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学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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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的地下大军

──秦始皇和兵马俑

臧 嵘




几年前，比利时的《列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向读者呼吁：“亲爱的读者，快去美术宫看看，当我们还在漫长的黑夜里时，中国人在干什么？”这是指的什么呢？原来指的是八十年代初，我国在欧美各国巡回展出的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这批形象威武、身高一米八左右的兵俑和膘肥体壮、高一米五、长二米的陶马，简直把人们迷住了。他们把这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世界各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著名建筑物和雕塑品，过去公认有七种最突出，即：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小亚细亚）的阿泰密斯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小亚细亚）的摩索拉斯陵墓，地中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亚历山大城的灯塔。这七种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而今，我国的兵马俑，被公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一些在海外多年的老华侨，看完这次展览后，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了。展览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使我们腰杆子硬了。我要让孩子们永远记住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后代”。



始皇陵的兵马俑，震惊了世界。这不仅是由于它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还因为军容严整壮观，场面雄伟，不啻为埋葬在地下两千年之久的一支地下大军。



这批兵马俑是1974年春于陕西临潼县始皇墓东一点五公里的地方发现的。一共有三个大坑，总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估计埋有秦俑八千余件。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达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现已挖出两千平方米，出土陶俑一千多件，陶马三十多匹，战车八乘。二号坑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出土战车八十九乘，骑兵俑二百多件，步兵俑六百多件。三号坑面积较小，仅五百二十平方米，内有驷马战车一乘，卫士俑六十八件，估计为这支地下大军的军帅指挥部。



秦始皇陵兵马俑生动地反映了秦朝兵强马壮的阵容，可以说是一幅威武雄壮的古代军事画卷。可能由于当时战事分工的不同和军阶的高低，这些武士俑中，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穿销甲，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站立马前，有的伫立攀弓，有的单腿跪射。他们的面部神态各不相同。有的头部低垂，若有所思；有的则忧心忡忡，凝视空茫，反映了远征将士思乡的心情。



始皇陵兵马俑威武雄壮的阵容，使所有看过的人都好象回到了战争频繁的年代。在人们的眼前，重现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正指挥着“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千军万马、进行着统一全国事业的壮观图景。人们在这些神态逼真的塑像面前，尽可以浮想联翩，想象着当年秦朝名将的功业。



唐朝的诗人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个秦王，就指的是秦始皇。他十三岁就做了国王，二十二岁亲政，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过了八年之后，即从公元前230年开始，这位年轻有为的国王就开始了消灭东方六国的统一战争。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当然主要靠那些勇猛冲杀的将士。这里有两位名将是值得一提的。一位名叫王翦，这是秦始皇前期著名的老将。他从小到老，一直在泰国军队中任职，东征西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王翦的儿子王贲（bēn），也是一位有名的战将。秦始皇消灭东方六国，有五个国家是在他们父子二人统率的秦军进攻之下灭亡的。公元前229年，王翦奉命率领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北方的赵国。赵国也派名将李牧进行抵挡。李牧老谋深算，看到秦军来势凶猛，命令部下不要轻易迎战，而是森严壁垒，以追待劳。王翦一时束手无策。这时泰国使用了反间计，利用赵国的内奸制造谣言，诬告李牧谋反。昏庸的赵王不明真相，竟然处死了李牧，改用另外的人做大将。结果王翦大败赵军，一举攻进赵都邯郸，迫使赵正投降。接着王翦又奉命北上攻燕，秦军在他统率下，势如破竹，到公元前226年就把燕国都城攻破了。



王翦得胜回朝以后，秦王和大将们商量，准备攻打楚国。青年将领李信自告奋勇，声言愿率军前往，只需二十万军队。秦王转过来问王翦如何，王翦却郑重地回答：“楚国是个大国，不可小看，非六十万人不行。”秦王认为王翦懦弱，便对他说：“王将军年岁大了，太看重敌人了。李将军年轻有为，勇敢善战，还是让他去吧。”于是派定李信为伐楚的大将，率二十万军队前往。王翦看秦王如此不听取意见，十分气愤，便告老还乡。但好出大言的李信与楚军战斗，却一败涂地，狼狈逃回。秦王这才想到王翦的正确，便向王翦道歉，表示一定尊重他的意见，仍请这位老将出马。主翦依然坚持六十万军队的意见，秦王也都听从了他。到公元前223年，王翦的大军终于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都城，一举灭亡了楚国。与王翦灭楚的同时，王贲也消灭了魏国和齐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王终于统一了全国。在这一年，秦王政宣布自己是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了东方六国之后，又北伐匈奴，南统百越，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北伐匈奴的战争中，名将蒙恬是最有功劳的。蒙恬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他的祖父蒙骜、父亲蒙武、弟弟蒙毅都是秦国大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抗匈奴，收复了黄河以南河套一带地区。以后为了巩固边防的统治，秦始皇又命令蒙恬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筑起了延衰万里的长城。司马迁的《史记》说，当时蒙恬“威振匈奴”，也甚受始皇帝的恩宠，“出则参乘，入则御前”，经常跟随在秦始皇左右。



