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生的关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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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生的关系哲学
本报记者　王珺
　魏老师，魏校长，魏局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优秀班主任”脱颖而出，到后来“教”而优则仕被任命为校长、教育局局长，魏书生这个名字一直响亮着。有人说，魏书生是一本大书。虔敬地翻开，发现他的管理思想中蕴涵着朴素的哲学；掩卷琢磨，悟出他正是凭着这种人生哲学把各种关系——和学生的，和老师的，和校长的乃至和社会的……——处理得有序、和谐
　　乘2549次列车到达盘锦时天还没亮，小城宁静着。
　　星期六上午的阳光温煦地照进盘锦市教育局会议室，正月十五刚刚过完，窗外偶尔有稀疏的鞭炮声响起。
　　与魏局长相对而坐，发现和他的名气相比，他不伟岸，不豪迈，说话喜欢用句号而不是感叹号，他给人的感觉是利落、清爽，阐述观点也用叙事语气，很少用大词儿，爱说大实话。说起来，我们那天谈的基本都是“管理”，但在我看来，他的词典里，“管理”是个有温度的词汇。摸上去温暖，说起来像拉家常。这样的“管理”，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校长，任谁都能听得明白。　　
　　朴素的管理箴言如何赢得师生信任？
　　记者：当工人的时候为什么就特别执著地想做一名老师？当时好像还有好多别的选择。
　　魏书生：下乡的时候在农村当过老师，当时大人忙着搞阶级斗争，和孩子在一起更单纯。这个经历也使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挺合适、挺快乐。1978年2月，我来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一开始就当班主任。
　　记者：您好像说过：“我不会教书，是学生教会我教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魏书生：这是心里话，我没受过师范教育，19岁教书前是个种地的，你说怎么办？我只好跟学生商量着教。在这种商量中，我感受到的是与学生之间的和谐、默契、轻松感和愉快感。
　　记者：在盘山三中任教半年后您就被任命为教导处主任，1979年3月就开始了第一轮教改实验，您成长的速度令人吃惊，这速度靠的是什么呢？
　　魏书生：还是我带班带得好。我始终相信，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婆婆”服务的。语文教学“婆婆”多，最外行的领导、文化水平很低的家长都可以指点语文教学，如果把各位“婆婆”的见解都拿来指导自己的话，那这堂课就彻底没法上了，而且肯定也就离开了学生的实际。我当时提出老师不能把学生当作容器，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把学生当容器，你还得研究各种容器口径的大小，也就是学生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一开始教书，就想的是学生的需要，学生的感悟，学生的喜怒哀乐，这使我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减到最低点，非常融洽。因为总想着人家的接受能力，就教得比较轻松，而一旦学生高高兴兴地学了，也就把“婆婆”们要求咱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所以我很快就取得了成绩。
　　至于当教导处主任，当时是白天知道点儿消息，连夜写辞职报告，天亮就到教育局长家，我说我不能干主任，我愿意教书，想当初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教上书的。领导就劝我，说我们提拔一个人还是挺重视的，是对你工作的肯定，还得干。我说你们要是不让我教书和带班我就回工厂了。领导同意我教语文课、当班主任，同时负责全校1500多学生的思想教育、德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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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学生服务的观念看上去非常朴素，那您当时对这事儿想得很多很深吗？

　　魏书生：没有，我就想咱读书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感同身受，己所意欲尽施于人。很简单的生存感悟。

　　记者：您“出名”后经常去各地讲学开会，频繁的社会活动却一点也没影响您带班，不但从不请其他老师代课，而且班级秩序井然。于是就有人感到奇怪，觉得您真是挺“神”的，这种评价中多少还有点将信将疑的成分。

　　魏书生：其实不奇怪也不“神”。当了主任后，又教课、又当班主任，使得我管理班级的时间少了。我就研究让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发挥他们的作用，大家分头承包一些事情，我更多的是观察与指导。很多人觉得我这种管班的方式比较新鲜，似乎没费多少劲儿，就使班级井井有条，学生学得高高兴兴，于是就成了先进典型。别人挺奇怪：你刚教了一年多书，劲从哪儿来？我自己分析，还是在于我和学生是一家人，他们都帮着我出主意，我也帮学生出主意，合力大于分力之和。总也没有管学生这个心态，而是为了学生好。到后来当了校长，包括现在这个活儿，都坚持一条：不是管人家，而是为人家好。为人家好，人家就容易接受，大家共同把事情做得更好，让每个人活得更好。

