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教师讲述60年:今天做教师多么幸福 多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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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祖国母亲的歌

陈强

　　假如
　　最初的播种需要滋润
　　你就是那雨露从天而降
　　假如
　　辛勤的耕耘祈盼明媚
　　你就是那泼洒大地的阳光
　　假如
　　宁静的心灵还需要激励
　　你就是那火红的理想
　　假如
　　事业的航船远行千里
　　你就是那无穷的力量

　　啊，祖国
　　今天，千万盏心烛为你贺岁
　　啊，母亲
　　园丁把最美的花朵为你献上

　　曾记否，长夜漫漫
　　是谁点亮了第一片霞光
　　重整山河
　　是谁把教坛的钟声敲响
　　百年大计
　　是谁高举起科教兴国的信念
　　教育为本
　　是谁把尊师重教的风尚弘扬
　　忘不了
　　邓小平甘当“后勤部长”的情怀
　　忘不了
　　温总理连听五节课后的批讲
　　忘不了
　　无数个校园办学条件的大改善
　　忘不了
　　百万名园丁告别陋室搬新房

　　啊，祖国
　　让琅琅的书声为你祝寿
　　啊，母亲
　　让我们用行动感谢你的滋养

　　我深知
　　教书育人要全身心地奉献
　　我无悔
　　三尺讲台成为一生坚守的地方
　　人与人的沟通
　　心与心的交响
　　世上哪有如此幸福的工作
　　手把手地进步
　　肩并肩地成长
　　甘愿辛苦与繁忙
　　让粉笔染白我的双鬓吧
　　只要人才辈出、祖国富强

　　在普天同庆的前夜
　　神州已是满天星光
　　让我们一起栽桃育李
　　编织你生日的花冠
　　充当你未来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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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心中的记忆】

　　1950年代

　　吃着棒子面教书依然有激情



　　【讲述人】北京四中原副校长康缉元，上世纪50年代在北师大女附中工作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教育系统。我参加工作是在“七七事变”后，红军来了以后我就干起了抗日宣传工作。1947年，我调到华北育才中学，这是晋察冀边区自己建的一所学校，分男生女生班，我当伙食股长和女生班管理员。边区比较贫穷、落后，凡是从城里到解放区去的有点文化的人，都会安排当教师。教师工资实行供给制，牙膏、鞋袜等生活必需品都是政府供给，伙食方面则是“干不干，二斤半”，就是给二斤小米钱，大概几毛钱。

　　1949年3月，育才中学整体搬迁到了北京，与北师大女附中合并，我在这里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等职。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女儿都在女附中就读，虽然为了保密，老师们都不知道哪些是领导人的孩子，但学生们都是一样听话，很好管。

　　从刚进城到1950年年初时，社会还不太稳定，教师工资很少，生活很苦，只能吃些棒子面儿、五谷杂粮之类。教师工资改为薪金制是在1952年左右，按小米折价发工资。小米价格也不稳定，有可能今天5毛，明天7毛，如果一位教师工资是10斤小米，就按发薪当天报纸登的折价来发。

　　当时学校的条件也比较差，平房下雨就会漏。学校经费少，就得精打细算，教学用具、书报以及师生生活的安排都特别费劲。比如学生交了学费、书本费后，学校再统一买书本，为了订到最便宜的，常常要跑好几个书店。买菜、买桌椅更是如此。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学校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教师的工作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培养接班人，都憋着一股劲，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一意教学生，感觉很神圣。新分配到学校的都是优秀的师范毕业生，虽然缺少经验，但勤奋好学，教书、参加政治学习、组织各种读书活动等，生活非常热闹、充实。师生吃住都在一起，关系很亲密，也很平等。

　　1950年以后，国家逐步抓经济建设，社会越来越稳定，这一时期教师的教学手段也开始创新，思考怎样才能教得更好，而在以前，还说不上什么创新，教书之外多打点粮食就是作贡献了。整个50年代，教师的地位一直很高，比较受尊敬，教师们也都喜欢自己的职业。

　　本报记者 高伟山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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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

　　多数学生比我大但很尊重我



　　【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

　　我1956年考入人大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今年73岁，当时23岁，是系里最年轻的教师。

　　那时，国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但是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爱护的，我那会儿一个月能分到32斤粮票、2两油票，还发半斤糖果，尽管这样，教研室主任还是经常提醒我们晚上早一点关灯睡觉，主要是怕我们饿坏了，晚上如果工作比较晚的话，肯定会饿的，这样吃的就不够了。

