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秘闻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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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毛泽东的1949》作者:陈也辰 王钦双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如一轮红日穿过漫漫长夜，喷薄而出，放出万道光芒。这一庄严的时刻，已载入了人类历史的史册。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一幕幕往事依旧萦绕在人们的心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浓厚的湖南乡音依然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回荡。

新中国成立前一天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看上去，他着实显得有点疲倦。

新中国成立已经进入倒计时，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无暇顾及休息。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点。

在毛泽东夜间伏案工作时，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再三提醒他早点休息。毛泽东只是口头答应休息，并没有离开办公桌半步。这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人员，叮嘱他们说，主席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一定要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警卫人员放下电话，又到毛泽东办公室，把周恩来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毛泽东才停止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虽然毛泽东略显疲劳，但他疲倦的脸上掩盖不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为此等待了多少年！

记得1947年3月1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时隔两年之后，毛泽东的这个伟大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激动。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动了10分钟左右，便回房休息。平时，他一般是下午3点钟起床，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叮嘱警卫:“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当时针指向1点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站在床头轻轻地喊道:“主席，到1点了。”

毛泽东听到叫声，立刻坐起来，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这时，警卫员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左手端茶喝了一小口，右手习惯地抓起床头的报纸浏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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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毛泽东起床后，都不会立刻下床，至少要在床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是例外，要参加开国大典。所以，起床一会儿，他就下了床，并很快刷牙、洗脸、吃饭。一切完毕，毛泽东穿上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套礼服，是由王府井一家服装店做的，师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门剪裁服装。礼服的款式设计是中山制服，料子是绿色美国将校呢。

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步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宣布就职。

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勤政殿，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典礼。

在离开勤政殿之前，生活秘书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休息一会儿，按时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在一旁的周恩来总理说:“这就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

大家有说有笑，很快汽车就驶出了中南海，直奔天安门城楼。

登上天安门城楼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就职。会议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并任命了各部门领导人。首都30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的海洋。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

38年前的10月，毛泽东还是一位向往到长沙去、被称作是“乡巴佬”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见到报纸——孙中山的机关报，他因此知道了黄兴和广州起义。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这期间，青年毛泽东曾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他主张建立民国，并提出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然而，38年之后，也是在10月，却是毛泽东本人从紫禁城步出，登上天安门，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一件极为庄严的大事。为了建国盛典，首都各界人民纷纷动员起来，把天安门广场修葺一新。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久的北京，百废待兴。天安门前，既没有广场，也没有旗杆，场地狭窄，坎坷不平。首都的工人、学生、教职员工、机关干部5000多人汇集在城楼前，参加突击劳动，在两周时间里开辟出1 7万平方米，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在广场的中央，高达22米的旗杆树起来了。旗杆下有一条电线直通天安门城楼上，升旗的控制电钮就安装在毛泽东将要站立的地方。9月30日深夜，广场上负责升旗的工作人员，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试验升旗的电钮装置，直至完全满意为止。

从9月27日国旗图案确定下来的那天起，首都人民就掀起了赶制五星红旗的热潮。被服厂、成衣铺的职工和广大居民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不分昼夜，紧张地赶制着国旗。在突击赶制的无数面五星红旗中，有一面特制的大红旗，鲜红耀眼；用黄色缎料作五颗星，金光灿烂。这就是毛泽东即将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形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是一支支穿着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青、蓝、黄、灰、白五彩缤纷，像是精心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白玉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一切准备就绪，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站满了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蓝天下翻卷的红旗形成红色的海洋，整个广场洋溢着庄严而隆重的节日气氛。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开进了天安门。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红色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烫金字的职务名称。毛泽东左胸前缀垂着红锦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烫金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装，随着走动和秋风的吹拂，在毛泽东绿色服装的衬托下飘舞。其他国家领导人左胸前都佩戴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职称。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显得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登上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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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带头向天安门北面西侧的大砖窑垒成的梯道上健步走去。此时，早就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时，立即打开了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姿纳入了摄像机的镜头。

