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养生治病全文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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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养生治病
作者：吴如嵩
第1节：引言(1)

　　引言
　　兵法与养生的渊源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医徐大椿。他原名大业，字灵胎，江苏吴江人，曾任太医。一生著述宏丰，有《经释》、《类方》、《慎疾刍言》等，后人评论其书“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医之书《医学源流论》，其中辟有专章《用药如用兵论》。他在全面、准确地阐述用药如用兵的医理之后，明确地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不过，把兵学同医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阐述，在临床上实践，徐大椿并非第一人。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其文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弓矢、戟、矛、戈、殳）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自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行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也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行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梓《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只有上述几个例子，自先秦至明清，有类似理论的医家不在少数，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那用兵和治病相通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良医”（既有良好的医德，又有良好的医术），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因此，《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仁德”便成为将帅修养的核心。

                  
第2节：引言(2)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医学与中国兵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具体地说，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中医学理论。例如，春秋时良医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阴、晴、风、雨、夜、昼，分为四段时间，五种音调。过头了，不协调就会招灾惹祸。阴过头了是寒病，阳过头了是热病，风过头了是手脚病，雨过头了是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辨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子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
　　古代兵法也是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子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应当看到，朴素的系统论不仅是中医学、传统兵学的精髓，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精髓，它是迥别于西方哲学的。瑞典系统论专家普里高津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他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医学与兵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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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南齐褚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褚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第3节：引言(3)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
　　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择其要者，略举数端，旨在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宋朝哲学家程颐说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他说的用来统率万事万物的“一”，就是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思维方法。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就能架起沟通兵学与医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在中国古人的辞典中称为“悟”。对此，明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说过一段非常透辟的话：“为学为教，舍自得别无他路。欲自得，舍悟别无他路。”（《明儒学案》卷二十六）钻研任何一门学问，关键要自己确有心得，确实掌握要领，得其精要。之所以能够“自得”，关键又在于“悟”。所谓悟，就在于通过正确的学习，切实的深造，在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默识心悟，开启新的学术天地。不难设想，倘有精通医学与兵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开掘，未尝不可以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目录
　　第一章 医德如将德 /1
　　刘邦说：“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
　　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明朝顾炎武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
　　资料链接：医德比医术更重要/4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5
　　资料链接：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7

                  
第4节：引言(4)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8
　　资料链接：“庸医”/10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11
　　资料链接：医患同心，其利断金/12
　　第二章 防病如防敌/15
　　预防疾病如同预防战争一样，要居安思危。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写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疾病预防就像战备国防一样，必须防重于治，要以预防为主。
　　1．防于未乱，治于未病/16
　　资料链接：疾病防治和中医养生/20
　　2．兵家重防微，医家重杜渐/21
　　资料链接：上医治未病/23
　　3．守我岩疆，先安未病/24
　　资料链接：在未病时防病的养生思想/26
　　第三章 养生如养军/31
　　《孙子兵法》在论述安营扎寨应当利用“地利”的原则时指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对照中国历代环境养生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主张不仅仅明确了驻军的基本要求，而且概括了环境养生的主要原则，即使在今天，现代养生学对于居处环境也不外乎这些基本要求。
　　1．兵家尚武德，修身重养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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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链接：养生莫若养性/34
　　2．地势兵之助，地利人增寿/34
　　资料链接：养生与环境/37
　　3．兵非多益，食非过益/38
　　资料链接：谚语记在心，饮食好养生/41
　　4．养兵莫贵于习练，养生莫善于习动/42
　　资料链接：运动养生法/44
　　5．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劳逸适度为养生之宝/47
　　资料链接：劳逸结合养生箴言/50
　　6．怒而兴师必败，愠而处世戕身/54
　　资料链接：养生与养性/57
　　7．心静利于制胜，情怡益于永年/58
　　资料链接：养生根本在于谋心/60
　　8．养兵须作息有序，养生当起居有常/61
　　资料链接：生活起居的最佳时间/64
　　9．利胜者辱，过养则病/66
　　资料链接：养生适度谣/68
　　10．欲不可绝，欲不可纵/68
　　资料链接：古代房事保健食补谱/72
　　11．治军要激励士气，养生要勤练气功/74
　　资料链接：孙思邈的气功养生/76
　　12．治齿如治军，治目如治民/79
　　资料链接：叩齿保健的具体方法/80
　　第四章 治病如治寇/83
　　张景岳说：“治病如治寇，知寇之所在，精兵攻之，兵不血刃矣。”自古知兵非好战。“兵不血刃”是古代兵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孙子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张景岳以此比喻治病，实在是妙不可言。它既明确了中医治病的最高标准，又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显著特点。

