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书屋－科学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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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帝还挑剔的人——泡利的故事







    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生于1900年，1958年就去世了。他是本世纪初一位罕见的天才，对相对论及量子力学都有杰出贡献，因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而获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原理是他在1924年发现的，对原子结构的建立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有革命性的影响。

　　泡利在19岁（1919年）时就写了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理论和实验结果的总结性论文。当时距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1916年）才3年，人们认为他这么年轻却有如此独到的见解，所以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从此他一举成名了。

　　关于泡利的故事很多，他以严谨、博学而著称，同时也以尖刻和爱挑刺而闻名。据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泡利见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演讲完后，泡利站起来说：“我觉得爱因斯坦不完全是愚蠢的”。

　　一次，在后来发现反质子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塞格雷做完一个报告和泡利等离开会议室时，泡利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象你这么糟糕的报告。”当时塞格雷一言未发。泡利想了一想，又回过头对与他们同行的瑞士物理化学家布瑞斯彻说：“如果是你做报告的话，情况会更加糟糕。当然，你上次在苏黎士的开幕式报告除外。”

　　另一次泡利想去一个地方，但不知道该怎么走，一位同事告诉了他。后来这位同事问他，那天找到那个地方没有，他反而讽刺人家说：“在不谈论物理学时，你的思路应该说是清楚的。”

　　泡利对他的学生也很不客气，有一次一位学生写了论文请泡利看，过了两天学生问泡利的意见，泡利把论文还给他说：“连错误都够不上。”

　　但泡利被玻尔称作“物理学的良知”，因为他的敏锐和审慎挑剔，使他具有一眼就能发现错误的能力。在物理学界还曾笑谈存在一种“泡利效应”--当泡利在哪里出现时，那儿的人不管做理论推导还是实验操作一定会出岔子。

　　而当泡利说：“哦，这竟然没什么错”时，通常表示一种非常高的赞许。一则笑话说，泡利死后去见上帝，上帝把自己对世界的设计方案给他看，泡利看完后耸耸肩，说道：“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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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的故事







    著名的数学大师苏步青，自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至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才有点不太情愿地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回望苏步青的百年人生路，也是崎岖泥泞，故事多多，今选几则以慰读者。

　　故事一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接班人”。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未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故事二

　　9岁那年，苏步青的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走了50公里山路，送苏步青到平阳县城，当了一名高小的插班生。从山里到县城，苏步青大开眼界，什么东西都新奇。他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常用饭票换成钱买“肉馒头”吃。一个月的饭票提早用完了，只好饿肚子。他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也觉得好玩，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掷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一锅蛋花汤，烧水工看到气极了，揪住他打了一顿。

　　苏步青整天玩呀、闹呀，考试时常坐“红交椅”，到期末考试，他在班里得了倒数第一名。可是，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私塾里的“偷听”，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作文打了一点基础。然而，语文老师越看越不相信，总认为苏步青的作文是抄来的。因此还是批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这样，更激发了他的牛脾气，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三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有一次，地理老师陈玉峰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一个小故事：“牛顿12岁的时候，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念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同学蛮横无理地欺负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疼得直打滚。那个同学身体比他棒，功课比他好，牛顿平时很怕他。但这时他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揿在墙上。那同学见牛顿发起怒来如此勇猛，只好屈服。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做学问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把它制服。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不久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苏步青见陈老师不批评他，还给他讲故事，心里很感激。陈老师见他垂着头，摸摸他的头后说：“我看你这个孩子挺聪明嘛，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又说：“你爸爸、妈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希望你把书念好。像你现在这样子，将来拿什么来报答他们？”苏步青再也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撼，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淌在自已的胸前，第一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此后，他完全变成了懂事的孩子，不再贪玩，刻苦读书，到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

　　故事三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10中学的一堂数学课，把苏步青引向通往数学王国的路。从日本留学回温州的杨老师在上数学课时，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仰仗船坚炮利，对我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习好数学。”杨老师的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

　　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差的浙大去。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

　　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故事四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苏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湄潭的日子里，师生的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苏步青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或休息日，就开荒种菜，有一次，湄潭菜馆蔬菜馆供应不上，就从苏步青菜地里要去几筐花菜。还有一天傍晚，竺校长来到他住的破庙前，看见苏步青正挑水种菜，苏松本背着儿子烧饭。细心的竺校长见锅里全是萝卜、地瓜干，就问苏步青。苏步青解释说：“我家孩子多，薪水全拿来买米也不够吃。地瓜干蘸盐巴，我们已吃了几个月了。”竺可桢惊愕了。于是，他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破例吃在中学、住在家里（因为苏家拿不出被褥）的特殊待遇。

　　生活上的困难每况愈下，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苏步青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在小石碑上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1994年夏，笔者有幸在青岩看到苏步青迁徙途中住过的小庙，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令人难以忘怀。

