本极富借鉴启发作用的经典读物。由于该书的专业性，以及新加坡与中国国情相近，书中很多经验做法具有借鉴意义，正可谓开卷有益。由此，虽然该书已经出版10年之长，但一直排在许多党政部门和高级领导推荐阅读书目前列，也是党政干部的热门读物。该书还受到新加坡高层关注，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总统府接见作者，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签，还在国会发言中专门推介。
　　二、《新加坡为什么能》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新加坡为什么能》共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讲述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下卷解析新加坡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全书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分别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独立治理国家的50多年间所秉持的执政哲学、执政战略、执政举措三方面，对新加坡政党及政府发展历程进行清晰回顾，总结经验模式，为其他国家地区提供借鉴。
　　（一）上卷活力篇：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等六个方面介绍了人民行动党长盛不衰并保持活力的原因。
　　1.理性执政带来变通力、稳定力。以实用理性为基础，以行不行得通为标准，着眼于客观实际解决具体问题，不拘泥于主义、经典理论、“政治上正确”、意识形态，可以打破条条框框，具有变通力。以渐进理性为基础，人的理性有限，方案的制定为不断完善的过程，目标的实现是不断接近的过程，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不超越能力盲目冒进；以实践理性为基础，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而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存而不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姓“社”姓“资”，“让下一代去决定”，从而具有稳定力。
　　2.“托管”执政带来公信力、代表力。选举是使执政党保持平衡和诚实的有效方式。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竞争，以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为基础，通过从严意义的秘密投票、竞争性选举的程序合法获得公众信服、信任的公信力。以代议政治为基础，密切联系民众倾听民意，加强服务选民争取支持；设置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和“影子内阁”听取多元意见，推动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提高代表力。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核心组织为国家的发展设定议程、价值观和目标，让全国上下朝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3.依法执政带来法治力、权威力。定正名分，维护职权权威和法理权威，遵从职位权威，服从法定长官。依法治官，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只要核心领导没有贪污腐败，贪污问题就能逐步消除。依法治言，依法处理不实批评，为维护名誉最好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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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民执政带来扎根力、竞争力。以居者有其屋、雇员有中央公积金的“民有恒产”实现时间上的扎根力，以党基层组织的桥梁、亲和、服务作用实现空间上的扎根力。以民生实惠的“民享”保持竞争力，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政府“必要的善”，不是“守夜警察”，而是“操心父母”，时时替人民着想、处处为人民谋利。
　　5.贤能执政带来领导力、更新力。精英执政，有好领导才会有好政府。天赋素质比后天因素更能决定人的智力与能力。人民行动党在位者退位让贤，主动自我更新；新班子自行推选领袖，而不是前任指定。
　　6.强人执政带来管制力、约束力。为民做主，要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以温和的语气说话，但手握“大棒子”。家长式作风。负责任的新闻自由。
　　（二）上卷廉洁篇：从“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四个方面介绍了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经验做法。
　　1.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倡导“忠于国耻于贪”“君子作风、君子执政”“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等儒家核心价值，为新加坡政府维持廉洁提供思想武器。创造一种“正告人们什么是错的，应当受罚；什么是对的，应当发扬”的舆论。当社会培养出知耻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的舆论氛围，腐败分子就必然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君子的诚实是廉洁之本，君子的正直是廉洁之源。当领袖的人不能自私自利或自我为中心，人民行动党的每个干部都必须怀抱利他主义，有一种肯为同胞做事的气概。反腐必须从最高层做起，关键在最高领导人本身是否有决心以身作则，只要领导核心是干净的，调查贪污的官员是干净的，法律是透明的，贪污问题迟早可以解决。
　　2.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随着经济的发展，养贤养廉也需要提升层次、加大投入。“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就是“根据市场的做法”建立一种“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薪金制度。以诚实的态度正视人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属性。政治既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是养家糊口的职业。要机会平等，不要结果绝对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値，扶贫济困”的治国原则。物有所值，才有所值。能力和报酬之间并没有抽象的“公平”关系。便宜没有好政府。
　　3.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规定严密，减少机会和设防堵洞。权力制衡，让民选总统有权制约内阁。
　　4.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通过立法严明（严明、严厉的“取缔贪污的法律”）、执法严厉（有罪必惩、轻罪重罚）以及能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反贪机构（举报立案、风闻出击、铁腕护法的“反贪污部门”），为政府廉洁提供保障，最终达到使人不敢贪的效果。
　　（三）下卷：从政治、经济、文化、家庭和依法严管五个方面全方位介绍了新加坡建设和谐社会的路径。
　　1.观念转型，政党文化从革命向执政转型，政治思维从两极向中和转型，确立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影响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小也是大事，也是真正的政治；无关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大也是小事，也都是虚假的政治。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重于一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万里长城，他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机会均等，利益公正”。
