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语文《爸爸的花儿落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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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语文《爸爸的花儿落了》参考资料
　　
　　《爸爸的花儿落了》有关资料
　　
　　【作者简介】
　　
　　林海音（１９１８～２００１），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家长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８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她的父亲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林海音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１９４８年８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小朋友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１９５３年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１９６７年兴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富的。迄今为止，已出版了１８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另外有《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城南旧事》简介】
　　
　　２０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孩子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同学暗中相爱，后大同学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孩子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孩子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和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孩子也被丈夫卖给他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身的小朋友不论，来伺候他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林海音）】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缄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布置。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呢？我经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恬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身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维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溢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小朋友！”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身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选自《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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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花儿落了》有关资料
　　
　　【城南旧事（代序）（林海音）】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誊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由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假如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方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小朋友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布置，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时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小朋友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小朋友所该负的责任。假如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假如写到父亲，总难免要触和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哀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持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笞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示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丰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他都疼爱，我经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珍重自身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的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他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身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接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呆而神圣吗？
　　
　　１９６０年７月
　　
　　（选自《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双线并行，交相生辉──浅析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张百栋）】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个题目，语带双关，一是实指爸爸种的夹竹桃的垂落，二是象征禀性爱花的爸爸的辞世。小说以此为题，含而不露，哀而不伤。
　　
　　爱花，是爸爸的禀性。但作品中，它并没有把爸爸写成一个花匠或园艺家，也没有做泼墨的描写，只是把它作为线索贯穿小说的始末。小说开头写道：
　　
　　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小说的中间写道：
　　
　　爸爸是多么喜欢花。
　　
　　……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
　　
　　小说的末尾写道：
　　
　　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
　　
　　……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这些描写在小说中是作为布局谋篇的手段而存在的。它除使作品浑然天成外，我以为其深层意义还在于：其一，借花的柔性来调和爸爸性格中的刚性，使爸爸的严厉和慈祥和谐协调地发展；其二，“花”在这里已经超然而成了一种象征的事物。象征使作品更具内涵。爸爸身体健康时，花开得挺旺；爸爸病危时，成为对子女的关怀、鼓励；爸爸辞世时，花儿落了。
　　
　　与爸爸爱花这条线索并行的另一线索是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前，写爸爸病倒了，不能参与“我”的毕业典礼。爸爸病得怎样？能否治好？作品在此设置了悬念。接着宕开一笔，采用插叙的方法，把爸爸多年来对子女的严厉管教，对子女真诚的爱，通过不让“我”上学迟到这件事，作为重点进行描写。这些资料看来很琐细，并不伟大，但却塑造了一个可亲可敬的“严”在其外、“爱”在其内的爸爸形象。小朋友逃学，“爸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抄起鸡毛掸子，“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这是够狠的了。但却出人意外，在“我”上学之后，爸爸竟到学校看“我”来了，“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爸面前。爸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真、善、美在此时此地，在爸爸这一形象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毕业典礼中，作者又疏密有致地叙述爸爸叫“我”到银行汇款的事。汇款，本是大人干的事，可是爸爸又出人意外地让“我”去干，还说这是“闯练”。
　　
　　作者之所以选取以上这两件事作重点的铺写，我想其意重在表示教小朋友热爱学习和学会生存，偏重点是不相同的。
　　
　　毕业典礼后，英子听到了爸爸辞世的消息，表示出了惊人的“镇定”“恬静”。再联想到英子在毕业时成为优秀生，“代表同学们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这样看来，爸爸的花儿虽然落了，但所结出的果实却是硕大的。小说把因果关系表示得如此显眼，如此突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就是作者力图要表示的主题。
　　
　　爸爸爱花和毕业典礼这两条线索中，前者应是主线，因为作品所要刻画的主要形象是爸爸，在作品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后者则是副线，是为情节的发展有序而设置的，它对主线只是起着烘托、映衬、推动的作用。然而这两条线索相互辉映，既有利于情节的展开，又使两个人物主次分明，相映生辉。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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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和《爸爸的花儿落了》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１９１８年生于日本大皈，５岁时随家长迁往北京南城。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北师大和属小学、春明女中、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曾任《世界日报》记者。１９４８年与丈夫夏承楹（何凡）携三个小朋友移居台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因中风井发肺炎和败血症，病逝于台北。
　　
　　林海音以写作和编辑出版名世。自50年代起，她陆续结集出版了《冬青树》《绿藻和咸蛋》《晓云》《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烛芯》《春风丽日》《两地》《盂珠的旅程》《城南旧影》等小说和散文作品。在台湾，林海音曾先后任《国语日报》编辑、《文星》杂志编辑、《联合报》副刊编辑，之后又兴办了《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晚年的林海音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小学教材的编辑工作。
　　
