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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教师应具备哪些课程智慧？ [打印本页]

作者: lspjy 时间: 2008-4-7 13:50
标题: 教师应具备哪些课程智慧？
　　　第一章：教师应具备哪些课程智慧？

　　“新课程”有一个关键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课程资源”。相关的说法是：“教师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
　　中国的教师一直被称为“教学工作者”，这是对的。但是，一个优秀的“教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出色的“课程工作者”。所谓“课程工作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教材”的人，他首先是一个“调整教材”、“补充教材”或“重新开发教材”的人。优秀的教师总是在调整、补充或开发教材，或者说，优秀的教师一直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可能显示为“补充教材”，这是比较温和的形态；也可能显示为“更新教材”，这是比较激烈的形态；还可能显示为“校本课程开发”，这是比较最充分的形态。

第一节“吃透”教材
　　在变革教育传统的过程中，总会提交一些教育隐喻或教育口号。“新课程”有一个流行的课程口号：“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这个口号是有意义的，但也容易误解。有些教师以为新课程不重视教材，可以随意调整、更换教材。这实在是误解。
　　一、解释：先吃透教材，再超越教材
　　在教学之前，教师和他的学生往往会获得一份正式出版的课本（或称之为“教材”、“教科书”）。传统意义的上课，主要是指“学课本”；传统意义的考试，主要是考课本上的知识。
　　但是，课本不过是围绕某些知识提供相关的“例子”或“案例”。“课文不过是一些例子”。在解释某个知识点的时候，教师可以提供这个例子，也可以提供另外的例子。没有必要把课本神化，把课本视为“钦定的文件”。
　　缺乏经验的老师往往会死守课本，经验丰富的老师往往会超越课本。
　　坏的教师各有各的坏，但好的教师总是有相同的好。好的教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好：这样的老师绝不会“照本宣科”。
　　如果老师打算不让自己成为“照本宣科”的坏老师，就不得不做一件事情：调整、补充或重新开发教材。
　　调整教材是教师的权利，教师可以调整教材。不过，任何一份正式发行的教材往往经过了大量的设计和开发，这些教材可能遗留了一些缺憾，但总归有一些可取的优势。教师在调整和改换教材时，首先需要充分“吃透”、“利用”这些教材。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照本宣科的张老师；二是“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的魏老师；三是武昌小学徐莉老师对“调整教材”的建议。

案例1：“照本宣科”的张老师[1]

　　张老师教初中历史。自从原来的易老师离开学校后，这个班的历史课就由张老师兼任。
　　学生曾经最喜欢上历史课，其实他们是喜欢易老师。易老师虽然是教历史的老师，但他几乎把这门课改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把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安插到历史这门课程中。
　　自从易老师离开学校后，这个班的学生开始恐惧上历史课，说白了，他们是恐惧张老师给他们上历史课。
　　张老师上课只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换眼镜。
　　张老师有两副眼镜。一副眼镜是近视镜；一副眼镜是老花镜。他读课本的时候，就戴近视镜。他一旦戴上了近视镜，就像黄牛喝水一般只管喝水，不轻易抬头；有时学生在教室里不听他上课，吵闹得太厉害了，他就换上他的老花镜，抬头看着学生，大吼一句：闭嘴，吵什么吵。

案例2：“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的魏老师[2]

　　魏老师是学校新来的大学生。他是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其他老师要么是专科文凭；要么是中师文凭，还有几位老师是学校临时聘请的代课教师。
为了迎接魏老师的到来，校长亲自去魏老师毕业的学校去接他。
　　开学后，全校老师都来听魏老师上课。魏老师的语文课令老师们大开眼界：他根本不讲课文，不知从哪里选了一篇文章把原来的课文替换下来。
校长支持魏老师的做法。校长说，魏老师的教学代表了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就是：“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魏老师也解释：“现在不是考教材，而是考课程标准”，所以，没有必要拘泥于课本，教师应该开发自己的教材。
　　学校老师们有些不服气，按照他们的经验，往年的考试虽然不完全考教材上的知识点，但教材上的知识点总是重要的，怎么会忽然改变，变得与教材没有关系了呢？
　　几个月后，有学生家长来找校长投诉，抱怨魏老师不讲课本，从课外随便找一些文章对付教学，那样太随意了，是不负责任的。校长虽然安抚家长说：“老师有权利调整教材”，但家长的投诉让校长开始对魏老师的教学办法也将信将疑。
　　期末考试到了，考试结束后，老师们开始评阅试卷。评阅的结果是，魏老师班上的语文成绩最差。

