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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陶行知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六十年了。作为一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教师，我在懵懂中历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一个把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然后通过历史来观照实际，进而希望改造实际，就成为一种必定。那么在中国，不阅读陶行知的著作，就无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了解和研究教育历史的机会。这些年，虽然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陶公的文字，但在很多时候是抱着一种研究历史的态度来阅读的。从陶公的文章中，我们循到了中国教育百年历史发展的脉络，感受到了教育界同仁百折不回的探索的勇气，也看到了理想和实际的连接从来都是教育研究的主题。那么，当岁月的长河过滤了流沙，我们再次细读陶公的文章，却蓦然发现，那些已经逝去的并非都是历史，陶公从来都未曾远离过我们。
办有精神的活的学校
陶公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局部，学校生活应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单就学校内部而言，他认为，“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在陶公的眼中，时时处处皆教育，事事人人皆教育。只要我们首先供认自身是在生活，那么我们就无一例外、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教育中。我想，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生活即教育”时，我们办学就不会因为经费缺乏而推诿，就一定会想出很多方法来解决暂时的困难。陶公的这种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曾经听不少校长慨叹办学经费缺乏，“钱”成了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有的校长千方百计筹措了资金，逐渐改善了办学条件。但办学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的学校硬件设施齐全，校舍壮观华丽，似乎很难挑出什么瑕疵，但一眼就看出学校处处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一个“钱”字，却很少看到“人”。比方，光洁的墙面上装饰着精美的图案，楼梯拐弯的地方悬挂着漂亮的灯饰，美则美矣，但我们却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学校里，“人”究竟在哪儿？“人的精神”在哪儿？或者换言之，这样的学校，“教育”究竟在哪儿？
陶公认为“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身手。”他认为“没有钱是一事，没有精神又是一事”，“高尚的生活精神不用钱买，不靠钱振作，也不能以没有钱推诿。……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无穷的。……有钱而无精神和无钱而有精神的学校，我都见识过。” 也许每一个校长都应该反思：我的学校是“有钱而无精神”，还是“无钱而有精神”？
几年前，我曾经有幸见识过一所乡村学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正如陶公所说，无钱却有精神——
学校座落在一个小村里。校舍是连续五六排平房，房顶上的红瓦色彩斑驳，告诉人们这些房子已经有些年代了；墙面一律白灰粉刷，粗糙却洁净。每一块墙壁都不寂寞：有的墙面布满了一幅幅古诗文配画，其稚拙的笔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小朋友们之手；也有的墙面贴满了小朋友们的剪纸作品，各种花朵、动物、人物的图案，有的作品设计精美，想象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穿过爬满紫藤的长廊，就来到这所小学校的后园。后园的中间是一条小路，红砖铺地，湿润润的；两旁的绿色植物生机勃勃。后园大约两亩见方，被一条红砖小路一分为二。小路的两侧，分别是“桃园”和“杏园”。桃园中最多的是桃树，正值夏季，桃树的细长的叶子在微雨中欢笑着，一个个毛茸茸的绿色小桃挂满枝头，煞是可爱。杏园中则大多是杏树，枝叶也长得十分茂盛。在桃树和杏树的空隙与下方，种植着各种花草，间或有莴笋和菜花等蔬菜。最惹眼的是挨墙的一排向日葵，花盘还不大，但那种绚烂的金黄色充溢了希望和向上的力量。
我们不由得询问校长，这样一片美丽的后园平时由谁来管理。校长自豪地告诉我们，这片后园的管理完全依靠学校的同学，每班分别承当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被称为“生态区”），定时有人来清除杂草，给花草树木施肥。放暑假了，每班都布置了值日生，每天都有一个小朋友前来收拾各班的生态区。我们这才注意到，在这些花草中间，有一块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分别标着各个班级的名称。
我们在这片美丽的后园里流连忘返。校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他说学校资金紧张，老师和小朋友们动了很多脑筋，一起动手，只花费了极少的资金，便将学校按他们的设想打扮起来了。
我们频频点头，赞叹不已。虽然现在正值暑假，学校里少了小朋友们琅琅的读书声，但并不寂寞。小朋友们暂时不在了，但这些花草照样开得万紫千红，好像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在诉说什么呢？也许是一所农村小学的文化，一个农村小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一群农村小朋友充溢活力的向上的姿态……
我想，这就是陶公所说的有精神的活的学校了吧。若有这样的学校，我们是情愿把自身的小朋友送进来就读的。当真如此，也就达到了陶公要求的好学校的规范了——
“我对于学校悬格并不要高，只希望大家把学校办到一个地步——情愿送亲子弟入校求学，就算好了。”
做能熏染同学好学的教师
在给正之先生的信中，陶公曾经谈到了同学学习的几种情况：“……大凡生而好学为上，熏染而学次之，督促而学又次之，最下者虽督促不学。生而好学与督促不学的人究属少数，大多数得到相当熏染、督促就肯学了。”他认为，“现今青年人所以不肯努力求学的缘故，实由于学校里缺少学问上熏染和督促的力量。”那么，能够在学校里承当起熏染和督促的人，“就地位论，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
陶公的一席话标明了教师在同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干教出学而不厌的同学。”教师不好学，就难以教出好学的同学，陶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标明了自身的观点。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教师自身的学习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道理似乎非常简单，但至今却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新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各种教育教学实验、教育科研课题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新的观点、新的理念层出不穷。但细细思索，却发现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教师的学习和生长。固然，我们也在开展教师培训，但当前的很多培训活动、培训课程、培训形式都不能适应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时候这类培训只是徒有虚名，培训效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有些教师公开宣称，只是为了挣取继续教育学分而不得已为之。即使是校本培训，培训的目的已经往往不是教师的生长，教师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现在，如何遵循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的基本规律制定培训计划，改革培训内容，发明符合教师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让教师喜闻乐见的培训形式，是值得各级教师培训机构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教师提高这个角度看，陶公的忧虑至今都并非多余。
