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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金色的拱门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富有意义的象征符号——理性筑就的铁笼中胜利。麦当劳化所贡献出来的核心概念是“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与“可控制性”(注:(美)乔治·里茨尔著,顾建光译:《社会的麦当劳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版1999年。),这既是麦当劳胜利的秘诀,也是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核心理念,还是工具理性的课程模式对课堂教学的期待与评价。所以,本文借用“麦当劳化”这一形象的概念来剖析工具理性模式下的课堂教学的功绩与弊端。
一、课堂教学中的“效率至上”
“如何提高45分钟的效率”,“向课堂教学(学习)要效率”——“效率”成为最关键的词。在“效率至上”的原则下,知识经常被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信息点,教学即将这些知识点细致周全地传送给同学。课堂所传授的知识也被视为是中立的、非政治化的,教学被视为是外在于人的意义世界的传送行为与接受行为。弗莱蕾(Paulo Freire)批评这是一种“贮藏”(banking)(注:Paulo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The Seabury Press,1970.)的教育观与教学模式,教学变成一种储蓄行为,同学成为贮存器,教师是储蓄者——课程传授就是自认为博学多闻的人赠予懵懂无知者的礼物。
我们先看课堂教学中“教”——教授——教师的一方。在教师看来,所传授的知识是静止的、分类的、中立的,与同学的日常经验甚至与自身的日常经验都关联不大,“教授”就是用叙述不时将知识点填充到同学头脑中去。再来看“学”——接受——同学的一方。同学学习的过程即是不时地接受、记忆、重复的过程,同学仅为信息的收集者与分类者。
弗莱蕾还指出,这种储蓄的教学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信条上:教师教学而同学被教导;教师无所不知而同学一无所知;教师考虑一切而同学被(训练)考虑;教师侃侃而谈,同学静心聆听;教师规训,同学被规训;教师决策并行使他的选择,而同学只是服从;教师的行为成为同学行动的样板;教师选择进程与内容,同学不时地适应;教师肆意铺张其知识威信与专业权威,并站在解放同学的对立面;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同学仅仅是客体。(注:Paulo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The Seabury Press,1970,p.59.)这些信条的实践孕肓并强化了一个富有压迫色彩的小世界——课堂教学的小世界。
在这个压迫的小世界中,同学被视为需要被加工成规范化产品的原资料,人的自主性也就免去不谈了;教学的过程即是灌输与训练的过程,教育中“开启”、“建构”之本性早被驱逐了。效率致使课堂教学过分依赖既定的目标,目标之外的任何学习经验都可以被贬低为“潜在学习”、“隐性课程”、“不可控的学习”,而可控制的、显性的学习经常是排斥学习者的生活经验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些有效学习的战略与智慧。譬如,“有针对性地学习”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有限制地学习”,如何在有限的专题上做到精深熟练,能举一反三、举一反三,而非兴趣广泛、博学多才。课前如何有针对性地预习课程内容,课堂上又如何有目的地听讲,既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又能逾越教师的思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我们试问,这类学习智慧在能协助同学胜利应考的“事半功倍”之外,又如何起到真实学习的“事半功倍”?