　　林海音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她初版于１９６０年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这部小说在台湾和大陆多次再版，８０年代大陆曾将它改成电影。
　　
　　从５岁到３０岁，林海音一直都在北京度过北京这座古城留下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验与记忆，即使离开十多年后也无法轻易忘怀，“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身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正是这种对童年时期北京生活的思念成了《城南旧事》最初的创作动因。
　　
　　《城南旧事》以“小英子”的视角串联起五个结构上各自独立的故事，背景是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９年间的北平。《惠安馆传奇》讲述一个会馆看门人的孩子秀贞和住在会馆里的青年同学相爱却被抛弃，私生的孩子被家长送到城墙根下让他人拣去。秀贞回思念她的爱人和孩子成了“疯子”，而她的孩子妞儿则在高她不远的地方以卖唱维持养家长的生活。《我们看海去》描述一个为了供养弟弟读书不得不偷盗财物的“偷儿”，最终被警察逮捕。《兰姨娘》涉和一个丑四以来常见的爱情主题：旧式家庭的女子（下堂妾）与青年同学出走。《驴打滚儿》中的佣人宋妈为了维持生汁，抛下自身的子女，进城给人做保姆却落得儿子溺水而死，孩子去向不明。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对生活有着最简单的渴望，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却不得不接受着最繁重的打击＿叙述者孩重的身份使她得以出现这些故事宁不为成人世界所知的一面。涤除了成人世界的世俗，原本倒霉的故事散发出憨厚的人性之光。
　　
　　《城南旧事》营造了一个浓郁的京味氛围，它所描述的北京城乡习俗、杂粮面食制作、民间谚语传说。士话方言以和胡同街坊里的趣闻轶事，都活现了一个老北京的面貌。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城南旧事》的最后一章林海音曾经有一个叔叔在大连回参与抗日活动被日自己逮捕，后又被毒死在狱中。林海音的爸爸前往大连收尸后，回京不久，身心俱疲，肺病复发于1931年去世。《爸爸的花儿落了》就是从这场病写起的。
　　
　　在《城南旧事》的前四章里，林海音写了底层人物的悲剧故事。秀儿人生阅历而己，井没有对她的个人生活造成根本的影响。小英子也多无意讨伐、控诉什么，“回为那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她依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心地单纯的小小朋友。这种状况在《爸爸的花儿落了》中有了转变。叙述者“小英子”开始真正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切入故事的讲述中，所有的细节都将融进她自身的切肤之痛。
　　
　　课文以对父亲的怀念进入了一个生长主题的情境中。儿重视角在这里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以“小英子”面目出现的叙述者，已分明不是那个英子，她在这里对爸爸的所有讲述都是在己知结局的前提下展开的。她可以一如一个未知人事的孩童那样感知世界，不知道自身将面临夫去父亲的命运，但这样的大真在成年后的林海音那里回为有既定结局的映照，尤显得痛彻肺腑写《城南旧事》之前，林海音曾写过一篇《我父》：“我知道假如写到父亲，总难免要触和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哀记忆……他溺爱我，也鞭笞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示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在这篇课文里，厄运降临之前，与父亲有关的场景一幕幕出现：严厉的，和蔼的，爱花的父亲；拳脚相“逼”的，伫立教室窗外默默凝望孩子的父亲……父亲的形象在毕业骊歌和庭院落花的背景中凸现出来，一丝一毫都是怀念的情绪，不自觉地映照出“死亡”这个更大的主题。这种双重视角的处置让人不由得想到怯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从《城南旧事》的前四章中走来，隐在的生长主题逐渐增生，在这一章里达成了汇合。在毕业典礼这一具有成人仪式意义的场景中，小英子再次体会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大人，经常有人要我做大人。”小小朋友对生长的想像却是喜忧参半的：“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小朋友呀！”长大是一种勇气和承当对自身的，对他人的，是一种责任能力的验证。同时，长大也意味着再也不能以小朋友的眼光单纯地感知和描述周围的世界，是一种权利的丧夫和被剥夺。
　　
　　在经过不无忧伤的考虑后，小英子终于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意识到“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以从来没有过的镇定和恬静面对父亲病危的消息。从此以后，小英子将要应对生活中出现的任何变故。（在实际世界里，１３岁丧父的林海音跟着年轻的寡母，照顾着年幼的弟、妹，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度着艰辛的岁月。）
　　
　　与“花儿”有关的字句在这篇文章里反复出现，井不是偶然的，它不只仅指爸爸有种花的喜好。文章中一再提和的夹竹桃、玉簪花、石榴、茉莉、蒲公英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万物复苏繁花似锦的春天，这一方面代表了生命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象征着人生的初始阶段，这样一来，“花儿”便成了一种时间的标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像花开自有花落一样，“落花”是一个音别，是生命中必定要经历的一个时刻，因此它契合了本文的两大主题──爸爸的生命和英子的童年的终结。在整体上它也回应了《城南旧事》前四个故事的结局：故事的主人公都以不同的方式离“我”而去。
　　