　　2.经济先行，民主渐进，奠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民主。确保独立、生存，民主、自由是第二位的事情。民主政治的成功有效不仅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也有赖于一种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的民主文化。政治稳定和遵守纪律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强大的好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共识是民主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基石。民主的价值原则是“人民当家做主”，民主党具体运作则是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
　　3.以文化人，光大传统，增进共识，构筑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儒家价值观促成了新加坡乃至东亚的经济腾飞和发展。倡导共同价值观，求同存异，增进共识。
　　4.家庭为根，维护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家庭是人生教化的第一课堂。家庭包含着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家庭是经济救生筏。家庭是国家的核心，有牢固、快乐和健康的家庭，就有加强的社区和紧密的社会结构。通过“家齐”实现“国治”，通过建设家庭伦理以建设政治伦理，通过整顿家庭秩序以整顿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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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依法严管，提供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秩序先于法律。法律要适合社会需要。惩恶扬善，给守法者最大保护和给罪犯严厉的法律惩罚。只有在立法严明、严密的基础上，加之以执法严实、严正，才能将严明、严密的立法公正、公平地落到实处。公正、公平是法治的灵魂，也是“管得严”能否实现、生效的关键所在。
　　三、儒家思想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主要价值观
　　北宋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当代儒者李光耀儒学治新。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一贯以倡导儒家价值观著称于世，用不到40年时间便使新加坡弹丸之地迅速崛起，并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创下“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荀子.王霸》）”的伟业。
　　（一）新加坡治国讲究“礼法合治”。儒家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强调“为国以礼”，认为“礼”是“王之大经”（《左传.昭公十五年》），“礼”能“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还不排斥“法治”，主张“德主刑辅”、“恤刑慎杀”。荀子“援法入儒”，认为人性恶，有好利恶害的私心倾向，有追求耳目之欲的自然本性，必须用法律对其加以规制。“法”出自法家，坚持“严刑峻法”。历史上，秦国强推“重典法治”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国家强大竞争力“一统天下”，却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风光不过“二世”；汉王朝中期妥善处理了礼法关系，最终奠定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因此，“礼法合治”既是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完善。李光耀深谙这点，并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一是倡导儒家核心价值观，将“八德”注入新加坡人价值观重建精神家园（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加坡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宋朝时期流传到新加坡的版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遵循“君者，仪也；仪正而后景从”（《荀子.君道》）的思想，以政风带民风，采取家长制执政，表现为严父慈母式家长作风。只不过孟子主仁政，荀子主尊君，李光耀严慈兼并。他说：“也许我是一个严格的家长，但我必须如此，因为我是为你们做事。”做父母官要有父母威，更需有父母心。没有严厉之威，就不可能达到“为你做事”的目的；没有“为你们做事”的慈爱之心，“严格的家长”就会沦为严酷的暴君。二是以严刑峻法严管，将“赏罚分明”的法治意识植入新加坡人内心，规范其外在行为。高调的意识形态需要用低调的实用理性来定型。李光耀是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才生，1969年成为伦敦内殿法学协会名誉主管委员。他致力于新加坡的法治建设，重在讲求实际。他透过“法律先于秩序”的“形式”，看到了“秩序先于法律”的“现实”，用实用而理性的法治理念，把新加坡人规范在社会礼规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比如，从国情出发，而不拘泥于传统，果断废除在新加坡行不通的陪审制度，坚决保留鞭刑等做法；贵在“轻刑重罚”（《商君书.靳令》），给守法者以最大的保护和给罪犯以严厉的法律惩罚。具体表现在立法严明严密、执法严实严正、惩罚严厉严峻，可谓是立法滴水不漏、执法无回旋余地、受罚者下不为例。据悉，在新加坡街头最常见的是各种禁示牌，但很少看到警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到1991年，新加坡共制定各种法律383种。立法数量之多，法律调整范围之广，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新加坡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高度空前。
　　（二）新加坡治社推行“东西结合”。面对1959年新加坡民族成份极其复杂、经济极其落后、资源极其匮乏、社会极其混乱的实际，李光耀等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带领人民不仅走出绝望的深渊，进入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时代，还创造了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水平的奇迹，不仅提高了国民素质，而且发展成富裕的“花园城市”国家。这与新加坡治理社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儒家实用理性政治思维是密不开分的，在治国上遵循“礼法合治”的理念不动摇，而在社会治理上既保留了西方传统的文化色彩，又借鉴了东方先进的文化理念。一是古为今用。李光耀说：“国家的成功不光要靠政府的能力，还要靠人民的良好品质。我们对青年一代要灌输东方价值观，使他们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发扬儒家倡导的刻苦耐劳精神，新加坡一定能继续取得成功。”如在个人与家庭层面，以儒家的“孝”构建家庭伦理，把儒家“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孝道思想放到国家兴盛和现代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去理解和改造，认为家庭是民族生存繁衍的重要基础、文化传承的有效机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具有教化功能、宗教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注重弘扬儒家文化，强化家庭功能，认为家庭为根，有牢固、快乐和健康的家庭，才能夯实和谐社会的细胞，社会才能和谐。