在效率至上的原则上,教师关心的是如何在最少的时间内将知识用最省力的方式教给同学。课堂教学同样悬置于教师生活经验之外,教学的任务被极大地简单化了,变成可操作性的步骤:拟订详细的讲课提纲,收集模拟试题、讨论题,寻找教学录像带、录音带,将重点问题、疑难问题做成讲义发给同学,组织同学反复练习,最后烂熟于心。F·W·泰勒找到做好工作的最佳方式,把工作任务分成一些小的构成局部,交给工人反复地做。在课程授受中,许多教师将连贯的文意分解成分离的“点”,再重复给同学。下面是一位语文教师的看法:(注:张巨龄等:《语文教育,忧喜交加》。见孔庆东等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不少教师是一句一结论,一句一板书:左边写书中句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右边注释“说明他是贫穷的知识分子”;左边再写“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右边又注释“表示他的潦倒”。
这样的板书,看起来也许整洁、清楚,但是,却把一个生动的活灵活现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搞得支离破碎。外貌的局部特征,脱离了形象的整体,这样的教学,是永远不会使同学学会正确的思维,学会正确的分析、认识、理解,并养成内在的语文素质的。
这样的课堂教学不只遮蔽了同学,也遮蔽了教师,还遮蔽了课程内在的意义之流,课堂教学自身凌驾在所有参与者之上,凸显出一种个人难以驾驭的异己之力。无论是教学中的“主体”教师,还是教学的“客体”同学,都只能臣服在课堂教学的逻辑之下,甘心做一个棋子,如同战场上虽有将军与士兵之别,但在疏异的战争游戏面前,他们同样都是血肉筑成的棋子。课堂教学的模式如同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一切也都按部就班地往下流。课堂教学在“效率至上”的原则下迈出了“麦当劳化”的第一步。
二、课堂教学中的“数目管理”
我们身处一个数字化的社会,量取代了质的同时也消解了质。不同品质的人与物在量的评估下,在一切领域都可以交换、通约,流通在数字的协助下变得前所未有地经济与便利。譬如,一个有鲜活生命的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打上了冰冷的身份证号码,如同被烙上红字的囚徒,而这些外在的数字——出生日期、偶在的城市、区域、先定的性别转换为身份证上的相关数字,这些与生命偶然连带在一起的数字却成为指称这个生命的符号。数字似乎遮去了数字之后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不公与歧视,数字遮去了人的相貌、性情、喜好,人之为人的丰富与趣味都被数字所替代甚至侵扰。一个人所能追求的胜利就是使自身银行中帐号上的数字不时地增加,使名片上的头衔(头衔中的含金量)不时地升位。大街上四处张贴的网络广告“今天你值多少”,成为最怂恿人也最亵渎人的询问。数量穿越不同文化之隔,也穿越不同时间之隔,“你所是”(To be)即“你所有”(To have)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信仰。
课堂教学中同样弥漫着数目管理。更有趣的是,学校中的数字不是为了遮去具体人的特征而是为了强化、凸现这些特征,使某些维度的特征一目了然。譬如学号的编订,假如男生在前二十位,那么,女生就在后二十位;在同一性别中又是根据入学时考分的高低来排号数,在正取生(注:在一些学校,升学考试中被正式录取的同学。相应地,还有花钱上学的“买读生”与凭关系借读的“借读生”。)之后才是借读生与买读生的学号。一个学号是四十几号的同学,意味着他(她)一定不是正取生,成果也不会太好。教师拿到同学的名册,看到同学的学号就能给同学进行初步的分类。有的老师在课堂提问时经常不叫同学的姓名,而是直接叫学号。第五号同学与第二十五号同学,都是正式录取的同学,成果应该上流,但性别不同。学号如同红字一样烙在每个同学身上,在学校工厂中成为其正式的编号,它意味着同学的名次、等级。同样,一个具体的同学被归类到一组量化规范所架构而成的类别(思维活跃或反应慢等等)之中,每组类别中又有“明星”同学吸引着教师的注意力,教师将明星同学的特征推延成此类同学的特征,再将相应的对策用到别的同学身上。在明星同学的身后,是教师很难仔细观察的缄默的多数。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同学不只被学号所遮蔽,也被教师对其的定位类型所遮蔽,还被类型中的“明星”同学所遮蔽。
课堂教学中的数目管理意味着分数成为衡量同学成果甚至品行的尺度。至于分数与考试给同学所造成的压力、对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已多有检讨,本文不再赘述。