                  
第5节：引言(5)

　　1．相敌以达变，四诊以察因/84
　　资料链接：健康自测十项指标/88
　　2．运筹以决胜，辨证而施治/89
　　资料链接：洪昭光教授谈辨证养生/92
　　3．胜敌在得法，治病如治寇/93
　　资料链接：去病延寿六字诀　/96
　　4．擒贼擒王，治病治根/97
　　资料链接：关于防病治病的诗文名句/99
　　5．老敌之师，扶正祛邪/100
　　资料链接：扶正祛邪疗法临床运用/102
　　6．断敌要道，阻隔病源/103
　　资料链接：关于疾病、治病的谚语/105
　　7．焚敌资粮，断除病源/107
　　资料链接：读书也可治病养生/109
　　8．断敌内应，标本兼治/110
　　资料链接：“治标”与“治本”中的“标”与“本”/112
　　9．地有六形，医有六经/113
　　资料链接：六经与兵法/114
　　10．以寡胜众，同病异治/115
　　资料链接：兵法与医理/117
　　11．捣敌中坚，异病同治/118
　　资料链接：中医辨证法用药原则/120
　　12．无击堂堂之阵，无刺熇熇之热/121
　　资料链接：中医三因制宜治疗方法/122
　　13．推波助澜，因势利导/124
　　资料链接：营卫循环与圆道/126
　　14．权衡得失，和解为宜/126
　　资料链接：小柴胡汤做法及功效（达表和里、升清降浊法）/128
　　第五章 治心如用谋/131
　　《军志》中曾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名言，认为先发制人者应当首先打击敌人的军心士气，因为心具有主宰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作用。此理同样可以运用到在医学养生中去。所不同的是，兵家攻心，旨在扰乱敌人的正常心理状态；医家攻心，重在恢复患者的正常心理状态。
　　1．攻敌先攻心，治病先治心/132
　　资料链接：养身莫贵于养心/134
　　2．抑情制怒，以情制情/135
　　资料链接：及时“制怒”，防止肝气上逆/137
　　3．乖其所之，移情易性/138
　　资料链接：调神养生/141
　　4．兵不厌诈，疑病疑治/143
　　资料链接：疑病症治疗原则/145
　　5．气失则师散，神衰则体病/146
　　资料链接：精神的力量/148
　　第六章 用药如用兵/155
　　明代医学家徐春甫曾说：“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意思是治病与对垒都必须根据情况而灵活变换对策。他所说的“攻守奇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战方法。《孙子兵法》有句名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作战对垒，通常的打法应当是用主要兵力打敌正面，用次要兵力打敌翼侧。徐春甫把这一兵法原则应用到医疗上来，认为“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正同“量敌而应”、因情用兵是一个道理。

                  
第6节：引言(6)

　　1．排兵布阵，用药组方/156
　　资料链接：药物养生/159
　　2．正合奇胜巧应变，君臣佐使须分明/161
　　资料链接：读《孙子兵法》，说用药如兵/163
　　3．用乡导得地利，依归经利药效/164
　　资料链接：经络养生/167
　　4．用兵宜慎，服药戒躁/168
　　资料链接：吃药特别注意事项/171
　　5．先伐谋后伐兵，先食疗后药疗/173
　　资料链接：世界流行的食疗九法/177
　　阅读链接 浅释阴阳、五行、邪正、虚实/185
　　尽管世界有无穷无尽的奥妙，但都是从阴阳演化出来的。因此，诊断和治疗疾病，就必须从阴阳这个根本问题上着眼。
　　进而言之，包括行军安营、排兵布阵在内的一切行为，当然也必须根据阴阳行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浅释阴阳/187
　　2．浅析五行/190
　　3．简释邪正/193
　　4．简析虚实/195

                  
第7节： 医德如将德 (1)