　　故事五

　　1972年12月7日，苏步青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张素诚，因《数学学报》复刊之需，拜访各地数学家，到上海理应拜访苏老师，没想到苏老所赐的《射影几何概论》（英文版）一书上，别开生面在扉页题了一首诗：

　　　　三十年前在贵州，

　　　　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

　　　　喜见故人争上游。

　　这不仅打破常人的题词俗话，把师生之情和盘托出，又足可看出苏老诗艺的高超，文学功底的深厚了。

　　许多人都知道苏步青是数学大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他从小酷爱古诗文，13岁学写诗。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等。几十年来，他与诗为伴，与诗书同行，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二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苏步青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在他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由苏老手写影印，其中1931～1949年早期作品191首，内有词47首。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苏老60年间的学术生涯和诗书技艺折射的光芒，富有时代气息，给人以诸多的启迪。

　　回想浙江大学内迁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生活极度困难下，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内收各家诗词约100首。在国难当头日子里，诗人们品茶吟诗，或切磋教义，或评论时局，其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流露于笔端。

　　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诗题作一诗：

　　　　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

　　　　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

　　　　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

　　　　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

　　这是苏步表以物寄情，对家乡沦陷和祖国山河破碎的怀念和人民奋起抗战的歌颂，爱国忧世之情自心中汩汩流出。

苏步青的诗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诗意境高远，笔调清新，常用典故，富有哲理。

　　读了苏步青的许多诗，不仅使人感到苏老常对后学谆谆教导“金字塔”般基础之重要，文理相通之亮点。他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这些永留人间的好诗词，不就是苏步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的佐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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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天才——莱布尼兹







    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生平事迹　　

　　莱布尼兹出生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母亲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莱布尼兹的父亲在他年仅6岁时便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兹因此得以广泛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阅读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由此而获得了坚实的文化功底和明确的学术目标。15岁时，他进了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还广泛阅读了培根、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的著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价。在听了教授讲授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课程后，莱布尼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他在耶拿大学学习了短时期的数学，并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20岁时，莱布尼兹转入阿尔特道夫大学。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组合的艺术》。这是一篇关于数理逻辑的文章，其基本思想是出于想把理论的真理性论证归结于一种计算的结果。这篇论文虽不够成熟，但却闪耀着创新的智慧和数学才华。莱布尼兹在阿尔特道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投身外交界。从1671年开始，他利用外交活动开拓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尤以通信作为他获取外界信息、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出访巴黎时，莱布尼兹深受帕斯卡事迹的鼓舞，决心钻研高等数学，并研究了笛卡儿、费尔马、帕斯卡等人的著作。1673年，莱布尼兹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时，他的兴趣已明显地朝向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了对无穷小算法的研究，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与算法，和牛顿并蒂双辉共同奠定了微积分学。1676年，他到汉诺威公爵府担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1700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促成建立了柏林科学院并任首任院长。

　　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兹在汉诺威逝世，终年70岁。

二、始创微积分　　

　　17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经各国科学家的努力与历史的积累，建立在函数与极限概念基础上的微积分理论应运而生了。微积分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由阿基米德等人提出的计算面积和体积的方法。1665年牛顿创始了微积分，莱布尼兹在1673~1676年间也发表了微积分思想的论著。以前，微分和积分作为两种数学运算、两类数学问题，是分别的加以研究的。卡瓦列里、巴罗、沃利斯等人得到了一系列求面积（积分）、求切线斜率（导数）的重要结果，但这些结果都是孤立的，不连贯的。只有莱布尼兹和牛顿将积分和微分真正沟通起来，明确地找到了两者内在的直接联系：微分和积分是互逆的两种运算。而这是微积分建立的关键所在。只有确立了这一基本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的微积分学。并从对各种函数的微分和求积公式中，总结出共同的算法程序，使微积分方法普遍化，发展成用符号表示的微积分运算法则。因此，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然而关于微积分创立的优先权，数学上曾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实际上，牛顿在微积分方面的研究虽早于莱布尼兹，但莱布尼兹成果的发表则早于牛顿。莱布尼兹在1684年10月发表的《教师学报》上的论文，“一种求极大极小的奇妙类型的计算”，在数学史上被认为是最早发表的微积分文献。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也写道：“十年前在我和最杰出的几何学家G、W莱布尼兹的通信中，我表明我已经知道确定极大值和极小值的方法、作切线的方法以及类似的方法，但我在交换的信件中隐瞒了这方法，……这位最卓越的科学家在回信中写道，他也发现了一种同样的方法。他并诉述了他的方法，它与我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的措词和符号而外。”（但在第三版及以后再版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因此，后来人们公认牛顿和莱布尼兹是各自独立地创建微积分的。牛顿从物理学出发，运用集合方法研究微积分，其应用上更多地结合了运动学，造诣高于莱布尼兹。莱布尼兹则从几何问题出发，运用分析学方法引进微积分概念、得出运算法则，其数学的严密性与系统性是牛顿所不及的。莱布尼兹认识到好的数学符号能节省思维劳动，运用符号的技巧是数学成功的关键之一。因此，他发明了一套适用的符号系统，如，引入dx 表示x的微分，∫表示积分，dnx表示n阶微分等等。这些符号进一步促进了微积分学的发展。1713年，莱布尼兹发表了《微积分的历史和起源》一文，总结了自己创立微积分学的思路，说明了自己成就的独立性。

