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后感想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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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想读书体会

　　年初购此书，当即读完，颇为作者的行文和观点折服。唐德刚先生文体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可读性极强。前此读过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陆史家博雅多多。

　　此书多为袁氏回护，看来还算客观。盖形格势禁，不得已也。同时唐先生再次强调中国转型期的200年历史三峡观点，不相信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此观点抛弃所谓阶级斗争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颇能得人心。

　　近日从网上下载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国前十年》，发现《袁氏当国》即是《民国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陆出版时个别地方有删节，主要是大陆忌讳的地方。而后者可能是港湾版，联系大陆的议论之处均直言不讳，比读《袁氏当国》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陆版是经过重新编辑，截取一段成书，但并未说明，也许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吧。

　　吾人记忆力大减，年初读此书，现在电子版重读，竟未发现读过，直到发现有错字，检查此书核对，才发现原文几乎相同。还好，一年内两读，增强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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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

　　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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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

　　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

　　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

　　于是，袁世凯大人找到了理论依据，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他的袁大脑袋。苦了的是古德诺，再怎么开记者招待会也没用了，本来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这回全没戏了，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历史黑锅——支持复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

　　想想有点不明白了，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权威记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怎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暴乱，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

　　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

　　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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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

　　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

　　袁老辣，孙天真

　　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

　　“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

　　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

　　“孙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们权且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国父”的圣光还是不该磨灭的。第一件事，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科罗多拉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接报之后火速赶回上海。长年在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坦言“我一个钱也没带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奋战的黄兴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凯担任总统之后，“宋案”发生之前，是孙袁二人的“蜜月期”。孙中山不是认为“三民主义”就剩下民生主义还没完成么，袁世凯为了“安抚”孙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铁路”了。“孙大炮”脑子一热，就立志在民国初年延长铁路20万里（一说是10万英里）。截至2012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12万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凯当时心里就发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入党宣誓词就有“服从先生，再举革命”，党内高级干部均由党魁直接指派等等，给人的感觉怎么这么像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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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法治，先法后治

　　“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

　　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500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孙香，命哉时哉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

　　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

　　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 “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

　　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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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

　　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

　　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

　　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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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

　　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

　　1。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2。军阀政治

　　3。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4。内忧外患

　　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

　　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

　　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

　　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唐氏的这一番评论开始时令笔者感到疑惑，在书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但细细想来，却也可以理解。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另一共和大国——法国的模式呢？早在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也表明其不适合中国当时国情。那怎么办？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共和模式。这或许是唐老先生的所谓“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吧。基于这点，唐氏赞成袁氏的“可继承式总统制”，做一个“皇帝总统”；但反对撕开总统外衣，复辟帝制，偏要带上那个虚衔，这就成了在“历史三峡”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骂了。

　　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