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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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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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用古朴的语言、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精心描绘了湘西人民独特的世态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突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充满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以教益和启示。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以“乡下人”独特的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了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相悖的观念，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他认为“不管是做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1]他的湘西题材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民俗特色，更是让人犹如置身其中，读后又不仅掩卷沉思。
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他的作品风格和思想的形成，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沈从文十四岁投身行武，1917年至1922年漂游于湘西沅水流域，浪迹湘川黔边区，看尽了人生黑暗面而产生厌恶心理，在作品中便构建至善至美的湘西世界，从而与都市社会相对立。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特殊的气质，给他带来多彩的幻想。他本身又有着苗、汉民族的血统，使他具有柔软又倔强的性格，宽厚又敏感。对生活的忠实和爱，是沈从文众多作品能够超越时空而长久地像沅江里的活鱼一样，水淋淋欢蹦乱跳葆有充沛生命力的秘密。
民俗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既有物质文化方面的内涵，又有精神方面的内涵。物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的习俗和生产交易的习俗上；精神文化方面则有更为广泛的内容，有民族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婚丧礼仪习俗等；又有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如：节日习俗、
语言艺术等。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主要就是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再现了湘西农村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和描摹了湘西充满风情的环境和民俗美。下面笔者就尝试用自己粗浅而又稚嫩的笔调，就这四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充满民俗风情的生活环境
提到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湘西生活环境，不得不说他笔下的“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没有中哪一位作家象沈从文那样，执著地把“河”作为自己创作的摇篮。他的几乎全部的湘西作品，都可以说是从“一条延长于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上所激发的抒情幻想。一方面，这条“河”给他带来了湘西掩映在奇险秀丽的自然景观中的醇厚迥异的风俗民情，健康、优美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和梦幻， 并促使他去学会思索，深入地认识宇宙；另一方面，这条“河”也因倒影着湘西这幅意境深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抒情画卷而蕴含着深邃的审美视景。
存在于湘西的几乎全部的民情风俗，都与这条“河”息息相关，它们是“河”生动的姿势在岁月中叩响的和音，如端午节划龙船比赛，捉水鸭子游戏，水手在岸上的挣扎，违反族规要受沉“河”的惩罚等；而傍“河”而生的“水车、碾房、竹排、渡筏、吊脚楼等物象，其实是古老农业文明的具象表征，它们浓缩了化外之境的生息面相，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山地边区低下的生产方式和半开化的生存状态。
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描绘的环境除了河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就是吊脚楼，而和它相关的最多的就是水手和吊脚楼里的妓女。吊脚楼因江河的凶悍而繁华，水手粗犷的船工号子引来了一群群俊美的女子住进楼里，在吊脚楼中演了一幕幕真挚动人死去活来的爱情故事。沈从文用笔描述了那些可爱的水手和吊脚楼里妇人恩怨的动人场景：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文中记叙遇到一个叫牛保的水手,这水手同吊脚楼一个女子厮混一夜,早上起身离开。这时，“吊脚楼人家窗口，露出一个年青妇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人锐声喊将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年青水手向吊脚楼一方把手挥动着，‘唉，唉，我记得到！......冷！你是怎么的啊？快上床去！’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者，彭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了。这时节眼睛一定已红了。......” 沈从文用如水的柔软和强韧的文字，朴素地记录了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民族色彩风景，突出了原始典雅的人性美。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以便使人们认识到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与目前的堕落。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期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绵长千里的沅水，维系着沈先生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流波逝水中裹挟着沈先生揪心的情结——浓浓的乡愁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
