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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生活



王小波



    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起初，我以为他想说我是个死人，感到很气愤。忽而想到，“生活”两字还有另一种用法。有些作家常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住上一段，这种出行被叫做“体验生活”——从字面上看，好像是死人在诈尸，实际上不是的。这是为了对艰苦的生活有点了解，写出更好的作品，这是很好的做法。人家说的生活，是后面一种用法，不是说我要死，想到了这一点，我又回嗔作喜。我虽在贫困地区插过队，但不认为体验得够了。我还差得很远，还需要进一步的体验。但我总觉得，这叫做“体验艰苦生活”比较好。省略了中间两个字，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生活就是要经常吃点苦头——有专门从负面理解生活的嫌疑。和我同龄的人都有过忆苦思甜的经历：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等等。这件事和体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意思有点相近。众所周知，旧社会穷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糠咽菜——菜不是蔬菜，而是野菜。所谓忆苦饭，就是旧社会穷人饭食的模仿品。
　　我要说的忆苦饭是在云南插队时吃到的——为了配合某种形势，各队起码要吃一顿忆苦饭，上面就是这样布置的。我当时是个病号，不下大田，在后勤做事，归司务长领导，参加了做这顿饭。当然，我只是下手。真正的大厨是我们的司务长。这位大叔朴实木讷，自从他当司务长，我们队里的伙食就变得糟得很，每顿都吃烂菜叶——因为他说，这些菜太老，不吃就要坏了。菜园子总有点垂垂老矣的菜，吃掉旧的，新的又老了，所以永远也吃不到嫩菜。我以为他炮制忆苦饭肯定很在行，但他还去征求了一下群众意见，问大家在旧社会吃过些啥。有人说，吃过芭蕉树心，有人说，吃过芋头花、南瓜花。总的来说，都不是什么太难吃的东西，尤其是芋头花，那是一种极好的蔬菜，煮了以后香气扑鼻。我想有人可能吃过些更难吃的东西，但不敢告诉他。说实在的，把饭弄好吃的本领他没有，弄难吃的本领却是有的。再教教就更坏了。就说芭蕉树心吧，本该剥出中间白色细细一段，但他叫我砍了一棵芭蕉树来，斩碎了整个煮进了锅里。那锅水马上变得黄里透绿，冒起泡来，像锅肥皂水，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苦味……
　　我说过，这顿饭里该有点芋头花。但芋头不大爱开花，所以煮的是芋头秆，而且是刨了芋头剩下的老秆。可能这东西本来就麻，也可能是和芭蕉起了化学反应，总之，这东西下锅后，里面冒出一种很恶劣的麻味。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我们没煮南瓜花，煮的是南瓜藤，这种东西斩碎后是些煮不烂的毛毛虫。最后该搁点糠进去，此时我和司务长起了严重的争执。我认为，稻谷的内膜才叫做糠。这种东西我们有，是喂猪的。至于稻谷的外壳，它不是糠，猪都不吃，只能烧掉。司务长倒不反对我的定义，但他说，反正是忆苦饭，这么讲究干什么，糠还要留着喂猪，所以往锅里倒了一筐碎稻壳。搅匀之后，真不知锅里是什么。做好了这锅东西，司务长高兴地吹起了口哨，但我的心情不大好。说实在的，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那回也没有怕，只是心里有点慌。我喂过猪，知道拿这种东西去喂猪，所有的猪都会想要咬死我。猪是这样，人呢？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是瞎操心。晚上吃忆苦饭，指导员带队，先唱“天上布满星”，然后开饭。有了这种气氛，同学们见了饭食没有活撕了我，只是有些愣头青对我怒目而视，时不常吼上一句：“你丫也吃！”结果我就吃了不少。第一口最难，吃上几口后满嘴都是麻的，也说不上有多难吃。只是那些碎稻壳像刀片一样，很难吞咽，吞多了嘴里就出了血。反正我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自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口。但别人却在偷偷地干呕。吃完以后，指导员做了总结，看样子他的情况不大好，所以也没多说。然后大家回去睡觉——但是事情当然还没完。大约是夜里十一点，我觉得肠胃搅痛，起床时，发现同屋几个人都在地上摸鞋。摸来摸去，谁也没有摸到，大家一起赤脚跑了出去，奔向厕所，在北回归线那皎洁的月色下，看到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有件事需要说明，有些不文明的人有放野尿的习惯，我们那里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屎有做肥料的价值，不能随便扔掉。但是那一夜不同，因为厕所里没有空位，大量这种宝贵的资源被抛撒在厕所后的小河边。干完这件不登大雅之事，我们本来该回去睡觉，但是走不了几步又想回来，所以我们索性坐在了小桥上，聊着天，挨着蚊子咬，时不常地到草丛里去一趟。直到肚子完全出清。到了第二天，我们队的人脸色都有点绿，下巴有点尖，走路也有点打晃。像这个样子当然不能下地，只好放一天假。这个故事应该有个寓意，我还没想出来。反正我不觉得这是在受教育，只觉得是折腾人——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总的来说，人要想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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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保主义者的夏天