　　对生命来说，死亡是不可重复的；但对重年来说，告别却是另一个不同的开始，虽然它并不必定指向一个光明快乐的未来，却总是值得每个人去尝试的；就此而言，“落花”的意象稍稍冲淡了父亲的死亡可能有的悲哀意味，没有将作品仅仅处置成“痛夫”的主题，这样，课文结尾的两句话才显得感伤。怅悯但绝不绝望：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己不再是小小朋友。
　　
　　童年的结束也许并不像《爸爸的花儿落了》这样总以某个重大事件为标志，很多时候它可能是在你不曾注意到春天的花开。秋天的叶落时悄悄远去，令人在成年后的回味中低回不己。
　　
　　

admin

　　爱的纪念
　　
　　──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赏读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一篇感情颇深的文章。文章开篇用衣襟上的夹竹桃引起“我”对爸爸的回忆，回忆中有快乐，也有感伤；有爸爸严厉的责罚，也有他绵绵的爱意，表达了作者失去父亲的痛楚与无奈，同时又深深眷念的感情。
　　
　　耐人寻味的标题。这篇文章以“爸爸的花儿落了”为题，一方面指爸爸种的夹竹桃凋谢了，另一方面则点出了爸爸的离开人世。
　　
　　不同寻常的“花儿”。文章题目为“爸爸的花儿落了”，花儿与题目相映。文章也多处写到花儿，如开头由衣襟上的夹竹桃引出爸爸生病住院，结尾用“垂落的夹竹桃”回应前文,点出爸爸已不在人间。可以看出“花”是作为线索贯穿文章始末的。
　　
　　沉稳厚重的父爱。作者在毕业典礼上回忆起自身与父亲之间的故事：爸爸鼓励我独自参与毕业典礼，这是他对我的殷切希望；爸爸鼓励我独自去银行寄钱这是他对我的严格要求；爸爸逼我去上学，并给我送来棉衣这是他对我的温暖关怀；爸爸死后，我非常镇定、恬静这是他对我的热忱鼓励。作者在风里、在雨里、在爱的港湾里漂流，在一次次的磨练中渐渐长大。
　　
　　虚实相生的情节。文中巧妙地将眼前事和回忆过去的事组合在一起。文章开篇用衣襟上的粉红色夹竹桃，引出前一天去医院探望爸爸时的情形；通过忆述探病时爸爸的一番话，特别是嘱咐我不要迟到，引出六年前因赖床不起受爸爸惩办以和自身以后上学从不迟到的情形；这时，礼堂的钟声响了，想到爸爸不会来了，我思潮起伏，想到爸爸的病和因病而不能料理花儿，于是又忆起爸爸爱花的情形；还没有想完，韩主任已经讲话了，我们也唱起了骊歌，由此想到很多人盼望自身长大，进而回忆起爸爸要我闯练，让我到东郊民巷正金银行汇款给在日本的陈叔叔的经过；最后毕业典礼回来，看着满院零落的花儿，听到老高的话，我清醒地意识到爸爸的花真的落了，自身已经长大了。可以看出情节是自然紧凑的。
　　
　　若无其事的暗示。比方文中很多次暗示了爸爸已经病得很重，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开头“我”回忆去医院看望爸爸时，爸爸曾说：“没有爸爸，你更要自身管自身，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这是一处伏笔。又如当毕业典礼的钟声响起后，我突然又想到妈妈爸爸，疑惑“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是在暗示妈妈对爸爸的病情很了解，知道他将去世。而毕业典礼结束后，“催着自身，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急急忙忙赶回家去，这恐怕是一种预感。至于写他进家门以后看到“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更是以花喻人，把即将丧父的伤痛推到极致。可以看出构思是别出心裁的。
　　
　　生命如花，纵使多情而美丽，但有一天，它会无奈地凋谢，殒落枝头，但一个飘香的灵魂却可以逾越时间与空间，在另一个心灵继续散发为阵阵幽香，在爱的缅怀中得到永生，永远绽放在另一个心灵之中。《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的魅力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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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台湾文学的一道阳光
　　
　　当年小英子牵着骆驼从城南走来，岁月的夕阳牵着驼铃声、捎着林海音一并西下。她的故事以和她的《城南旧事》将久远地回味在海峡两岸。谨以此文献给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仙逝的林海音先生。
　　
　　──题记
　　
　　一
　　
　　林海音原先叫含英，最早叫英子。台湾人，生于日本。英子５岁时妈妈抱着她，与爸爸一道萍飘到北平。爸爸英年早逝。２５年后（１９４８年）英子与夫君何凡扶着妈妈，携着、背着、抱着３个小朋友，又折回台湾。“少小离家老大还”，一把辛酸两行泪。六口之家蜗居在一间日式住宅的玄关处，于３个榻榻米大的地盘吃饭、办公兼睡觉。
　　
　　何凡是北师大毕业，国学功底深厚，在《国语日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林海音则为家所累，不得不围着锅台唱锅碗瓢勺丁当曲。她不是一位懈怠的女性，不久便重操旧业，笔耕墨耨，写些介绍台湾的风物人情短文给报刊，既不至于荒芜了自身，又可赚点稿费，聊补“糙米”之炊。旋即，她又戏剧性地与何凡同事，到《国语日报》当编辑。
　　
　　二
　　
　　岁月终究将把林海音磨练成一位“多栖动物”：作家、编辑和出版人。
　　
　　作家的林海音，不隶属“著述等身”一类。她的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统共不过３００万字吧。她的处女作《冬青树》，是一部专写家庭琐事的散文集。当时，有人认为她尽写身边琐事，有点小家子气。丈夫何凡不以为然，为其作序。他说，结识林海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收获，林海音为他生了四个儿女是她的最大成绩，林海音以文债抵了儿女债。他认为，女作家写家庭生活，是顺理成章的事，“家齐而后治国”。何凡于幽默中为太太护“短”。
　　