　　第一章 医德如将德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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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膑兵法?月战》一文写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不得不战才去作战，讲的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珍惜人的生命。《黄帝内经?素问》一篇讲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应该“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讲的是古代医家对人类生命的珍爱。为了人类健康长命，还是在蛮荒时代，中国就有中医始祖神农尝百草、救人生命的动人故事。
　　据说，当时自然灾害泛滥，人们“一日而遇七十毒”，疾病遍地流传，致使民不聊生。有位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探究保护生命的方法和规律。后来，轩辕氏（黄帝），在发明文字、舟车、音律、算数、养蚕的同时，对医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帝有两个医臣，一个是岐伯，一个是雷公。岐伯善于经方治病，雷公长于针灸祛疾。他们君臣三人经常在一起深入研究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考察五气变化的规律，分析阴阳转化的特点，洞悉人类生老病死的过程，探寻治病祛疾的药物和方法，然后以君臣问答的方式写出医学巨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典籍《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的始祖自然当首推神农、轩辕等。中医学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融合了贵人贱物的思想传统，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仁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一书的序言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又从医德的角度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
　　一、治病必须具备仁爱之心，淡泊名利。凡行医者必须像古代良医那样，潜心研究医术，消除任何物质欲望和名利奢求，怀藏大慈恻隐之心，以救死扶伤为神圣职责，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解救病人的危急。决不能凭着一技之长，醉心于索取钱财。
　　二、治病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如果有患者前来求治，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恩怨亲疏、华夷愚智，都应像亲人一样热情对待，诚心救治。决不能嫌贫爱富，偏心偏向。
　　三、治病应不辞艰辛，急病人之所急。救死扶伤过程中，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应当将患者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论道路险恶，不分昼夜寒暑，不管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决不能拖延慢待，敷衍了事。
　　孙思邈认为，一个医师只有从这三个方面严于律己，才可能成为真正以人为贵的苍生大医。反之，则是人类的巨贼。
　　这些原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概括，又是对历代良医经验的总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医莫不如此，流传至今的关于董奉“杏林春暖”的故事，就颇有代表性。
　　三国时期，江西庐山隐居着一位名叫董奉的医生。他对求治的患者，不论疾病轻重，从不拒绝，并且在医治过程中不取分文，但对病愈后前来酬谢的人却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根据来者原来病情的轻重，让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数目不等的杏树。病轻的人种一株，病重的人种五株。数年之后，董奉隐居之处竟然杏树成林，郁郁葱葱。早春时节，杏花盛开，春色满园。初夏之际，杏黄大熟，硕果累累，清香扑鼻。每当杏熟时，他在林中的谷仓里设一器具，张榜通告过往行人，有欲买杏者，可按规定，一器谷换一器杏，自行取去，不必通报。对于所换得的粮食，董奉不是用来发财致富，而是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绝大部分用于接济贫困孤寡和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行旅不逮之人。
　　董奉这种以人为贵、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为人们交口称道。随着董奉美名的传扬，杏林的佳话不胫而走，遍及天下。“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春满”、“杏林望重”等等，成为古今病家借以表达对医家感激和尊敬之情的共同语言。古今许多医家则以“杏林”自励，以致出现过一些以杏林命名的医院、药房和医学团体，诸如杏林医院、杏林堂、杏林学社等等。
　　从“尝百草”到“杏林春暖”，再到当代盛赞的“白求恩精神”，这其中虽然间隔着千百万年，但是“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医学始终一贯的宗旨，也是中国历代良医奉行不悖的最高道德准则。
　　◎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生自古就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职业，今人更称其为“白衣天使”。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已经逐渐不为“天使”们所重视，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谋财害命的“恶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说，当今为医之要不仅在其医术高超，更在乎医德高尚也。因为对于少数无德之徒，其医术愈高，害人也愈深，病人遇见他，说其是身披白衣的恶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第8节： 医德如将德 (2)