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广播员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同李济深、黄炎培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数十万双眼睛一齐射向天安门。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娆；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台就座，乐队奏响新中国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伴随扩音器传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万众齐唱，歌声如狂涛巨澜，震撼着北京古城。同时，也震撼全中国、全世界。

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阅兵队伍

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以沉稳、激越的湖南乡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宣言，这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宣言，这是震撼世界的宣言，它宣告经历了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此告别了屈辱的历史，拥有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祖国，拥有了能够真正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顿时，广场上再次沸腾起来，人们情绪激昂，欢声雷动，响彻云霄。

接着，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的庄严目光中冉冉升起。30万人一齐肃立，抬头瞻仰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亲手升起第一面红旗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开国大典之时，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第一面国旗，是多么神圣而庄严！

为迎接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

1949年的秋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季节。

是年8月9日至14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

因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将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因而，修建国旗杆不仅是修建天安门广场整个工程中的重点任务，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赵鹏飞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林治远接到组织交办的任务后，心情无比激动。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任，使他也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林治远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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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 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开工后，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方案得到批准后，工作人员立即进行安装调试，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符合要求。

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于是，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大家更加焦急了。见此情景，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二人。兄弟两人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

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但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点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22 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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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礼炮28响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7门炮，故鸣放7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3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在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那54响礼炮又有什么说法呢？最流行的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54个民主党派。翻开政协一届会议的材料，大会代表分配在54个单位中。这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了54个民族。

但是国务院1954年才开始调查民族情况，当时自报民族名称的有好几百个。国务院1956年公布中国共有51个，后来有补充了4个，加上汉族，中国共有56个民族。

至于说54响礼炮代表“五四运动”，更有点儿牵强了。

开国大典礼炮队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时，一组发射，轮流作业，这样可以减少发射间隙。所以，这才是54响礼炮的原因。

其实，首届政协会上的54响礼炮没有特殊含义，与后来我国54个民族相吻合，只是一个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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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怀志曾担任开国大典礼炮队总指挥，他回忆了鸣放28响礼炮的一些情况和开国大典鸣放礼炮的盛况:

“1949年秋，我在华北军区特种兵所属的战车团任参谋长，为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我团抽调部分日式坦克和装甲车在丰台参加训练。9月中旬的一天，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和参谋长李健把我叫去交代任务:‘十月一日开国大典，要鸣礼炮，由特种兵组成一个礼炮团，抽一名老的炮兵干部担任礼炮团的总指挥，决定由你负责担负此项任务。’当日下午我赶到庆王府华北军区司令部，正遇上唐延杰参谋长。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这次任务的情况:开国大典，定在十月一日午后举行，庆典开始后第一项是鸣礼炮，奏国歌，升旗，三项同时进行。由毛主席亲自升旗，关于礼炮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由54门礼炮，齐鸣28响。”

按照毛泽东这个旨意，9月下旬，抽调的火炮和参加人员已全部到齐，开始训练。礼炮训练关键是如何把炮放齐。限于当时条件，没有电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拉火。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34秒一发，放了5、6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开国大典那天早上6点之前，礼炮团就全部到位。大约早上8点左右，聂荣臻司令员由杨成武同志陪同来到炮阵地，检查礼炮准备情况。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3点，开国大典仪式正式开始。

不一会儿，电话传来了命令:“鸣礼炮！”礼炮队员们立即发射礼炮。

108门山炮分成两组，一组发射，一组装填。

54位装填手靠手工整齐划一地在1秒多钟里完成装填。54位拉火手则以统一的动作拉火。

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第一声礼炮响了。这炮声震天撼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了！

伴着礼炮的隆隆声响，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仪式

54响礼炮后，接着是检阅军队。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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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检阅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荣臻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德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朱德总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的大殿楼前宣布:

“阅兵式开始！”

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军种的指战员，迈着脚尖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2个排为前导，接着是1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

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后，正步前进，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在口令的指挥下:

“敬礼！”

行进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向主席台侧过来行进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主席台上的将军们以军礼回敬，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当几十架银色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天安门上下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受检阅的这个飞机编队，是由战斗机、运输机、通讯机混合编成的。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