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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改革与中国的现代化
——在广东省高中校长培训班上的演讲
(2007年9月13日下午)
许锡良
各位校长学员:
我今天准备用一个专题的形式与大家一起来研讨一下中国的发展的问题。我的题目就是“开放、改革与中国的现代化”。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这里特意把“开放”一词放在前面,这与我们习惯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顺序不太相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改革,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是现在要改革,以前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这还是因为我们打开国门后,确切地说是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们接触外面的世界多了,发现自身在许多方面都是远远地落后了。这种落后甚至严重地威胁到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威胁到了我们的国民的形象与是否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个基本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有如我们现在的一面镜子,看到了自身的缺乏,只有看到自身的缺乏,我们才会有强烈的改革的欲望。另外就是,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胜利。长期以来的封闭,我们的国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理解得太少,以致形成了某种愚昧落后、麻木不仁、冷漠自私的普遍现象。说实在的,我们的国民走出去,在国际上的声望不高,甚至有时还排在非洲国家之后,这与我们一厢情愿的大国梦是那么不和谐啊。所以,我这里先谈谈“开放”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之一在我看来就是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况。使中国人有机会看到与我们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使我们的眼睛清亮起来了,使我们眼界开阔了,从而变得聪明了许多。生活上也有总体上的提高。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开放时间与力度、广度都还远远不够。以中国几千年来的封闭社会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来看,中国再开放一百年都还不够。我们过去的开放主要还是在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特别是外国的资金与企业的引进上。当然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仅想要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而且思想与文化、物质与精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假如你只想要某一点是不可能单独拿到手的。
我举一个例子。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满清王朝当时主要是想要点西洋人的“坚船利炮”,造点“洋枪洋炮”,以保家卫国,保住江山,不受外敌侵略与瓜分。那个时候洋务领袖张之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与西洋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甚至认为,西洋不过是在器物制造技术上比我们高一些,其他方面还是我们的优于他们。认为我们的道德与祖传的典章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们的道德精神世界第一,西洋人在这方面要向我们学习。在这样的认识下,人们当然不会去追求西洋的思想文化与制度,甚至不屑于去作最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被动地要去作进一步的了解。原本只是想要点“洋枪洋炮”、“坚船利炮”什么的,但是发现,要把这些东西造出来,也不单单是一个物质技术上的问题。首先你要有懂技术的工人与工程师,然后还要相应的工厂,要顺利地生产,还必需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懂管理的人员。要得到这些人才与技术,又必需去开办现代学校,设立专门用来翻译的同文馆。开办现代学校的过程又要震动既有制度与人们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引入,实际上对人的思想精神领域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这中间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拦是可想而知的。从朝廷到民间,这股顽固势力非常强大,非常广泛。期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的强烈排外情绪就是最为典型的。后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是自然的事情。陶行知先生后来对中国当时甲午海战的惨败原因写过一篇短文叫《大炮上晒裤子》,说到当时北洋水师的军队纪律松驰,严重缺乏训练,从人的素质到制度,都是缺乏活力的。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北洋水师比日本的强大许多倍,实际上骨子里是毫无战斗力的。这里的具体细节我们不去纠缠了,但是我必需提醒大家的是日本,几乎在与我们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也选择了向西方开放。有意思的是他们也有一个搞洋务的思想家叫“福泽谕吉”,这个人现在还是日元最大币值一万日元钞票上的人物像。其实,他当时的政治地位远不能与中国的张之洞相比,他也在日本政府里任过职,但是,只是外务部门的一个小翻译职员而已。后来兴办日本庆应大学,专门从事翻译工作,有点像当时中国的同文馆。有意思的是,他也几乎在与中国的张之洞的同时写有一本《劝学篇》,张之洞也有这么一本书,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在这本书里,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但是,日本的福泽谕吉提出的改革思想却是“脱亚入欧”,这比我们后来胡适、陈序经先生提出的“全盘西化”与“充沛世界化”不但要早好几十年,而且也更为彻底。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学习外国的东西不但到位,而且效率很高。社会的转型差不多只要二三十年时间就可以做到。再加上这样彻底而完整的学习,我们与日本的结果怎样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文化原本就是一个顽固不化,非常保守,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结的文化,再加上国情复杂,又来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连皮毛都无法学到手。日本的福泽谕吉当时就预言说,中国如此改革必定不会胜利,日本不必怕中国。结果正如福泽谕吉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今天中国人中知道日本有一个福泽谕吉的实在不多。包括被称之为知识精英的人中,知道的也不多。这是我们与日本在互相了解上的严重不对等。保守、落后、偏见、麻木、冷漠,也不思进取,仍然是我们许多国民的基本素质。我今天所批评的一些现象与人物,也包括了自身在内。大家都要来一起反省反省。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酱缸文化”,是一个大染缸。半个多世纪前这样的批评与今天全国上下再次兴起“国学热”、“读经热”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照。我感觉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烂泥塘。要使烂泥塘得到清洁,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把泥塘封闭起来,而是要引进优质的活水,要坚持进水口与出水口的通畅。让水得到鲜活的流动是十分必要的。在流动过程,才干够坚持新鲜活力。中国的文化中的真正的优秀保守是不怕冲击的,他们只会更为鲜明地而耐久地留下来。冲掉的只会是腐烂的东西。文化的交融正如生物上的杂交优势。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凡是在华人文化区域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深刻而广泛的地方,如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不但社会治理得比较好,社会富裕而和谐,法治秩序也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保存中华民族的优秀保守的东西也最到位。