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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教师研究不只是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促进教师持续专业生长的有效途径。当前,教师研究逐渐从科学取向转变为叙事取向,即从“作品”走向“文本”。叙事可以提升教师的发现意识、反思意识与主体意识。“文本”叙事有多种方法,主要有教师个体层面的生活史方法,以和一起体层面的合作传记法。
【关 键 词】作品/文本/教师研究/叙事
一、教师是怎样的研究者:新的挑战与问题
近年,教师是研究者这一提法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同义语(Conway, 2001)。[1]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一方面,教育改革最终要落实到教师身上,只有教师素质的不时提高才干保证教育改革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教师的学习与发展不只需要正规的培训课程,而且有赖于其在工作现场中的实践反思。教师在工作实践中,“探究教育规律,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是通过研究而不时改进教育教学的过程”(Bransford %26amp; Schwartz, 1999)。[2] 教师研究不只是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促进教师持续专业生长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是研究者”(teacher as researcher)、“研究为本”(research-based)、“探究取向”(inquiry-orientation)等主张纷纷涌现。
虽然目前对“教师是研究者”已形成共识,但教师究竟应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研究者,对此则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教师应该具备科学研究的意识与方法,成为科学的教育研究者。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它可能使一些教师发生误解,认为教师的研究就是“科学研究”,这使他们感到负担很重。教师在日常教育中不只缺少时间与精力去做类似科学工作者的实证研究,而且这些“科学研究”对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行为的改进可能并未发生作用。因为,“科学研究”更多符合了实证研究者的旨趣,而不是一线教师改进教学实践的真实需求。
为此,许多学者开始重新考虑教师的研究者角色。例如,施瓦布(Schwab)从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动身,关注教师参与研究的决断慎思(deliberation)过程。克莱迪宁等人(Clandinin %26amp; Connelly, 2000)[3] 从教材的适用性动身,将教师看作是“使用者-发展者”,提出教师要多参与研究与研讨教学教材。还有的学者认为教师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复杂的,需要做出各种行动与决定(Elbaz, 1990)[4]。上述观点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开始从“科学研究”转为关注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探究。因此,教师成为研究者,更多是指教师具有问题探究的意识,“有效的教师必需经常坚持一种反思的状态,经常对他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性考虑,这种反思也就是教师的最主要的研究活动”(Rogers, 2002)。[5] 这充沛标明,教师研究应从科学转向叙事,这一转变也被称为从“作品”走向“文本”。
二、“作品”与“文本”:教师研究的科学取向与叙事取向
我们以“作品”隐喻科学取向的教师研究,即教师运用实证研究而完成的“研究报告”,它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优秀论文,是一件“作品”。同时,我们用“文本”比喻教师运用传记、日记等反思方式而形成的非完整记录,它是教师日常书写的文字片断。虽然“文本”是非完整、非科学、非系统的,但却是鲜活、叙事、反思性的。
“作品”与“文本”有以下区别:(1)“作品”有一定的逻辑体系,是经过提炼、浓缩的,如研究报告;而“文本”是个人化的书写,个人情感的流露,个人思想的片断式表达,是非成文的。(2)“作品”与符号学的“所指”紧密联系,“所指”是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文本”则属于“能指”领域,“能指”具有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它是开放、无中心,没有终止的结构。(3)“作品”是单数的,即意义的单一性,教师撰写“作品”往往是为了获得确定的研究目的与假设,追求确定的意义。“文本”则是复数的,意味着意义的多元化。教师所记录的“文本”是不可重复的,是教师此时此刻的真实表述。在阅读“文本”过程中,教师融入自身的经验与情感,读出与他人不同的感悟与理解。(4)“作品”是一种已完成的产品,当教师撰写完研究报告时,“作品”即告完成。“文本”则是有待进一步加工的个人思想,虽然它不是成形的作品,但却有无限多的组合可能。