三、高等数学上的众多成就　　

　　莱布尼兹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研究及成果渗透到高等数学的许多领域。他的一系列重要数学理论的提出，为后来的数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莱布尼兹曾讨论过负数和复数的性质，得出复数的对数并不存在，共扼复数的和是实数的结论。在后来的研究中，莱布尼兹证明了自己结论是正确的。他还对线性方程组进行研究，对消元法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首先引入了行列式的概念，提出行列式的某些理论。此外，莱布尼兹还创立了符号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发明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及开方运算的计算机和二进制，为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丰硕的物理学成果　　

　　莱布尼兹的物理学成就也是非凡的。他发表了《物理学新假说》，提出了具体运动原理和抽象运动原理，认为运动着的物体，不论多么渺小，他将带着处于完全静止状态的物体的部分一起运动。他还对笛卡儿提出的动量守恒原理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的雏型，并在《教师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笛卡儿和其他人在自然定律方面的显著错误的简短证明”，提出了运动的量的问题，证明了动量不能作为运动的度量单位，并引入动能概念，第一次认为动能守恒是一个普通的物理原理。他又充分地证明了“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观点。他也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没有物质也就没有空见，空间本身不是绝对的实在性”，“空间和物质的区别就象时间和运动的区别一样，可是这些东西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分离的”。在光学方面，莱布尼兹也有所建树，他利用微积分中的求极值方法，推导出了折射定律，并尝试用求极值的方法解释光学基本定律。可以说莱布尼兹的物理学研究一直是朝着为物理学建立一个类似欧氏几何的公理系统的目标前进的。

五、中西文化交流之倡导者　　

　　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酥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兹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了。”在这里，莱布尼兹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是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　　

　　莱布尼兹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后世永远敬仰、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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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烘烘的化学家—埃米尔？费雪







最年轻的博士

　　童年时代，埃米尔·费雪（Emil Fischer）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能。出身于一个实业之家，并且是五姊妹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学会经营之道，以便继承自己的事业。

　　1869年，17岁的费雪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波恩大学预科班。随后因病在家休学两年。病休期间，在父亲的一再劝告下，费雪到他的姐夫那里学做生意。说是学做生意，但费雪的心思全不在这里，结果把账目记得一塌糊涂。又偷偷地在库房里搞起了化学实验，一会儿发生爆炸，一会儿又发出呛人的气味。搞得他的姐夫马克思·弗里德里希一点办法都没有，看来只好将这个“小舅爷”交回去了。弗里德里希到老岳父面前“告状”，老费雪听完女婿的话，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做生意的料。虽然他一心一意希望埃米尔·费雪能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最终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让他继续上学。

　　1871年，19岁的费雪进人了波恩大学。但实验室简陋的设备和不良学风让费雪非常失望，一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秋天，他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化学系学习，那里有当时著名的化学家阿道夫·冯·贝耶尔教授。贝耶尔教授对染料、炸药和药物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费雪非常敬佩贝耶尔教授，贝耶尔教授也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人的才能，并精心地加以培养。

　　在贝耶尔教授的指导下，费雪开始撰写博士论文。1874年他完成了《有色物质的荧光和苦黑素》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费雪才22岁，成为了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士。

　　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向以严格求实著称，在这样的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大学总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颇为骄傲地大声宣布：“本校自1567年创立以来，到现在已超过两百年了，本届出了一位最年轻的博士，他就是埃米尔·费雪。”从此以后，“最年轻的博士”就成为费雪的另一个名字。

臭烘烘的化学家

　　费雪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已经小有名气，一些大学争相聘他去当教授。但是费雪却另有打算，他认为贝耶尔教授是一位非好的老师，在他身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贝耶尔教授接到慕尼黑大学聘请他去那里讲学的通知。费雪便谢绝了一切聘请，跟随老师去了慕尼黑大学，当了一名助教。费雪的亲朋好友知道他的计划之后，都认为“放着教授不当，去当助教，有点不合情理”。那时，慕尼黑正流行伤寒病，亲人们就更反对他去那里了。费雪认为，能从师贝耶尔教授是很难得的，因此他不为亲友的劝阻所打动，决心随老师前往慕尼黑。