　　有人说，医德缺失的根源依然乃钱字当头，若要名医高手执刀，先得“红包”开路；医生为捞得暗中回扣，不问病人病情，只管以大处方侍候……医界恶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着实是令病人谈医而色变！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
　　远古时代，慑于自然力的威胁，先民们被神秘恐惧笼罩着，几乎是一个巫术的世界。无论是战争，是人事，还是生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无不蒙上巫术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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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军事领域里，荒诞不经的符咒逐渐被人们识破。兵学家孙武从无数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战争是力量的拼搏，智慧的较量，最终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取决于神的护祐，提出了“禁祥去疑”的主张。
　　“祥”是古代祸福吉凶预兆的通称。“禁祥”，即不得以占卜问筮等各种迷信活动疑惑人心。而且，他还要求将帅侦察敌情时，“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应取于那些了解敌情的人，因为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军民的生死。
　　同样，医学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与生死，在医学产生与发展之初，排除迷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这样写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至德，就是指医学理论；至巧，是言针刺、砭石等治疗疾病的技术与措施。“不可与言”，表明医学科学与迷信鬼神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势不两立。
　　战国时名医扁鹊，“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他医术高明，专心致力于为群众治疗疾病，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声名远播。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特为他立传。因此，扁鹊是我国正史中第一位有传的医学家。他曾提出“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明确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这对当时的有神论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史记?扁鹊?仓公》中记载着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说虢国太子病死已有半日，大臣们别无他法，只是祈祷，请求神仙让太子转世回生。扁鹊即往王宫探视。在问明发病情况后，扁鹊说他能让太子起死回生。一个名叫中庶子的大臣对扁鹊说，“我听说古时为医的俞跗，能按治脑髓，持取膏肓，令死人复为生人，你难道有他那样的技法吗？”扁鹊回答说：“……子以吾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言入禀国王。虢君大惊出见扁鹊，说：“吾儿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蹶”，并没有真死。虢国君主抱着一线希望允许扁鹊医治。扁鹊便立即着手救治。他先命一弟子给太子针灸三阳五会穴，过了一会儿，太子便慢慢苏醒过来。他又命另一弟子用药物热敷，熨帖病人两侧胸胁部，太子终于慢慢坐起身来。接着，扁鹊根据太子的康复情况，每天让弟子给太子按摩、煨汤药。二十多天后，太子终于恢复了健康。众人纷纷称赞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越人（扁鹊之名）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第9节： 医德如将德 (3)

　　汉代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进一步发展了扁鹊的思想，他《伤寒论》中说：今世的许多人，不大留心医药，不去深入研究医术，以便上疗君亲之疾，下救贫贱之厄，中保自身健康，而是竞相追逐荣华和权势，企求成为大权在握的豪门贵族，因而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如此弃本求末，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爱人知物，也不能珍惜自己。一旦遇上风邪之气、非常之疾便无法抵挡，当病患在身时方才震惊。然而由于平时对医学无知无识，此时便一心企求巫祝祈祷。将百年之寿命，宝贵的生命，委付于巫医，任其摆布和玩弄，自己却只能暗自悲叹。至于身死之后，变为异物，被深埋进土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荣华富贵呢？
　　这些饱含唯物思想的言论，既针砭了重名利、轻养生、弃本求末的时弊，又揭示了信巫不信医的恶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平时即使没有患病，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以便有意识地调养身心健康，一旦有疾也便于主动与医生配合，增强医治效果。
　　◎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与巫师都是同一种身份，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大疫”即是大面积的疫情，一般为恶性传染病，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衰退。在古代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祈福之后疫情就会好转吗？当然不会。因此，后来的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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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代，人们虽然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第10节： 医德如将德 (4)

　　自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求神活动已经少了很多。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古人也不断寻找着对付大疫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温疫论》。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惟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任将而闻名的汉高祖刘邦的名言。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说得更明确：“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明太祖宝训》）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又比如，三国时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因为选将不当，任用“言过其实”的马谡，招致街亭失守，使得蜀军很有希望取胜的攻魏战争无功而还。
　　选将之所以重要，因为实际生活中有良将与庸将之别。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对于择医治病，古人感慨甚多。明朝顾炎武说得好：“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现在，医学虽然已很发达，但是浪荡里巷骗人钱财的江湖医生也不少见。

                  
第11节： 医德如将德 (5)