　　但是那会儿大家的精气神都很足，一心要把工作干好。1961年我给哲学系五年级的学生讲辅导课，多数学生都比我大，我第一次上课还有些胆怯，因为我是跨专业任教，觉得自己的哲学素养可能还不如学生，不过学生都很尊重我。为了让学生通过辅导课真正受益，我下功夫死啃书本，还买了很多辅导书拼命地读，加深自己对原著的理解。

　　那会儿，有点多余的钱都用来买书了。要买的书很多，比如，一套《十三经注疏》共32本，我把一套都买齐了，经常到了月底就没钱了，我就去管老教授借，他们也是有借必给。现在我的藏书超过1万册，家里用15个书柜来装我的书。

　　遗憾的是，那几年，各种政治运动很频繁，作为知识分子，大家都很谨慎，不敢多说话，只是闷头做学问。但是，教学科研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每星期都要开会学习，有时晚上的时间也要用于政治学习。

　　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低。当时按照阶级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低等的是“黑九类”，知识分子被排在第九类，最末位，所以也被叫做“臭老九”。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复出，提出愿意给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大学老师的心态有了根本变化，不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是安心从事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我当时成为人大清史所最年轻的学术委员，对外交流也明显增多，我还受到邀请到美国、台湾讲学。

　　大学教师的待遇也逐渐改善。我的住房从最初一家5口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到后来50平方米、70平方米，现在我们老两口住的是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与当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的学生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他们在社会上有名气，收入也高。

　　本报记者 杨晨光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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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

　　承上启下的年代干劲特别足



　　【讲述人】湖南省衡阳市东风路小学退休教师彭小安

　　教了多少年书？从1951年到1986年，整整36年，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当老师。

　　还记得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才15岁，那时刚解放，哪里都需要人，我一个只读了初中的小妹子居然一下子就考上了老师，底下坐的学生个个比我大。

　　从“文革”到“拨乱反正”，上世纪70年代是承上启下的年代，是最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我最有干劲儿的年代，现在想想自己都不明白，那时候不知哪来的这股劲，带学生挑河泥割稻子挖防空洞，后来才过五十就病退的我，手是麻的脚是肿的腰是疼的。饭也没得吃，最常吃的是萝卜缨子，也没有半句牢骚话，还干劲儿十足，有时候好不容易吃次米饭，一钵饭大半要让给学生。

　　对学生我个个都爱，这是真的。记得大约是1971年，我在衡阳市江东区解放里小学教书，班里有一对兄妹，手脏家穷成绩差，我经常给他俩补课，一年里还几次到他家家访，那时班上的50多个同学，每个学生家里每年我至少要去两三次。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孩子，老头子的哥哥又在粮食局工作，常有粮票拿来帮助学生。后来恢复高考，每年每届考试前后，都有学生在我家吃住。

　　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最大的体会是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学生的自尊心。当时班上有个女生，成绩特别好但家里穷，那时钢笔是个稀罕物，一次与女生同座的男同学哭哭啼啼跑来找我说钢笔不见了，任课老师正气冲冲地说要搜每个人的书包，我急忙赶到教室，用眼睛四处一扫，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让任课老师立即结束这一课，并请同学们放学后检查一下自己的书包，看是不是不小心拿错了同学的东西。结果放学后，这个女生主动找到我。如果不是30多年后，已经很有出息的女生费好大的劲找到我主动提起，这事我一辈子没对人说过。

　　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身体原因，我恨不得现在还在讲台上。首先是待遇一直很好，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学生们对我太好了，那年老头子调岳阳去工作，学生担心我的身体，一再让我住到他们家。后来每次回衡阳，总有学生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胡子翘翘地站在我面前，诉说着我对他们的好。

　　本报记者 李伦娥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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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

　　“臭老九”摘帽，我想大干一场



　　【讲述人】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一中退休教师包连锁

　　我是科尔沁大草原上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1954年参加工作，初中毕业留校开始给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当起了老师。后来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自学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蒙古语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哲里木盟（现在的通辽市）一所农村小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尊师重教被提上新的日程，我们一批农村老师通过考试被选拔到了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一中。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的是感觉春天到了！“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终于开始了自己作为教师队伍正规军的正常生活，人一下子轻松了，就是想大干一场！

　　到了甘一中，我接了甘一中“文革”后第一个农村蒙语授课班，教蒙古语语文，当班主任。

　　说是大干一场，但事实上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这些孩子之前的学习经历基本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没有系统的知识基础，后来面对新时期新的变革，他们大多数对未来很茫然，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对于上大学，别说有理性的认识，连感性认识都没有。