　　在慕尼黑大学的头三年里，费雪没有教学任务，他有很多时间专心于研究工作。在贝耶尔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苯肼项目的研究，他首先做的研究项目是合成粪臭素。实验多次失败已经够倒霉的了，再加上粪臭素的臭味就更加烦人。但是费雪一心扑在实验上，尽管他衣服、头发和皮肤上都粘上了粪臭素，散发着恶臭的气味，但他对这一切全不介意，甚至忘记了身上还有什么气味。当费雪成功地合成粪臭素，高兴地跳起来时，才发现实验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因为实验室里冲天臭气，熏得谁也呆不下去了，大家都逃到外面“避难”去了。

　　在德国，很多人都喜欢听音乐会或看歌剧，费雪也是一位爱好者。工作之余，只要音乐厅、歌剧院有演出，他是必到的观众。一天，正好城里有歌剧演出，实验结束后费雪把实验室收拾好，就动身前往歌剧院。他一进歌剧院就发现一些人离他远远地，他没有介意，开始找自己的座位；找到座位，刚一落座，周围的观众就表现出异样：开始时是相互交头接耳，继而好象有人发出了什么命令似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像躲避瘟疫一样扭转身子，还有人想逃离座位。终于有人受不了，大声叫道：“哪里来的臭气，谁把这个刚从马棚出来的马夫放进剧场来了！”这时费雪才如梦初醒，原来是自己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忙站起身来，赶快离开了剧场。回到家里，费雪认真洗过澡，又从里到外换了衣服，但是臭味依然存在，就好象是从皮肤里散发出来的一样。费雪有点懊丧，看来歌剧看不成了。但是为了科学研究，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险些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

　　1882年夏天，贝耶尔认真思考了费雪跟随自己多年的研究情况，认为费雪在学术上已经有比较深的造诣了，应该到外面去闯一闯，独立创业。贝耶尔把费雪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这几年你的工作很有成效，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接触更多的人，到别的地方去求发展。”但是费雪舍不得离开老师，一再请求留下来工作。

　　贝耶尔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恳切地讲：“费雪，你听我说，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在有机化学上的造诣已经比我深了，该出去自己闯一闯了，别在这里白白耗费时间了。”费雪深受感动，这是老师的一片苦心，只有加倍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才能不辜负老师的厚望。

　　在贝耶尔的推荐下，1882年费雪被聘为下厄南津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开始从事嘌呤族的研究。1885年转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在这里他进行糖类的研究，并继续做嘌呤族的研究。1892年他来到柏林大学工作，在阐明糖类的结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合成了葡萄糖、果糖、甘露糖等。解决糖的结构是当时有机化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费雪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时他在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贝耶尔，并且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由于费雪成功地解决了糖的结构以及在嘌呤衍生物、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1902年，在他50岁时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费雪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仍然不懈努力，并于1914年第一个合成核苷酸。他又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候选人，但评奖委员会认为“再授予他奖金很难说是恰当的”，因而没有选上。”