假如说“作品”的完成主要靠教师的科学研究,那么,“文本”的写作主要借助叙事。对一线教师而言,科学取向的研究往往不能有效指导教师改进教育实践。相反,“文本”叙事则往往能提升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反思能力,“叙事研究已深得各级各类教育者的人心,从幼儿教师一直到大学教师。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实际、可接近、有效的方式,同时更是激发教师成为反思性教学实践者的重要动力”(Hollingsworth %26amp; Sockett, 1994)。[6] 教师每日生活都与叙事交织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教师了解教学和自我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叙事。叙事把教师日常的教育经验组织成有价值的事件,串成有实际意义的线条,从而将看似平凡、普通的活动赋予独特的体验。正因此,诺丁斯等人(Noddings %26amp; Witherall, 1991)认为,“叙事是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们提供了真正的教师在真实的教育情景中的真切画面,展示了教师在教学现场是如何解决真实教学问题的。它们引发教师考虑可以做如何改变。最为重要的是,故事可以使教师回忆起他们在教学、学习与研究中是如何改进与生长的。”[7]
三、“文本”叙事与教师的三种研究意识
与“科学研究”不同,“文本”叙事主要不关注教师是否掌握科学研究方法,而是注重教师的发现意识、主体意识与反思意识。
1. “敞开”与“遮蔽”:教师的发现意识
发现意识是教师研究能力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教师的探究就是一种投入教育现场的发现意识,这种发现意识不只是暂时的感觉,它更是一个持续的批判性反思的过程。”(Cochran-Smith %26amp; Lytle, 1999)[8] 那么,“文本”叙事为何能促进教师的发现意识呢?我们认为,“文本”叙事是开放的,教师不带有前提与假设,而是用倾听的方式投入其中,片断式地记录与叙述所看、所听与所思。通过这一过程,教师可以感受到教育教学中的真正问题,从而提高其发现意识。这符合现象学原则。现象学者认为要了解事物就必需解脱观察者的成见,毫无偏见地“面向事物自身”,其前提是让事物“敞开”,没有“遮蔽”地如其所是,“凡出现出来的东西,就像它从其自身显现出来那样,是可以从其自身动身加以考察的”,参与到存在者之解蔽状态中,这并不是丧失于这一状态中,而是自行展开而成为一种在存在者面前的引退。”[9] 倾听式的叙事研究正是不带客观假设地“面向观察对象自身”,因而教师可以坚持一种发现的心态与意识。
2. “在场”与“不在场”:教师的反思意识
在科学中心的学者看来,科学方法高于叙事方法,是意义的“在场”表达,与真理、意义具有一致性,而叙事方法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科学方法是客观的,不同的学者面对研究对象,都能做出相类似的判断,仿佛就在研究现场一样。叙事方法更多属于教师个人的一种情感流露与表达,是内隐的,不同的学者面对教师的同一叙事时,会有不同的感想、体验与理解,它具有“不在场”性。同科学方法相比,叙事方法虽然不具“在场性”,但它却可以反复解读、深度挖掘,每一次的解读,都能使解读者基于自身经验发现新的意义,并对自身的生长进行反思。
以往我们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更多是从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考虑,往往忽视了教师日常的教育叙事就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事实上,在鲜活、丰富、情景化的教育现场中,教师就是一位研究者,只不过他没有采用“在场”的科学研究法,而是“不在场”的叙事方法,对“文本”叙事持续地反思,批判地考虑。
3. “惯习”与“惊异”:教师的主体意识
在“科学研究”中,教师的主体意识往往是缺席的,主要表示在教师缺乏“惊异”,即对外部事物的好奇心。“文本”叙事有助于激发教师的“惊异”。格里涅(Greene, 1973)在《教师是陌生人》(teacher as stranger)一书中有贴切的描述:“从陌生人的观点来看每一天的实际世界,是以探究、惊奇的眼光来看待所生活的世界。就像从居住很久的他乡回到家一样,返乡者会注意到环境中他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与类型,他发现他必需考虑本地的仪式与习俗,好让其再次发生意义,他必需有意识地进行探究。”[10] 假如教师采用的是实证研究,他就有可能处于一种“惯习”状态,即对教育现场缺乏敏感性。暂且不论教师能否像科学研究者一样学会各种方法,即使能够熟练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当掌握了定量方法后,教师研究的方式就是立足于各种研究假设基础上的。由于研究假设的存在,即使教师面对的是教育生活中种种值得探究的现象,他也会变得熟视无睹。之所以失去敏感性,是因为教师过多地被各种研究假设、目标所束缚,从而无暇顾和原本可以让他发生惊异的现象。“文本”叙事由于没有固定的研究假设,反而能使教师坚持“惊异”的心态与敏感性,从而提升其研究的主体意识。
四、“文本”书写的两种主要形态:个人生活史与合作传记
“文本”叙事有多种方式,如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和文献分析等。综合国内外各种研究,我们认为有两种主要型态。