　　自１９５７年起，林海音陆续写回忆童年的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和《爸爸的花儿落了》等５个短篇。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空、人物、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系列。宋妈是贯串其间的主线人物。作品中，英子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观察２０年代北平城南一四合院里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小偷、黄板牙、兰姨娘和疯子。高阳评论林海音的小说，“不只故事感人，她的文笔令人击节赞叹；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是她的拿手好戏。”１９６０年冠《城南旧事》为书名结集出版，并未引起社会关注。２０年后，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城南旧事》曾在４７个国家放映，获过多项国际大奖。若干年后，林海音到大陆访问，在公众场所见到导演吴贻弓时说：“我向您鞠躬，因为您使我的名字在大陆变得家喻户晓，所以我得向您脱帽三鞠躬?”并真的弯腰致意。《城南旧事》跨越时代背景，跨越了政治，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已得到社会一致的认可。
　　
　　“花香不在多”，一个作家能有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鸿爪，足矣！
　　
　　三
　　
　　林海音是由编辑起步而“发迹”的作家。作家，对她来说是“业余”，编辑却是终身。“我实在热爱编辑工作。”７７岁的林海音在关闭她经营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时，“忍不住想哭”，对人如是说。她早年在北平编《世界日报》，后来到台湾编《国语日报》、《联合日报·副刊》，继之是《文星》、《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一直在“为人作嫁”。她在编辑上的建树，绝不亚于其创作。在编“联副”１０年期间，使一批台湾外乡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有人评论“林海音是台湾文学的播种者、培植者，也是一道阳光。”此言并非过誉，确实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外乡作家钟理和命运坎坷，贫病交加，他的绝大局部作品都是林海音编发的，她着意栽培他。不料，钟理和突然病故。林海音闻讯后，挥泪赶写《悼钟理和先生》，介绍其苦难的一生，发表在次日的报纸上，不期收到众多读者的悼文和捐款。林海音不分昼夜地为钟理和编书、联系印刷厂、请人设计封面、借款印书，赶在钟理和百日祭时放在供桌上，了却心愿。后来，电影界根据钟理和的人生遭际改编成电影《原乡人》，由名演员秦汉、林凤娇主演，风靡一时，使全社会认识了钟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之间只有信件交往，却从未谋过面?君子之交淡如水。
　　
　　１９８４年，《香港文学》采访林海音，记者提到是她提携了黄春明、钟理和等新近作家时，林海音说，“不能说是我提拔了他们，这未免太过份了”，“既然许多作家这么表示，我多少能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我也很高兴”。谦逊、平实得令人咋舌。
　　
　　在如履薄冰的文学航道上，林海音终于难逃“翻船”的厄运。那是１９６３年震惊台湾文坛的“船长事迹”。是年４月２３日，林海音在“联副”版上编发了一首名叫《故事》的小诗。叙述了一位船长漂流到一座小岛，被岛上的美女吸引，而流连忘返。当局见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影射总统愚昧无知”。面对汹汹来势，林海音怕牵累报社和他人，面对来者，她立即表示引咎辞职，砸了端了１０年的饭碗，这才防止一场祸和他人的灾难。而作者风迟被认为是“讽刺”的谐音，被当局判为“叛乱嫌疑”罪，蹲了３年大牢。风迟觉得对不起林海音，深怀“百身莫赎”之恨；而林海音自己把此事看得很淡：“这种事遇上了就算遇上了。”因此钟肇政说“林海音是个自由派”，“她不搞政治挂帅”，“不论白色恐怖”，“因为她认为自身是很纯真的，很纯粹的”。
　　
　　四
　　
　　林海音在文学上有自身的追求。面对通俗低级、充溢色情暴力的读物充满坊间，而真正的文学园地却一片荒芜时，她坐不住了。时已年过半百的她，与丈夫何凡和友人不计风险和利弊，毅然兴办了《纯文学月刊》，为台湾的纯文学发展鸣锣开道。所谓的编辑部，就设在自家加盖的一间小木屋内。为表诚意，她亲笔一边给梁实秋、余光中和海外的夏志清、于梨华等名家写信，一边自身跑纸厂、印刷厂、编稿。三个人三条枪，３个月内把一本风格清新、高品位的杂志奉献给读者。那时，台湾对二三十年代作品控制出版，几近绝迹，读者见不到。《纯文学月刊》除了发表浓厚文学味的下载作品外，还辟专栏大胆引介3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传承“五四”，弥补当代读者对现代文学脱节的不正常现象。“那时气氛有异，我是硬着胆子找资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都看着。”林海音没有消极地接受“翻船”?船长事件的教训，但她学乖了，“技巧”也越发高明。每刊一篇旧文，请相关的著名作家写评介同时推出。为刊凌叔华的《绣枕》，她请凌叔华的老友苏雪林写《凌叔华其人其事》；为发老舍的《月牙儿》，她请梁实秋写《忆老舍》；为发周作人的《鸟啼》，她请洪炎秋写《我所认识的周作人》……此举使沉闷的台湾文坛顿时活跃起来。王拓当时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小说《吊人树》，由于主题太敏感，屡投屡退。最后投到林海音门下，林海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其发表，受到一致好评。林海音浴血奋战了4年，杂志销路始终打不开，期期赔本。不得已，于4年后停刊。然而，林海音不死心，稍稍调整身心后，她专心投入经营纯文学出版社，为纯文学作家开辟一块绿洲。
　　
　　纯文学出版社创建伊始，林海音以非凡的魅力，相中一套美国出版的１６卷本《改变历史的书》，她认为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进程的价值很高。当时，连译者自身也劝她别犯傻冒险，要赔大本的。林海音认定它的价值，向译者拍胸脯：“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慧眼识金，一炮打响，这套书不只销路畅，还为新成立的出版社创了品牌。
　　