王翦和蒙恬不愧为古代名将，他们不仅善于指挥大军战斗，而且和一般士卒相处得很好，能够体贴和了解他们。《史记·王翦列传》记载，当王翦率领六十万军队攻打楚国时，楚兵坚壁不战。王翦不急于求成，而是倍加关怀和“抚循”士卒，亲自和他们同食，抓紧搞好军营中的伙食和士兵的休息。士兵们十分感动，斗志旺盛，然后一举而克敌制胜。



当年王翦和蒙恬的阵容究竟如何，我们已经很难从史料上去寻迹了。但是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却再现了两千年前秦军的威武雄壮。我们从那几尊头戴鶡（he河）冠、神态庄重的将军俑，也许可以联想起老将王翦和蒙恬的威武仪态；而从那些髭须直立、双眸圆睁的一般武士俑身上，则可以想象当年冲杀战场的几十万秦兵的勇猛。王翦六十万大军的南伐荆楚，蒙恬三十万大军的北御匈奴，一幕一幕的历史，好象都历历展现在眼前。



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形象地显示了我们古老民族的强大力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题诗说：“昔仰神威制六合，今看兵马镇陵图”。始皇陵的兵马俑，使世界再一次了解了我国古代人民杰出的才能和超群的智慧，正如同前来参观的一位新加坡友好人士所说的：“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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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片到纸张

──纸和造纸术的发明

奚椿年




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郊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叠纸。这叠纸有八十八片，尺寸大小不一，最大的长宽度为十乘十厘米，最小的为三乘四厘米左右。由于这批纸是在灞桥发现的，所以称灞桥纸。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纸的用途广泛，不仅可以包裹物品，又是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人们要问：纸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



在发明纸以前，人们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甲即龟甲，骨即牛胛骨及兽骨。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1898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耕地时，无意掘得许多片有文字的“甲骨”，被收购药材的人买了去。第二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文字。安阳小屯一带原是殷商的废墟，所以学者认定它是商代的文字。这些甲骨片距今大约已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内容大多是商代奴隶主阶级占卜的纪录，所以又叫“卜辞”。自那以后，不断发现，至今已积有十万片以上。



不过，甲骨得来是很费事的，刻字也不大方便，所以使用甲骨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就在商代，除了甲骨外，人们还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和青铜器上；同时又大量使用竹木，《尚书》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和“典”，即为用竹木做的书。



竹木的用法，据古籍记载是这样：先把竹子或木板劈成狭长的小片，用刀在片的表面刮削平滑，然后用笔写上文字。不小心写错了，用刀刮掉重写，就象我们现在写错了字用橡皮擦掉一样。这种写成字的竹片叫“简”。把一片一片的简按文字内容的次序，用牛皮、丝绳或其它什么绳子串连起来，叫“简册”。这在战国时使用得很普遍。最近几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南部和甘肃敦煌等地，以及解放后在湖南长沙、山东临沂等地的汉墓中，又大批大批地发现古代的竹木简。这在历史或文物展览会上我们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可是，在简上写字，每个简容纳的字数是很有限的。一般一个简一行，每行多的能写三四十字，少的只有几个字。所以要写的字多了，所用的简也必然要一大批。西汉时的东方朔有一次向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战国时惠子出门，喜欢带上书走，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有十二万多字。“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帛比竹、木的价格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所以，它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要找到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最早的纸是用什么原料作成的呢？东汉的许慎在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古人称“赫蹏”（xī tī夕蹄）。据古籍记载，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一个姓曹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包裹着毒药，上面写了迫她自杀的字。



大家知道，我国的蚕丝业发明得很早，商代以前就种桑养蚕。到西汉前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那时人们用茧缫丝外，还做丝绵。做丝绵一般用病茧、次茧。方法是：先把这类茧在沸水中煮过，剥开，洗净，再放在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直到茧衣被捶得稀烂为止。这时除了可以得到丝绵外，由于捶打，席子上还必然会有一层互相交织的乱丝沾着。这层乱丝晒干后揭下来，就成为薄薄的丝片，压平后便可用来写字了。上面这种丝片，后人叫“丝绵纸”，它是做丝绵时的副产品。由于是副产品，大量生产是不可能的，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人们不得不设法去另寻一种可以大量生产的原料。这种原料，不用说，是应当最易为人们得到而又便于加工的。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这种纸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因为古籍上没有留下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上面讲到的从西汉古墓中得来的“灞桥纸”，为米黄色，就是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经反复考证，这座墓最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因此，可以断定，大约二千多年前我国就已有了植物纤维纸了。当然那时的制作是很粗糙和原始的。