　　记者：“主人管理”这种策略是您当校长时最常用也是最见长的，这种策略是怎么形成的？

　　魏书生：实际是延续了班级管理的思路。人皆可以为尧舜，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肯定的。咱们就是去发现这些，然后帮着人家壮大和发展人性中最美好的那部分。当老师、当校长就是干这事的。怎么帮着人家发展呢？还是一靠民主二靠科学，“民主”让自己获得这么一种观念：所有的活人都是一个世界，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和包容，然后才能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广阔，增强自己的主人翁意识，这种主人翁意识就能够激发自己生存、工作和学习的热情；“科学”则是将这种热情用制度、程序落实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民主和科学，很多事真的就好办了，做起来就比较省劲儿，用人家的劲，为了人家好，帮人家去办事。

　　怀抱平常之心追求卓越如何把握二者关系？

　　记者：有人评价您时说“平常快乐魏书生”，有人却说“你是一个神”。您怎样评价自己？

　　魏书生：我一直强调平常心。在学校时，总是强调大家用平常的心态去工作，守住宁静。教育局连续7年的“工作计划”的结束语都是号召大家用平平常常的心态，多做平平常常的事情。之后是句号而不是感叹号。我觉着人在平常里感觉快乐是最便宜的一件事，因为别人没有办法让你不平常。在平常中品尝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发现自己学习研究的方向，那你不就是一个天天快乐的人吗？可能因为如此吧，我让人家觉得奇怪：那么小的事他却能做得快快乐乐。所以加了个“神”字。

　　记者：可是您实际上很成功，您肯定有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理想和目标。您认为追求卓越和平常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魏书生：我还是强调高高兴兴地活着。因为人很渺小、生命很短暂，所以才应该格外地珍惜，活得快乐一点、有效一点、对别人有用一点。我没怎么想过追求卓越，就愿意多做事，高高兴兴地做事，做了一件事又一件事，如此而已。我说人对着三个世界：外在的大世界、内在的自我世界，第三个就是本职工作。我的观点是，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份平凡的工作当你全身心去做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宏大的世界，都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工人做工，车零件，焊器物，农民种田，养鸡、养猪、养花，干进去，真的都是宏大的事情，就在于你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我说，人和工作之间有五种境界：一、无心无意；二、三心二意；三、半心半意；四、一心一意；五、舍身忘我。当你进入舍身忘我的境界，做这份平凡的工作时才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杯水一个世界，一滴水一个世界，一个水分子一个世界，这样你钻研起来当然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如果你不这么看，很容易瞧不起有些行业，就容易静不下心来，守不住宁静，你自然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思想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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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观点很有哲学意味。这种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

　　魏书生：我小时候喜欢墨家，后来也看道家，所以出世的观念和入世的观念融在一起。曾经有一本书让我写名人名言，我写的是“处天外遥望，地球很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我用前半句话鞭策自己把大事看小，出得来，放得下，输得起。但如果这样就容易消极避世，所以我用后半句解决这个问题，不小看自己，自己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宏观上极其渺小，微观上非常宏大，那么就要尽到生存的责任，自己都是世界，那眼前做的更是一个世界，拿过来，有滋有味地去做。那活得就便宜，尽到了责任，尝到了乐趣儿。

　　记者：据说有两本书对您影响特别大。魏书生：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另一本是成人学院编的哲学通俗读物，我念初中时得到的，32开本，书名记不得了。艾思奇那本被别人借走了没还，想想还挺心疼的。我的认识论、方法论是那时奠定的。对唯物主义我发自内心的信，我时常用辩证法告诫自己过犹不及，万事适度，这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记者：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您活得特清楚，特明白。那您有没有困惑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

　　魏书生：“文革”期间挨批判时曾经有过。但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我也是很清醒的，挨完一天批判晚上照样打拳、练武。因为尽管内心冲突、碰撞，但也觉得“罪有应得”(笑)：批林批孔你要尊孔，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你非不理解。应该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知道咱活在老百姓生活水平不太高的阶段，所以用不着出国转一圈回来埋怨国家落后。有了现实感就知道在自己活着的这段中国能达到什么水平，这样，面对政策和政策打架、制度和制度碰撞等现象就不至于愤懑、不平衡。

　　记者：您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因为看清了也就不去着急，不发牢骚，那您的批判性体现在哪儿？