案例3：徐莉老师谈“调整教材”[3]

　　教师可以调整教材顺序，不一定要严格按照教材的顺序教学。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某些教学单元提前，或者推迟。
　　但是，打乱教学单元之后，期中考试可能会出问题；整个学校一般有一个统一的进度，期中考试是按照这个进度设计考试试卷的。
　　一般学校是允许调整教材的，但是，大单元的调整必须与学校管理者沟通；让他们了解各个教师的教学进度，便于他们管理。
　　教师调整教材时必须克服随意性。调整的标准是学生的需要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只要做到了这两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教师可以与教科书平等对话，学生也可以与教科书平等对话，提出不同的观点，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些约定俗成的结论还是需要尊重的。
　　学科不同，操作也不一样。比如美术老师就可以比较方便地调整教材。他们可以问学生：你们喜欢哪一课，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学生知道这个星期将学习什么主题，他们可以提前做准备，便于他们带相关的学具。数学的逻辑性较强，更多地只是补充而不是大的变动。
　　在调整教材时，教师可以参考不同版本的教师。比如不同版本的教材示例不一样，教师从不同版本的教材那里寻找感觉更好的示例。教师也可以从不同版本那里寻找相关主题的文本。如果只跟课本对话，就可能误读；阅读不同版本的教材有一个好处：不再把教材神圣化，直接面对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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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份案例由熊焰老师提供。谨此致谢。
[2] 这份案例由向英老师提供。谨此致谢。
[3] 根据徐老师的谈话整理。感谢徐老师让我们分享她的课程智慧。

三、讨论：怎样充分“利用”教材？
　　公开发行的教材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专业智慧和实践经验。有些教材可能隐藏了一些错误或缺憾，但很少有教材会败坏到“一文不值”的程度。教师可以补充或开发新的教材，但补充和开发新教材的前提是尽可能“吃透”并“利用”现有的教材。
　　“吃透”意味着教师对教材“了如指掌”，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教材一旦被教师“吃透”，至少意味着这份教材在教师的心中已经“明朗透亮”，而不是“一团漆黑”。对于有些教师而言，他们“吃透”之后，甚至可以“背诵”教材。没有必要建议每个教师都能够背诵教材，但教师应该对教材有基本的了解和熟悉。
　　“吃透”教材之后，教师可以“利用”教材。
　　“利用”教材可以显示为“调整”教材。即保持教材的总量不变，只是变换教材中各个教学单元的顺序。只要不至于引起学校管理上的混乱，教师是可以调整教材的。
　　“利用”教材也可以显示为“整合”教材。整合不只是调整教材的顺序，而且将教材是各个知识点综合起来，使各个知识点之间相互照应，融合为新的主题。
　　“利用”教材可以显示为“解读”或“解构”教材。即教师引导学生尽量解释和发掘教材背后的意义，或者以怀疑、批判的方式使原有的教材显露另外的意义。

第二节“补充”教材

　　若教师发现有教材比较单薄，或者，教师发现在现有的“课本”之外，还有相关的有意义的材料，教师就可以将相关的教材引入课堂，使现有的“课本”与课外的材料相互补充。
　　一、解释：以“加法”的态度对待教材

　　补充教材实际上是以“加法”的态度对待教材。它并不改变教材的原有内容，只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增加相关的教材。这种只“增加”不“减损”的处理教材的态度显得比较保守，也因此而比较平稳、安全。虽然“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不是考教材，而是考课程标准”等观念在中国教育界已经提倡多年，但“教教材”、“考教材”的传统很难说就已经完全消失。