如何把植物纤维纸从粗糙和原始变得更为精细些？这就得提到东汉时的蔡伦了。蔡伦是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他于公元75年进京城洛阳皇宫当太监，后兼任“尚方令”。“尚方令”的职务就是监造和管理宫廷用品，也包括纸在内。这就使他有机会与造纸工匠进行接触，并因此熟悉了造纸的技术。当他看到造纸的技术不够理想时，便设法加以改良，把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等都用来造纸。这些东西不只容易得到，而且比之原始植物来也便于加工。加工的方法是：先把这些东西搅拌石灰，沤过，再放在石臼中舂，把纤维舂散，然后加水煮烂，掺和胶一类有粘性的物质，使纤维互相溶合成浆糊状，再把浆用细廉均匀地捞出，让它干燥。这样便可得到纸了。



蔡伦用这种方法造纸，造出的纸比先前的好了。他于公元105年（东汉元兴元年）上奏给汉和帝，得到汉和帝的赞赏，并把他的造纸方法推广。因为他曾被封为龙亭侯，这种纸便称为“蔡侯纸”。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死后在他的故乡建立了“蔡侯墓”，传说墓穴里还留有一只石臼，就是蔡伦生前舂造纸原料用的。至今这座墓还矗立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字，是郭沫若的手书。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相传是蔡伦的故宅。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以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左伯造出的纸勾结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



随着纸的广泛应用，造纸范围的原料也扩大了。东晋用稻秆、麦秆造纸，叫“土纸”；又用藤皮造纸，叫“藤纸”或“藤角纸”；北方生长楮树，用楮树皮造纸，叫“楮皮纸”；南方产竹，从宋代开始用竹造纸，叫“竹纸”等等。由于造纸原料范围的扩大，造纸工业自然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魏晋时，已经有人用黄叶汁将纸染成黄色；南北朝时更有青、赤、绿等各种颜色的纸，十分美观。四世纪起，四川、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先后成为有名的纸产地。



六世纪时，造纸技术开始传到国外，最先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发生战争，有不少唐兵被阿拉伯俘去。在这些士兵中有造纸工人，他们又把造纸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于是阿拉伯也设立了造纸工厂。以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与摩洛哥，也学到了我国的造纸技术。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再后来，德国、英国、荷兰也造起纸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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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章、捶拓到活字

──印刷术的发明

奚椿年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手抄。薄薄的一本书，从头至尾抄一遍，很不容易，如果卷帙浩繁，要抄的书又多，费工费时就更可想见了，所以手抄书的流传局限性很大。



打破这种局限性的是什么呢？是印刷术的发明。



大家知道，我国在汉代就有了纸，在这之前的商代，人们就在使用墨了。出土的甲骨文表明，那上面的文字有一些就是在刻后用墨涂上去的。还有笔，据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说，也是在商代，人们就已使用了纸、笔、墨，这是印刷时必用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三样东西看作是印刷术发明的物质条件。



印刷术发明的技术条件，则是从印章和拓石启发来的。印章的出现，大约在周代以前，最初是作符信用的。人们在竹木简上写了字，用绳子捆好，并在绳子打结处涂上一层泥，叫封泥，然后在封泥上盖印，就象现今的信在寄出前才封口一样。所以这种印章也叫印信。印信在战国时已使用得很普遍。东周洛阳人苏泰，游说六国合纵攻秦，六国同意，史书上记载六国都拜他为相国（宰相），他衣锦还乡时佩带了六国的相印。那时的印章，有的是玉质，有的是铜质，后人曾从战国墓里得到过铜印若干枚。秦汉到魏普南北朝时，印的使用更风行一时，而且不单印在封泥上，也有印在纸上的。此外，木印也出现了。后来，人们又把文字刻在木头上，相当于今天的木头戳子。东晋时候，大的印章有四寸见方，上面刻着一百二十个字，已经是一篇短文了。



拓石起源也很早。“石”即石刻。在唐朝初年陕西凤翔县掘到战国时的石鼓十个，每个高约三尺，直径一尺多一些。每个石鼓上面各刻一篇有韵的田猎诗。此外，到秦代，秦始皇好巡游刻石，这些刻石形状象馒头，四面都刻有文字。至汉代，由于汉武帝提倡儒学，儒家的经典传抄的人日多，经文相当混乱。在东汉嘉平四年（公元175年），经当时黄门侍郎蔡邕奏请灵帝同意，组织人将经文校正后刻在石头上。石头是碑形的，共有四十六块，立于太学门外，作为经文的标准本。有了经久的标准本，于是不少人便进行摹写、捶拓。所谓捶拓，就是把纸浸湿，铺在石面上，用软刷子轻轻捶打。由于石碑上的文字是凹下去的阴刻，所以纸经捶打后，文字部分的纸也凹了进去。这样再在纸上刷上墨，揭下来，纸上就印出黑底白字来了。这也叫“拓石”，或叫“拓本”。



不管是印信还是捶拓，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你要取得文字，可以不用手抄。这原理与后来的印刷相近，所以可以看作是印刷术发明的先导。



不过，印信太小，上面所刻字数也极有限；石头长可刻字多一些，但太费工。能不能取长补短，在这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呢？于是人们想到使用木板，在木板上雕刻文字，采用印信和石刻的捶拓方法把文字复印出来。这样印刷术就发明出来了。由于文字是雕刻在木板上的，所以叫雕板印刷。