　　作家们把纯文学出版社当做朋友、娘家和“活菩萨”。女作家沉樱、梁宗岱原夫人身居异国，晚景凄凉，衰年已不能提笔写文章了，她致信林海音，请帮她出最后一本散文集。林海音欣然同意，可作者没有原稿，文章全散佚在旧报刊中。林海音不厌其烦，请人搜集整理，再向友人发函征集沉樱早年致朋友的信和照片，合集一册为《春声集》。在沉樱弥留之际，书送到美国让她看了最后一眼，林海音这才释然。一次她偶从报上看到《高山青》歌词的作者邓禹平，穷困潦倒，半身不遂，出书无门。林海音提着营养品登门访问，为他出版了《我存在，因为爱，因为歌》，使邓禹平老泪纵横。她到台南访问老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向她诉苦，说某出版社倒闭，退给她一屋子书。林海音张口许诺，一次就将其全部买下。因那是冷僻鲜有人问津的《屈赋研究》，无法推销，堆在仓库里，后来林海音将其全部捐给了图书馆和学校。她还再版了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林海音这种济困扶危，为纯文学发展呕心沥血的侠义行为，多年来一直传为台湾文坛的佳话。
　　
　　１９９５年，林海音７７岁，何凡８５岁，４个儿女全在外国。她已无力继续经营出版社了。有人建议，把这块金字招牌转让、出售。林海音顾虑续办者难以坚持原来风格，不一定能善终，毅然决定停业。她把库存的８００００册图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学校，把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归还作者。凡库内有少量存书的，全部送作者。有的作者过意不去，坚持要买。她坚决不肯，“出版社结束了，不是营业，只送不卖。”善始又善终，为纯文学出版社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林海音是个“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口京腔儿。她深切地眷恋她的第二故乡北京。她非但自身把纯文学出版社的全套样本书捐给北京现代文学馆，还动员其他兄弟出版社也捐，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馆馆藏。此外，她又提议并牵头，在大陆出版《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来回奔走，乐此不疲。
　　
　　五
　　
　　林海音的著作中有一本名曰《生活者·林海音》，她是以生活者为荣。生活者，北京话过日子的人。对外，她是女强人形象；对内，她是贤妻良母。早年学缝纫、打毛衣、学书法，学画画，学电子琴，学开车……她爱何凡，自身病了，要住院，她第一个反应是何凡怎么办。有些话，她想与母亲说，要给母亲打电话，一拿起话机才醒悟母亲过世多年了。刚到台湾时，家境不好，孩子裤子破了，她在洞上缝上小动物图案，惹得邻居小朋友们眼红……
　　
　　社务家事，亲朋故旧的事太多，难免有烦的时候，一烦她就给朋友打电话：“实在受不了了，玩两圈吧。”一声令下，牌友蜂至，连不喜欢打的也来看热闹，自动侍奉茶水。她打麻将，不会算计，十打九输。有朋友给她取了外号“林大输”。要是某日手气好，赢了钱，就会说：“今儿打折，给一半算了。”她喜欢照相，爱给朋友们照，照完立即就洗，分送大家。她不乏幽默，在何凡与儿子合影背后题字是“凡夫俗子”。作家罗兰与她毗邻而居，两人在后阳台上时而见面，因楼层不一，一个要低头，一个要抬头。有一年过年，罗兰把一张“恭贺新禧”字幅贴在后阳台上，打电话叫林海音去看，说：“我给你拜年啦?”林海音一看十分高兴，隔一会儿打电话给罗兰：“罗兰，你也出来看啊！”罗兰抬头一瞥，林海音写了“抬头见喜”４个字贴在墙上。
　　
　　林海音像经营出版社一样，精心用心去经营友情。世界各国作家常来此聚会。改革开放后，大陆许多作家都去过。各地客人留言虽是吉光片羽，但韵味悠长：
　　
　　“这是台北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闹中取静，平稳清吉。岁月悠悠，亦大隐之趣。”
　　
　　“海音先生，您拿起相机是记者的本性；您整理书信、照片，是一流的编辑能力；您亲切自然地接待宾客，是上等的公关；您的生活，便是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佳作了。”
　　
　　“这是我们一生乐观奋斗的最佳酬谢。”面对朋友们的友情，林海音如是说。
　　
　　当年小英子牵着骆驼从城南走来，岁月的夕阳牵着驼铃声、捎着林海音一并西下。英子走了，她的故事以和她的《城南旧事》将久远地回味在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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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代序）
　　
　　林海音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誊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由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假如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方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小朋友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布置，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时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小朋友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小朋友所该负的责任。假如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假如写到父亲，总难免要触和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哀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持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笞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示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丰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他都疼爱，我经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珍重自身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的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他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身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接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呆而神圣吗？