　　夏天，空气会发生变化，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空气的味道，而非温度。西瓜多，西瓜皮就多，西瓜皮的烂味就很严重；西瓜吃多了或水喝多了，排尿就快了，所以好多人忍不住要随地小便，尿味也很重。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味道。
　　今年夏天，作为环保主义者，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即“味觉污染”。此前，我知道有“噪音污染”和“视觉污染”，这是针对耳朵和眼睛来说的，可我们的脸上还有鼻子，对于鼻子，也该有一个名词，我想，“大气污染”针对的是呼吸系统，空气中有一点儿二氧化硫，鼻子闻不出来，有点儿尿，鼻子会难受，所以，为了表示对鼻子的尊重，我要提出“味觉污染”这个概念。
　　味觉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来自西瓜皮、尿、污水、雨水等，分别属于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社会公德问题、污水处理问题及城市排水设施问题，因此，要想消除“味觉污染”，也需要“综合治理”。
　　结论虽然说起来简单，但我毕竟是跑了城里不少地方，像野狗一样到处闻了一遍之后才得来的。因此，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味觉污染”的论文。
　　写论文是一件麻烦事，因为家里总停电。邻居们都在使空调。使空调就要使用氟利昂，就会破坏臭氧层，所以，作为环保主义者，我没有装空调。环保主义者还不能浪费资源，所以我也不使电扇。
　　不使空调不使电扇，家里就会变成蒸气浴室。蒸气浴室是蒸完了还要洗，可作为环保主义者，我还要节约用水，因为水资源的缺乏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没事就洗澡比使电扇的错误要严重。
　　然而，我还要每天洗澡一次，一次总是必要的。如果我不洗，身上会很脏，几天下来，会有难闻的味道，这样的话，一个研究“味觉污染”的环保主义者就变成了“味觉污染”的“污染源”之一。这可不行。



选自：《上半截与下半截——“生活圆桌”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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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



叶景贤



　　在天高地阔的湛河岸边，凌空翱翔的风筝和看风筝的男女老少，成了此地诱人的风景。我曾见一个卖热玉米的农妇，路过湛河桥时，面对蓝天白云间色彩纷呈的风筝，身不由己地收住脚步，驻足仰望，久久不愿离去，竟将一篮子热玉米冷凉了。我还看到一双古稀夫妇，互助搀扶着，举步艰难地走了两公里长街专程来到桥上，伸出枯枝般的手；在头顶指划着，议论着，仰望着，那神态，那喜悦，很是动人。更多的少男少女，在这里松开了相抱相握的手臂，丢了爱，忘了情，双双引颈凝目，情系风筝，留连忘返。
　　民间说，春天是阳气上升的季节，只有阳气上升，风筝才能够飞起来。我对此说确信无疑。然而，如今湛河桥上的风筝，使我眼界大开。这里一年四季，无论寒暑，只要有风，你就能看到天空飘飞的风筝。放风筝者，都是离退休人员。他们凭着自身的聪明和灵性，对风筝飞升与风力、风向的关系，有着切身体验和精当研究。据说，风筝的大小，尾巴的长短，牵线的粗细，都与风力有密切关系。于是，他们自己动手，巧手妙作，做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适宜于不同风力，不同天气的各种风筝。所以，在湛河桥上，不管风大风小，不管烈日当空或细雨蒙蒙，你总能看见比翼竞飞的风筝；你总能看到那鹤发童颜，不畏寒暑，不怕风雨的放风筝者的矫健身影。他们对风筝的痴迷，孩子一样废寝忘食。风筝唤回了这些老者天真的童年，火热的青春，使他们追寻高远，身心飞升，乐在天际。
　　风筝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竟使老人们如此痴迷？竟将热恋中的男女，移情于它？竟将无数眼睛引向天空呢？我思索，大概世间一切生命，都希望长出翅膀，都希望升腾和飞翔吧，人类更是如此吧。天空的澄澈，天空的明净，天空的高远和深奥，还有那游移而变幻的云，自由的风……都是陆地罕有的珍奇，都是久居陆地，厌恶混浊和肮脏的人们，所渴望，所追求的。风筝又是最早唤起人类飞行天性的人造飞行物。于是，才有那忘情的凝视，才有那无累的翘首。我这才彻悟，为什么每个人的童年，几乎都有爬树、上房那种欲飞无奈的经历。我又想，风筝是春天的使者。人们看见天空飘飞的风筝，心中便升腾起一股盎然春意。有谁不追羡春的蓬勃和娇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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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可人  