又如在社会治理上，以国民教育为抓手，大力营造“重君子轻小人”的社会风气，20世纪80年代为中学生组织编写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儒家伦理》教材，当代新儒家余英时、杜维明对该书的编写给予了详明的指导，教材中专门有《君子的含义》一文，从小教育崇尚君子，鄙视小人。二是洋为我用。新加坡地处战略要地马六甲的咽喉部位，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殖民地历史、多民族文化背景，自然而然成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汇处，特别是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使得新加坡西方文化盛行。新加坡个人言论自由、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体现了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秉持儒家“对世界所采取的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李光耀抓住了“变是生活的本质”这个定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应势而治、顺势而为，在强调党国家一体，奉行精英治国、威权主义和家长制的同时，在国体、政体的形式上选择了威斯特敏斯特体制，实行“一党独大多党并存”而不是一党制，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竞争执政，引进应用西方现代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理念和方法提升人民行动党执政能力和水平。比如选人机制。三是“东西结合”。领导理念、体制和管理上的“东西结合”，是新加坡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比如，将儒家注重的以德治国和现代西方强调的依法治国有效结合，对道德的要求并未止于说教，而是建立在司法严明的基础之上。又如，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儒家“个人伦理”思想，成功地将它与现代公共治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也体现了东方和西方的交融。正是不因循守旧、不全盘西化，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由和秩序良好结合的和谐社会。难怪有人评价说：西方人看新加坡，这是个东方社会；东方人看新加坡，它又是个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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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加坡治人坚持“义利相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习近平总书记常言“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人”虽为中智，却至关重要，是第一位的，无论任何“治法”，最终都是通过人来贯彻和落实。新加坡把“治人”摆在重要位置，以诚实看待问题的态度制定各项“治人”方略，在人的稳定和激励上体现了“义利相融”的人性化管理精神。一是正确对待好利恶害的人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都反映了儒家正视民利的思想，认为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生存生活之必须。基于这一思想的认同，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治人方面做出了很多人性关怀。如“居者有其屋”，民众刚参加工作月薪500元即可购买一套组屋，成为“有恒产”一族。又如尊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客观事实，实行“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又直面“人性恶”，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防范民众不顾廉耻的唯利是图。比如设置独立而严格的反腐败机构和相关制度，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二是提倡重义轻利的“君子”作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义与利为人之所两有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等论述，表明了儒家“人性相近，可教化向善”的思想，提倡“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以义制利”。认同和继承这些思想，人民行动党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价值取向和本质属性，将“小人”属性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相结合，诚实看待人性，立足于“经济人”力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着眼于“社会人”强调修身、正己，“贤能执政”，“君子为上”。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坚持“正己而治人”（宋.曾巩《思政堂记》），用一辈子的从政生涯为君子风范立标树杆，身体力行创设廉洁榜样。李光耀从1959年至1990年一直担任总理，之后一直担任内阁资政。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或有人攻击过他作风专断、言过其实，或有人攻击过他对待反对派不择手段，但几乎没有人攻击过他贪污腐败。三是针砭“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的小人行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孟子.离娄下》）。通过国民教育和社会氛围熏陶，使得“反对在行使对家庭和朋友义务中的假公济私的小人行径”、“反对采用假公济私的方式关照家庭和朋友”、“反对任人唯亲”等儒家价值观深入人心、形成共识。在对待小人行径上的全民声讨、政府严管、法律严惩，让小人行为的廉耻之心极强，小人作为一经曝光将无地自容、难以立足。但凡被查办的贪污腐败分子都身败名裂、亲人蒙羞、家境潦倒。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涉嫌贪污被贪污调查局调查，为挽回面子而自杀，宁可了解生命，也不愿意面对耻辱，遭受社会唾弃。郑死后，其妻儿面对媒体和国民的压力巨大，痛苦不堪，不久迁离新加坡，且再也没有回去过。四是鼓励对利“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人民行动党执政坚持“物有所值”、“才有所值”，“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在“治人”上采取“义利相融”而非“唯法而治”，不仅从意识形态上构建国家共同价值观，使国民在思想上“忠于”国家；而且在物质层面上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中央公积金计划等，使国民在利益上“离不开”国家；还鼓励民众通过“取之有道”创造更多的资产财富，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更紧密融合，加强社会的稳定。
　　（四）新加坡治吏实施“贤廉同济”。选贤任能历来是儒家倡导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内在地凝聚了儒家思想的精华。新加坡推崇儒家“为政在人”“贤能执政”“廉洁从政”的思想。