假如说是考试——这个制度化的仪式,在控制着中小学教学对分数的追求,那么,在考试相对松绑的大学,情形有什么不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学在推进素质教育、增加师生之间的民主、增加教学考评公开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让同学给教师的授课打分。不只教师在给同学打分,同学也要给教师打分。相互打分这种形式民主改变了教学既有的秩序,也颠覆了教育活动所需要的权威性。不少同学喜欢轻松有趣的授课,喜欢幽默感强的教师,喜欢宽进宽出的教师,而对严肃的、知识体系强的教师却不一定评价高。一个教师身后假如没有厚实而自信的知识权威与声誉威信,很难在同学面前坚持自身的学术规范。教师与同学在相互的“打分”游戏中,进行着某种微妙的博弈:同学对老师的评分受教师对同学评分的影响,而教师对同学的评分又不得不顾忌着同学可能的评分。在数字考评课程“授”与“受”的面前,作为传授者的教师与作为接受者的同学相互都放下身架,模糊角色,结成同盟,一起在考评制度的监督下,宽松相互;进而将相互从数量化的考评中相对解放出来——当然只是一种消极的、懈怠的解放。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实践到这里,碰到了合理化设计之外的“欺骗”,理性的预谋在此打了折扣。麦当劳化在此遭遇着实践者离心离德的“怠工”,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三、课堂教学中的“预测与意外”
课堂教学“麦当劳化”最主干的局部是可预测性。但工具理性的设计落实到人的世界中,总是会碰到无数的麻烦,除非将人完全训练成机器,事实上这种训练的努力一直没有被放弃。但作为意义主体的人,他天性的抵制也一直存在着,这种抵制大多是一种缄默的,甚至无意识的行动与态度,课程的“授”与“受”双方都掺杂着它。我们来分析一堂观摩课,(注:第四届主体性教育年会的观摩演示课之一。)教师精心设计的、反复演示过的优秀教案到了课堂实践中如何成为“不测”。
在这堂教学观摩课上(注:此个案的叙述方式,不是遮去叙述者视角的“正在发生的故事”(上帝的眼睛看到的),也不是强调叙述者视角的“我看到所发生的故事”,而是叙述者记忆中的故事“我所记住的故事”,因此,叙述与议论就不可区隔地融在一起。),教师借班上课。所授的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毛泽东的《长征》。教学一开始,依照教师的设计,教室的投影仪上显示的是红军长征的电视片,主题歌就是“长征”,声音高昂有力,气势澎湃。教师很好地运用技术设备构造了一个“剧场”,将同学从当下的时空中隔断,用图像、音乐、语言与想象,以和课堂中逐渐丰满的情绪建构了一个革命英雄主义的剧场。
第二个程序是年轻的女教师朗诵全文,声音清晰甚至华美,感情充分,如同站在剧场中心的盛装的演员,在目光的“聚光灯”下,她的扮演精湛、从容,教师的声音充溢着感情,她的眼睛泪光莹莹,很多同学的眼睛也泪光莹莹,教师的声音细细微微地拨动着“场外”观摩者的心。冷漠的、生硬的、躁乱的外壳悄悄地消失了,期待的、恬静的心境被教师的声音培育出来,观摩的场景变换为审美的意境,心理剧场也开始幼稚了。
第三个程序开始,教师进入对课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词的分析,教师按部就班,甚至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地展开着她的教学,教师从审美的剧场转换到知识点授受的工场。教师精心地、细腻地开始粗暴地撤除她精心建构的“剧场”,课堂中所流动的主题不再是思想与感情,而是字、词以和对段落的理解,同学也不再是观众,而变成演员,与教师同台演出。这时教师开始了预测之外的一系列的麻烦,甚至是失控。被“借来”的同学显然不是训练有素、默契的“配角”,教师只能与笼统的“同学群”进行目光交流,如同一个航手闯入一片黑压压的、不知深浅的海域,她只能去寻找那些明亮的、期待的甚至兴奋的眼睛。她冒着危险不知这样的同学能否很好地回答出她的提问,如同航手不知远处模糊的亮光到底是星光还是航灯。教师对同学的提问就集中在几个活跃的同学上面,而同学的问答又很难天衣无缝地整合进教师的叙述之中。教师对师生之间的交谈的期望并不是对话,而是教师的叙述被分派给教师角色与同学角色,一起来完成教学的演出。
教师不得不放弃强硬地将自身的框架“贯彻”下去的努力,她与同学的对话只停留在最外表上。同学从与教师合作的失败中,开始退回来,看老师讲课了。课后,教师的校长总结说:借班上课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好的观摩课还是应该用自身的同学上。
课堂教学现场不可控制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个课堂“意外”:
高中英语课上,老师让同学用"hope"与"hopely"造句,高大漂亮的女同学凡被点名站起来后,直接用课文中的句子,朗朗大声地说道:“我希望我的四个小朋友能平等地坐在……”男生与女生先是偷偷地笑,更多的同学意会过来后,笑出声了;当凡明白过来,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年轻的男教师的脸终于绷不住了,闪过一丝笑之后,迅速地说“很好”,结束了这一课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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