宗璞



　　这天天气很好。我想在客厅摆些花。五月初，花不少，插两枝丁香或几朵月季就可以添许多生气。可是似乎到客人来了，花也没有插上。

　　客人是英国人。一位是多丽斯·莱辛，根据报上的称呼，她是一位文豪。另一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则是著名作家。同来的还有德拉布尔的夫婿麦克尔·霍罗尔伊德，是传记文学作家。两位女作家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没有读过她们的书。九年前访英时她们不在伦敦，未曾谋面。这次得知她们要来访我，心下是有几分诧异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有莱辛小传。她一九一九年生于英属伊朗，童年时全家迁到英属罗得西亚。一九四九年才返回伦敦定居。对于祖国来说，她是一个异乡人，一定是有很多不寻常的感受。卷中说，她写作题材广阔，富有社会意义。“西方有的评论家认为莱辛是当代英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堪与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媲美”。她的作品有《青草在歌唱》、《天狼星的试验》、《优秀的恐怖分子》等数十种。在向百科全书讨教之余，我记起有人送过我一本莱辛的短篇小说集《习惯的爱》（抑或《爱的习惯》?）。为了领略文风，很想找来翻一翻，便是书籍一入风庐，向来难以寻觅。于是临时的佛脚也没有抱成。

　　德拉布尔是一位女性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光辉的道路》、《自然的好奇》和《象牙之路》三部曲等书。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已被封为英国勋爵。她生于一九三九年，一家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我在伦敦时倒是见过她的姐姐安托尼亚·勃雅特，也是一位小说家。她们的妹妹海伦是艺术史家，弟弟理查德是一位法官。关于玛·德拉布尔的介绍，总是全家出动的。

　　她们进了院门，从小径上走过来了。莱辛是一位瘦削的小老太太，满头银发。德拉布尔则较高大，看去不像年过半百。英语系教授陶洁陪同前来。她们刚刚在英语系会见学生，讲了英国文学情况。

　　坐定后献茶。这时莱辛对我说：“我不喝印度红茶。”我一愣，顿时想起贾母不喝六安茶的声明。想来这是老年人的情性。当即回答说我这里没有印度红茶，我们喝的是北京花茶。“茶叶用茉莉花熏过的。”陶洁的英语极流利。

    茶过三巡，话也说了不少。她们所以来访，原来是因为读了我那篇小说《鲁鲁》（见于《1949-1989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这书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的，前面有李子云序。全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很好，子云的序也很精彩。最令我高兴的是《鲁鲁》的译文，除一些小地方不够准确（谁也难免）外，颇为传神。好几年前，澳大利亚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女作家三人集《吹过草原的风》，内有《鲁鲁》，译文较为生硬。有的翻译更看不出原作面貌了。《最佳短篇小说》中《鲁鲁》的译者是克利斯朵夫·司密斯。

　　她们说她们喜欢动物，也喜欢写动物的作品。奇怪的是她们没有读过屠格涅夫的《木木》。话题转到英国文学，说起哈代。莱辛说她喜欢哈代，最喜欢《无名的玖德》。我想我最喜欢的是《还乡》，其中有苔莎一心向往大城市的心态，现在若重读，定会有新的感受。