　　这样看来，“补充教材”的方式既能够保证教师不至于“照本宣科”，又能够让教师减少考试的焦虑。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窦桂梅老师的“游园不值”的教学录像；二是干国祥老师的“互文性文本”；三是武汉外国语学校何文浩老师的“不按教材顺序讲”。

案例1：影视资源：“游园不值”

　　这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窦桂梅老师主讲的一节语文课《游园不值》。窦老师围绕《游园不值》这首诗，寻找和选择了相关的课程资源。从这节课的前半段来看，窦老师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补充了相关的资源：
　　1.与“游园不值”相关的“主题阅读”。窦老师围绕“游园不值”这首诗，提供了相关的主题材料，并引入了钱钟书的评论。
　　2.窦老师教给了学生朗读诗歌的简单而有意义的节奏和音调。这种节奏和音调对于原有教材来说，是一种增加和补充。
　　3.在朗读“游园不值”这首诗时，窦老师启用了背景音乐。究竟应该选择何种音乐作为这首诗的背景音乐，这是经过了考虑和挑选的。
　　4.在引导学生朗读“游园不值”这首诗时，窦老师的手势比较丰富而且有专业水准，看来是经过训练的。
　　5.黑板上的“游园不值”的板书。现代教育技术来势汹汹地挑战传统教学工具，这种挑战使不少教师顺从地用PPT、录像等“新教育技术”取代了教师的手工板书。但是，教师的手工板书还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把书本上的文本转移到了黑板，而是在转移的书写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了思考和审美的时间和空间。

案例2：“斑羚飞渡”的“互文性文本”

一、课文：斑羚飞渡
　　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座山峰，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其实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6米左右，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斑羚虽有肌腱发达的4条长腿，极善跳跃，是食草类动物中的跳远冠军，但就像人跳远有极限一样，在同一水平线上，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能跳出5米远的成绩，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羚只能跳4米左右，而能一跳跳过6米宽的山涧的超级斑羚还没有生出来呢。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测准距离，还是故意要逞能，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6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山峰还有1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姑妄称它为镰刀头羊。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抬头仰望雨后湛蓝的苍穹，悲哀地咩了数声，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斑羚群又骚动起来。这时被雨洗得一尘不染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彩虹，一头连着伤心崖，另一头飞越山涧，连着对面那座山峰，就像突然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斑羚们凝望着彩虹，有一头灰黑色的母斑羚举步向彩虹走去，神情飘渺，似乎已进入了某种幻觉状态。也许，它们确实因为神经高度紧张而误以为那道虚幻的彩虹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桥，可以通向生的彼岸。
　　灰黑色母斑羚的身体已经笼罩在彩虹眩目的斑谰光谱里，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一声吼叫，这叫声与我平常听到的羊叫迥然不同，没有柔和的颤音，没有甜腻的媚态，也没有绝望的叹息，音调虽然也保持了羊一贯的平和，但沉郁有力，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母斑羚如梦初醒，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整个斑羚群迅速分成两拨，老年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在老年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强力壮的中年斑羚，有刚刚踏进成年行列的大斑羚，也有稚气未脱的小斑羚。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少10来只。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却了。有10来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归进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倒腾，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只公斑羚来。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的斑羚应声走了出来。一老一少走到伤心崖，后退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了起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扬蹄快速助跑，半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在半大斑羚后面，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这一老一少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半大斑羚角度稍偏高些，老斑羚角度稍偏低些，等于是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我吃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这只半大斑羚和这只老斑羚除非插上翅膀，否则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突然，一个我做梦都无法想象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降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蹄睛。老斑羚的跳跃能力显然要比半大斑羚略胜一筹，当它的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蹄下时，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最高点，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半大斑羚的4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就恰　似那享受一块跳板一样，它在空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的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就像燃料已输送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飞船，不，比火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的鸟笔直坠落下去。这半大斑羚的第二次跳跃力度虽然远不如第一次，高度也只有地面跳跃的一半，但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路程了。瞬间，只见半大斑羚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兴奋地咩叫一声，钻到磐石后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在山涧上空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个别比较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死亡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为自己调换位置。
　　伤心崖上最后只剩下那只成功地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这群斑羚不是偶然，恰恰是奇数，镰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飞渡它。但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我没有想到，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键时刻，斑羚竟然能想出牺牲一半挽救一半的办法来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我更没想到，老斑羚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它们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通一条生存的道路，从而铸就生命的辉煌。