　　例如，有一患者，初秋之时，忽然觉得战栗恶寒，身体发热，并伴有咳嗽，找一江湖医生治疗。江湖医生用表散之药治疗后，不但没有疗效，身体还日渐瘦弱。进入冬天后，又加服人参、白术补剂，转觉昏昏欲睡，不思饮食，浑身乏力，泻痢不止，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患者亲属只好将其送往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和治疗，患者才脱离危险，逐渐恢复健康。此案中的江湖医生，见病人有寒热，即疑其为外感，随意用发散之药治疗。在病人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又疑其为虚损，而采用补益之药。其整个治疗过程中，既不究病因，又不辨病情，几乎将患者活活治死。
　　遇上这种庸医，倒不如不治。常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水平的医治）”，因为不少疾病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慢慢康复。这虽然给自己带来一些病痛的煎熬，但总比碰上庸医，把小病弄成大病，甚至一命呜呼要强得多。所以，《折肱漫录》说：“欲求速效，而轻用医药，为病者所忌。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当然，这不是说不及时求医早治，而是说比找江湖医生要好得多。
　　江湖医生古今都有，君不见某处墙角或电线杆上那些“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花花绿绿的招贴，皆是江湖派所为。一名八岁癫痫病患者，吃了那里的“秘方”，癫痫病未见效果，反而增加剧烈腹痛。病家只得改弦更张，到医院请专家诊治。结果发现，小患者因服“秘方”，已受到严重铅中毒损害。这正像《黄帝内经》所批评的：“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江湖医生危害虽然不小，但其人数毕竟有限，而作为职业医生，则应该对技术精益求精，以防发生误诊、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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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本作者曾收到一份从湖北省某地寄来的病历，一位19岁的姑娘因为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而不能学习和工作，在其当地一直以“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诊断和治疗而效果不好。经过仔细察看这份病例的全部材料，诊断为“癫痫病、精神运动型发作”，遂给予相应中药治疗，五个月后症状显著缓解，而能参加正常学习。
　　对于患者，固然不能病急乱投医，对于医生，则应当继承古代重视医德医术的优良传统。清代医学家吴塘告诫道：“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温病条辨序》）
　　◎“庸医”
　　“庸医”之说到底从而何来？庸医自古有之，一说是“胡乱断病”；一说是“乱开处方”；还有一说是“马大哈”，粗枝大叶，如把纱布剪刀留在病人腹腔内，等等。但断病不准和开药不对症不仅是庸医有，不是庸医可能也会有。因此，还需对庸医作一番考究，以便更准确地辨认。

                  
第12节： 医德如将德 (6)

　　大凡庸医都懂一点草头方，如柴胡、川芎、甘草、百合之类，也懂得一些望、闻、问、切的断病手段，一点都不懂成不了庸医，毕竟庸医也是医。但庸医大都没有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庸医害人不浅，或谋人钱财，或误人性命，因此必须警惕。怎样防止庸医害人？患者应增强识别能力，不找庸医看病。庸医治人疾病，弄不好会害人性命，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弄不好也会有所耽误。如不称职的老师会误人子弟，不称职的工程师会做出“豆腐渣工程”，歪嘴的和尚会把经念歪。因此，三百六十行都应警惕庸医式的人物。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将士一体，官兵团结，同心同德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想做到将士一体，除了“铁的纪律”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将领应在士兵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而威信的树立，关键在于将领的战绩与行为，凡深谋远虑、指挥得当、百战百胜的将领，必然有极高的威信；善于严格训练又能爱护士兵，并以身作则的将领，更能使他的军队团结一心，士兵乐意服从指挥甚至为之效命。
　　医患关系虽然与官兵关系不同，但是作为真正高明的医生，要想提高治疗效果，要想使医学知识得到传播和推广，同样必须具备关心爱护病人，严格要求病人，并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的一开头便提出：医生必须爱护病人，急病人之所急，待患者如亲人。为人治病应该不避艰辛，不计报酬，全力以赴。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视一切病人“皆如至亲”，不带一丝私欲杂念，不避艰险，不惜自家身命，一心救护病人，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医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疗效的前提条件。
　　除了关心、体贴病人之外，医生还应从治疗疾病的需要出发，给病人以一定的约束，如饮食忌口、劳逸的度与量、情志的喜怒等，均应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否则也不能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或者使已经取得的效果前功尽弃。《黄帝内经》即曾指出医生必须避免“五过”，其中第四种过错就是“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指出医生不敢于严格要求病人，表现出软弱无能，以致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气血紊乱，疾病不能痊愈。医生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订立若干惩罚条款，但也必须有使病人“动神”的措施，以保证“医事”活动正常进行。

                  
第13节： 医德如将德 (7)

　　宣传、教育，指导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锻炼身体和精神修养，以预防疾病发生，同样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责。但是，医生不仅是一个教育者，而且更应该是民众的典范。医生只有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够使其教育活动具有说服力。否则，再高明的医学理论、正确的养生防病技术，也难免被视为空洞的说教而失去意义。《黄帝内经》记载推广养生保健知识时提到：“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唐代初年医学家杨上善对这句话做了正确的解释，他说：“上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日下皆为之。”圣人，指道德高尚的人。下，指民众。身教胜于言教，圣人的行为是民众的楷模，所以百姓自然听从其言而仿效其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