　　她们去过了八达岭。莱辛说那一条路很像意大利（希望我没有记错）。她问我写不写长篇小说，我说写的。她说希望早读到，可得找个好翻译。她的小说《金色笔记》已译成中文，我没有勇气替她看看文笔如何，以前读书读稿一目数十行，随意间就完成，现在数行之后眼睛就发花，想看也看不见了。

　　话题转向了德拉布尔。我说你们家很像勃朗特姊妹一家，三姊妹都写作，有一个兄弟。她笑起来，说：“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我们的弟弟比她们的强多了。”勃朗特家的男孩游手好闲，有人请客，常找他陪着说话，类似清客一流人物。说话间，德拉布尔送我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作家的不列颠》，其中有许多作家故居和他们吟咏描写过的景物。莱辛也拿出书来，但并不送我，而是交给陶洁，赠英语系。当然这样读这书的人会多得多，是好办法。两个多月后，莱辛从伦敦寄了书来赠我，书名《伦敦观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内容多为自己成为祖国的异乡人这类感受，正是我关心的。

　　霍罗尔伊德不只写传记，还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曾任英国作家协会主席、英国笔会中心主席。他话不多，显得很谦逊。在座的还有英语系教授陈瑞兰，她翻译了多篇安格斯·威尔逊的小说。客人们希望见她，可能也希望她多译些英国作品吧。

　　过了几天，数理逻辑专家兼哲学家王浩教授偕夫人哈娜来访。王浩兄留了胡子，须发灰白，若在路上相遇，一定认不得了。他的成就是大家熟悉的，于此不多赘。他们从美国来参加北大校庆，特别是数学系系庆，后在勺园小住。哈娜是捷克人，思路活泼敏捷，说的英语很悦耳。我觉得她很可爱。她说她到北大来，只想见一个人，可惜见不到了。那就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人见不到，还可以看看三松，看看遗著，看看我。于是来到三松堂。哈娜说她最喜欢《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我们马上互引为同调。我素以为《简史》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写这书时，父亲已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又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俱已流传。《简史》将两方面成就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内行不觉无味，外行不觉难懂。还有经过卜德教授润饰的英文，可谓清丽流畅。哈娜还喜爱文学，对莱辛、德拉布尔的作品都很熟悉。也说起勃朗特姊妹。人处五洲，肤色各异，可是谈起来都很了解。世界真像个大家庭。

　　座间还有清华学长唐稚松。他一九四八年到香港，我父亲写信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唐兄现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国家人民作出了贡献。除是科学家外，他还是诗人，旧诗格调极高，有“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之句。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先生曾专函召他赴穗任唐诗助教，可见造诣。他因另有专长，未能前往。

　　和王、唐两位谈话，每觉有新趣。他们都是“志汇中西”、“学兼文理”的人物。聚在一起，真是难得。遗憾的是，说的话我渐渐不懂了，虽用心听着，还如在五里雾中坐地。

　　八月下旬，美国女学者欧迪安来访。她是冯学研究专家，最近将几篇研究冯学的论文译成英文，自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将在美国出版。她极赞赏父亲对郭象的见解，屡次提到。我乃赠以一本冯氏英译《庄子》，其中有一篇专论郭象的文章。她真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她这次要查清冯著每一本书的出版年月，十分认真仔细。有一本书一时找不到，她辗转问过许多人，那晚深夜又问到我这里，经过补充的线索，终于查清。

　　我还想起另一位女学者，日本的后藤延子。《三松堂全集》中有的文章是她在日本找到的。她也是不肯有一点马虎的，对我们有些学者大而化之的作风频频摇手兼摇头。《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曾慨叹道：“若不认真努力，愧对延子。”

    坚忍执著，知其不可而为之，本是我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似乎是要渐渐融化在滔滔商海中了。不要说皓首穷经，就是肯安下心来坐一坐冷板凳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然而总有希望。我想起另一位来访者。