　　一是尊贤重才：惟在得人，精英治国。孔子主张“举贤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主张尊贤任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任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荀子主张“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尚贤使能，无能不官”（《荀子.王制》），“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荀子.王霸》）。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吴作栋打比喻说，由一头狮子带领的一队绵羊，要比由一头绵羊带领的一队狮子来得强。人民行动党认为，人民也没什么不同，关键看什么人领导；政府能力决定管治水平，政治领袖素质决定当地经济表现、社会发展，有好领导才会有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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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思贤若渴：德才兼考，选人严格。以何种标准和方式求得人才，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儒家坚持贤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朱熹.孟子集注》卷3）。人民行动党建立了“坚强的意志、忠于国家的献身精神、正直诚实的品格、临危不乱的品质、为民服务的责任感”作为选才标准，制定“智商测试和情商测试并重，经验测试与科学测试相济”的选才“七道”程序。其中，正直诚实是李光耀最为看重的，也是受“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的影响。
　　三是任人惟贤：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按照儒家“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荀子.王霸》），“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的广罗人才、各尽其才思想，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法律和机会面前的人人平等，受到公平良好的教育训练，使各尽其能；同时，通过唯才是举的遴选制度将最有能力的人安排到社会的最高层，委以重任。此外，人民行动党遵循儒家“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思想，采用主动“猎人”、经验识人、科学选人的办法广泛网罗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特别是政治人才充实党员队伍，以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对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人民行动党特别强调基层组织工作履历和为选民服务经验，这与“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观点一致。
　　四是退位让贤：天下为公，握发吐哺。传说倡导“天下为公”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实行选贤授能的民主制度，儒家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广为推崇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优秀传统。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继承了“天下为公”“退位让贤”的做法，视新加坡为“生命中最珍视的价值”和“生命的全部”，未雨绸缪权力的更替机制，老一代提早物色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才群体，任期未满提前退位让贤，实现执政党的自我更新。建立新一代领导班子自行推举领袖而不是前任指定的制度，确保执政权力在温和谦让的君子之风完成交替，维系政局稳定。李光耀、吴作栋等人民行动党领导人通过退位让贤、选贤与能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的做法，被世人称赞为“举世无双的一项非凡做法”和“极不可思议的领导风度”。
　　五是廉明聚贤。“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杂下》），“廉为官宝”，“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官员的腐败，损毁政府形象，污浊社会风气，影响政权安危。从西周开始，我国各个朝代都有一套考核官吏政绩及其清廉的标准。儒家认为对为官者廉政道德教化的同时，还要制度约束，提出了六条考量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新加坡治吏倡廉，首先以德倡廉。提倡儒家“忠于国与耻于贪”道德教育，塑造“崇尚忠而耻于贪”的社会公德；倡导君子诚实正直作风，强调君子执政，鲜明“置个人利益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的评判标准；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净化环境，建设“当领袖的人不能自私自利或以自我为中心，党员必须怀抱利他主义、为同胞做事气概”的廉洁文化；反腐从高层做起，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创设廉洁榜样，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务实、清廉和节俭作风。这些都是儒家德政思想“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忠信正直思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荀子.不苟》）；以上正下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新加坡的具体展开。其次高薪养廉。新加坡以诚实的态度看待人性、时代变化、政治事业和收入差距，抱持“政治既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是养家糊口的职业”、“要机会平等，不要结果绝对平等”、“能力和报酬之间并没有抽象的公平关系”、“便宜没有好政府”等观点，坚持高薪是吸纳贤才和防止贪污的必要手段，采取市场做法，依据供求关系和收益确定薪金，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最后严法保廉。建立严密的制度规定预防腐败，通过“一增五减”（增加权力之间摩擦，减少权力运作黑幕、运行环节、自行处理、涉足范围、势力关系网）减少腐败机会，通过密不容针的日常监管、详尽规定的堵塞漏洞、民选总统制衡权力使得不能腐败。建立严明的“取缔贪污的法律”法律、铁腕执法的“反贪部门”，严厉执法，铁扫反贪，轻罪重罚，使得不敢贪。这是由于这些做法，让人看得见现在、可预见未来，聚集了大批人才进入新加坡政府为国效力、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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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加坡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华人社会，有很多共同之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理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该书反映和总结的一些经验模式，对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治国理政、为民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的生命根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行动党始终强调选民的重要性，认为人民群众是行动党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的根源，以“民有（居者有其屋、中央公积金制度<保障保健、购房、养老>）”为基础，坚持为民执政。