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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
发表于 2010-4-24 13: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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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善于体悟。《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早年学习国文的这些经验在我当了教师后正好给了我教好语文的启示。初为人师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学法,但我深信,自学既能协助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协助我的同学学好语文。因此,语文课上我尽量调动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设置能引起同学考虑的悬念和情境,想方设法激起同学读书、求知的欲望和兴趣,引导同学像我当年学习国文那样学习语文;教同学读课文时,则自已尽量少讲,多留一点时间给同学自已读书和考虑。当时脑子里还没有“教学艺术”的概念,但这种从自身独特的“学历”(自学的经历)中体悟出来的“教学法”,与当时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讲法确实不大一样,同学学得比较主动,读书、写作的兴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同学的欢迎,弥补了我学历不合格的“先天缺乏”。1956年,我因教学成果比较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文教学必需打破常规》的优秀论文。这篇优秀论文,标志着我的语文教学改革意识的觉醒。我在1980年以后陆续提出的“自读”、“教读”等概念,“同学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以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语文导读法”,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我的自学、体悟的历程中找到依据。
由此我想:一、一个人在中学(尤其是初中)阶段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广,能读善写,对他今后(乃至一生)的发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个教师假如能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悟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艺术家或教学的艺术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
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做好了开课的精心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需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时就这么上课,校长们来听我的课,就请他们吃一顿随意的“家常便饭”吧。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心里也就坦然了。
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同学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同学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读文言文,同学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在杭州教这篇课文,教学设计在《语文战线》杂志发表后,当时上海市教研员徐振维老师这样评价:“钱梦龙《愚公移山》的教学震动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诉我,他们曾把《愚公移山》教学设计作为学习资料印发给全省语文教师参考)。想不到这顿“家常便饭”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评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三万名教师中评出一名),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当时“右派”还未改正);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更出人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一轮轮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假如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
名师简介:钱梦龙,1931年2月生,上海市人。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嘉定区实验中学校长,现任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兼任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曾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特约编审。著有《语文导读法探索》、《导读的艺术》、《和青年教师谈语文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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