　　1919年7月15日，埃米尔·费雪由于患癌症在柏林去世，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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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意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大要素。意志将为你打开事业的大门；工作是入室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尽头，有个成功来庆贺你努力的结果……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努力的工作，必定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巴斯德关于成功的一段至理名言。
　　巴斯德（Pasteur,Louis）于1822年12月27日生于法国汝拉省的多尔，他的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是个以制革为业的硝皮匠。1847年，巴斯德毕业于巴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从事化学研究，研究酒石酸盐的晶体，发现这些晶体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有隐蔽的不对称性，一些结晶是另一些结晶的镜像，正如左手和右手那样的关系。他在晶体研究方面的成就，对立体化学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后来，人们发现，巴斯德在采取制备结晶的方法时是很幸运的，要得到分离的两种结晶，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而巴斯德完全出于偶然，而采用了这种特殊方法，在他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制出大的不对称结晶来。这正如巴斯德所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一举成名，他接到许多教授聘任书，并成为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虽然在化学方面成名，但使他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1854年9月，法国教育部委任巴斯德为里尔工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在那里，他对酒精工业发生了兴趣，而制作酒精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发酵。当时里尔一家酒精制造工厂遇到技术问题，请求巴斯德帮助研究发酵过程，巴斯德深入工厂考察，把各种甜菜根汁和发酵中的液体带回实验室观察。经过多次实验，他发现，发酵液里有一种比酵母菌小得多的球状小体，它长大后就是酵母菌。
　　过了不久，在菌体上长出芽体，芽体长大后脱落，又成为新的球状小体，在这循环不断的过程中，甜菜根汁就“发酵”了。巴斯德继续研究，弄清发酵时所产生的酒精和二氧化碳气体都是酵母使糖分解得来的。这个过程即使在没有氧的条件下也能发生，他认为发酵就是酵母的无氧呼吸并控制它们的生活条件，这是酿酒的关键环节。
　　巴斯德弄清了发酵的奥秘，从此开始，巴斯德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成了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当时，法国的啤酒业在欧洲是很有名的，但啤酒常常会变酸，整桶的芳香可口啤酒，变成了酸得让人咧嘴的粘液，只得倒掉，这使酒商叫苦不迭，有的甚至因此而破产。1865年，里尔一家酿酒厂厂主请求巴斯德帮助治治啤酒的病，看看能否加进一种化学药品来阻止啤酒变酸。
　　巴斯德答应研究这个问题，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未变质的陈年葡萄酒和啤酒，其液体中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细胞，当葡萄酒和啤酒变酸后，酒液里有一根根细棍似的乳酸杆菌，就是这种“坏蛋”在营养丰富的啤酒里繁殖，使啤酒“生病”。他把封闭的酒瓶放在铁丝篮子里，泡在水里加热到不同的温度，试图既杀死了乳酸杆菌，而又不把啤酒煮坏，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只要把酒放在摄氏五六十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就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氏消毒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市场上出售的消毒牛奶就是用这种办法消毒的。
　　当时，啤酒厂厂主不相信巴斯德的这种办法，巴斯德不急不恼，他对一些样品加热，另一些不加热，告诉厂主耐心地待上几个月，结果呢，经过加热的样品打开后酒味纯正，而没有加热的已经酸了。
　　巴斯德成了法国传奇般的人物时，法国南部的养蚕业正面临一场危机，一种病疫造成蚕的大量死亡，使南方的丝调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人们又向巴斯德求援，巴斯德的老师杜马也鼓励他挑起这副担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和蚕打过交道啊！”巴斯德没有把握地说。
　　“这岂不是更妙吗？”老师杜马鼓励他说。
　　巴斯德想到法国每年因蚕病要损失1亿法郎时，他不再犹豫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法国的蚕业。巴斯德接受了农业部长的委派，于1865年只身前往法国南部的蚕业灾区阿莱。
　　蚕得的是一种神秘的怪病，让人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一只只病蚕常常抬着头，伸出脚像猫爪似的要抓人；蚕身上长满棕黑的斑点，就像粘了一身胡椒粉。多数人称这种病为“胡椒病”，得了病的蚕，有的孵化出来不久就死了，有的挣扎着活到第3龄、4龄后也挺不住了，最终难逃一死。极少数的蚕结成茧子，可钻出来的蚕蛾却残缺不全，它们的后代也是病蚕。当地的养蚕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治不好蚕病。
　　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发现一种很小的、椭圆形的棕色微粒，是它感染丝蚕以及饲养丝蚕的桑叶，巴斯德强调所有被感染的蚕及污染了的食物必须毁掉，必须用键康的丝蚕从头做起。为了证明“胡椒病”的传染性，他把桑叶刷上这种致病的微粒，健康的蚕吃了，立刻染上病。他还指出，放在蚕架上面格子里的蚕的病原体，可通过落下的蚕粪传染给下面格子里的蚕。
　　巴斯德还发现蚕的另一种疾病——肠管病。造成这种蚕病的细菌，寄生在蚕的肠管里，它使整条蚕发黑而死，尸体像气囊一样软，很容易腐烂。
　　巴斯德告诉人们消灭蚕病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检查淘汰病蛾，遏止病害的蔓延，不用病蛾的卵来孵蚕。这个办法挽救了法国的养蚕业。
　　巴斯德一生发明很多，对生物科学和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找到了克服鸡霍的灵丹妙药。
　　鸡霍乱是一种传播迅速的瘟疫，来势异常凶猛，家庭饲养的鸡一旦染上鸡霍乱就会成批死亡。有时，人们看到有的鸡刚才还在四处觅食，过一会儿却忽然两腿发抖，随后便倒了下去，挣扎几下便一命呜呼了。1880年，法国农村流行着可怕的鸡霍乱，巴斯德决心攻克这种瘟疫。
　　为了弄清鸡霍乱的病因，巴斯德从培养纯粹的鸡霍乱细菌作为突破口，他试用了好多种培养液，他断定鸡肠是鸡霍乱病菌最适合的繁殖环境，传染的媒介则是鸡的粪便。他经过多次实验，但都失败了。茫然无序中，他只得放松一下，停下研究工作，休息了一段时间。
　　休息几天以后，巴斯德又开始了研究实验，这时，他们发现“新大陆”了。他用陈旧培养液给鸡接种，鸡却未受感染，好像这种霍乱菌对鸡失去了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巴斯德顺藤摸瓜，终于发现，因空气中氧气的作用，霍乱菌的毒性便日渐减弱。于是，他把几天的、1个月的、2个月和3个月的菌液，分别注入健康的鸡体，做一组对比实验，鸡的死亡率分别是100%、80%、50%和10%。如果用更久的菌液注射，鸡虽然也得病，便却不会死亡。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另用新鲜菌液给同一批鸡再次接种，使他惊奇的是，几乎所有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都安然无恙，而未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却死得净光。实践证明，凡是注射过低毒性的菌液的鸡，再给它注入毒素足以致死的鸡霍乱菌，它也具有抵抗力，病势轻微，甚至毫无影响。
　　预防鸡霍乱的方法找到了！巴斯德从这一偶然的发现中，导致了他对减弱病原体免疫法原理的确认，使他产生从事制造抗炭疽的疫苗的设想。虽然在他这前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但有意识地培养制造成功免疫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多种疾病，巴斯德堪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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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放射学研究的先驱者——居里夫人