二、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
湘西，地处偏远，这里一直被历代统治者称为是“中国的盲肠”，它是闭塞、落后的，然而，这里又同是保留楚文化的区域，几千年来的楚地文明一直滋润着这片古老的土地，这是一个野蛮与优美交织着的地方。苍老的苗民们过着苍老的生活，沅水、湘江是他们生活、活动的舞台，他们用风俗和民情延续着楚文化。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独特的风俗民情。
艺术是情绪的东西，任何艺术都有个情绪在里面。沈从文十年的流浪，看尽了人生的黑暗，使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对家乡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些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和爱憎方式，生活为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他的作品，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
小说《柏子》就极其简单的一桩事，表现了作者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在本篇作品中，作者本意并非是要塑造柏子这个人物的性格，也不是对旧生活的一种纯粹描写，更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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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愚昧、落后、腐化的人生，而是表现以“柏子”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活力。通过对人性原始情感美丑的展现，以充满温情的缅想和悲悯的情绪，展示出下层人民的自然欲望及渴求，显示人的生命强力。文中的柏子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一样，是一个能吃苦、有力气、剽悍、自然、率真的身强力壮的水手，按理他应该凭自己的本领与劳动，像别人一样娶妻生子，享受正常的人生之乐。然而，现实却与我们想象的相反。他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上下辰河的船上挣点钱，就来跟相好的女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且，他们并不把这种陋俗看作是不正常，他们已经习惯了今天我看起来是这么荒唐的生活。正如作品所言，“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文章也写了柏子与情人之间纯朴而又真实的情感，虽然从表面上看，原始民风犹存在，下层人民纯朴的品性犹在，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却有了重大变异。严酷的封建宗法关系已经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自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就了他们这种畸形的关系。虽然他们也形同夫妻，但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爱终究是一种畸形状态，严峻的经济现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像现代正常人那样婚嫁的可能。通过这一故事，我们可以明确作者就是企图以生命的强力来滋养文明侵蚀下的人性的枯萎，抗拒人性的扭曲和病态。当然，也有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和不健全人性的反思。
小说《丈夫》写了分别以爱情和金钱为基础的两类两性关系的相互排斥性与依存性。贫苦农民的丈夫为全家的生计，将妻子送到船上作了船妓，从而使两性关系呈现为双重性。丈夫对妻子的卖淫是同意的，这不仅因为它几乎成为当地穷人的风习，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明智地认识到不这样做，就没有活路。他来看妻子的目的，并不是想接妻子回去，因为他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他只是希望在卖淫的前提下，夫妻关系仍得以承认。然而他到船上后，即使是步步退让也不行，这最基本的一点目标也无法实现。在文中，作者着重写这一现象造成的人性的畸变，通过描写“丈夫”从精神麻木到人的尊严的初步觉醒，来寄托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人性复苏的深切希望。小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写丈夫的麻木，后一部分写丈夫人格尊严的苏醒。前一部分写丈夫来看妻子的第一个晚上，妻子接待一位商人，丈夫自觉躲在后舱低低的喘气，妻子塞给他一块糖，他便原谅了妻子的行为。这是何等麻木的心灵！丈夫遇到水保，竟因尊贵的水保是妻子的常客而且和自己聊了天，而高兴得唱了两次歌，这种麻木是何等的可悲！后一部分丈夫的觉醒是从他感到饥饿时开始，他想到水保让他吩咐妻子晚上他要来，从而感到妒忌。如果这时他只是感到妒忌，那他真正的感到侮辱和愤怒是在两个醉酒士兵当着他的面蹂躏他的妻子的时候。而真正的苏醒是在他希望妻子可以陪陪他在床上聊聊家常私话，希望享受作为丈夫的权利，而这个小小的愿望也被仗势欺人的巡官破坏了的时候。作者对丈夫从麻木到觉醒的心理历程的描写丝丝入扣，真实可信。
然而，像丈夫这样的不只是一个，文中写道：“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在市上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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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妻之后，把她们送到河船上去做船妓在湘西已成了风俗。作品展示了两类人扭曲的心态：一类是腐败的上层人士，他们无度地榨取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同时，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一类是如同“丈夫”一样的下层贫苦农民，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精神折磨。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之下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情愿做出的事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人生！而结尾丈夫带着妻子愤而返回黄庄，我们又不由得想到：他们回去后又该怎样去生活呢？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这正是沈从文的人性理想。苏雪林说：“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