二、互文性文本[1]
　　干国祥老师在和学生讨论《斑羚飞渡》这篇课文时，提供了三个相关主题的“互文性文本”：
　　1.人类的“弃老”传统
　　日本有一抛弃老人的传统。以前日本一些贫瘠的山村中，为了节约有限的口粮，60岁以上的老人，要被儿子背到深山里，放在那里让他自生自灭饿死，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姥捨て”。
最近，在我国武当山周边发现了大量掩藏于灌木草从中可容一人大小的窑洞它们是占时用来寄放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的，称为“寄死窑”一些关于寄死窑的传说，在这里家喻户晓据说，进窑的老人，家里只送三天饭就不管了。
　　2.《泰坦尼克号》电影片段
　　泰坦尼克号渐渐下沉，船员们忙着组织妇孺登上小艇逃命，甲板上上演着一出出丈夫与妻子、儿女与父亲水别的惨剧恋爱中的杰克和露丝也在甲板上，露丝不愿抛下杰克一个人逃命．她的未婚夫卡尔找到他们，劝说露丝逃命，他撒谎说已经定好了逃命的小船，杰克也可以上船露丝信以为真，登上小艇徐徐下降。
　　而在小艇下降前的片刻，泰坦尼克号的主人艾斯梅偷偷地溜上了船逃命。组织逃命的船员迈达特看到了这一幕，十分震惊，但仍然不动声色地指挥小艇下降……
　　悲怆的泰坦尼克号的主题音乐响起，人声消失，徐徐下降的露丝和其他获得生命的人们望着镇静地指挥着这一切的迈达特和混乱的人群……
　　3. 克拉玛依大火
　　1994年12月8 日，新疆克拉玛依，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孩子们及他们的老师在一个大礼堂里开会。不幸发生火灾，结果烧死的是孩子和深爱孩子的老师。各级领导捷足先登，全部脱险。……在紧要关头，有人大叫一声“让领导同志先走”，而这此领导问志还真的先走了，不知这些苟活到今大的人如果看了《泰坦尼克号》会作何感想……
　　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名老师。

案例3：“不按教材顺序讲”的何文浩老师[2]

　　何文浩老师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物理教师。有关何文浩的传奇有三:第一，课外不留作业；第二，他所教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都是重点大学；第三，用人有术，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玉。1996年，班里1/3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学生们习惯称特级教师何文浩为“何特”。
　　何文浩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在宜昌兴山农村中学教书20年。农村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他自己编写，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每晚在油灯下刻苦。没有教具自己做，如起电机、避雷针等。后来有了教材，何文浩背书，高中三册书他熟知第几章有几节内容，具体内容在第几页。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在第二册课本第50页，同一内容在必修教材的第251页”。根据记忆中的题型，何文浩每天出一份试卷当堂做当堂批改，他说：“这等于做作业。课堂上已经掌握的知识没必要搬回家做重复劳动。农村孩子家务负担重，回家后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我要他们课堂上搞懂知识，搞不懂回家赶作业是骗我。我不要他们作假。”
　　何文浩在吃透了教材后，他不按教材顺序讲。他说每章每节互相渗透，他只讲他提炼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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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国祥：《斑羚飞渡》，《人民教育》2004年13-14期。
[2] 佚名：《高考生不留作业成吗？》，《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21日。限于篇幅，编者对原文做了删减。