雕板印刷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先把木头锯成一块一块大小一律的板子，使之平滑，然后在一张薄纸上写字，反贴在板子上，用刀雕刻成文字凸起来、其余部分凹下去的阳文，再刷上墨，铺上纸，用软刷子在纸上轻轻地刷过，揭下来，纸上就有了白底黑字。一本书的字数自然是相当多的，所雕的板也不止一块，每一块都照这种方法刷印成文。全部印刷工作完毕，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那就成了一本书。有了雕板印刷，就免除了笔札之劳；而且一块雕板可以用许多次，要印多少，就可得到多少，这就大大方便了书籍的生产。



雕板印刷发明的时间，一般认为在隋、唐之际。开初只是使用于民间，刻印的书大多为民间常用的历书、阴阳杂记、占梦、小学、字帖之类。后来，佛教教徒又用来印佛像、佛经。1899年，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的千佛洞里，发现了一份《金刚经》。这份经除了有文字外，尚有图画，雕刻精美，笔法圆熟，墨色均匀，印刷水平相当高。《金刚经》长约一支六尺，宽约一尺，由七页印纸粘连而成。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咸通”是唐朝末年唐懿宗的年号，“咸通九年”即为公元868年，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目前存于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可惜这份印品发现后不久就被帝国主义分子骗往国外，现在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五代时，雕板印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印书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了。932年，后唐的宰相冯道，见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印本出卖，而唯独没有儒家的经典，他就以政府的名义刻印了九种经书。这个工程相当浩大，前后共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



到了宋代，雕板印刷大为盛行，进入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不论政府还是私人都加以刻印，刻印的书，种类相当多。这对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一本厚厚的书，雕一次板，所花的物力人力相当大；雕成以后，如果发现错字，又无法改换；书印成后不再使用的话，所雕的板也就浪费了。所以，雕板印刷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继续改进，于是又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毕昇，平民出身。他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刻字经验，于公元十一世纪庆历年间（1041—1048年），在雕板印刷的基础上，试用活字印刷。所谓活字印刷，就是把木板上刻字改为把每一个字刻成单个的。具体方法是：用胶泥作成一个一个方块，干了以后，刻上反字，一字一块。由于每个字是单个可以活动的，所以称活字。用火将活字烧硬，然后按韵排列在特制的木格里。排版时，备一块铁板，上面敷上一层松蜡和纸灰，铁板上放置一个铁框，用烧硬的活字排在铁框里，排满后，再放到火上烘烤。等到松香和蜡熔化，就把各个活字的底部连结成一个整体，再用板在字面上压平，使字面平整，这样就可以刷上墨印书了。为了提高工效，排印时一般使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交替使用。用完后，再把铁板放到火上烤一下，使粘连活字的松香和蜡熔化，以便将活字取下放回木格里，下次再用。



毕昇的这种活字印刷，主要有三个环节，即：制活字、排版、印刷。这在当时固然是一套完整的印刷技术；就是在今天，印刷业已高度发达，但印刷的基本程序也还是这一套。毕昇在印刷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继用泥做活字以后，元朝的王桢又创造了木活字印刷术。他在旌德县知县任内，就曾用两年时间，自制了一批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印刷效率是很高的。随着木活字的使用，明代以后又有了铜活字。清代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用铜活字印的，字数达二十五万。书印成以后，所排的铜活字版因保管不善，有的被盗，有的被毁掉铸钱，乾隆时已一字无存。与铜活字流行的同时，还有锡活字、铅活字等。这说明我国的印刷事业在不断改进和发展。



我国各类印刷品陆续传到了国外。七世纪中期（公元646年以后），日本有了唐代的印本书。同时，唐朝政府又把雕板作为礼物或商品输入到朝鲜。八世纪初期，朝鲜又自己雕板刻印佛经；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朝鲜有了印本书。再到后来，越南、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与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各国也开始利用印刷术，并且陆续向西方各国传播，促使了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印刷术的兴起。公元1450年，德国人谷腾堡在迈恩兹开办印刷所，仿效中国活字印刷原理，用铅活字印书。这时离我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已相距四百多年，距雕板印刷的发明时间就更远。从这点看，我国的印刷事业对世界印刷业的兴起，起了巨大的作用。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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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吸铁石到罗盘

──指南针的发明

伊 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因嫌“先王之宫廷小”，就在咸阳修造阿房宫。据说，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的。磁石有吸铁的特性，如果有人穿着盔甲或身上暗藏兵器入室，那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样，秦始皇住在里面，就不怕有人去暗杀他了。传说汉武帝时候，还有人用磁石做成棋子献给汉武帝。这种棋子一放到棋盘上，不用动它，就会相互吸引，如同仇人相见立即相斗一样，所以人称“斗棋”。