　　七十年代末，大家刚刚可以随意走动，三松堂来了个李姓青年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家在河南某县农村。他来的目的，是谈谈读书。他非常喜欢读书，村里无书，便每天步行数十里路，到地区（似是洛阳）图书馆去读书。回家往往在深夜。我后来根据他的谈话写了童话《星之泪》，写星星为一位好学的年轻人照亮路程。他的读书范围很广。除中国经典书籍外，那时正在读西方启蒙运动时的著作。他很想读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却找不到。我发愿若买到一定寄去。我把他的地址姓名的纸条放在砚台里，过了好几年，纸条终于不见了。

　　那年轻人后来不知读了多少书，又不知走上了哪一条生活之路。我想，在读书做学问的道路上，总会有更年轻的人跟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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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青岛  



莫言



　　第一次去青岛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青岛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队，集中在一起劳动，虽然穷，但的确很欢乐。其中一个女的，名字叫做方兰花的，其夫在青岛当兵，开小吉普的，据说是海军的陆战队，穿灰色的军装，很是神气。青岛离我们家不远，这个当兵的经常开着小吉普回来，把方兰花拉去住。方兰花回来，与我们一起干活时，就把她在青岛见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东西说给我们听。什么栈桥啦，鲁迅公园啦，海水浴场啦，动物园啦，水族馆啦……什么油焖大虾啦，红烧里脊啦，雪白的馒头随便吃啦……通过她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我没去过青岛，但已经对青岛的风景和饮食很熟悉了，闭上眼睛，那些风景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兰花除了说青岛的风景和饮食，还说青岛人的“流氓”。她说--起初是压低了嗓门，轻悄悄地：“那些青岛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后就突然地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似的喊，“他们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亲啊……”这样的事情比风景和饮食更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兴趣，所以在方兰花的腚后总是追随着一帮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说说那些事吧……再说说嘛……”她低头看看我们，说：“瞧瞧，都像磅一样了，还敢说给你们听？”

　　生产队里有一个早些年去青岛贩卖过虾酱和鹦鹉的人，姓张名生，左眼里有颗宝石花，歪脖子，有点历史问题，整日闷着不吭气。看方兰花昂扬，气不忿儿，终于憋不住，说：“方兰花，你天天吹青岛，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过火车去青岛吗？你知道从高密坐火车去青岛要经过哪些车站吗？”方兰花直着眼答不上来。于是张生就得意地歪着脑袋，如数家珍地把从高密到青岛的站名一一地报了出来。他坐的肯定是慢车，因为站名达几十个之多。我现在只记得出了高密是姚哥庄，过了姚哥庄是芝兰庄，过了芝兰庄是胶西，过了胶西是胶县，过了胶县是兰村，然后是城阳、四方什么的，最后一站是老站。但在当时，我也像那张生一样，可以把从青岛到高密沿途经过的车站，一个磕巴都不打地背下来，而且也像张生那样，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岛之前，我已经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车，按照张生报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岛，然后按照方兰花描画出来的观光路线，把青岛的好山好水逛了无数遍，而且也梦想着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梦想着坐火车、逛风景是美好的，但梦想着吃好东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难过的。嘴里全是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梦想着看看那些风流人物在海边上恋爱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节过后，我背着二十斤绿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儿子去青岛坐船返回上海时，感觉到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仿佛是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但一到青岛我就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从我舅舅家那两间坐落在广州路口、紧靠着一家木材厂的低矮破旧的小板房里钻出来上了一次厕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袄都溻透了。终于，我在木头垛后听到了大哥说话的声音，一转弯，发现舅舅的家门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乡，在劳动的间隙里，乡亲们问起我对青岛的印象时，我感慨万端地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大都住在木头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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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生命过海洋  







　　有这样一则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了西比尔，并且告诉她，不管多少年，只要她手里有尘土，她就能活下去。随着时光流逝，西比尔日渐憔悴，终成空躯，却依然求死不得。孩子们问吊在瓶中的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

　　我认为死并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倒是命运女神钟爱人类的标志。正如我们需要睡眠一样，我们需要死亡。正是死亡的黑暗背景衬托出了生命的光彩。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我们还会觉得她的可贵吗？如果生命像空气、沙粒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岂不是会像空气、沙粒一样无甚价值可言了吗？如果明天是无限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辛劳呢？一切都等到明天再说吧。假如这样等下去，我们能做成什么事呢？直到最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瓶中的西比尔，那时也许才觉出死的可贵，生的可怕。