　　魏书生：我很少批判，我就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看一些人为这种那种我们目前还办不到的事着急、甚至发牢骚、说谎话，我就想他们是出于好心，但心里知道实现不了。所以我在全国各地讲课，上台总是先说一句话：活着不容易，好好活着。接下来我就讲马克思主义能使人好好活着，我们尽管不十分文明，但我们比上一辈文明多了，占的便宜多了，所以我们才更应该为发展生产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说起来都是大道理，但是和人们的身边事紧紧连在一起，大伙就爱听。

　　记者：您从1981年开始就获得了好多称号，您的简历上都是荣誉，尽是光环。历史上也好，现实中也好，不少人在荣誉面前往往迷失自我。您怎么看待荣誉？

　　魏书生：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说良心话，比我干得苦的、付出力气大的人有得是，人家都没我得到的荣誉多。为了减少和荣誉之间的差距，就只有更勤奋地工作，更多地干事，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我经常跟别人这么“宣传”自己：我一般不用个人时间干公家的事，我下班时间自己支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锻炼、看电视，我爱看武打连续剧。公家还给咱荣誉，这不是幸运吗？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就加重了多做事的心理，想更多地回报。

　　身为教育局长出任民办学校校长如何应对外界说法？

　　记者：您成名多年，您的名字已经成了品牌，有些地方成立了魏书生教育思想研究会之类的机构，听说，在浙江有一所民办学校用您的名字命名。

　　魏书生：在台州市，叫书生中学，我出任校长。现在已经办了两所，另一所是我们书生中学派出一个副书记去当校长。都是股份制。

　　记者：您作为教育局局长同时兼任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说法？您怎么看自己这种多重身份？

　　魏书生：其他地方有异议毫无关系，关键取决于盘锦市怎么看。我是7年前在盘锦实验中学当校长的时候开始办那个学校的，当时也请示了市委书记等领导，他们说干这个挺好。一个人多干活，怎么不好？我知道大伙关心的就是你干完活要不要钱，咱不要钱就行啦。上个世纪我说我在本世纪内不要钱，后来当公务员了(做了教育局局长)，我说本人当公务员期间不要钱。有的中国人总是不研究干事的过程，而是研究结果的分配过程，把分配看得太重，而把干事的过程反倒淡化了。我的观念是先研究这个人干了多少事，通过他创造的效益，来判断他的价值。但当大家的观念没有转变的时候，作为我个人，特别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应该避开舆论的嫌疑，所以一分钱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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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里边也有您的股份吗？魏书生：没有，原来是要给我算多少股，我说千万不能算，算了就不好干事了，只有这样赤条条才能来去无牵挂，反倒更有领导权，更有说服力，反倒省事了。

　　记者：您又化繁为简了。是把那里作为试验田实现另一种追求吗？

　　魏书生：对，当时有的专家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学校，各地也认为这个体制挺有意思，不过开始还是众说纷纭。股份制？这不是胡闹吗？资本具有寻利性，而《教育法》写得很清楚：教育不许以赢利为目的。它俩水火不相容，于是就较劲儿，非得叫它俩斗。我呢，尽可能避开这个风险，我说我是为了干事，不是为了赢利，我事先就说了，要是急于要回报的就别入股，而且大股东不要，咱在某种意义上含有捐资的意思。现在运行的还是挺好的，在校生3300多人。

　　记者：在这种试验中您对校长的职能和角色有什么新的认识？

　　魏书生：与公办学校比，老师们来自全国各地，没有归属感，我们争取当地领导的支持，把老师们的编制上在当地的人事局和教育局，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办到了；职称、养老保险也都解决了。当时是台州市所在地椒江区区委书记、教育局长等到我家来，谈办这所学校的意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当地政府出面办的，我呢，做个管理者的角色，相对来说就好办得多。

　　记者：您对书生中学的管理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魏书生：总的说来，一靠民主，二靠科学，招聘几十、上百号人，然后定程序、定计划、定制度，最初是教师的招聘，一个个都要看了，中层领导、校级领导的任命，包括常务副校长都是我选的。对学生我要求每天写日记、抄格言、读课外书、唱歌、跑步，对老师我要求都要在教室办公，因为我一直在教室办公，这都是一致的。基本上是这些细致的管理。