《山海经》上说，“磁石吸铁，如慈母招之”。古人因此把磁石比喻为“慈母”，后人则叫它为“吸铁石”或“磁铁”。磁铁的用途很广，早在战国时，就已被人用来做一种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了。“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为什么磁铁能指南呢？原来，磁铁能吸铁，是因为它有磁性。这种磁性，不是在磁铁的中间，而是有次序地聚集在磁铁的两头，这两头称为磁板，一头叫正极，一头叫负极。而我们生活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铁”，它的两头也有磁极，一头在地球的北极，一头在地球的南极，北极是负极，南极是正极。大家知道，根据物理学上的“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理，如果我们用一根磁铁做成棒或针，把它悬空起来可以向四周随意活动，它的正极总是指向有负极的北方，而负极总是指向有正极的南方。这是绝对不会变的，这种性能就叫指极性。司南正是根据这种指极性创造出来的。司南的样子，据学者研究，大致象一把汤勺，头有一根长柄，略略翘起；另一头则是光滑的圆底。这是用整块的磁铁琢磨而成的。与此同时，还要做一个光滑的底盘，底盘是用钢做的（也有用木头做的，但一定要涂上漆以使它光滑），盘的四周刻着分别方向的二十四位和符号。司南就放在底盘中间，轻轻地转动一下勺柄，静止时柄的方向必然指向南方。据说，那时有人到山中去采玉，怕迷失路途，就随身带有司南，以辨方向。司南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



除了司南以外，古时还有一种指南车，同样起着指示方向的作用。指南车的发明，据说是在远古时代。那时，我国南方的九黎部落与中部地区的黄帝部落为争夺地盘打起来了。打仗时，九黎部落领袖蚩尤作弥天大雾，黄帝部落首领黄帝便造出一种车子来辨别方向，这车子就叫“指南车”。



磁铁是做指南仪器最理想的材料。不过缺点也很多，如容易碎，在强烈震动下还会失去磁性，而且加工量也较大。大约在北宋后期（公元十一世纪），人们发现把钢铁在磁铁上磨过以后也能带上磁性，而且磁性还比较稳固。人们根据这个发现，开始制造人工磁铁。有了人工磁铁，指南仪器便有了一个大的改进。北宋的曾公亮和丁度编著的一部《武经总要》中说：行军时让老马在前面带路，或者用指南车、指南鱼辨明方向。这里说的“指南鱼”，就是用人工磁铁的铁片剪成的，形状象一条鱼，浮在水面，静止时，鱼头总是指向南方。另外，指南鱼也有用木头做的。先用木头刻成鱼状，肚子挖空，装上磁铁，用蜡把肚口封好，再用一根针插进鱼口，针头露在外面，放在水中，不管怎样拨动，针也总是指向南方的。



除了指南鱼，还有指南龟，做法与木头做的指南鱼相近，只是把针插在尾部，又在龟腹挖一个小洞，顶在一根钉子上，可以转动，一停下来，同样会直指南方。



指南鱼和指南龟使用和携带都方便，所以行军、作战、航海，以及阴雨天或黑夜，带上它可以用来辨别方向。不过，这两种东西当时都是玩具，并非是人们有意作为指南仪器用的。



在指南鱼的启示下，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实践、改进，又用人工磁铁做成薄薄的针，这种针就是我们常说的指南针了。指南针的用法，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试验，在他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指南针一共有四种：一是用灯草串在针上，使针浮于水面，这样针尖就会指示方向。这叫水浮法。不过，水面常会动荡，用起来不大准确。二是把针放在指甲上。这叫指甲旋定法。三是把针放在碗边上。这叫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碗唇旋定法同样能起指南的作用。不过指甲和碗唇都是光滑的，针在转动时，容易滑下来，也有不便。四是用一些蜡涂在针的中部，粘上一根丝线，把针悬空起来，针尖也会指向南方。这叫缕旋法，或悬挂法、缕悬法。这第四种方法，与前三种方法比较，既不怕震动，也不会滑落，所以是最好的。



沈括还发现，针所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的，要略为偏东一些。这是因为地球上的磁极不是正好在南北两极，而是略为偏东的缘故。这叫“磁偏角”。据说十五世纪末哥仑布远渡大西洋时，对“磁偏角”也有所察觉，但这时已经离宋代有四百多年之久了。可见，宋代磁学研究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有了指南针，人们就不怕迷失方向了，尤其是给航海带来极大的便利。据1119年北宋朱彧写的《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载：当时海船上的水手在船只出航期间，白天看太阳，夜晚看星星，遇到阴雨天就使用指南针。1123年，北宋的徐竞出使朝鲜，也讲到在船上使用指南针的事。北宋以后，人们又对指南针有所改进，开始使用罗盘。罗盘可以用铜做，也可以用木头做。盘的四周刻有方位，针在盘的中央，与盘连成一体。使用时，只要把针对准盘上的正南方位，不论船朝哪个方向行驶，针都是对着南方的。



罗盘的使用，大大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宋朝时候，我国广州、泉州、宁波、杭州等地，都成为当时贸易的大商埠，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经商。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了。这样，指南针也就十分自然地通过外国商人之手传到国外。十二世纪，波斯（伊朗）和阿拉伯等国首先学习使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又通过阿拉伯人把指南针的应用技术传给了欧洲，并在欧洲等国有了正式的关于指南针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在时间上来说，已比我国迟了一个世纪以上。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既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过程，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以及文化上的交流。这一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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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的盛典

