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青年节专栏、黑板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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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的来历
　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49年国务院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青年节的由来背景1918年11月11日，延续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等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中华民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会议竟决定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举国震怒，群情激愤。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下午，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运动得到的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和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或示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指令巴黎参加会议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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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过程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到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4月29-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英美法3国代表召开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透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以密电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北大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消息通报学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地点：天安门。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碰头会，商定了游行路线。一些准备以暴力行动惩办国贼的学生写下遗书。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在短暂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使馆区进发。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到巡捕阻拦，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4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3000余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见使馆区不能通过，更加义愤满腔，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下午4时许，学生涌至曹宅前。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率先跳入宅内并打开宅门，学生大队涌入，痛打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遍寻曹汝霖不着，激愤之下，于4时30分左右怒烧其宅。之后军警赶到，搜捕学生，被捕者共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远在郊外、未参加4日行动的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9日，为爱护北大，蔡元培怀着复杂的心情秘密出走。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被捕学生太多，学校亦征作监狱。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实际上，中国代表由于住所被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已无法外出赴会。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光荣的革命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这一规定。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仍然被当代年轻人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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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的确定
为了使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
　　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
　　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
　　《办法》指出，各部门和各用人单位应自觉遵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切实保障青年的休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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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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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放假的规定
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
　　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
　　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
　　《办法》指出，各部门和各用人单位应自觉遵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切实保障青年的休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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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划分标准

（一）我国青年年龄划分　
　　1.共青团
　　　　共青团章程第一条对团员的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员年满28周岁，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应该办理离团手续。这意味着，此次享受假期青年的年龄限制和团员恰好一致。
　　2.国家统计局
　　　　统计部门对青少年的划分是0岁至14岁。
　　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有两个，分别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但是对青年年龄段没有划分。
　　（二）国际上的“青年”标准
　　1.联合国
　　曾在一份文件中把14岁至25岁的人称为 “青年人口”
　　2.世界卫生组织
　　　　44岁以下的人被列为青年；45～59岁的人被列为中年；60～74岁的人为较老年(渐近老年)；75～89岁的人为老年；90岁以上为长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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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文章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但因某种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这绝对是个“重大课题”，只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力直面如此惨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未被真正冷落过，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调重弹，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门广场，因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很紧张，深怕我们图谋不轨。解释了大半天，才放行；不过，催着快走，别停留。穿过东交民巷，转往东单，再折向赵家楼。还敲了门，走进去跟老住户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还是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二者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斓的“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有限的“碎片”来拼接、还原、重构历史，这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努力穿越各种迷雾，走近1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重返现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爱”。基于这一信念，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改变论述策略，努力“走进五四”。

　　你问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这样做,效果不好。长期以来，我们确有将“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了，颇有用轻蔑的语调谈论“五四”的——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动作那么粗鲁，应追究刑事责任才对。面对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成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谈“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当然，这不是什么“坚决捍卫”。要是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帮倒忙。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所谓“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且，这东西辛亥革命后就没了，到此为止。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