为什么会这样?假如中国没有外来文化,我们自身即使发现了文化瑰宝敦煌佛窟,也只会用来关押犯人,甚至用来豢养牛羊,当年没有被外国人拿走的敦煌经卷,还不是在封闭的“文革”时被一把火烧了?所以,中国保守文化的真正维护也要在对外开放中才干实现。我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担心什么“黄皮白心”香蕉人的出现。我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为的,人为出来是要为人的。假如一个东西制造出来不能够维护人的生命的存在,不能让人平安而有尊严地幸福地活着,那么,无论这个东西是谁制造出来的,我们都应该把它毫不犹豫地丢弃。不过,丢掉什么,保存什么不是一个政府强制的过程,而是一个自然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我感觉只要这个过程是自然的,消除强制接受或者禁止,只要坚持社会的开放,我相信人的自然天性总会把最有价值的,最有利于人的生存与生活的东西保存下来。说得具体一些,假如我们不在清代时不外派留同学,我们连千年以来强迫给妇女缠足这样的残暴行为的不道德性、不人道性都不会被认识到。现在看来,这样的急迫性仍然存在,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与价值观念都存在着许多误区。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改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而且改革者的下场都不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代的改革几乎都是在封闭的情况下来改革,改的原因也是内忧外患,几乎是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改革的动力来源与目的是稳固保守的统治秩序。失败是正常的。中国的改革假如没有外来力量的威胁,假如没有外来的思想文化的强大而耐久地冲击是不会有所震动的。最难改革的就是人的思想观念。而真正的改革又必需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的素质层面上改革才会有最终的效果。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过:“真正的法律是写在人的心里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制度,而不选择另外一种制度?这也是与我们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式有关的。我们改革难题需要遇到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一是物化的现代化,包括技术,二是制度的现代化,三是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现在西文流行着一种后现代,是反对现代化的,对于西方文化背景来说,我理解他们的后现代。不过,就中国来说,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制度上与精神上的现代化。人的生活需要平安、爱、归属和尊严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的保守文化中是难以找到的,即使找到了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在实际中实现过,或者仅仅存留在圣人的理想之中而已。但是,我们今天放眼西方世界,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得多,而且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做得好得多。这就是我们开放的最重要的理由。我们改革向何处去?不要多想,无需也不能从自身的老祖宗那里学到什么,只需要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多看看就清楚了。圣人的理想,与我们现在的理想,在人家那里实现得比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孔子说,“仁者爱人”,但是实际中却从来是严刑峻法,贪污腐化,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一个思想不只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面对实际世界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能不能从点滴的改进工作做起。我们缺乏这样的理性,缺乏这样的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设计。而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法治社会制度。这样的制度在西方是生成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现代化的后起之国,只能借鉴甚至移植。西方有过文艺复兴,但是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复兴。西方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法治,而中国假如也搞一个复兴,就务必回到专制与封闭。即使唐朝盛世,也没有解决过司法公正与吏治腐败的问题。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相比,相差实在太远了。更何况现在社会的情形要复杂千万倍。我们必需把眼睛向外看,学习然后创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立足之本。我们与日本差就差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试供认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已经降低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底线的水平。今天中午我还看到央视今日说法节目谈到沈阳出租车司机因救人,而闯二道红灯,但是被救者却连出来作个证明都不肯,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身边,令人费解。我经常感觉一个社会的可怕还不是有多少抢劫与杀人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而且也只会是少数,对付这些的事情的方法还是有的。但是,对待一个国民的普遍麻木不仁与冷漠的心态却一时不会有好的方法。不过,请大家不要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看成是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世界搞市场经济历史悠久,但是道德水平高,社会秩序井然的国家并不少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上搞了市场,而政治权力却不是市场的,而是带有官本位的垄断性质的。这就必定容易导致垄断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秩序就是这样被弄乱的。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清醒的认识,板子不可打在市场经济上。中国假如不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经济上不去,没有市场经济谁能够养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贫穷的大国?
中国的改革应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政治与经济是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车轮,一个轮子飞快,而一个是极缓慢,甚至原地不动,这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市场经济与相应的法治社会秩序是一致的。过去的“洋务运动”想只要他们的“坚船利炮”,我们彻底失败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是比“坚船利炮”要复杂千万倍的社会制度,要想单独拿到手是更不可能的。
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权力上的垄断化,使我们社会越来越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现象出现。比方前天几天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被自身的情妇告状团到北京告状扳倒。还有安徽的一个地方官员用学来的MBA管理技术来管理自身的情妇团队。反映的就是权力监督缺位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温加宝总理在谈到反腐问题时说到,中国的腐败问题就是权力监督缺位造成的。可见中国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明了的。在这方面我们更要向那些治理得胜利的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法治精神与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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