──土尔扈特万里归国

陈毓秀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承德避暑山庄里喜气洋洋，分外热闹。



乾隆皇帝刚从热河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县）回到山庄。他由于在木兰围场见到了忠于祖国、万里来归的渥巴锡等蒙古土尔扈特部的首领而满怀喜悦。乾隆皇帝在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又接见了他们。为了慰劳和嘉奖他们，乾隆皇帝还命令布置了一系列宴会、游园活动。连续几天，每到晚上，山庄的万树园里灯火通明，鼓乐大作，放焰火，演杂技；宴会席上，欢言笑语，马奶酒的酒香，阵阵扑鼻，一派民族团结的欢乐气氛。自从建立避暑山庄以来，象这样的盛典，还是不多见的。盛典的高潮是位置在山庄东北的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渥巴锡和蒙古各部首领，还有新疆、青海、西藏等各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齐集一堂，瞻仰了庙宇，参加了盛大的法会。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在普陀宗乘之庙的碑亭里树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大的石碑。碑文叙述了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蒙古在远离祖国一百四十多年之后，万里跋涉、重返祖国的过程，这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里、民族团结史上可歌可颂的一页，它激动人心，耐人寻思！



土尔扈特是明朝时候瓦刺的后代，明末清初时属于我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相邻的准葛尔部强大起来，形成威慑力量。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不得不带领全体部众，跋山涉水，迁徒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那时候，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人烟稀少，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草原。土尔扈特部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开始了他们在新牧地上的游牧生活。后来，在他们北边的沙皇俄国逐渐向南扩张势力，威胁士尔扈特部顺从俄国的统治。沙俄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不许他们皈依佛门，还限制他们在那里放牧牛羊……。土尔扈特人民坚决不屈服他们公开宣称：“我们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这里的土地和水是佛的。它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们俄国！”“我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我们谁也不怕！”……



土尔扈特人民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他们始终思念着蒙古各部的亲人，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母亲。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保持着跟清朝中央政府和蒙古各部的联系。他们向清政府呈献贡品，清政府也曾经派出使臣，不远万里，带了皇帝的“圣训”和恩赏，前去土尔扈特部慰问。他们还参加了蒙古族召开的各种会议；不时的到西藏进香礼佛。为了改善跟准噶尔部的关系，两部首领的子女互通婚嫁。他们跟祖国保持着多方面的接触。



1761年，十七岁的渥巴锡继承汗位，当了土尔扈特部首领。那时候，他们已经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一百四十多个春秋了。渥巴锡是个年轻有为的首领。他胸怀坦荡，待人和气，很受部下拥戴。那时的沙俄正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她加强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加紧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掠夺。沙俄政府在土尔扈特部周围派驻军队，修筑工事，进行包围。还派出一名“大使”，常驻在土尔扈特部。他名义上是大使，实际上专门监视土尔扈特部的行动。1762年，沙俄当局还宣布要重建土尔扈特政权，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并且策划了一个换掉渥巴锡的政治阴谋。眼着土尔扈特部就要完全被吞并，土尔扈特人民就要沦为奴隶，一种惊惶不安的情绪紧扣着每个人的心弦。正在这个时候，沙俄又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强征土尔扈特人民去当兵，几万几万的土尔扈特子弟在俄国的对外战争中丢失了性命！沙俄政府继而又作出新的规定：凡是十六岁以上的土尔扈特青壮年，全部都要开赴战场。土尔扈特部面临着可怕的灭族之灾！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握巴锡忧心如焚，他暗下决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770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渥巴锡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渥巴锡和参加会议的五位首领一致作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摆脱俄国束缚，全部重返祖国！会后，他们立即投入了秘密紧张的准备工作。



第二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部族作了总动员。他热泪盈眶，满怀悲愤地对大家说：叶卡特琳娜已经下达命令，要把我的儿子送往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作为人质，还要挑选一万名土尔扈特骑兵参加到俄国军队里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失去自由，忍受奴隶的枷锁；要么举行起义，脱离沙俄，回到祖国去！大家由衷地赞同回到祖国去！



1月5日，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开始了。那一天清晨，寒风凛冽，当早晨的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的伏尔加草原时，皑皑白雪反射出了耀眼的光芒。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女、儿童和老人，乘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们卫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离开了他们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国他乡。他们边走边发出震惊天地的呼声：“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临行前，他们杀死了监视他们的沙俄官员、军队和其他人员，并把所有带不走的锅灶、粮食统统毁掉。渥巴锡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结构宫殿。刹时间，无数村落都燃起了熊熊烈火，辽阔的草原上升起了滚滚浓烟。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图画！这幅悲壮的图画仿佛在告诉大家：土尔扈特人民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土尔扈特人民决不反顾！



