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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历史 美丽的呼唤
——浅析《亲爱的爸爸妈妈》
丹 赳
德国纳粹在南斯拉夫克拉库耶伐次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天之间杀死7000多人,其中包括300个孩子。47年后的1988年10月21日,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来到惨案发生地,参加悼念活动。面对残酷的历史,叙写了南斯拉夫人民盛大的纪念活动,并从历史的回顾中遥想人类未来的发展,以孩童美好的心灵为出发点,发出了让战争远离世界,让和平永驻人间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呼声。
全篇文章按参加纪念活动的时间发展和地点的变化为脉络,以正文前萨特关于克拉库耶伐次惨案的精辟论断确立意旨,尤其是以其中“沉重”和“美丽”两个关键词作为贯穿始终的抒情线索,透过历史,面对现实,呼唤和平。文章结构严谨,脉络清晰,语言朴实感人,意蕴深远,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对于初读此文的人而言,看到文章的标题“亲爱的爸爸妈妈”,自然会想起在父母无私的呵护与爱怜下,快乐成长的天真可爱的孩童形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人,也是这个世界中最美好事物的一部分。然而,作者却将这最纯真、最弱小的群体,置于那个最邪恶、最没有人性的年代,用纯真和弱小反衬野蛮与残暴。文章第二部分引用了南斯拉夫当今著名女诗人迪桑的悼念诗文,第四部分不着议论地列举受害者遇难前的留言,是对孩子们美好生命与心灵的最好表现,面对恐惧,孩子似懂非懂,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留下的是“赤裸裸的爱、赤裸裸的心愿”。弱小者面对强悍和暴行时,显得越发地无助,反之,施暴者在弱小者面前,则显得更加地凶残,其泯灭人性的行径令人发指。歌唱孩子,怀念孩子,其意图就是无言地声讨、控诉纳粹的暴行和战争的罪恶,这样的反衬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让读者对非正义战争的罪恶,有了感同身受的深刻印象,同时也是对萨特所说的记忆是“沉重”的论断的有力注解。就如同作者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一样,“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而另一方面,作者在文章中全力地描写了南斯拉夫人民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他们中有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有老人、青年和孩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作家、音乐家、演员、农民、工人等等。在惨案发生47年后,南斯拉夫人民没有忘记历史,他们用鲜花和歌唱甚至哭泣来悼念逝者。“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更何况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又有多少平凡的生命,就如文中提到的面对纳粹的枪口时,“有一位老师,纳粹要他合作。他说:‘开枪吧!我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还有一位工人最后的遗言“孩子们为父报仇”,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表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对血腥屠杀时的铮铮铁骨。这就是萨特所说的“美丽”的记忆。历史与现实在作家的笔下重叠凝聚,迸发出来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对侵略者的控诉,更是对和平的强烈渴望。
作为一名华裔作家,聂华苓从小见证了旧中国的一切不幸,又长年在台湾生活,后来定居美国,一生在坎坷和漂泊中度过,“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像她庄严声明的那样:‘我是湖北人!’”中国,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当她站在克拉库耶伐次惨案纪念地,她又何尝不会想起自己的祖国曾经的屈辱,她这样写道:“我不由想起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建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地点。馆外一大片石子。每颗石子象征一位牺牲者。馆内陈列着日军屠杀的证物、文件、照片、报纸。”然后又严肃地告诫人们“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多少人记得呢?世界上多少人知道呢?人,是健忘的。不记仇,很对。但是,不能忘记。”文章的思想意义至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即非正义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理应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向往和平的人的谴责。由历史着眼到现实,再由现实展望未来,文章的第三个部分中,作者用对比的写作手法,重点刻画了德国作家和日本作家对战争不一样的理解,明赫白反省本国的侵略罪行,认识非常深刻,他把自己与整个民族看成一个整体,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反省;那位日本作家则厚颜无耻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面对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者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事实,以及伊拉克战争中饱受煎熬的伊拉克人民,作者的担忧和深邃是显而易见的。文中记述的所有的作家都主动地去和明赫白握手,而对日本作家却熟视无睹,就是作者及一切爱好和平和向往和平的人们,对不义战争和一切威胁人类和平的言行的最好的拒绝。