　　人没有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我首先给学生们开展前途理想教育，给他们讲大学里的高楼，讲大学里有上万册图书，讲课的都是教授……还要讲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故事，针对都是蒙古族学生的特点，还专门讲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稀、医学家莫尔根等人从小立志、勤奋学习的故事，让学生对“理想”有了概念。

　　其实，80年代初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更是一个新的开始。十年动乱，我们把专业知识荒废了大半，重新开始正规的教学，为了给学生“一杯水”，我们自己必须拼命补回那“一桶水”。那时候我重新捡起了自己大学专业课本，学习蒙古语语法等，当时还没有适合学生学情的教学参考书，我和同事们自己琢磨教学方法。此外我还要收集大量资料，《人民教育》、《内蒙古教育》等杂志我一直长期订阅，通过这个丰富自己的知识，也找到很多适合中学生的范文。我现在还保存着几大本当时的剪报本，８开的牛皮纸上，正反面贴满了剪报。

　　我对于80年代的记忆都是春天般的，那个时代是我这辈子干劲儿最足、最开心的时期。

　　本报记者 郝文婷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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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
　　课堂创新教学比赛此起彼伏



　　【讲述人】山东省特级教师、青岛二中语文高级教师杨青松

　　我从1975年起当民办教师，教书32年，当了28年班主任。大家都说我是科研型教师，而我自己最清楚：我只是抓住了机遇，没有辜负所处的时代罢了。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94年国务院发布《教学成果奖励条例》，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在党中央一系列政策法规激励下，当时，青岛市中小学领域对各种教学思想和教学法的探讨格外活跃：“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启发式”教学，布鲁姆的“目标教学”，都激起了教师们的极大研讨热情；叶圣陶教育思想、陶行知教育思想重新成为广大教师讨论的话题；课堂创新、教学比赛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一种热情奔放的氛围中，我有幸被评为“青岛市教学能手”、“青岛市中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教育改革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深感课程体系中的现状已经不适应学生的需要，寻找一条把课本与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衔接起来的途径成为我的追求目标。1996年，我开始涉足教辅领域，1997年主编了生平第一本书——《高中语文基础训练》第一册（山东教育出版社），在这本书中，我率先引进了“比较阅读”的形式，后来得到普遍认可与应用。

　　几年中，我出版了《杨青松作文教学丛书》、《高中语文阅读突破》等8部教学专著（其中获得山东省优秀教科研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主编教材2种，教辅用书20余种，形成了自己全套的教学用书系列。自己也由过去单一型的教书匠，转变为今天教书、教研相结合的科研型教师。

　　因为受“十年动乱”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这时，自己作为一名经历了8年“上山下乡”磨炼的中青年教师，特别感谢党中央的宽松政策，格外珍惜时代所提供的机会。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要感谢大变革的时代为我提供了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孙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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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代

　　教师的待遇好了责任也重了



　　【讲述人】四川省彭州市红岩镇九年制学校教导主任周汝兰

　　1993年，我毕业于成都市新都师范学校，此后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

　　今天，教师越来越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和教师；另一方面，社会对教师的工作关注度很高。在这次地震中，我们非常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禁毒教育、消防教育等内容，教师保护学生安全、维护教学秩序的表现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

　　我们班上的军军、川川、成成等几位同学，地震前都比较听话，比较爱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地震后学校对教学抓得很紧，学生的学习任务加重了，因此，他们有逆反心理，不愿意做作业。

　　军军很聪明，学习很优秀。但是，他就是觉得自己聪明，就更加不努力了。今年5月的一天，我把军军的父母请到学校来，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然后，让军军把自己的缺点、优点，以及对老师的意见都写下来，帮助他仔细地分析，并举一些例子来激励他。

　　我跟他妈妈说：“你要多鼓励军军，不要批评他，更不要打他。要多引导他，让他自己发现自己的缺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自己的缺点认识得更深刻，更认真地去改。”

　　如今，特别强调教师不能体罚学生，不能进行粗暴式的教育，哪怕是被学生气到心慌了，都只能是温和地批评。这对教师的教育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越来越重视人性化的教育和管理，越来越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到了5月底，这几个孩子的情况有所好转了，早读不迟到了，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了。

　　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留守儿童大量涌现。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必须更加关心留守儿童，不仅是关心学习，还要照顾生活。老师要帮助贫困留守儿童申请各种补助，给留守儿童建档案，了解他们在家的学习生活情况，加强对寄宿学生的管理，等等。

　　现在，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除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外，教师还要重视学生的健康安全、食品卫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等等。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为了让学校的办学行为更加规范，老师们也都非常乐意。

　　本报记者 李益众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