三、讨论：怎样给学生提供“拓展阅读”材料？

　　“补充”教材实际上就是教师围绕某个教学主题给学生提供“拓展阅读”材料。
　　窦桂梅老师在引导学生欣赏《游园不值》时，她提供了与这个“主题教学”相关的诗歌和背景音乐；干国祥老师在引导学生理解《斑羚飞渡》时，给学生提供了三份“互文性文本”；何文浩老师根据记忆中的题型“每天出一份试卷”并当堂做当堂批改，这些案例的主要魅力在于：他们为学生提供了“拓展阅读”的材料。对于这些教师来说，在进入课堂之前，在正式的教学之前，他们的课已经成功了一半。
　　教师、学生和教材三者构成了教学的关键要素。若某个教师在上课之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并围绕某个教学主题给学生提供相关的材料。这样的课就具备了“成功了一半”的可能。

第三节“更新”教材

　　如果教师发现现有的教材绝大部分内容都比较过时、落后或者不适合学生学习，那么，教师就可以考虑用另外的教材替换现有的教材。在传统的教材制度背景中，更新、更换教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当市场上出现多种版本的教材和相关的课程资源之后，这种更新、更换教材已经不是新闻。
　　一、解释：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更新教材”也可以视为“补充教材”的形式。它意味着教师用新的教材替换所有或绝大部分教材的内容。而“补充教材”虽然也更新了教材，但它以维护原有的教材为前提。
　　“更新教材”是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没有必要期待所有的教师都有更新、更换教材的能力。教材的开发与编写需要专业的素养和额外的时间。一般教师缺乏专业的训练，也缺乏额外的时间。
　　但是，总有一些教师，他们凭借他们自己的宽阔的阅读和丰富的经历，大量地提供补充材料。只要这些教材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意义的，那么，这些教材是可以进入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二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黄玉峰老师对教材的“反叛”；三是北京大学附中张思明老师的“数学建模”。从这三份案例中可以看出，语文课程领域比较容易“更新”，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比较难以更新或更换。

案例1：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17]

