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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国家劳动就业制度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为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同时也使毕业生承担了选择主体的巨大压力和竞争的严峻挑战。“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学校、家长及学者关注的话题,并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较复杂的,而大学生的就业去向、择业标准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了解大学生的择业意向,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就业,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近期,我系组建了“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小组”,在南京市人才市场对前往应聘的1000名大学生就业行为和意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外企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2)大学生期望收益越高就业概率越低。
一、调查方式
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1份,回收率为94%。
二、问卷内容设计
针对毕业生就业的主动性、依据、态度、所需信息等方面,共设24个选择题。(见附:毕业生就业思想状况调查问卷)
三、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为10届毕业生。
四、调查分析:五种因素影响毕业生就业
通过调查的结果,经过详细的分析发现,影响毕业生择业行为的因素可以分为五类:
因素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影响大学生择业取向
为了了解大学毕业生的择业取向,调查小组在问卷中设计了以下一个问题:你意向就业的地区是哪里。调查结果发现,将近八成的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部分学生愿意去西部就业;大中城市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相比较国有企业,大学毕业生更多倾向于外资企业。
22.6%的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而77.4%的学生不愿意去,也就是说有将近八成的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从性别来看,男生愿意去农村工作的比例比女生高出5个百分点。21.5%的毕业生表示愿意去西部工作,这比一般人想象的比例要更高些,因为西部地区并不等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西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显得落后,因此,65%的毕业生最愿意到沿海地区工作。由于学生最看重的是发展前景,而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为大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因此,沿海地区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首选。
相比较国有企业,大学毕业生更多倾向于外资企业。调查小组将单位划分为8类,即党政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外企、乡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学校和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外企”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单位,占近30%。实际上,最近十几年来,外企一直受到学子们的青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消融,“党政机关”的吸引力较以前相比减弱,但仍有近1/5的学生选择了党政机关。究其原因,调查小组分析认为,除工作相对稳定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公务员是个非常体面的职业。“高新技术企业”排在了第三位,超过“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与我国近年来重视科技发展,为高新技术企业制定人才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待遇有关。尽管近年来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仅排在第四位,但仍然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力量之一。
调查小组分析认为,择业取向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受到个人因素如偏好、理想、能力等的影响,也受到家庭因素比如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等的影响,更受到社会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状况、经济景气程度等的影响。如果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取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则可以说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大;如果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取向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则可以说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大。从调查统计可知,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表现出了比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可以推断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调查小组认为,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大部分同学更看重未来的发展前景,愿意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工作,愿意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单位工作。从大学毕业生就业倾向的普遍性可以看出,一种大的经济环境背景在制约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行为。
因素二:家庭经济状况,是择业时形成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
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风险约束下,大学生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择业目标。大学生择业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选择更具风险性职业的可能性增加。调查小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毕业生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收入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富裕群体在择业时更倾向于“外企”、“高新技术企业”,比其他群体高出3个百分点。而其他群体对收入一般、风险较小的职业选择概率较大,如党政机关、学校和科研部门等。
因素三:联系单位个数越多,就业概率越高;期望收益越高,就业概率越低
从工作搜寻的角度分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行为,是调查小组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另一个切入点。调查小组通过“信息和获取信息的途径”、“期望工资水平和搜寻成本”和“搜寻密度和搜寻广度”这三个方面,将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细化和量化,研究结果发现,性别、专业属性的不同,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比如,男生的搜寻努力程度要比女生高,非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的搜寻努力程度要比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高;学校所在不同地区的毕业生其工作搜寻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毕业生的搜寻努力程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毕业生期望收益过高是就业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调查小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大学毕业生联系单位个数每增加一个,其接受工作的概率就能提高2%,大学毕业生着重联系单位个数每增加一个,其接受工作的概率将提高1.4%。从“第一年期望的月工资水平”的系数符号和“搜寻成本”的系数符号反映期望工资越高,搜寻成本越大,接受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因此,调查小组建议大学毕业生要努力提高工作搜寻的主动性,具备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尽可能地挖掘劳动力市场中的有效信息,在找寻的过程中把个人的基本信息更多地反映给用人单位,减少用人单位的筛选成本。同时应制定与自身水平相适合的期望工资水平,工资标准定得过高,将会影响就业效率。工资攀比和“漫天要价”以及不切实际的工资要求,往往使用人单位在选择大学毕业生时望而却步。
因素四:社会资本影响就业意向和求职行为
目前,大学生毕业时主要面临三种选择:就业、继续上学(包括在国内和国外上研究生)或不就业。调查数据显示,打算就业的毕业生占大多数,决定继续深造的学生也占据相当的份额,在做出这种选择前途的决策时,毕业生的父母及其家庭的情况对其选择会有一定影响。父母的职业等级越高,毕业生往往选择继续学习而不急于就业。也就是说,积累了一定社会资本的家庭,有能力为子女继续求学提供稳定的经济资助。
调查小组同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毕业生,不愿意选择去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而更加偏好去企业单位。其中,父母职业等级和收入的影响作用相当显著,而母亲的学历和职业对毕业生这一选择的影响比父亲更为突出。可见,家庭状况较好的学生比较偏好去机制相对灵活的企业单位求发展,而家庭状况越差即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少的学生,选择去稳定的党政机关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就业意向关系到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毕业生所掌握和了解的信息量多少的影响,而社会资本是开拓信息渠道的重要工具,可以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竞争实力,增加求职的“砝码”。调查小组在研究中发现,有26.4%的学生认为社会资本是获取就业信息的重要途径,仅次于招聘会(51.5%)和网络媒体(45.9%);12.3%的学生认为社会资本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仅次于招聘会(39.7%),排在第二位;认为社会资本是自身竞争优势的学生占19.5%,而25.9%的学生可能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意识到社会资本是自己在求职竞争中的不利因素。
由此调查小组得出结论:社会资本的影响,使得大学毕业生对“前途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在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做出的集体决策。
因素五: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大学毕业生极化现象
在调查研究中,调查小组还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学毕业生就业极化现象加剧了高素质劳动者的区域和城乡分布不均衡,短期内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减弱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能力,但从全局来看,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微观角度来看,它提高了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也对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大学毕业生就业极化现象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的极化现象,加剧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的偏斜,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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