渥巴锡骑在马上，举着鲜艳夺目的新条旗，率领着三万三千多户、近十七万部众，分成三路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祖国前进。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十多天的功夫便跨跃了千里草原，穿过了冰封的乌拉尔河。在渡过乌拉尔河以后，他们遇到沙俄哥萨克兵的袭击。为了打通东进的道路，他们浴血奋战，九千人壮烈牺牲。2月2日，在奥琴峡谷，英勇的土尔扈特战士全歼了抢先占领这个险要谷口的哥萨克部队。渥巴锡在这场战斗中亲自组织骆驼兵从正面强攻，让另一支人马包抄哥萨克兵的后路。他们前后夹击，哥萨克的拦截被彻底击溃了。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缺粮挨饿、疾病流行的折磨下，又击溃了两万紧跟在后面的沙俄追兵。直到六月底，土尔扈特部历时半年，行程一万多里，历尽千难万险，损失了全部牲口，付出了人员减半的巨大牺牲，终干踏上了家乡故土，投入了祖国的怀抱。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一个个满面尘埃，衣衫褴褛，很多人衣不蔽体，靴鞋俱无，小孩身上，几乎一丝不挂。为了实现回归祖国的夙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牺牲。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乾隆皇帝得到奏报以后，立即派大臣到伊犁迎接，并且命令安置他们在准噶尔盆地和科布多一带放牧。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等地的各族人民送去了牛马羊等牲畜二十多万头，粮食四万多石，茶二万多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还有大量的毛毡庐等。这些物资的支援，真是雪中送炭，及时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乾隆邀请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来避暑山庄觐见，派御前大臣亲去迎接。对那些沿途对土尔扈特首领接待不周的地方大臣，乾隆给予革职处分。渥巴锡等来到避暑山庄，乾隆封他为卓哩克图汗，“卓哩克图”是英勇、勇敢的意思。对其他的首领，也都给予封爵，仍让他们管理土尔扈特部的事务。乾隆还向他们声明，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易其俗”。土尔扈特人民“所至如归”，重新安居乐业在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土尔扈特部心向祖国，万里归来，谱写了一首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清政府的妥善安置，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以及乾隆的热情接见，避暑山庄里的盛会赐宴，刻石立碑，在祖国大家庭里，又描绘了一幅兄弟民族其乐融融、情深谊长的灿烂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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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防治荒漠化的技术与模式



江苏省句容市第一中学 经言祥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土地面积较大、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陆地面积的27.9％，并且以每年3436平方千米的速度递增，造成的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我国政府历来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我国荒漠化治理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几十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在实践中研究总结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技术模式，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五项技术可有效遏制荒漠化



　　1．植物固沙



　　这是控制流沙最根本且经济有效的措施。固沙植物能为沙区人畜提供燃料和饲料，同时，又可以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植被或恢复天然植被；营造大型防沙阻沙林带，以阻截流沙对绿洲、交通线、城镇居民点的侵袭；营造防护林网，控制耕地风蚀和牧场退化；保护封育天然植被，防止固定半固定沙丘和沙质的沙漠化危害。



　　2．工程治沙



　　治理流沙时，采用柴草、粘土、卵石、网板等材料设置障碍物或铺压遮蔽，借以阻沙固沙；利用地形地物设置屏障，改变大风方向，输导流沙定向吹移；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机械地进行干扰控制，以固定阻挡、输导搬运流沙，定向塑造风沙地貌，改变沙地条件，转害为利。



　　3．化学固沙



　　在流动沙地上通过喷洒化学胶结物质，使其在沙地表面形成有一定强度的保护壳，隔开气流对沙面的直接作用，提高沙面抗风蚀性能，达到固定流沙的目的。



　　4．旱地节水



　　水资源匮乏，是制约荒漠化地区土地综合整治与开发的主要难题。因此，引进和开发节水技术，发展灌溉农业就显得至关重要。一般采取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田间节水等技术。



　　5．退化地开发



　　我国在防止荒漠化的同时，适度进行了开发利用，形成和完善了不少农牧业开发技术。在农业上，主要有引水拉沙造田、老绿洲农田改造、沙地衬膜水稻栽培、盐碱化土地改良，以及日光温室栽培与养殖、地膜覆盖栽培和无土栽培等技术；在牧业上，主要有合理轮牧、以草定畜、草场改良和温室养殖技术；农牧综合技术主要有“小生物经济圈”建设，以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



　　国内四种模式值得推广



　　1．赤峰模式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历史上是水草丰美的大草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荒漠化土地达7万平方千米，占总土地面积的77％，251万公顷草场退化，全市70％的人口、12个旗（县）的148个乡镇受沙漠化危害。后采用固沙造林育草技术、沙地衬膜水稻栽培技术和“小生物经济圈”整治技术进行治理，全市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5％，提高到21.2％，区域性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赤峰模式适合在半湿润区荒漠地区推广。



　　2．榆林模式



　　榆林地区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沙化面积达2.44万平方千米，有6座县城陷于重重沙漠之中，412个村庄受风沙的侵袭压埋；100年间，已吞没农田、牧场14万公顷。人们针对以风力作用为主的沙质荒漠化土地，建立了以“带、片、网”相结合的防风沙体系，使年沙尘日由20世纪50年代的7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20多天，呈现出人进沙退、林茂粮丰的“塞上江南”景象。榆林模式适合半干旱地区的荒漠化治理。