　　正因为有死亡，我们才这么珍惜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优秀的舵手，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轻快地航行。优秀的舵手善于对付痛苦，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却因痛苦而导致海水没顶，过早走向死亡。痛苦应成为我们生命之舟上的压舱物，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的船才得以稳健地前行。优秀的舵手还会摆脱魔鬼的诱惑，他们看淡尘世的物欲、烦恼，追求真理，他们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们惜时如金，勤勤恳恳，度过丰富而有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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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看客  







　　多年来我脑子里没有厨房的概念。当兵前在农村，做饭是母亲的事，与小孩子无关；即便是农村的大男人，几乎也没有下厨房做饭的，如果大男人下厨房做饭，会让人瞧不起。严格说起来农村也没有厨房，一进门就是堂屋，屋里垒着两个大灶，安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进去洗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大锅？那是因为锅里不但要煮人吃的饭，还要煮猪吃的食，而且农村人的饭量比较城里人要大得多，食物又粗糙，锅小了是不行的。除了这两口大锅，堂屋里还要安一张桌子，安不起桌子就用砖头垒一个台子，台子的洞里放着碟子碗筷之类，台面上就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地方，侮辱了这地方，就跟侮辱了祖先是一样的。我的邻居家女人和人打架，实在打不过，就跑到人家的堂屋里，爬上那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脱下了裤子。她这一手非常厉害，村子里几乎没有不怕的。堂屋的一角，是堆放柴草的地方，我们管那里叫草旮旯，天气寒冷时，猪就钻到那里睡觉。在我当兵以前，母亲要往锅里贴饼子时，经常让我帮她烧火，烟熏火燎，灰土飞扬，农村的厨房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不愿帮母亲烧火，但很愿看母亲收拾鱼。吃鱼的机会很少，一年也就是那么三两次。每逢母亲收拾鱼，我就蹲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问，还忍不住伸手，母亲就训斥我：“腥乎乎的，动什么？”

　　当兵之后，连队里有大伙房，里边安的锅更大，不但小孩子可以进去洗澡，大人进去洗也没有问题。我很想当炊事员，因为炊事员进步比较快，立功受奖的机会多，可惜领导不让我当。星期天，我经常到伙房里去帮厨，体验大锅里炒菜的滋味。那把炒菜的锅铲差不多就是一把挖地的铁锹，打起仗来完全可以当做武器。用那样的大锅铲翻动着满锅的大白菜，那感觉真是妙极了。大锅里炒出来的菜，味道格外的好，无论多么高明的厨师也难做出军队里的大锅菜的味道。我吃了将近二十年这样的大锅菜，感觉着已经吃得很烦，但脱离军队几年之后，又有些怀念。

　　我四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家的厨房。厨房是妻子的地盘，我轻易不进去，进去反而添乱。但只要是她收拾鱼的时候，无论多么忙，我也要进去看看。当然是她收拾海鱼时，收拾淡水鱼我是不看的，淡水鱼太腥，而且多半活着。海里的鱼能让我想起少年时期，想起许多的往事。青鱼来了时，应该是残冬初春时节，母亲说，看青鱼鲜不鲜，主要看它们的眼睛，如果它们的眼睛红得沁血，说明很新鲜，如果眼睛不红了，就说明不新鲜了。前面我说过，我们一年里吃不到几次鱼，我每次看母亲收拾鱼就听母亲给我讲关于鱼的知识。她说的也是她的童年记忆。那时好像鱼很多。四月里，新鲜带鱼上市，母亲说，你姥姥家门前那条大街上一片银白，全是鱼，那些带鱼又宽又厚，放到锅里一煎，汩汩地冒油。现在，这些带鱼，瘦得像高粱叶子，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它们也配叫带鱼？还有什么大黄花鱼，小黄花鱼，偏口鱼，披毛鱼，那时的鱼真多啊，价钱也便宜，现在，鱼都到哪里去了呢？母亲说。

　　现在我到厨房里看妻子收拾鱼，其实是借这个类似的场景回忆童年，回忆母亲的回忆，这就如同打通了一条时间的隧道，我一下子就回到了母亲的童年时代甚至更早，那时候，高密东北乡的鱼市上，一片银光闪烁，那是新鲜的海鱼在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