　　身兼数职如何协调各种关系？

　　记者：您好像一直是个多重身份的人，职位不断提升，却一直坚持教课。大家感兴趣的是，您作为教育局长在中学任教，如何处理与那个学校的校长的关系？人家怎么管理您？会不会感到不自在？

　　魏书生：我1997年到教育局，同时还在原来的市实验中学教语文，每天一节课，当了6年局长，教了6年语文。我还是强调做事情，把课教了就完了。实验中学的校长原来就是我的副校长，我们处了20多年，非常好，像一个人一样。实验中学我那个班的学生去年毕业了，因为搬家，现在我在职业技术学院师范系教两个班的语文教法，一周四节课。1998年到2000年我在那儿当院长，现在我在那儿教课，职院院长也没什么想法呀，倒是找我商量工作更方便了。

　　记者：您身兼数职，看上去却不紧不慢，很从容的样子。难道您分身有术？

　　魏书生：我是提倡苦中求乐、忙中求闲、失中求得、闹中求静。也不能说我生存的环境不喧嚣，但我的内心可以说是比较宁静的。我这些工作加在一块就外人来看，应该说比较忙，但是不管怎么忙，我真的是感觉很轻闲。因为即使有一万件事，也只能选择干一件，我只能是不慌不忙，乱没有用，急也没有用，所以好多人说我是慢性子。以1998年为例，我教一个班的语文；同时任浙江书生中学的校长，不是副校长，办校初期还是挺费事的；在刚建院的职业技术学院我是院长不是副院长；在教育局我是书记和局长，都是实实在在的活，没法逃避的活，但我仍然没有忙的感觉。处理书生中学的事，周六周日去，这边的事我就全放下，到那儿不慌不忙的，有几件事，办几件事，周一回来照样给学生上课。8点钟赶到这儿来，领着我教育局机关的员工做操，我做操可能是最认真、最规范的。做完操到职院去看看有什么事需要解决。忙只能增加心理负担，增加焦虑的情绪，还导致智力低下。自己要想清楚，哪个是不做不行的，哪个是副职、助手能做的，哪个是再拖两天没问题的，还有的事你再拖一个月没准儿就自动解决了。不是分身有术，而是我强调民主和科学，民主，是为大家办事，靠大家的力量；科学，实际就是重视建立计划、制度、规矩、程序。

　　记者：当了局长后，您对校长们是怎么管理的？

　　魏书生：还是服务。我承诺要求学校一把手参加的会一年就开六个，超过你可以不来，拒开。我这儿肯定是全中国开会最少的局。我理解校长的难处，时间都用在开会上，深入课堂的时间就少了。因为要求不高，所以没有谁不来，也没有谁不准时来。我要求人家的时候先从人家的角度想，人家能不能接受，有可能性再提要求，提也是为人家好。

　　记者：您当过班主任、校长，现在是教育局局长，这三个角色您最喜欢哪个，自认为最胜任哪个？

　　魏书生：最胜任的还是班主任。一个人哪，管理的事情越小，他的主动权就越大，受外界制约因素就越少，能施行的力度就越大。

　　记者：可是一个班主任和一个局长比起来肯定还是局长的权力大啊。

　　魏书生：但权力大了，你主观上所能发挥影响的力度也就小了，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沿着自己原来思维、生存的惯性在运转，而一个局长对人家只是起一部分作用，成年的老师，你能对他起多大作用？并且起作用还要通过校长。而一个校长，你想想，他有他的辛苦，有他的思维习惯，局长对他的制约、影响是有限度的。还有，你定的这些规矩制度，还要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所以相对来说个人的主观意志对管这么大事产生的影响和管这么一个班产生的影响比起来，你说哪个大哪个小？当然也加上当班主任面对的是学生，学生的可塑性强，人又少，时间又比较集中，可变的因素就少多了。所以人做小事，主观上对这件小事起的作用更大，更得心应手。所以说我最适合当个班主任。

　　记者：您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做是您既定目标的达成吗？原来当老师的时候想过这样发展吗？

　　魏书生：没想过，我当老师很安心，让我当教导主任我发自内心地想辞职。后来当校长当局长都是顺其自然，我没去争取，当然也没有拒绝，也愿意尝试。过去我的确拒绝过从政，20年前，曾有非常好的机遇，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当班主任是我最喜欢的事。

　　记者：现在更喜欢哪个角色？

　　魏书生：(略沉思)还是班主任。觉得更能体现自己的思想，更能随着自己的意志做事。

　　《中国教育报》2004年2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