假如说教师培训是“要我学”，那么陶公更注重“我要学”。陶公所处的时代，尚未明确提出教师培训这个概念，但他却坚定地认为，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陶公主张“生活即教育”，他认为“生活之发荣滋长须有吸收滋养料的容量”，因此得出这样的推论：“学校教职员必需虚心，学而不厌。不但教师要学而不厌，就是职员也要学而不厌，因为既以生活为学校的中心，那么各种事务都要含有教育的意义。从校长起一直到厨司、校工，各有各的职务，即各有各的学问要增进。”在陶公的心目中，学校的每一个教职员工都有学问要增进，上至校长，下至厨司和校工，没有人可以拥有学习的豁免权。应该说，陶公的这一观点至今依然新鲜，让人深思。遗憾的是，在当下，不只不学习的厨司和校工毫不稀奇，不学习的校长和教师也大有人在。有些校长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忙于方方面面的交往应酬，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俗气，骄气，怨气，唯独没有书卷气；有些教师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下焦头烂额，有的仅仅把教师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学习的愿望。
陶公指出，“好学是污染的，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我们说， 一个好学的校长可以熏染一群教师好学，一个好学的教师，可以熏染一群同学好学；反之，一个不好学的校长，带着一帮不好学的教师，又何以熏染出好学的同学呢？
陶公主张“教学做合一”，其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里说的便是教师的教应该和教师的学联络。陶公认为，教师不时学习，“这不但使教诲丰富，同学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资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痛快事体。”由此我想到了当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汇：职业倦怠。据说有相当多的教师开始出现职业倦怠。其实，陶公于1919年2月发表的《教学合一》一文中，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肯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干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
说到底，还是要教学相长，才干感受到“教育英才的快乐”，才干防止“无限枯寂的生活”，才干有效地克服我们的“职业倦怠”。
“一个学校要想有美满的生活，必需和知识的泉源通根水管，使得新知识可以源源而来。”教师要能够接通这根水管，使自身永远处在不时地丰富、更新和知识的熏染中，从而使我们有能力、有资本、有方法、有条件、有兴趣去丰富、更新和“熏染”同学。
做教师，当做一个能熏染同学好学的教师！
我们需要怎样的儿童用书
1931年4月，陶公发表了《儿童用书选择规范》一文，对如何选择儿童用书提出了自身的见解：
“一本书之好坏，可以拿下列三种规范判断它：（一）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发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发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8月，陶公又发表了《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针对当时教科书编撰的实际情况，再一次提出了以上三种规范，认为教科书的编写优劣也可以依照这三种规范来判断。
有意思的是，陶公在这两篇文章中，都举到了同样的两个例子：鲁宾孙泥土变水缸的例子和《红楼梦》中破荷叶变乐器的例子，旨在说明什么书是能够发生新价值的书，读来令人豁然开朗，深受启发。
由陶公关于儿童用书的建议，我想到了当下的儿童阅读。近两年，儿童阅读运动方兴未艾，一大批教育界、文学界有识之士加入了儿童阅读的实践、推广和宣传工作，成果斐然，令人鼓舞。但也应该看到，关于儿童阅读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很多领域尚待研究和拓展。比方，推广儿童阅读，哪些书是值得小朋友们阅读的？选择这些书目的规范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些问题不清楚，开展儿童阅读就没有方向，没有指导，很容易误入歧途。仔细思索陶公提出的选择儿童用书的三种规范，发现对当今的儿童阅读来说，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陶公提出的三种规范作为选择儿童用书的主要价值参考。
我以为，儿童阅读无非是两个范围：一是教科书内的阅读，二是教科书外的阅读。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可能会不一样，但大体都出不了这个范畴。教科书内容的编写可以依照“三种规范”，教科书以外书目的选择也同样可以依照“三种规范”。陶公曾经把光绪年间出版的教科书和19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作比较，对当时通行的小学常识和初中自然教科书拿来审查了一番，“立刻发现它们只是科学的识字书，只是科学的优秀论文书”，因此陶公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这些书使您觉得读到胡子白也不能叫您得着丝毫驾驭自然的力量。……它们不教您试验，不教您发明。它们只能把您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
对这样的教科书，陶公简直是深恶痛绝：“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也养不成！”
读罢陶公这样的愤激之语，也许我们应该反思：
我们的教科书有力量吗？
小朋友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教科书，能给小朋友提供动作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发生新价值的力量吗？
至于教科书以外的儿童阅读，我们可以施展的天地就太宽了。但惟其太宽，则更须慎重。我曾经读过一本适合低年级儿童阅读的绘本——菲比．吉尔曼（加）的《爷爷一定有方法》，不由为书中所表示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发明力而深深地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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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9 1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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