三、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
爱情、婚姻历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一点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同样有较多涉及， 不过他更多的是通过对湘西种种婚俗的描写，来再现农村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当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湘西因它地理位置的偏远，仍然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的落后状态，风俗习惯也就仍然停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而这种种婚姻的陋俗自然也就影响到了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
童养媳是我国封建婚姻的一种形式。它是建立在封建私有和封建家长制度上的产物，带有极大的剥削性、强制性和包办性。顾名思义，“童养媳”即从儿童时代就被养在丈夫家中，在家长制的控制下要从事繁重的劳动、经受残酷的摧残。《萧萧》这篇小说正是以此为题材的。
萧萧出嫁时年仅十二岁，而她的“丈夫”却又小她九岁，这些现在看来本身就是一出闹剧。而她遇是的又是一位严厉的婆婆，她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她十五岁时被大她十多岁的长工引诱失身并怀了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族规将被“沉潭”或“发卖”。可巧的是因为婆家没有读过“子曰”的族长，且一时又找不到相当的人家来要，事情被延搁下来。后来因为萧萧生下一儿子，全家又欢喜起来，萧萧被留在了婆家。结尾作者写道：“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她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子来了……，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做媳妇！’”可以看出萧萧的悲剧不过只是一长出悲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网将长期笼罩着她们。十几年前她过的是这种生活，十几年后她的大儿子牛儿过的是这种生活，等到她怀中的婴儿长到该娶媳妇的时候，还将是这种生活！我们在同情萧萧的同时，也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看到了作者对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的控诉，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与《萧萧》一样，《丈夫》、《柏子》、《边城》同样是婚姻的悲剧。《丈夫》中年青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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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把妻子送到城中花船上卖身，以改变家中的窘境，这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以至于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大都“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这样，所谓的丈夫也自然就成了名义上的事，当丈夫到花船上去看望妻子的时候，一系列的遭遇，无不向我们彰显了这种背景下的婚姻的悲剧。《柏子》中柏子和情人的关系无疑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婚姻悲剧。柏子和吊脚楼妓女这种畸形的恩爱，是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的产物，它无论对妓女还是对柏子来说，无疑都是一种悲剧。《边城》里因大老、二老同时爱上了翠翠，按当地的风俗是要以决斗定胜负的，这样，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可避免的是一场悲剧。作者虽巧妙地安排他们公平地、光明正大地用唱山歌来一定乾坤，而哥哥天保自知不敌弟弟傩送，于是带着失恋的忧伤远走他乡，不幸被竹篙弹入急流淹死了。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也无心谈爱对歌了，他抛下翠翠驾船到下游寻找哥哥的尸首。祖父为了孙女的幸福去找船总顺顺，顺顺则以为大儿子的死与祖父有关，对祖父很冷淡。祖父心中郁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翠翠不愿离开渡口，一边接送四方客人，一边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而这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由此我们不由又想起为了追求爱情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翠翠的父母，如今，翠翠又重演了这场悲剧。围绕翠翠的爱情悲剧，实则写了翠翠母女两代共同的命运。当地恋爱婚姻风俗有“走车路”（托媒人提亲）和“走马路”（用山歌来打动情人）两种，翠翠的母亲是“走马路”的悲剧，老船夫接受这一教育，建议大老“走车路”，但同时因不愿干涉翠翠“走马路”的选择与决心，结果大老两次提亲都未可置否，这最终酿成大老这个“水鸭子”在烦恼、悲哀、愤慨中反被水淹死的悲剧，并由此导致了翠翠婚姻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却是缘于爱。
四、民俗美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除了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写湘西父老乡亲的血与泪、悲与欢、情与欲，表现他们屈辱的人格、卑下的地位、不幸的遭遇以及与自己命运抗争的痛苦和不甘屈服的精神。还用他那对故乡饱含深情的笔调，写出了湘西的民俗美。“湘西”在沈从文的笔下代表的是健康完美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笔下的湘西是一种桃花源似的世界，这些美不仅体现在自然风光之上，还体现在人情的美、民歌的美和民俗传统的美上。