　　3．临泽模式



　　临泽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黑河两岸，由于过度樵采、放牧，植被破坏，沙化严重，原来的绿洲向南退缩了近500米。后来，采用以绿洲为中心、自边缘到外围的“阻、固、封”相结合的防护体系，使流沙面积从54.6％减少到9.4％。临泽模式适合在干旱地区沙质荒漠化危害的绿洲地区推广。



　　4．和田模式



　　和田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以绿洲为中心建立防护体系，兴修水利，节水灌溉，并采取固定流动沙丘的办法，治沙效果明显。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称号。和田模式适合极端干旱区地区的荒漠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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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人为原因



山东省邹平县长山中学　刘西国




　　我国国土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且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利用不合理的问题。在选修地理教材中，因地制宜治理区域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是国土整治的重要内容，对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限制性因素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地、洪涝等，是形成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究其形成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且人为因素是主要原因。这里列出一些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及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引起大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耕地轮荒



　　轮荒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原始农业生产耕作类型。农民不是选择适宜耕种的土地来开垦，靠精耕细作来增产粮食，而是没有固定的耕地，采用毁林毁草、到处开荒、只种地不施肥的原始生产方式。当开垦的土地表土流失、肥力耗尽之后，人们便丢弃撂荒，另择稍好的荒草地开垦。轮荒的结果是使地表林草植被破坏殆尽，无法恢复，在湿润坡地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如我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自古以来盛行的轮荒耕作制度有密切关系。如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主要存在于热带雨林中的低地丘陵地区。



　　二、林区皆伐



　　皆伐，即被采伐的林地不分树龄全部伐掉。皆伐省工省力，便于机械化作业，成本很低。但实践表明，这种采伐利少弊多，因为不分树龄大小一起砍伐，对森林资源造成严重浪费，也不利于森林的天然更新。东北林区以往采伐以皆伐为主，采伐大于更新，资源减少，林质下降。有林地面积逐年减少。如小兴安岭由于长期超采，已到了后期无林可采的程度。森林质量下降，红松等针叶林可采资源日趋枯竭。长期以来，东北地区林木超采现象十分严重，采育脱节，加上毁林开荒、滥砍乱伐、居民烧柴等多种冲击，使得森林覆盖率下降，导致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物种减少。



　　三、陡坡开荒



　　从历史上看，在远古时候人们主要在平地上种粮维持生活，山区、丘陵区都有茂密的森林或草原，到处青山绿水，基本上没有水土流失。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平地种粮不够吃，就到山区、丘陵区去，毁林毁草，陡坡开荒种粮，大有“种田种到山顶上”的态势，于是就产生了水土流失。陡坡开荒种粮前一二年产量还可以，由于水土流失，土地日益瘠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加上人口增多，为维持生存又进一步毁林毁草，扩大陡坡开荒种粮，致使水土流失就进一步加剧。这种“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水土流失。黄土高原地区“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就是典型的例证。



　　四、围湖造田



　　淡水湖泊提供地球近1/2的可利用淡水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之用，为众多的特有水生生物提供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我国不少地区曾出现大面积围垦湖泊、与河争地的热潮，大有“插秧插到水中央”的态势。围湖造田首先是加快了湖泊沼泽化的进程,使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地表径流调蓄出现困难，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如湖北省由于湖泊不断减少，萎缩后的湖泊已基本丧失了原有的调蓄功能，造成水旱灾害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其次是水生动植物资源衰退，湖区生态环境劣变，使鱼的种类不断下降，数量减少。湖泊退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该湖区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一些特有种类已经绝迹。



　　五、过度放牧



　　长期以来，靠天养畜的牧业形式在我国一直延续着。为求得短期的经济利益，牧民尽可能多地放牧牲畜。超载放牧，对草原形成了很大压力，导致牧草生长能力和土壤结构被破坏，进而造成了草场大面积退化甚至沙化。草场载畜量降低，从而形成新一轮的过牧，加速了草原退化和沙化的过程。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草原牲畜的超载放牧，一些地方植被破坏严重，土层变薄，生态环境脆弱，只要下大雨就会形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过去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如今也有了频繁的人类活动，使我国一些野生保护动物活动范围急剧减小，面临困境。



　　另外，在缺乏能源的地区，如南方低山丘陵区，过度樵采问题严重。黄淮海平原一些地方只用地不养地，使得土壤肥力日益下降。以上不合理的经济活动还有很多，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自然资源的补给、再生和增殖是需要时间的，一旦利用超过了极限，要想恢复是困难的。很多地区的人们生态意识淡薄，长期采用有害于环境的生产方法，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导致环境退化，从而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因此国土整治中必须进行有效的环境保护，防止地理环境遭受过度的人为影响，而被迫朝着不良方向演化。诸多地理环境问题表明，当人类向环境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时，就会出现生态破坏问题。人们只有针对不同自然条件和人文特征，确立科学的综合发展观，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和自然对立的矛盾局面，以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