     1934年7月4日，有史以来惟一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病逝于萨色勒姆疗养院。

　　我的祖国是波兰

　　居里夫人于1867年11月7日生于波兰的华沙，原名玛丽·斯克洛杜斯卡，虽然她后来嫁给了法国学者彼埃尔·居里，但她毕生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是波兰。

　　自1794年俄帝国侵占波兰以后，就开始压迫波兰人的宗教，废止波兰语的应用，用俄语教授波兰少年，企图奴化波兰人民，消灭波兰的灵魂。玛丽的父母虽然都曾是波兰的贵族，但因亡国的厄运，家道均已衰落，他们不得不在有俄国督学管理下的学校里教书以谋生计。尽管玛丽小时候就是在沙俄统治下的学校里读书，但她的学习依然很刻苦，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她的历史老师是一位爱国的女士，经常在历史课里用波兰语讲授波兰历史，10岁的玛丽经常为自己祖国的不幸而哭泣。当玛丽成为誉满全球的科学家后，她当年的历史老师回答记者时这样说：“那时的玛丽总爱穿着深蓝色的绒布制服，金黄色的卷发用丝带编成小辫子，她聪明、倔强，很喜欢我的历史课，她那时就像现在一样，深深地热爱着我们的祖国波兰。”有一天，俄国督学来到教室里，指名要玛丽用俄语背诵天主教的祈祷文之后，又问她历代沙皇的名号，玛丽流利地把那一列陌生的名字说了出来。最后，俄国督学问道：“统治我们的是谁？”玛丽顿时脸色惨白，闭口不答。俄国督学粗暴地问第二遍时，玛丽才回答他。但等他离开后，玛丽突然哭泣着大声喊叫：“不！我的祖国是波兰！”等到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两种放射性元素，居里先生让玛丽为其中之一命名时，玛丽一下子想到了已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告诉丈夫：“我提议命名为Polonium（镤），以此来纪念我的祖国。”

　　最神秘的放射性元素——镭的诞生

　　1891年秋天，玛丽来到巴黎，进入她早已梦想的巴黎大学理学院读书。理学院处于索尔本区，人们又称之为索尔本大学。1893年夏天，玛丽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第二年，她又获得算学学士学位。在这里，她认识了彼埃尔·居里。居里先生当时是一个虽不大著名但是个十分纯正的物理学家，他谈吐文雅，还带有几分诗人的气质。他们于1895年7月结婚，那时玛丽已经28岁，而居里先生已经36岁了。他们没有举办任何仪式，连蜜月也是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漫游中度过的。

　　在物理学的研究中，居里先生可以算作居里夫人的最初指导者。居里夫人也是因他的指导而得到了一个新奇的研究课题，这就是放射性——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术语，那是后来居里夫人命名的。虽然另一个法国科学家柏克瑞（后与居里夫妇共获诺贝尔奖金）已发现了“铀射线”，并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写成报告交给法兰西科学博士院，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况且，当时欧洲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把“铀射线”当回事。但居里夫妇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研究题目，尤其是居里夫人，简直被铀的放射性现象迷住了。在艰苦的研究和实验中，居里夫人发现有放射性现象的不仅只有铀，另外一种元素钍的化合物也有这种现象。于是，居里夫人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放射性”，把有放射性的元素如铀、钍等，命名为“放射性元素”。

　　由于居里夫人的发现性质重大，居里先生决定停止自己在结晶学方面的研究，和夫人一起研究神秘的“放射性元素”。自1898年夏天起，居里夫妇合作研究了八年，终于在铀沥青矿石中发现了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居里夫人把其中的一种命名为Polonium（镤），以纪念她的祖国波兰；而另一种，他们在法兰西科学博士院报告书上发表的文章中宣布：“我们提议命名为镭，并且相信镭的放射性大得无与伦比。”但是，仅在理论上发现这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是不够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家们一定要亲眼看到这两种新元素，弄清楚它们的原子量。居里夫妇必须在含有微量的镭与镤的铀沥青矿中提取出纯镤或纯镭来，才能让世人信服。然而，这种矿苗极其昂贵，而且整个欧洲只有在奥地利的波希米亚制炼这种矿苗。居里夫妇都是穷学者，拿出所有的积蓄也只能买到几百斤已把铀提炼出来后的残渣。他们写信请奥地利的几位科学家帮忙，最终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惠赐，他们决定把一吨残渣白送给认为用得着它的两个疯子使用，如果以后还需要，他们还可以白送。为了寻找实验室居里夫妇也是费尽心机，最后还是在居里先生授课的市立理化学校里找到一个不蔽风雨的废弃的厂棚。当时，许多闻讯前往那个厂棚参观过的科学家，都见过居里夫人是怎样炼制纯镭的：她穿着满是灰尘染渍和酸液的旧衣服，拿着比她还长的铁棒，像个伙夫一样搅动着大锅里那些沸腾的残渣。她就是这样炼完了原先的那一吨残渣，又炼完波希米亚陆续送来的另外好几吨残渣。经过四年的炼制，他们终于在1902年得到一克纯镭。在漫长的炼制过程中，居里夫人无数次询问居里先生：“彼埃尔，我真想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颜色。”居里先生总是柔和地回答道：“我希望它有一种最美丽的色泽。”