人情美。当许多作家努力通过自己的艺术把握新的现实，描述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等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表现一种“向后看”的姿态，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追忆中。他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性美，人性美里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爱”和“美”构筑成的理想王国。《边城》里天真温柔的翠翠，勤劳朴实的祖父，能干体贴的傩送，个个美好善良。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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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厚的男女性爱美、祖孙父子亲情美、兄弟手足情义美、邻里侠义美、朋友世情美，乃至风尘女子与水手的真情美的细致描绘，构建了一个没有现代文明侵蚀、没有都市喧嚣与堕落的美好而人性的湘西世界，生动地展现出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和质朴的人性爱和人情美。如果说《边城》的爱情故事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凄美”的话，那大老、二老的兄弟情谊应该是最完美不过的了。二老向大老表白自己对翠翠爱意时的那种真诚，大老因自己先“走车路”而在“走马路”时不肯再占先时的淳朴，甚至于大老死后二老因此不愿再同翠翠继续他们浪漫的爱情歌唱，无一不包含深情。“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边城》和《柏子》里面都提到妓女和自己情人互相发誓，表白自己的忠贞。在现在的我们看来，也许只会觉得荒唐可笑，但却真实的印证了边地淳朴的风俗。多么淳朴的人们，多么纯真的情感，何其唯美的人情！
民歌美。湘西经历了几千年楚文化的孕育，盛行着唱山歌的风俗，流传着许多民歌，用《边城》中老船夫的话说就是“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可见当地民歌流传之盛。而这些民歌又无一不反映了边地之美。如《边城》中翠翠所唱：“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虽然不完整，尽管充满稚气，却唱出了她对贫富差别现实的不满，唱出了自己内心的忧郁和愤懑。又如《萧萧》中花狗教“丈夫”唱的“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妹妹床上人重人。”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被压抑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内在心灵，是一种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的牧歌彩晕。
民俗传统美。沈从文湘西小说还写了湘西独特的风俗传统及民俗事物，显示出湘西独特的民俗传统之美。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即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唱歌给女子听，一人独唱或是二人对唱，在唱歌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直到或分手或结亲——即所谓的走马路。在苗族人生活中，青年男女不会唱歌便找不到爱人，美丽的歌声比一切都重要。《边城》中翠翠的母亲就是通过唱歌爱上了一位军人，轮到翠翠也要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情人。“走马路”求婚的风俗，要为情人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多么浪漫、多么执著。体现了湘西人们对爱人一种怎样的执著的真情和浪漫的情怀。又如对端午节赛龙舟民俗的描写，从龙舟的形状到人们的装束，特别是龙舟竞发的场面更是极力描摹，细腻刻画。那喧天的锣鼓声，两岸的呐喊助威声，无不渲染着人们的激情。更有那近似疯狂的水上抢鸭子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边城特有的地方风情，人民粗犷放达的性格心理，都在这场龙舟赛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将湘西的各种民俗现象写得浪费漫而富有传奇性，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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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些民俗本身的形式美，不在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湘西的现实关系图景，也不在于为我们摄下了一组历史“社会风景”，而是为了展示这些民俗中隐含的强大的民族张力。它并不完全具有湘西社会的现实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沈从文关于湘西的“神话”。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3]它以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这个负累极重的“文明古国”，提供了一个精神上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的文学桃源。这是沈从文的理想的人生追求，也正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
以上就是作者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在民俗特色方面做出的一点肤浅分析。他的小说含义之丰，远非笔者这些稚嫩的语言所能表达的，但笔者愿意以对其满腔的热情来表达自己对其小说的喜爱之情，希望它对各位同仁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 《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2]苏雪林：《沈从文论》，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6 页
[3]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1942年作）
参考文献：
沈从文；《水云》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北京三联书店
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