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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
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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