一是在个体水平,主要有个人生活史方法 它是指教师针对自身过去的生活与专业经验进行探究。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纵向的方法,它关注的范围已逾越专业经验,延伸到教师的整个生活层面,从更深、更广的角度,研讨教师的生长。通过个人生活史而获得的生活与经验可以协助教师了解到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更希望自身成为一名什么样的教师,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教育同学。因此,它能协助教师重新审视自身的个人生活经验,并将其视为一种情境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协助他们逾越各种外在的客观知识(consciousness)因此,指出师资培训机构应该更多鼓励教师采用生活史方法,以对其所从事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性记录。这一过程能协助教师对其先前进行的教学活动发生意识觉醒(awareness)。此外,教师所撰写的生活史记录还可以用作其他教师反思学习的重要工具。
二是在一起体层面,主要方法是合作传记 它能有效促进教师的自我了解,形成一起体意识,增进教师可持续发展的动机。合作自传的实施通常有6个步骤:生长团队的组成、自传的叙写、合作的诠释性分析、分析个人理论发展的来源与过程、拟订未来专业发展规划、实践反思与分享新建构的个人理论。许多研究教师专业经验的学者认为,教师应有更多机会,进行同事间专业经验的分享与互动,这能让教师感知到自身的专业声音与主张,激励教师提升专业意识,增强自信心,从他人实践中学习到有价值的替代性经验。
【参考文献】
[1]Conway, P. F. ( 2001) . Anticipatory reflection while learning to teach: From a temporally truncated to a temporally distributed model of refle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7, 89-106
[2]Bransford, J. D. , %26amp; Schwartz, D. L. ( 1999) . Rethinking transfer: A simple proposal with multiple implications. In A. Iran-Nejad %26amp; P. D. Pearson( Eds. ) ,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41-171
[3]Clandinin, D. J. , %26amp; Connelly, F. M. ( 2000) .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27
[4]Elbaz, F. ( 1990) .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teacher thinking. In C. Day, M. Pope, %26amp; P. Denicolo, Insights into teacher thinking and practice. London: Falmer Press, 15-42
[5]Rogers, C. ( 2002) . Defining reflection: another look at John Dewey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 104( 4) , 842
[6]Hollingsworth, S. , %26amp; Sockett, H. ( 1994) . Positioning teacher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reform: An introduction. In S. Hollingsworth %26amp; H. Sockett( Eds. ) . Teach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ref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0
[7]Witherell, C. , %26amp; Noddings, N. ( Eds. ) ( 1991) . Stories lives tell: Narrative and dialogue i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76
[8]Cochran-Smith, M. %26amp; Lytle, S. L. ( 1993) . Inside/outside: Teacher research and knowledg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85
[9]孙周兴选编.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96,223
[10]Greene, M. ( 1973) .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Belmont, CA: Wa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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