　　
　　１９６０年７月
　　
　　（选自《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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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走来林海音
　　
　　林海音在祖葳满月后就开始到《联合报》主编“联合副刊”。《联合报》总编辑刘昌平先生回忆道：“当年《联合报》来了林海音，编辑部轰动，因为海音是美女，说话又好听。”读者很快发现“联副”的面貌突然改变了：它少了些八股味、宣传味，而多出来的则是文学味、艺术味。
　　
　　在主编初期，林海音邀请了许多位当时在台湾作品很多的作家，像陈纪滢、梁容若、洪炎秋、齐如山等人，他们都欣然写了散文或杂文、古典文学或民俗掌故来。林海音人缘好，她几乎没有约不到的稿子。
　　
　　“联副”对于国外得奖作品的介绍也非常快，像一九五五年，法国突然闪出一位二十岁的少女作家萨冈，写了一本轰动世界文坛的小说《晨愁》，黄顺华女士立刻连夜翻译出来。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法国的加缪，林海音想方法找到了他的万字小说由何欣译出。“联副”还报道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被禁于苏联，却行销于西方的消息，并预测他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没多久，帕斯捷尔纳克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林海音主编“联副”时代最为人怀念的，是她对好作品的敏锐鉴赏眼光。台湾当今重要的作家七等生、郑清文、黄春明、林怀民等人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林海音主编“联副”时发表的。
　　
　　黄春明投给“联副”的第一篇稿子是短篇小说《城仔落车》。写祖孙二人坐车投奔当妓女而后改嫁的阿母，却过站未下车的故事。黄春明寄稿同时和了一封信，要林海音不能改题目中的“落”字（“落车”在闽南语中即下车），因为那是主人翁生命的呐喊，他希望读者直接听到这个声音。在急切的情绪下，那封信可能写得不礼貌，但林海音并未生气，也并不觉得他骄傲，很快就把这篇稿子刊出了。林怀民十四岁那年写了第一篇小说《儿歌》，投到“联副”被刊登出来后，林海音特别写信鼓励他。林怀民得到三十元的稿费，他拿这笔钱报名上了第一堂芭蕾舞课。剃光头、穿白衬衫卡其裤的林怀民，还特意自台中北上，正襟危坐在林海音家的客厅，向林主编求教写作。林海音觉得他是个“有趣的小朋友”。就是这个有趣的小朋友后来兴办“云门舞集”，成为著名的舞蹈家。
　　
　　一九六三年四月，“联副”刊出了一首题为《故事》的诗，叙述一个船长飘流到小岛，被岛上美女吸引而流连忘返。当局以为此诗有“影射总统愚昧无知”之嫌。林海音由此辞职，时年四十五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几位文友来林海音家闲谈，他们是唐达聪、刘国瑞、马各和丁树南。谈着谈着发现大家的观点相同：虽然各有职业，但仍有余力再做一件自身的事情；虽然帮旁人编报刊，却希望自身出杂志。于是当场定下一件大事，办一个《纯文学》月刊，“花自身的钱，说自身的话，独立自主。”并且决定三个月后出刊。由林海音担任发行人和主编，并兼理社务。这个晚上，对年近五十的林海音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三个月内要出版一本杂志，时间很紧迫，排字房、印刷厂、装订厂、纸厂，大家都全力配合，编辑、发行也不成问题，重要的就是稿子。林海音在决定要办杂志的第二天就全力投入，亲手写了一百多封信向海内外约稿，她觉得不亲自写，就不能够表达邀请的诚意，因此不愿意用油印（当时影印还不发达）成打字的信。
　　
　　在文学刊物很难生存的情况下，林海音要办份刊物，这对收到信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许多人都回信说：“一定要好好写篇稿子给您！”翻阅《纯文学》月刊可以发现，许多作家后来被肯定的名作，当年都是发表在《纯文学》上的。
　　
　　从《纯文学》月刊第二期（一九六七年二月号）起，开辟了一个“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的专栏。林海音手边存有一些那个时代作家的作品，每刊出一篇作品，她就请一位作家写一篇介绍或评论。由于大局部活着的三十年代作家都在大陆，那时在台湾研究三十年代作家为不可触碰的禁忌；而大陆正历浩劫，许多作家下落不明，很难掌握正确资料。在这种困难情形下，林海音还是尽可能在两年内介绍了十八位作家和四十九篇作品。
　　
　　老舍的死讯传来，林海音立刻请梁实秋写了一篇《忆老舍》，连同老舍的名作《月牙儿》刊登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纯文学》月刊上。事先台湾“警备司令部”的一位先生来找林海音，表示老舍的文章不能登。林海音不同意，经过巧妙处置，终于还是见报了。林海音对她编这类稿子，有如下一段回忆：“那时的气氛有异，我硬是长着胆子找资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检查。看现在编辑先生这么轻松放手编排的两岸三地的文艺征文，或转载，或破口大骂，真是令我羡慕不已，而且怪我自身‘予生也早’了。”
　　
　　《纯文学》月刊出版四年多来，由于文学性强，销路一直不能打开，到了后期，更由林海音一人担起了编务、约稿、看稿、校对、编排、跑印刷厂等一切业务，实在心力交瘁，无法再撑下去。她和原始出资人同学书局几经磋商后，由同学书局接办《纯文学》月刊，她则专心办“纯文学”出版社。
　　
　　每次“纯文学”出版社要出新书时，林海音都会结结实实地忙一阵子。她形容自身“忙得有时呆坐在书桌前好久，不知道该先做哪一件事情才好”。结果，她会拿起电话来给牌友说：“受不了了，来几圈吧！”她的牌友也是一群女作家，琦君不打牌，但很乐意当“随身丫头”，伺候牌局。
　　