　　居里夫人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晚，她和居里先生挽着手，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到那个厂棚里去欣赏他们炼制了四年的结晶。当他们进到棚子里，一眼便看到玻璃容器里闪烁带有蔚蓝色的光芒。面对这种第一次来到人间的美丽之光，居里夫人慢慢地坐在一张草椅上，凝望着不做声，而居里先生则斜靠在椅子背上，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至高的荣誉　最深的爱

　　镭的诞生使居里夫妇扬名全世界。曾经拒绝给他们提供实验室的巴黎大学顿时清醒了，于1903年6月25日授予居里夫人物理学博士学位。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波兰女性来说，在当时算是最荣誉的学位了。接着，应英国皇家科学研究院邀请，居里夫妇来到伦敦时更是万人空巷，所有的伦敦人都想看一看“镭的父母”。在皇家研究院为他们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英国所有的著名科学家全部到场，居里夫人成了能参加这种规格宴会的第一个女性。同年11月，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把该会最高奖——戴维奖章赠与他们夫妇。这一年的12月10日，瑞典科学博士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赠与柏克瑞，一半赠与居里夫妇，以奖励他们发现了放射性。

　　就在居里夫妇声名日盛，进一步对镭进行研究时，居里先生却不幸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去世了。居里夫人忍着巨大的悲痛，谢绝了巴黎官方要为居里先生举行游行和演说，只请求用最简单的仪式把居里先生葬在故乡他母亲的墓地里。

　　居里夫人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对镭进行深入研究。她还组织了镭研究小组，把镭这一神秘元素介绍给世界各国。1911年12月，瑞典科学博士学院宣布授予她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在诺奖的历史上，两次获取此奖的，只有居里夫人。按照惯例，居里夫人要到斯德哥尔摩作一次公开的演讲。伴随她前往的有她的姐姐和她的长女绮瑞娜。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料到，24年后，绮瑞娜·居里也要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金！