文章中有不少意味深长的描写和议论,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与整篇文章叙述的博大内容和表现的深远主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章的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富于感情的叙述描写
首先,叙述描写蕴藉着情意。正文一开头就是一段八个字却分成四句话的环境描写:“凄风。苦雨。天昏。地暗。”词语本身朴实自然,既是情境的实录,又把那种悲哀凄凉的气氛渲染得极其充分,使读者一下子就被这种情绪感染。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的叙述:“老年、青年、孩子们,一群群涌向那青青山坡──那儿就是1941年10月21日300个孩子被纳粹集体残杀的地方。”尽管不加任何修饰,但将隆重盛大的活动场景表现于真实自然的语言之中。再比如第一部分中的另一段描写:“雨哗哗地下。山路上的人,在伞下低着头,朝圣一般向山上走。走不完的人。望不断的路。”又是四个短句,虽然简短,却如同电影里宁静幽远的长镜头一般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震撼,传达出人们对死难者的深深悼念,对侵略者无言的愤怒。对场景的描写是这样,对人物的描写也是这样,文章第三部分,一个是“西德作家”一个是“日本人”,前者是“沉重地说”,后者是“要讲话了”,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恰恰透出她本人无声的评价,即对明赫白的反省与忏悔的尊重和欣赏,对日本作家的狡辩的反感和谴责。
二、富于哲理的议论句
文章除了富于感情的叙述描写之外,另一个特色就是富于丰富内涵、发人深省的议论句。在正文第一部分的结尾,作者见到了当年惨案的两位生还者,“他们头发斑白,脸色肃穆,定定望着笼罩山谷的V形石碑”,面对半个世纪前的灾难,面对灾难中的幸存者,作者这样写道:“地上的人已老,地下的仍是儿童。但在这一刻,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是一种怎样的重逢,活着的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者,而躺在地下的依然是儿童,默默无言之中,留给读者的就是残酷,对于战争尤其是不义战争给人类心灵的创伤是任何方式都无法抹平的。紧接着在第二部分开头,在朗诵迪桑卡诗前,作者又感叹“历史,现实,在雨中融合了──融成一幅悲哀而美丽、真实而荒谬的画面”,历史与现实、悲哀与美丽、真实与荒谬在茫茫的大雨中如此真实地融合在一起,伴着凄楚动人的音乐,作者看到的是战争给人类心灵带来的巨大伤痛,更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历史和死难者的深深追念。让战争远离世界,让和平永驻人间,是作家对历史和未来的终极关怀。本部分的结尾,作者由彼而己,想起了曾经同样灾难深重的祖国,情感也显得更加地意味深长。“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多少人记得呢?世界上多少人知道呢?人,是健忘的。不记仇,很对。但是,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要悼念无辜的生命,我们要谴责一切不义战争,谴责一切不人道的行径,但是在谴责以后,如何从历史中反省,如何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铭记历史,更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巧妙恰当的引用
这篇文章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语言表现上除了能够在自然朴实的叙述描写中蕴含作家丰富的情感因素,在意味深长的议论中揭示深刻的哲理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整篇文章中大篇幅地引用。对于这样一件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为灾难,必将引起众多爱好和平的仁人志士的思索和关注,作家以独特的感受整合能力,恰到好处地穿插到文章中,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全文在正式叙写之前引用了萨特对克拉库耶伐次惨案的精辟论断,它一方面是结构全文的一个基点,另一方面,萨特论断本身的语言风格与文章的总体语言特色很接近,都是在一种平和自然及朴实之中,透露出沉重,很好地为文章奠定了深沉的基调。其次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作家又巧妙地引用了迪桑卡的诗,对于300个无辜儿童的生命,对于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这首诗就是最好的注解,就像作家所说的:“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对生命的喜悦,对死亡的恐惧,对亲人的呼唤,父母失子的哀伤和控诉,塞尔维亚人对暴力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执著——世世代代‘人’的声音,在诗和音乐的韵律中,响彻云霄,响遍山谷。回音在倾泻的雨中缭绕不绝。天地亦与人同哀。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就那样年年不间断地表达他们的历史感: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只有悲哀,只有记忆,只有警告——世间永远不能再有战争和屠杀了。”如果说这两部分的引用,有力地凸现了文章的主题,那么文章最后一个部分中,当年那些被残杀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只言片语,更是在静默无声中将文章的主题无限地拓展,文章至此自然结束,留给读者极大的想象和反思的余地。
以上三点是本文的最主要的语体特色,文章在看似平和朴实的叙述中,收到了极强的艺术感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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