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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从常识开始
谢有顺
很早以前听过一种说法,是用来形容法、英、德、中四国人的办事风格的:一个人丢了一根针,假如这是一个法国人,他会聚众到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我们要找到这根针!”假如这是个英国人,他会不动声色地跑到皇家侦探局,秘密请人侦破这根针的下落;假如这是个德国人,他会把房间的地板分成一个一个小方格,然后逐格逐格寻找;而假如这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他会找出一根铁杆来,将它磨成一根针;假如这是个当代的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他则会先找出一根特大号的铁杆,在记者的摄影机和围观的群众面前大做其铁杆磨针的秀,等到风头出尽、暴得大名之后,再趁人不备去偷一根针,以吹嘘自身大功告成。
谁都听得出这个故事里面的讽刺意味——它的确意味深长。其他国家的情况,暂且不论。但我们必需供认,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思想暗合了这个故事所说的荒谬逻辑。从小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说,要学习这种将铁杆磨成针的刻苦精神,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用铁杆来磨针是最笨的方法,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资源,它远没有用钱买一根针来得便利有效。——即便你没有钱,也可以用这根铁杆向他人换一根针(这种廉价生意有谁不愿意做呢?),而省下磨针的时间。这就好比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失败是胜利之母”,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失败在大多数时候就真的是失败,它并非什么胜利之母。那些为了证明“失败是胜利之母”这一命题的人,往往会举出爱迪生等人的胜利事例作为证据,却忘了这是一个既可以被证明也可以被证伪的命题,反面的事例同样举不胜举。多少人,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有取得过任何的胜利,他原本可以知难而退,在其他领域寻求更适合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可就因为他相信“失败是胜利之母”这种话,一条路走到黑,结果进了死胡同,错失人生的许多良机。
还有,现在的同学作文,写的多半是些“记有意义的一天”之类,在这样的思想训练下,同学们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习惯,都不太注重观察生活中那些微缺乏道的细节或经验,而径直奔向“意义”的大道,结果呢,盲目升华出来的“意义”充满纸面——老师们从不告诉同学,多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无意义的,周而复始的,它就是活着,照着生命的规律而运转而已。其实,这何尝不是生活最实质的意义?就像一年的四季,一天的凌晨、正午、黄昏和晚上,就像花开花落,就像太阳每天升起落下,月亮阴晴圆缺,它看起来都是庸常的,一直如此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直如此”,把这个世界、把我们的生活,镶嵌得严丝合缝。假如非要漠视这样的平常生活,非要在这样的生生不息的日子里,找出一个更宏大的“意义”来才满意而去,这就会造成一些幼小的心灵,一开始就向往“生活在别处”,蔑视普通的日子,好大喜功,好高鹜远,从而生长为一个难以执着于当下生活、难以老实地扎根于此时此地的人。
这些单调的思想,说白了,无非是叫人只注意事情的结果,至于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而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忽略了什么重要的过程,则可以完全不论。这种不言自明的常识错误,如今却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统治着越来越多人的思想,想来真有点叫人担忧。
为了得到一根针,不惜把铁杆磨成针;为了所谓的胜利,不惜遭遇无休止的失败。——假如对这样的格言和谚语,我们只告诉小朋友们单方面的意义,而不引导同学们对现成的思想进行质疑,不培养他们怀疑一切、追求真理的勇气,那这样的格言教育,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人放弃自身的大脑,一味地蛮干;用现在的话说是,丝毫不讲究效率、成本,不讲究审时度势、灵活应变。于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些怪胎就层出不穷。比方,一些城市为了应付全国卫生城市评比,竟然将臭水沟的水抽干,然后再注入清水甚至矿泉水;又比方,一些同学为了完成老师安排下来的做好事的指标,不惜将自身的铅笔或橡皮擦当作捡来的东西交公……更好笑的是,这些事情即便败露,也会因为当事人“用心良苦”而得到原谅,这就好比“大跃进”时期,一些出身农家的高级领导人,明明知道一亩地产几十万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堆也堆不出那么多粮食来),可他还要辩白说,不要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这话的意思是说,只要动机和目标是“革命”的,手段是否含有欺诈的成分已不重要!
还有一个笑话说,老师问同学:你今天做好事了没有?同学回答说:做了,我和小明一起帮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师说:很好。同学却补充了一句:不过,那个老太太一点都不想过去。——虽说是笑话,却可以从中闻到我们周围到处都弥漫着的怪异的道德气息。帮老太太过马路,捡到东西交还失主,这些原本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是基本的常识,现在却被宣传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遗忘了。这种将常识盲目进行精神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匿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到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期待道德英雄、精神典范,期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做,他自身则悄悄地躲避作为一个正常人该尽的基本责任。所以,一个用做好事的思想来支撑自身的道德体系的社会,外表上看来,是在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使每个人都在降低自身的道德要求,并使他们丧失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的热情。
鼓励大家都在外表上做好事,却不注重人格修养的自我塑造,就是鼓励在众人中建立道德神话;而一个社会假如过于依赖道德神话,民众的常识之心就会被淹没。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在做好事,后面跟着的往往是一大群占小廉价的人。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对这种现象有过精彩的分析。比方,一个人本着善良的禀性,用节假日的时间协助居民免费修理电器,结果大家都把一些已经破得无法再用的电器带来,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零件,换来的不过是勉强再用几天,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值得,从社会效益上说,也造成了一人学雷锋众人拣廉价的恶俗局面。所以说,做好事作为个人的道德表示,值得赞赏,但把做好事作为一种道德运动来推广,却不值得提倡。《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任何人要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没有这种内在的人格力量,所谓的道德,只不过是一种扮演而已。
以上这些都是常识问题,可由于我们长期远离它,它已变成了异类。所谓回到常识,就是要我们经常反思自身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经常质疑那些似是而非的教导,那时我们会发现:许多的事情,我们都要从头再来;真正的革命和解放,应该从常识开始,从每一个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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