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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美国大学教授的研究课题并不像我们中国教授的研究课题那样,经常目标宏大,立意深远,拉开一个很大的局面和架势,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一个课题似乎要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他们的课题不但切入的角度很小,而且颇有些稀奇古怪,这样的课题虽然对改变真实的教育生活很有意义,但对许多中国教授来说,可能就太“下里巴人”了。
泰德·莱戈教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专门研究尽快熟悉同学、记住同学名字的方法。
他认为,记住同学的名字是一门艺术而且值得为之付出努力,即使你同时教着几个班级。反复调查标明,同学欣赏那些把他们当作独立个体的老师,而不是那些把他们看作一个群体的老师。假如你忘记了同学的名字,在家长会上你会特别尴尬。假如你不熟悉某位同学,当你跟人提到他时,在你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名字而已,而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为此,他在学院里成立了一个教师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优秀教师们一起分享着各自的智慧。
一位叫巴里·兰甘的教师这样介绍自身的做法:“让同学们在头几次发言时先报知名字,以后就让他们在发言前先等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尽力地猜一下。在头几个星期让他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并且在你的花名册上的姓名旁边标注上他们各自的特点,然后对号找人就容易了。最后尝试着制作姓名卡片,把它们放到同学面前直到你认识他们为止。”
布斯·豪老师的方法是“借助座次表”,他说:“我总是用电脑为每个班级设计座次表,然后打印几份。你可以在讲桌上放一份,在分发练习本时手持一份。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快速地查阅同学的名字,并且你可以把座次表多复印几份,让每个任课教师人手一份。他们肯定对可以尽快熟悉同学而心存感激。”
“标签记忆法”则是内森列·奎戈理老师多年的“专利”,他告诉同事:“记住几百个同学的名字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特别是在你的花名册上有两三个‘杰克’和‘凯利’时。新学期开始时我会给每个同学一张A4纸,让他们写上名字然后折起来确保能立在桌子上。我上课时就让他们放在桌子上,通常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要不,你可以买些贴纸,让同学把名字写在上面,然后贴在衣服上。”
罗德·波老师则针锋相对,他主张“扔掉你的辅助物”,因为,“姓名标签和花名册在某种程度上只会阻碍你记住同学的名字。另外,姓名标签很快就会被扔掉,更糟的是,他们会被交换。因此,没有什么能代替下功夫记住同学的名字,这是区别你与代课老师的众多事情之一。接受了这一点,下一步就是想出一种方法:牢记。”
……
看起来,这样一件记住同学名字的“小事”,竟也可以有不计其数种不同的方法,只是我们能不能让这些各自不同的方法在学校里“生根开花”罢了。
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来大陆讲学,其中介绍了他在学校里进行的“点名达标活动”。他要求教师在新生入学一周后,认识全部同学,为此,学校每年要进行一次教师与同学面对面的考核。高震东校长认为,良好的教育效果来自于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其师才信其道,师生之间大量的接触才是教育效果的基本保证。“点名达标活动”正是保证他们学校胜利的关键。于是,在台湾忠信学校,高震东校长把教育演绎得有声有色。
可是,同样的“点名达标活动”在我们的一所学校里却遭到了许多教师的抵制,校长甚至扣上了“生搬硬套”、“盲目模仿”、“小题大做”的帽子。在他们看来,教师尽快认识同学,确实不错,但学校只要号召一下也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间真的能够完全认识同学,只能水到渠成。假如较真起来,让教师与同学面对面考核,岂不是太伤老师自尊?更何况这样一件微缺乏道的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费太多的脑筋。
到底靠什么能记住同学?其实,方法固然重要,俱乐部的分享也很有价值,但是,真正记住同学,最终还是靠教师的心。没有一颗热爱的心,大概什么方法都难以奏效。
《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李希贵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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