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真伪争论给我留下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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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真伪争论给我留下的谜团



马执斌





　　在曹操墓真伪争论中有一种说法：考古专业人士确认曹操墓是真的，质疑者都不是搞考古的。言外之意，质疑者是外行，不懂考古，没有分析考古材料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论证能力。



　　起初，笔者对这种说法并没有多想，既而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先生不就在质疑者之列吗？这个发现启发我进行逆向思考，检验一下考古专业人士在曹操墓真伪问题上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论证能力。结果，让我大开眼界。



　　2010年6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记者柳霞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阳考古队队长唐际根的文章《别让考古变秀场》。考古专业人士唐际根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曹操墓缘何引来强烈争论？唐说：“仔细分析起来，倒也正常。三国人物大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何况曹操？所以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披露，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是真的吗？’超乎寻常的强烈求证欲由此产生。”



　　唐队长的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我承认自己不懂考古，但我知道分期断代是考古的基础。《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魏纪—》文帝“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这段文字有两段小注：一段在“黄初元年”下，注曰：“魏受汉禅，推五德之运，以土继火。土色黄，故纪元曰黄初。是年十月受禅，方改元。”魏文帝改元之前，汉献帝曾于三月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另一段在“薨”下，注曰：“魏王操谥曰武。”据此可知，曹操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即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死后8个多月，魏受汉禅闹剧才上演。正是这场闹剧开启了三国时代。而曹操是地地道道的东汉人。唐队长怎么说曹操是“三国人物”呢？在采访中声称“科学精神的根本内容应该是‘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唐队长，怎么在曹操这位人物的分期断代上不实事求是，缺乏科学精神呢？这是唐队长给我留下的第一个谜团。



　　我在跟朋友聊天时候谈到这个谜团。朋友告诉我，他也看到这篇采访报导，人家唐队长在下边谈到“曹操死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可见他知道曹操是东汉人。前边说曹操是“三国人物”大概是口误。



　　然而笔者不承认“口误”说，因为前言后语相互矛盾，对于一位口口声声宣称坚持科学精神的考古专业人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再说，采访报导登出来，唐队长理应读一读，一读就会发现矛盾，立即声明更改，这才是坚持科学精神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可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见到唐队长的更正声明。况且曹操是东汉人物，还是三国人物是个关键问题，这对于判断河南安阳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唐队长既然知道曹操是东汉人物，为什么又把他归入三国人物之列呢？这里有没有利用《三国演义》在广大群众中的深远影响，存心忽悠广大群众呢？这又是一个谜团。



　　记者问：“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此次曹操墓的确认，是如何运用这一个方法的？”



　　唐队长回答：“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的确定，靠的正是地下证据与文献证据的合理‘关联’。”接着，唐队长列举出证据链的一系列环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曹操）死后称‘魏武王’（墓中出土的刻有‘魏武王’的石碑可证），去世后不久又被称为‘魏武帝’（后赵鲁潜墓志可证）。”并特别指出：“死者下葬时拥有‘魏武王’谥号，后世却又能以‘魏武帝’称之这样‘唯一对唯一’的证据，形成了严格的排他性。”



笔者将唐队长举出的最重要的证据与古文献对照，发现并没有“合理关联”。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薨，“谥曰武王”。这个谥号是汉献帝赐的。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之前，史籍严格按照封建礼制只称曹操为“武王”，而不称“魏武王”。可是，他们没能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说：“唯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根据人物的行为业绩，赐予相应的嘉号以表彰是谥法的基本原则。《谥法解》中列出谥曰“武”的资格有五条：“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曹操一生，平定黄巾，讨伐诸侯。汉献帝认为曹操的行为业绩合乎“克定祸乱曰武”的规定，为表彰曹操维护汉室江山社稷的赫赫武功，谥曰“武”。曹操死前是王爵，故称“武王”。这点必须明确，因为这是当时史籍只称曹操为“武王”，而不称曹操为“魏武王”的真正原因。



　　按照封建礼制，魏王是曹操的爵名，显名，生时所用；武王是曹操的谥号，冥名，死后所用。有了冥名，显名就不再用。曹操的谥号“武王”使用的时间很短，只有8个月多一点。延康元年十月乙卯，曹丕代汉，国遂号魏。曹丕称魏文皇帝。为了表彰曹操开创魏国江山社稷的赫赫武功，魏文皇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廟号“太祖”。至此，汉献帝赐给曹操的谥号“武王”不能再使用了。三国时期的史籍称曹操为“魏武帝”或“太祖”。



　　至于“魏武王”的称谓，出现于曹魏灭亡之后。《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人事部》一九引晋孙盛《魏武春秋》：“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这应当是最早使用“魏武王”称谓的典籍之一。“魏武王”称谓出现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后世人承认曹操有开创魏国江山社稷的赫赫武功，另一条是考虑到曹操生时并没有登基称帝，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名义上仍是汉室之臣，最高的爵位是魏王，遂称“魏武王”。由此可见，古人很懂得实事求是。



　　“武王”、“魏武帝”、“魏武王”，曹操这一系列名号称谓的出现是有先后次序的，而这个先后次序是由客观历史发展逻辑决定的。“武王”和“魏武王”含义大相径庭。试问在汉室犹存的条件下，怎么能出现“魏武王”的称谓？所以，曹操葬品中出现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慰项石，不合时宜。唐队长所谓曹操“下葬时拥有‘魏武王’的谥号，毫无根据，纯属臆断，显然在时代对接上错位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确认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考古专业人士包括唐队长都没有把地下证据与文献证据合理关联。熟悉古代典章制度是考古专业人士的基本功。判断带“魏武王”字样的葬品不合时宜，绝非难事。在这个问题上，唐队长把地下证据与文献证据错误关联，令笔者匪夷所思，再成谜团。



　　另外，笔者在8月24日《光明时报》“深度报道”版上见到河南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的短文──《曹操墓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作者开门见山承认“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却认为“也很正常”。理由是，“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这纯属主观臆断。古代帝王身边设有史官，左史记行动，右史记语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汉献帝赐给曹操的冥名是“武王”。试问汉献帝怎么能够表彰曹操立有开创魏国的武功，赐给曹操“魏武王”的谥号？这“也很正常”？估计作者心里明白这种说法有问题，下边又说：“曹操生前（笔者注：“生前”尚在娘胎里，表达错误，应为“生时”。）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仍然是主观臆断。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按照封建礼制，将显名与冥名混用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请问谁敢在曹操入葬时给谥号“武王”前面加“魏”？“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凭主观想象妄说缺乏科学态度。这种分析考古材料的能力令人怀疑。



　　唐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建议公众“在参加讨论之前多学一些文物考古知识，培养分析考古材料的能力。真正要质疑，就要做足功课，否则很容易出错。”



笔者认可唐队长的建议，同时又想：像唐队长这样的考古专业人士自然早就做足了文物考古的功课，可怎么还出现将曹操说成三国人物的错误呢？所以，我也建议考古专业人士，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垮学术道德的堤防，损害学术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