　　居里夫人发现了镤和镭，开创了人类放射学研究的先河。由于这两种放射性元素的医学用途，它们将永远造福于人类。然而，为镭的事业而工作了35年的居里夫人，却因镭射线而患上了白血症，于1934年7月4日病逝。人们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棺木和居里先生同穴而葬。在她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玛丽·斯克洛杜斯卡·居里，1867年——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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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1791年9月22日，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电解定律的创始人，物理学大师迈克尔·法拉第诞生在伦敦城南萨里郡纽英顿镇上的一个贫穷的铁匠铺。
　　有朋友问誉满全球的第一大化学家戴维：“你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戴维对自己的成就绝口不提，却说：“我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法拉第！”
　　1791年9月22日，30岁的穷铁匠詹姆斯·法拉第家里，偏偏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他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为了纪念孩子的外祖父迈克尔，他给小儿子取名为迈克尔·法拉第。
　　在小法拉第5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从伦敦城南萨里郡纽英顿镇搬到城里，他们在曼彻斯特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的马车库房上租到了几间房子，仍然靠打铁维持着生计。不久，父亲积劳成疾累倒了，全家人只好靠救济过日子。13岁的法拉第也只好休学，到布兰福德街上里波先生的书店当了一名小报童和书籍装订工。
　　在19世纪初，出版印刷也不发达，读书看报是有钱人一种奢侈的享受。一本书往往是看了又看，要做“传家宝”的，等到封面破损或散页了就要到书籍装订铺子里去重新装订。小法拉第手脚勤快又聪明伶俐，心地善良的老板里波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并收为徒，还免收食宿费。法拉第的手艺很快就赶上了师傅，于是他就有空把他装订的书仔细阅读一遍，成了一个“书呆子”。
　　1810年初，偶然的机会哥哥罗伯特借钱给他，他参加了一次塔特姆先生的自然哲学演讲，更使他对科学着迷。从1810年2月到1811年9月，法拉第共听了十几次塔特姆先生的讲演。他把誊抄清楚的笔记装订成一本漂亮讲究的《塔特姆自然哲学讲演录》，送给师傅里波先生，让师傅欣喜万分。
　　有一天，皇家学院的当斯先生来到书店。当他听说这个青年学徒法拉第不仅书装订得漂亮，而且自己还“编书”时，大吃一惊。于是当斯先生把4张皇家学院戴维教授讲化学的入场券塞给了法拉第。戴维教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23岁就成为皇家学院的化学教授，33岁成了皇家学院的灵魂人物。由于他的努力，皇家学院成了英国科学的中心。1812年2月29日，20岁的法拉第度过了他一生中都感到“像梦一样甜美的夜晚”，他在接连不断地听完了戴维的四次演讲后，他的心灵像发生了一次地震。
　　1812年10月，法拉第出师了。12月，他给戴维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整理、装订的《亨·戴维爵士讲演录》一起送到了皇家学院。从来没有出版过讲演录的戴维很奇怪，从哪里来的这么一本书？戴维翻看下去，他惊呆了——没有料到那四次演讲总共才讲了4个多小时，竟记下了386页！讲过的一字不落，没讲的也都补充上了。娟秀的书法，精美的插图，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戴维感动了。当天晚上，他就给法拉第写了一封信——“我很乐意为你效劳。我希望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先生，我是你的顺从、谦恭的仆人。”
　　戴维的信让法拉第受宠若惊。这封朴素简短的信可以说是戴维一生最伟大的作品。1813年1月，法拉第终于见到了戴维，从此皇家学院的大门打开了。22岁的法拉第成了戴维的助手，周薪25先令，外加皇家学院顶楼上的两间住房。这对于法拉第来说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许多年以后，法拉第的老师戴维因瘫痪在瑞士养病，临终前，有朋友问这位誉满全球的第一大化学家：“你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戴维绝口不提自己发现的钠、钾、氯、氟等元素，却说：“我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是法拉第！”
　　法拉第成了伟大的科学家，却招来了包括恩师戴维在内的人们的嫉妒。戴维去世后，法拉第却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别人：“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1821年9月3日，法拉第终于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马达”。
　　1821年9月22日是法拉第30岁的生日，他的论文《电磁研究的历史概况》在《哲学年刊》上发表了。可等待他的不是称赞，而是一片风言风语，说法拉第剽窃了沃拉斯顿的研究成果，甚至他的恩师戴维也开始嫉妒他了。后来，法拉第把氯气液化实验的论文《论液态氯》在皇家学会的讲坛上宣读前，作为会长的戴维竟然在开场白上宣布自己是这次研究的发起人和设计人。面对戴维抢功，法拉第有苦难言。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许多人纷纷为法拉第打抱不平。《哲学季刊》主编菲利浦斯就联络29位皇家学会会员联名提议法拉第当皇家学会会员候选人。有意思的是带头签名的竟然是遭到法拉第“剽窃”的沃拉斯顿博士。
　　戴维听到这个消息愤怒了，提名法拉第，居然把他这个会长排除在外！但半年后的1824年1月8日，法拉第当选了，只有一张反对票。从1821年到1831年，法拉第几乎没有从事他心爱的电和磁的研究。从1831年开始，他花了8年开始了他新的事业。这年10月17日，磁转变为电的理想实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发电机”就这样诞生了。难怪后来人们把电磁感应称作法拉第最伟大的发现。像过去一样，法拉第把他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电学实验研究》，这本书在19世纪末成了英国科学家案头的必读书。但是从这本书中得益最大的还是一位美国人。1868年，法拉第去世一年后，这位名叫爱迪生的报童在波士顿的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了几本残缺不全的法拉第著作，这成了他一生中收益最大的投资。正是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把法拉第所进行的电的实验研究转化成实用的电器。
　　除此之外，法拉第在电化学领域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电解定律的创立。这为半个世纪后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发现电子的存在、为美国人密立根成功地测量出电子所带电荷的精确值提供了可能。
　　法拉第是无与伦比的。但法拉第又是虚怀若谷的，对恩师戴维更是尊重无比。有一次他无意中在皇家学会图书馆里看到戴维的画像，立刻充满感情的对旁边的朋友说：“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连声音都在发抖。
　　法拉第没有培养一个学生，但他的学生却是无数的。他在皇家学院举办各种讲演活动，为青少年举办了一系列的通俗科学讲演。他的名作《蜡烛的故事》就是他坚持19年举办的“圣诞节少年科学讲座”的结晶。
　　法拉第不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游乐社交，他和妻子过着俭朴的基督徒生活。1840年，法拉第被选为长老。他不喜欢给别人讲道，却喜欢行善。1860年，他第二次被选为长老。因为他始终是一个笑得最快乐的人。
　　1867年8月25日，法拉第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一天他永远地睡着了。生前他就拒绝替他举行盛大的葬礼，他不愿意把自己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安息在一起。因为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我爱铁匠铺，爱一切和铁匠铺有关的东西，我的父亲就是铁匠。”他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出席葬礼的只有家里几个亲人。他的墓和墓碑都是极普通的，上面只刻着三行字：
　　迈克尔·法拉第
　　生于1791年9月22日
　　死于1867年8月25日
　　但人们宁愿相信——“尘世上失去了一位哲人，天堂里多了一位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