　　王泽钊，山东青岛市一位有着18年教龄的高中语文教师。
　　令王泽钊屡屡撞南墙的起因是：从18年前成为教师的那天起，王泽钊就嫌语文统编教材“课文没几篇有人文价值的”，而有的“简直就是在说谎！”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从最原始的刻钢板油印，历经后来的胶印，到如今“鸟枪换炮”，他自编的这套150万字的高中语文教材已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他教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很多学生视他为“最难忘的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甚至有学生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但他从教18年换了4所公办学校，在最后一所公办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因得票太低险些下岗，最后被领导“出于保护”降格使用。
　　王泽钊却不领情，毅然辞去了公职。目前在私立学校兼职的王泽钊说，他的理想是办一所“让学生永远怀念的学校”，这所学校可以没有游泳池，却一定要有最好的图书馆——“不是说游泳池不重要，而是很多学校只是把它当个摆设，从来不用。”
　　王泽钊的这套教材出版者最初命名为《新语文——决胜高考》。王泽钊很不满意，要求把“决胜高考”4个字给去掉：“决胜高考，太狭隘了！”他反对把高考当做学习的惟一目标，认为“高考不过是雕虫小技”。
　　王泽钊的《新语文》拿在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打开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海明威、罗素、加缪、卡夫卡等现代中外文学大家也都一一在座，许多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也都能从中找到，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小波的《智慧与国学》、梁小斌的《中国，我把你的钥匙丢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雨夜》等等。此外，还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还有崔健的摇滚歌词《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因为学生喜欢”。
　　王泽钊说：“有报道说我是挑战现行教材，其实我没有挑战它的意思，我只是让它成为我的教材中的一部分。统编教材20多篇课文，很多学生拿到新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却要用一个学期来学，不是很可笑吗？”统一发下来的新课本到手后，他往往只选择他认为好的篇目让学生读，时间大约是三周，之后便束之高阁。
　　有人担心：功课最为繁重的高中学生要学150万字的《新语文》，会不会压力太大？王泽钊认为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学生认知水平低的基础上的，其实学生能量巨大，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他的兴趣。他的很多学生就在高三时读完了《庄子》、《史记》、《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
　　也有人对王泽钊的学生不读“书”(教材)却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感到不可思议。王泽钊感到这种想法很奇怪：“素质提高了，不可能分低呀！”他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非矛和盾的关系：“谁说分数高就是应试教育？我就是素质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邵夷贝这样写道：“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老师的班里学生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立功劳。我不是傻乎乎的只会唱赞歌，我是在高考作文拿了满分后才明白的，只有王老师的教学思路才能真正和高考语文有得一拼，而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受益者罢了。”
　　刘承智大学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他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在高三那年，他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直到今天，每看到一本好书，他还会打电话与王老师“分享”。
　　正在加拿大留学的侯晓红说：“我从未遇到像他这样的老师。其他老师讲课平淡，所讲的课本上都有，可不听他的又不行。而王老师完全不用课本，信手拈来，既幽默又有感染力。每天上完课，同学们都忍不住重复讲述老师讲课的内容，他讲课的内容甚至也成为我家餐桌上聊天的内容，以至于哪天我不讲连爸爸妈妈吃饭都不香。”
　　王泽钊在《新语文》的序言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用统编教材：因为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需要高品位的文章，需要有情趣的文章。他认为“寓教于乐”有三层含义：第一应使学生学到有价值的知识或受到美的熏陶；第二，要让学生多接触一些有趣的作品，有趣的作品当然吸引人；第三，多给学生介绍好玩的作品，好玩的作品可以说人人喜欢。
　　他的语文课远远超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模样，音乐、美学、艺术、摄影、时事、对人生的看法都可以在课堂上开讲。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也是形容他上课风格用得最多的词藻。
　　按王泽钊的理解，语文的工具性通过高中以前的学习已经足够了，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应注重情感性，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他在为学生选作品时，尤其注重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要让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才能热爱学习。”
　　在踏上教坛之初，王泽钊任教的学校只有一套铁笔、钢板，他自嘲自己“常常厚着脸皮霸着”。每每发现有短而精的作品，就等同事们都下了班，连夜刻写。进入90年代后，学校有了胶印机，条件有了好转，只是苦于“审批”不容易通过——印复习资料再多也很容易通过，印他和学生精选的文学作品则不太容易。学校领导说：“就你特别，人家都用上边发的教材，你为什么不用？”
　　因评语改革而闻名、被中央教科所授予“科研型校长”称号的曹潇泉老师，曾与王泽钊在一所私立学校共事。她说，在认识王泽钊之前，就听说他是个“怪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听了王泽钊的课后，她建议其他老师们都去听听——“太不一样了！”
　　曹潇泉老师说，王泽钊上课已经不是通常说的“老师是一桶水，给学生一杯水”的概念了，而是引导学生去寻找活水的源头。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爱学习和会学习，王泽钊都做到了。他最可贵的是这种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意识，值得学习和好好研究。不过，他认为，王泽钊编写的教材并不是每个语文老师都有能力驾驭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语文老师。

案例2：“语文教学的‘叛徒’”

　　黄玉峰老师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青年报》曾以《语文教学的“叛徒”》为题，对黄玉峰做过长篇报道。所谓“叛徒”，不过是说他大张旗鼓地调整教材、不同教材：[18]
　　他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
　　1.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他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了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自居了。
　　2.接着，他改进教法。黄玉峰认为教法其实就是学法。语文教学应以学生活动为主，把课堂还给学生。他大刀阔斧地改变阅读课的教学方法。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使学生一头沉入书海之中。辅之以适当点拨，从兴趣出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学习语文的良好氛围。学生读有所获、学有所得后，再上台谈体会、交流，如同开记者招待会。在这一氛围中学生热情高涨，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吮吸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他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真正的阅读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这个对话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
　　3.黄玉峰还非常重视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拓。他曾带领学生到浙东演绎文化苦旅，把课堂搬到了山上、水上、路上。他还请大学教授、学者担任评委，举办论文答辩会……拉近学生与古人、名人、伟人的距离，使他们对历史上的优秀诗文有了直接的、感性的认识。他认为：语文不能只讲语言文字，必须包容文史哲乃至科学艺术等等。离开这些内容，语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黄玉峰利用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文活动，既使语文的外延得以拓宽，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