注重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政治就是影响人民生活的事务，影响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小也是大事，是真正的政治；无关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大也是小事，是虚假的政治”的理念，处处为民着想，民生优先。注重干群互动，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国会议员、政府内阁成员都有自己的接见选民日，每周一次，每周固定一个晚上在社区接见民众、为民解忧；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挨家挨户遍访本选区的选民；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建有一个基层支部收集民意、密切与选民关系、团结党的拥护者。有资料显示，议员每年有50多个选民接待日，有些议员一年接访民众5万多人，协助他们争取的合法利益。相比之下，我们现时期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设计和行动力较为薄弱，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有关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专项教育活动的要求加快改进、提高。比如，在领导干部接访工作中，立足点和出发点要定位于维护群众利益、为民办事上，精准对焦人民群众反映的具体诉求加以解决。
　　（二）适度竞争是保持政治开明的有效途径。一党优势下多党并存的政党竞争机制，选区直选议员为主、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为辅的派别竞合机制，政府总理内阁主导下国会“影子内阁（人民行动论坛）”质疑的政见争辩机制，维持了适度竞争，提供了有效的监督和不同的意见，为推动政治开明民主和政党廉洁自律开发了源动力。这为我们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政治协商、发动民众参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公开透明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要前提。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高效的政府，能够成功治理腐败，前提是建立健全并全面公开政府的意识导向、政治文化、从政规矩、办事制度程序等，在全民面前完全透明，公开运作，全面加强监督，彻底消灭潜规则和台下交易、黑箱操作，从根本上做到了：取缔了腐败的土壤，没有容忍贪腐的社会环境和公众观念；取缔了腐败的条件，没有可以贪腐的机会和条件；取缔了腐败的意愿，没有贪腐的必要和胆量。这为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透明政府、阳光执政”的思路。
　　（四）依法治言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必然要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在舆论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严控新闻媒体，强调媒体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实行“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媒体管理模式，要求媒体对事实负责、对国家政局负责、对民族和宗教和谐负责。相比之下，当前我们有些媒体为了提高卖点，吸引观众眼球，以增加单位、个人利益，出现报道负面化、低俗化、私欲化的严重倾向，突破纪律底线和职业操守的虚假新闻、失实报道、逐利报道之风盛行，对群众价值观、社会风气、社会稳定等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更不利于引导人、教育人。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职责和使命，并要求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加坡“依法治言”经验为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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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治国理政成败的关键因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的精神风尚和发展方向的灵魂，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兴旺的决定性因素。新加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注重弘扬儒家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倡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培植“共同价值观”，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略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努力目标。面对我们现时期思想多元、人心浮躁、诚信失范、道德缺失的社会现状，继承和发扬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思想指南、精神动力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作用，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作用。
　　温故而知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重温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得知“新加坡为什么能”的精要，同时也结合新加坡经验反证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为我们深化执政理念、方式、方法改革提供新养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近现代世界政党发展历史大格局中研究新加坡经验，认真总结比较新加坡与其他各国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归纳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体重要组成的客观规律，可以对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深入研究新加坡政党制度模式，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学习之道”、“革新之法”、“执政之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以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探究我们在完善政治伦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诚信社会、惩治官员腐败、提升公民道德和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得失成败，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实际，推动执政理念、执政思想和执政策略革故鼎新，在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中紧贴民心、紧随潮流，妥善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实现德治、法治、人治相兼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