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太受哲学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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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如不给哲学加引号，不专门指掉书袋的“学问”的话，假如哲学指的是对“何谓良善生活？”以和“良善生活如何可能？”的普遍关怀，那么，当代中国教育所受哲学之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2、古代中国，一个普通的乡村私塾先生都有一套较完整的哲学教养，一个较笃定的价值系统。“正心、诚意、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忽略甚至抵触了许多其他重要的人生价值，为现代人所诟病，也有很多可以“智和”不能“仁守”的地方，但终究教养了千百年中国人基本的仁爱、怜悯、羞恶、谦让、诚信、礼义。我们的古代生活，经常被妖魔化了，出于时代危难而有的峻急，可以理解，老停留在混沌的激愤中，就有些不合时宜的老天真了。礼教肯定会“吃人”，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礼教，人会更多的被吃掉。时人有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毫无保存地礼赞春秋战国百家婀娜的“自由”，却慷慨地忘记了“春秋无义战”，屈死了千家万户。历史不可假设，不可能靠“假如”加以重构。
“回到五四”是必要的，但停留在五四，我们就没有指望了。而我们现在的教育界，既无古代生活的正面教养，又缺乏现代生活的基本经验（现代哲学就是现代经验），拿着“现代的”只言片语诋毁古代，抱着古代的零碎心态穿上洋装，在在见着“发展了一半的人格”。――我们都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
3、西方，古代亦然。现代生活，尽管他们自身说是“碎片化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平庸化的大众社会”、“风险社会”，是“价值颠覆的时代”，是“多元主义”的文化，但是，大多数教师都受过现代哲学的浸礼，深入人心的价值框架是有基准的，自由、民主、平等、理性、宽容，人本主义（人是目的）血脉相连。也常有可以“智和”不能“仁守”的地方，但不会是常态。
上学时，有几门课是外籍教师上的，从五十多岁的山姆大叔，到二十多，三十出头的加拿大帅哥，一律天真烂漫，纯真可爱，一律不厌其烦，苦口婆心。比同学还着急地盼望大家考试通过。大腹便便的Patreeker,像个老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唯一的洋泾浜汉语“明白吗？”，一节课问个数十遍，一听说不明白，就装一脸伤心状，从头开始，满堂笑声不时。时不时带几包桃酥、奶糖赏给大伙。经常见他上完课，就坐到东门外的橡树园咖啡吧，要一杯茶，埋头改一摞作业。大局部的日记和作业，评语都是“Good”,“Very Good”，"Excellent",最差的也就改完不给评语。在办公室的时候，门永远敞开，随时欢迎来访，或者E-mail。很难设想，这样的老师会怒起来随手抽同学一个大嘴巴。
4、 一年级的时候，每周四清晨六点多，带着几个同学冒着严寒蹬单车40多分钟，到人民大学听克剑师的课。每次到时，克剑师都已先到（一样的六点多动身蹬车40多分钟），在一旁的教师休息室静默准备，我们都习惯了这时候不跟他说一句话。一上午站着讲课，青丝苍苍，无微不至，下来，嗓子略哑。课后继续在休息室指导博士生，仍然不厌其烦。一次，福州的一位年轻朋友（也是克老同学）夭折，先生极悲，强忍着上完课，同去一师妹不识时务地问了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克老唯一一次课上光火训人。女生面子难堪，但也体谅老师的特殊心境。没想克剑师晚上电话到宿舍，很是低沉难过地自责。老师是骨子里的儒者，又是兼通中西的哲人，明了良知在于践履，哲学贵在反身。
生命化的教育，实际上是生命化了一种哲学。
5、我们“解放”了，推翻旧世界，打倒封资修，不再有任何哲学可以折磨我们。哲学退场，领袖登台，至高无上地持久主宰了我们。我们所谓活在“现在”，“活在当下”，并不在时代的等高线上，而是远低于它。大多是一任感性自在，无反省地放任自流（除了被迫受制于外部阻滞），浑浑噩噩，人云亦云地活着。这样活着，需要多少“勇气”？需要多少“坚忍”？需要什么“个性”？活得顺当的，乐和着；活得不好的，忍着――那不叫“坚忍”。面对事实和生活遭际，所谓“直觉”，若无必要的教养背景，也许更多的只能是与事实的“面面相觑”。面对教育的真实苦难乃至我们此岸的生活苦楚，我们感受，我们叹息，我们落泪，这是真的！然后呢？我们希望改变，往哪儿改变？如何改变？没有现代自由思想，我们的先师们知道打同学板子是不人道的吗？没有现代正义理论的隐约影响，要改变留守儿童的困苦处境，是不是再来一场“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农民起义？古代最好的教师，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又有谁想到要把课堂还给同学？
6、生命化教育，不是教人仅仅回到白板似的生物性自然生命自身，而是以生命的生动、切己和真实，探寻和接纳那值得教化的、带有较大普遍性的价值和义理，同时，将这些价值“化”为自身身体力行的“生命活动”，“言传身教”。否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生命化”，“化”个什么？“生命化”与“教育”有什么关系？——“私人价值”和“私人语言”一样，即便有，也皆不可教，因为不可通约。
我们的教育，擅长抒情，也勤于实干，看看我们以往的运动员训练模式就知道。整个现代中国就总是在这两极徘徊，要么凭虚蹈空，大话连篇，要么急用先行，埋头盲干。唯独视沉静、细致、耐心的考虑为迂远的空论，或误国之清谈，百无一用是书生。遂使国人每每浅尝辄止，即如没头苍蝇，一通乱忙，待谬之千里，濒于解体后，推倒重来，周而复始，不避苦难，不怕累死。而欧洲近代大革新之前，光用于精神研讨和思想启蒙的时间就有几百年。中国先秦诸子，则有并世不见用却锲而不舍的儒家，有根本拒绝为用，却信“无用之大用”的老庄。而那个时代，可正是诸侯并起，百家并用的黄金时代。
7、假如依照康德，哲学在其古义上，是教人祈向至善之学。由此，才需要理智训练和意义追问，这原本就是教育的题中之义。今天我们的教育，也许需要在精神气质上契入一些原本不习惯的“异质”成分，迎受心智的考究、理性的辨难，十字打开自身混沌的直觉感悟，停顿彷徨一下已成轻车熟路的“感性”。――坚持地道的“自然”等于拒绝教育。
混沌凿七窍，有死，却为人；不开窍，不死，一直混沌。人已有七窍，继续混沌？教育自身都混沌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