案例3：张思明老师的“数学建模”[19]

　　北大附中数学特级教师张思明老师从1993年起开始进行“导学探索、自主解决”教学模式和中学数学建模的教学探索和实践。他在教学中特别注意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的学生中有6人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6,2002)中获奖，3人在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有130多人次在北京市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中获奖。
　　怎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喜爱数学，学好数学，这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张思明近30年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去美国考察的时候，“烤面包的程序设计”、“用虚拟现实的计算机技术让学生设计一辆自己认为最好的自行车”等几个案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兴高采烈，似乎不是在上课，而是在玩、在做游戏。教师在教学中并不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尽情地去创造。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真实的体验，在体验中去理解知识。
　　于是，一个名词在他的脑海中出现：“数学建模”。什么是数学建模？就是把一个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经过适当的刻画、加工，抽象表达成一个数学问题，进而选择合适的正确的数学方法来求解。它是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
　　张思明曾指导学生为住宅小区设计最佳邮政投递路线和保安巡逻路线。学生们花了很大工夫来做这个案例，他们几人一组，根据特长(画画、计算、分析、测量等)进行合理分工，然后在小区挨门挨户实地踏勘，收集、整理数据和信息，画出包括楼房位置、门洞朝向、道路情况的小区平面示意图，最后勾画出投递路线和巡逻路线。有的设计细到在每个门洞设感应装置，保安员巡逻到这里，就能从这个装置接到指令，知道下一步该向左或向右，获悉刚才有哪些可疑迹象。