　　林海音自认是“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女性，做了一生的职业妇女，仍是不放弃照顾家庭”。她在厨房的时间并不少于在书房的时间。每天上午在踏进出版社前，她总是早起五更，把午餐准备好，中午回家只要放进微波炉一热就行。她说：“我也很能玩，更爱朋友，所以朋友给了我一个封号‘生活者林海音’，就是北京人说的‘过日子人儿’，我坦然受之。”对她来说，长期的编写使用脑力，下厨做菜反而是一种调剂。
　　
　　林海音兴趣广泛，阅读，旅行，收集小玩意儿（剪纸、手帕、大象、钱币等），听戏，看电影、电视，看扮演，做手工，打打小牌……不分东方西方，不论现代古典，她都能接受。电视节目中的日本相扑、女子体操、布袋戏、地方戏，她也都有兴趣。早年她学缝纫，学打毛衣，学英文、日文，学书法，之后又学开车、画画、电子琴……有一次她想学摄影，特别请朋友在日本买了照相机，还配备了三个镜头。在她那个年龄，很少人愿意学这种麻烦的换装镜头的照相机，她却很认真地向摄影家请教，还做笔记。后来她用那个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
　　
　　自一九五七年起，林海音陆续在《联合报》、《文学杂志》等处发表了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这一系列小说后来结集成《城南旧事》，一九六○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
　　
　　《城南旧事》循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间的发展，以英子那双好奇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林海音以高超的技巧，剪裁往事；而非以成人的思想和情感，解释童年。因此，传神之笔，美不胜收。台湾诗人余光中则说：“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
　　
　　一九八三年，上海导演吴贻弓把《城南旧事》拍成了电影。林海音直到电影在国际上不时得奖后，才知道此事。她初次看到电影《城南旧事》，是一九八四年在旧金山大儿子祖焯的家里，她很喜欢，认为吴贻弓拍出了原著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而剧中的角色也挑选得很好。看到电影中用了许多原著的对话，林海音不无得意地说：“我那么好的对话，当然得多用啦。”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向林海音传话，请她在方便时或委托亲友去领取稿费，如今这笔稿费仍保存在上影厂。
　　
　　影片片头有一段作者怀旧口吻的念白，一个衰老的声音说着她多么怀念自身童年的故乡。林海音听了，以清脆爽朗的年轻声音笑着说：“我哪儿有这么老啊！”假如吴贻弓先前见过林海音，大概就不会配上这么衰老的声音了。林海音后来见到温文儒雅的吴贻弓，非常高兴地跟吴贻弓说：“我得向你一鞠躬，你使我在大陆成了名。”他们谈得很融洽；而“小英子”沈洁也和“林奶奶”结成了忘年交。
　　
　　一九九○年五月十七日的黄昏，林海音在长子祖焯和台湾一批出版界负责人陪同下，第一次踏上阔别了四十一年的北京。离开北京那年林海音三十岁，此番重临已七十二岁，是有六个孙儿的祖母了。
　　
　　“她的北京话没变，也没少，原样儿，整个儿一个原汤原汁，和四十一年前的老北京话一模一样，……她一会儿蹦出一个老词，感动得老北京叫好，把她当成最大知己。”作家舒乙形容道。连计程车司机都觉得奇怪，明明说是台湾客人，怎么说的都是老北京话呢？
　　
　　四十年不见，当然有许多地方有了变化，林海音心爱的北京城，城墙没有了，却出现了高楼和地下铁。可是，站在和小学校里，英子奶奶欣喜地说：“还是从前的样儿，没怎么变啊！”经过战乱、“文革”，这所位于南城厂甸闹中取静的小学，却像影片中的定格，定在六十年前没动。
　　
　　英子奶奶的记忆力真好，她一路往学校里走，对一路跟着她的子侄辈说：“这是低年级教室，二年级时我就在这间上课。那时刚学乘法，我怎么也不会进位，被级任王老师用藤鞭打了好几下手，觉得好羞愧啊！”她在教室前拍了照，拍完后突然笑着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林海音同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此教室挨揍。”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观赏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由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林海音数了数台湾的文学书，摇摇头说：“不全，不全，太不全。”──台湾的书这么少，还谈什么交流？她说她回到台湾，要寄一套“纯文学”出版的书来送给文学馆。果然，一个多月后，现代文学馆收到林海音寄来的四大箱赠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的第一批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台湾当代图书。随后，尔雅、大地等著名出版社，也把整箱整套的书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费完全由林海音出。这一大批书空虚了馆内的台湾文库。
　　
　　“有了书，细细读来，大吃一惊，原来台湾当代文学相当的强，他们拥有一大批很有实力的作家，拥有一大批胜利的作品。为什么不编一套书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呢？”舒乙大受启发。于是，一套《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开始筹划，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每一辑出十本，介绍十位台湾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一辑辑陆续介绍下去。编委会和林海音反复研究，仔细推敲后，首先选出十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佩、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第一辑十卷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一年十二月一日，八十三岁的林海音在台北病逝。中国作协与现代文学馆联合举行的追思会上，演唱了《城南旧事》的主题曲《送别》，凄美的旋律，寄托着如潮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