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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灿若星辰,唯有一人与众不同,他表面狂妄怪诞,内心却忧国忧民;他满腹经纶,却又没几句治国安邦之言,他放浪形骸却又嫉恶如仇;皇上对他百依百顺,群臣眼中他又无足轻重;他一生虽“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颇受人瞩目,他就是一代侍臣东方朔。《汉书·东方朔传》以记叙言行的方式,从东方朔上书自荐入仕,到壮志难酬所作《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其中不仅有他的博学多才,滑稽多智,也有他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的忧国忧民情怀,他隐于朝堂之上,居于官僚世俗,却又保持内心独立清高。尽管如此,他诙谐滑稽的性格与他伟大的政治抱负似乎并没有达到完美的结合,以致他反而成了武帝眼中的跳梁小丑,并无大作为。班固祥录其言行作此传,既是求名责实,也是供世借鉴。
武帝初,征召天下有识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文辞不逊,高自称誉”,被武帝赏识而入仕,进入宫后,由于得不到重用,便“绐驺侏儒”“长安索米”,受赐不待诏“即怀肉去”“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东方朔性格上这种滑稽诙谐,不拘小节的不羁态度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西汉一朝,恐怕没有第二人如此另类,敢在武帝面前胆大妄为。
东方朔在武帝面前种种放肆的行为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带来祸端,反而让武帝更加喜欢了呢?我觉得东方朔就如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摸透了武帝的心思和喜好以及性格方面的特点,以至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在武帝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而不至引祸上身,因此,班固称其:“朔虽诙笑,然时察言观色,直言切谏,上长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这里我想到了曹操和杨修,曹操的性格杨修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锋芒太露以至于引来杀身之祸。我想,若说东方朔确是个出色的政治家,那他种种怪诞和可笑的行为会不会是为了保护自己呢?再说杨修,他即使有旷世奇才,但不知察言观色,不懂人情世故,英雄也终无勇武之地。都说伴君如伴虎,东方朔在与汉武帝的相处中,便如一场生存游戏,只有察言观色,小心翼翼,才会求得生存。
虽然如此,但东方朔也没有成为整天以博取武帝开心为目的的小丑,他身居宫中,虽然官位不高,却依然心系天下,《汉书》在对东方朔政治才能上的记载也不乏实例。武帝奢侈靡费,欲建上林苑,东方朔冒死直言进谏,直陈其害,虽未能劝谏成功,但修建上林苑于国于民的危害性,他却看的十分清楚,其忧国忧民、犯颜直谏的勇气和精神也卓然可见。武帝宠异弄臣,东方朔此时仅为一名执戟之士,但他依然不顾人微位卑,斥董偃之淫辟,责武帝于宣室见佞人之荒唐,武帝虽然从谏,然“是后,公主贵人多踰礼制,自董偃始。”在教化百姓方面,东方朔劝说武帝以身作则,俭节化民,并作《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表明其对封建专制的清醒认识以及抒发自己身入官场却不能一展抱负的愁肠郁结。
另外,东方朔的“朝隐”思想也引人思考。西汉武帝一朝,人才辈出,武帝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儒家思想渐成为正统,“学而优则仕”成为当时风尚,思想上的大一统还未真正的实现,思想独立、个性鲜明、感觉敏锐的士人,在专制政体下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对仕途的向往以及对专制王权的恐惧,造就了“朝隐”思想的诞生。《史记》中,所谓“朝隐”和传统的隐逸山林一样,都有避祸全身,舒展人格的因素,所不同的在于隐居地点和隐居方式,朝隐更注重在于保持内心的澄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朝,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传统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的坚持,隐,则是面对政治和社会的压力时,士人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避祸意识。东方朔生活在武帝时期,正值王朝鼎盛,大一统帝国的兴盛对士人形成强烈的吸引力,积极进仕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主流。东方朔渴望能够入朝为官,建功立业,施展才华,为君王重用,因而揣度武帝喜好,想尽办法,以一篇“海吹”的文章脱颖而出,进而达到入仕的目的,为实现晋升,上演“长安索米”的闹剧,如此用心良苦,难道仅仅只图衣食无忧吗,只为隐于高堂吗?
在我看来,东方朔隐于朝廷,金马门,宫殿中,更多的反映了秦汉士人在仕不得用,隐无所之的现实面前进退两难的一种矛盾心态。东方朔虽然博学多才,聪明过人,但在人才济济的武帝一朝,他的才华似乎并不突出,他即不会像卫青那样开疆拓土,也不会如霍去病那样克敌制胜,与提出“大一统”治国方略的董仲舒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因此,东方朔不得不另辟蹊径,以滑稽诙张立足于朝廷,在掌握汉武帝心理的前提下,做些另类的事情,来博得武帝欢心,并在恰当的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不幸的是,他的政治主张却未被重用,对当朝发展也未产生过什么影响。由此可知,东方朔的“朝隐”思想,只是入仕不被重用,理想与现实发生矛发生冲突,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
东方朔“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被班固称为“滑稽之雄”,他以独有的滑稽外在形式,以朝隐的处世态度来标现他人格的独立,他虽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但却没有端正的态度,也没有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素养,一开始他便以滑稽示人,他以会算卦,会射覆扬名,并深得武帝喜爱,虽然他也曾有劝谏止董偃,、上《泰阶六符》劝武帝节俭的政绩,但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痕迹。他想做忠谏之臣却成为现实中的侍从之臣,想抒展政治抱负却不得不利用“朝隐”的手段全身远害。他滑稽的行为成就了他在历史中的名声,但也毁灭了他入仕报国、政治进取的理想,他悲剧的命运由当时历史环境造成,也是其自身使然。
仅从一部史书的记载中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肯定是十分片面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历史人物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许这就是《汉书》的魅力,也是它在字里行间为后人留下的耐人寻味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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