附：尽我所能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访北大附中副校长、数学特级教师张思明[21]
　　张思明，北大附中数学特级教师，2004年全国模范教师。
　　他是一名高中教师，但他在介绍自己的教学成绩时，从不提学生的高考成绩多么出色或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中有6人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6、2002）中获奖，3人在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130多人次在北京市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中获奖”。
　　从1993年起，他开始进行“导学探索、自主解决”教学模式和中学数学建模的教学探索和实践。对于他的教学，外界给予的最多评价是“激发学生自主性、创造性”。
　　中国教师报：沈阳七中的教学方式虽然可以带来好的成绩，但是对孩子的终身发展可能会造成伤害，您认为老师应该在二者之间做怎样的选择？
　　张思明：每个学生都是有个性的个体，而现在的教育方法基本上是用一个模式来培养所有的孩子，忽视了个性，考试不行的孩子一下就被否定了。作为老师，应该尽量把应试和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结合起来。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师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教育是为学生一辈子的发展负责任，而不仅仅是考上高级学校这个瞬间。所以教师需要做的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和学生一辈子的发展结合起来。
　　中国教师报：应试的高分和学生的长远发展好像是对立的，您认为这二者能否结合，怎样结合？
　　张思明：原来我也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后来才发现它们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学生的在校学习是老师先教后学，学生的终身发展是只学不教或者是先学后教。这二者是可以结合的。
比如说，我不允许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老师这道题怎么做？我要求学生在问问题之前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哪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就是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在表述想法的过程中忽然说：噢，我明白了。他在表述的过程中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就把问题弄清楚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既没有耽误应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考试成绩都是衡量一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评价学生不能只简单地把学生成绩排名或者是只看分数。在评价学生的成绩时，可以把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结合起来。例如，某学生数学期中考试成绩是80分，期末考试成绩是70分。教师不能据此简单判定他退步了，因为很有可能是题目的难度增加了，学生非但没有退步，还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一点点进步，而表面的绝对分数却掩盖了这些事实。所以，我只公布学生的相对分数(Z分数)和年级该科考试的均值和方差，再把成绩分布的基本原理(如正态分布、抽样分布估计等)告诉学生，教他们根据所给的Z分数算出自己在年级中的相对水平和进、退步幅度，告诉他们成绩自我管理的知识和策略。例如，某学生的数学相对分数是+3，而英语分数是-1，那么他的整体分数仍然是+2。这种以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知识为基础的学习管理与评价办法，不仅能使学生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考试成绩，还能使原来基础较差的学生因相对进步大而受到鼓励，使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必为正常的波动而焦虑。
　　我认为，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应试，但是我们在作教育的时候想得远一点，做得大气一点，可以尽量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我们会发现，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怎样学习，能力得到了发展，我相信在应试时这些都会表现出正向效应。
　　中国教师报：您说教育要为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那您认为高考对学生来讲意味着什么？
　　张思明：我也真心希望学生能够成为高考的成功者，但我同时要告诉学生，成功者不一定都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好大学与好工作、好前途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这种例子太多了。高考状元又能怎样？状元只能代表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并把它很好地表现出来，代表不了将来。
　　我们班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高考时发高烧，考了一个几乎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成绩，最后被山西的一所普通大学录取。当时他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学，因为班里很多人都考上了重点甚至是名牌大学。但他的学习能力在大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考取了哈工大的硕士，工作后也非常出色。这些当然是那位同学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他在大学里以及后来表现出来的潜力，也正是我所追求的：他在北大附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2003年，我带高三，正好赶上非典，两个月不能上课，我们班出了北京市高考状元。当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追求的也不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正是北大附中的这种环境造就了这批只学不教就能够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优势在没有老师上课的情况下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教师报：很多老师认为，如果评价标准不改革，就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您同意吗？
　　张思明：考试肯定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高考题也越来越注重能力。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一种考试的异化力量，就是把考试改革的东西都异化为应试的一种操作。比如说托福、GRE考试，在中国都变成一种可用高强度训练来取得高分的考试。所以我认为，教师要纠正两种错误的想法：第一，只有评价改了我才能改；第二，以高考为主的评价体系肯定会改得特别理想。中国的教育非常复杂，层次太多，对于高考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中国教师报：有人说，老师也是“七中现象”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对吗？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张思明：类似沈阳七中的学校在全国普遍存在着，这些学校的老师们非常认真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觉得自己应该为学生负责，应该对学生家长负责。中国自古以来就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认为对孩子严格要求是为他们的将来负责，也许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肯定会理解的。不只是老师这样想，家长、校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这样想，上级领导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下达各种升学指标。而且，很多时候，高考的压力不只来自教育内部，还来自社会。比如说在西部，一个家庭能考出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就脱贫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考大学就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压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是受害者。
　　但是，反过来说，难道老师就完全无能为力吗？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争”，或者说做一些变通，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些训练？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至少也可以做到不给学校排名次，这样学校在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可以不再承受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
　　还是那句话：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

三、讨论：“做正确的事情”何以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
　　中国曾经出现多次教育改革（或教育实验），其中很多教育改革实际上只是“教学改革”，也就是“教学方法改革”。1979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大量的“教学实验”，其中很多实验也主要只是“教学实验”，比如“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尝试教学法”实验、“目标教学法”实验，等等。
　　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是重要的，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抵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遭遇一个障碍：原有的“教材”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教学方法，旧教材成为新教学方法的瓶颈。
　　于是，真实的“教学改革”总会引起“教材改革”以及相关的“课程改革”的渴望。或者说，有效的“教学改革”原本应该是“课程改革”，应该使教材和教学方法同时发生改变。否则，教师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一些微调，而不能使教育发生整体的转换。200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教育改革”称为“课程改革”、“新课程”，而不是单一的“教学改革”、“新教学”，这是有道理的。
　　从“教学改革”转向“教材”或“课程改革”，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对教师来说，以往的教育改革常常显示为“教学方法”的调整，却不知道真正应该调整的首先是教材。如果教材错了，教学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终归是一种微调，甚至会“助纣为虐”。也可以说，如果只改变教学方法而不改变教材，至多只有“正确地做事”的效应，而且很可能是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方法是对的，方向却错了。
　　教材改变意味着首先保证“做正确的事情”。显然，“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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