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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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联系
〔摘　　　要〕　通过对20世纪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史与中小学语文课程发展史的透视,能清楚看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校教育的需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课程实践客观上促进了早期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样,儿童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儿童文学成为语文教育的课程资源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儿童文学 语文教育 历史透视

检索中国儿童文学史和中小学语文课程发展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课程,尤其是小学语文课程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儿童观”的形成,不仅促动了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也直接影响了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变革,而语文课程的迫切需要又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段历史时期语文课程的实践,尤其是五四时期以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儿童、对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的深刻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
一
(一)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学校教育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五四时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早期启蒙者受德先生、赛先生的影响,批判中国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由此发展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和西方“发现儿童”的过程有所区别,中国是在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和儿童的命运的同时,开始了儿童观的转变,例如这一时期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一个最典型的论述是周作人提出的:“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 ’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1〕”周作人此次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登上历史舞台的理论基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缘于对旧伦理旧道德的批判,其根本目的还是“人的解放”,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文化的革命与建设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因此从一开始,对儿童文学的研究就和对学校教育问题的探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的演讲中就指出,所谓儿童的文学就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几乎就是小学文学教育的同义语。也是在这篇演讲中,周作人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和论述了小学文学教育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儿童观。周作人认为,儿童是独立的个体,儿童期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儿童文学的价值。周作人认为,文学首先是满足儿童的需要,而不是道德训诫的手段。至于文学教育能够产生道德教化、智力培养等作用,则是文学教育的副产品。“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需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
三是儿童需要文学的原因。周作人采用人类学理论,接受了“同构复演说”的观点,认为人类个体的发展阶段和人类群体的发展阶段具有相似的结构,因而儿童的精神生活和原始人相似。原始人因为有文学的需要,所以产生了歌赋、戏曲和小说,儿童当然也有文学的需要。四是学校文学教育的作用。他引用麦克林托克的说法,提出文学教育的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五是文学教育的内容。他采用年龄分期,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分配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例如幼儿前期(3-6岁)为诗歌、寓言、童话;幼儿后期(6-10岁)为诗歌、童话、天然故事(动物故事);少年期(10-15岁)为诗歌、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六是文学教育内容的开发。周作人慨叹“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开发小组,收集各地的民间文学资源,从古书中挑选可用的材料加以修订,同时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然后编辑成册,供学校和家庭使用。从上可以看出,周作人几乎是对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阐述,不仅说明了儿童文学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价值,也提出了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内容资源的开发,尤其是他对儿童文学的价值、以及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教育的目标和一些基本性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二)课程实践的需要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倡导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而从课程实践来看,20世纪初期人们对教育内容的普遍不满确实给儿童文学的出现并且进入课程领域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现实基础。例如,早在1902年,《杭州白话报》(早期倡导白话文的报刊之一)上就有署名黄海锋郎的文章《儿童教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读书贵有用,人生世上,普通智识是少不了的。现在所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究有何用?”那么,究竟应该给儿童读些什么呢?“儿童幼时智识,至老不忘,教师最好把些爱国的故事,为人的箴言,替儿童演说,才可以养成儿童爱国心,陶铸儿童天良性。”〔2〕这里的“替儿童演说”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成人从儿童的角度创作适合儿童的读物。本世纪初白话文进入课程则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进入课程的必要性。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在国语教学中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在开始阶段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改变,“国语教学经过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只是把文言翻译成白话的课文内容,在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文学运动的推动下,提倡富有文学情味的教学内容就成为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的书局甚至把国语教科书编成了文学读本,但是此时,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还是空白,叶圣陶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系列《文艺谈》(1921)中就曾大声疾呼“为最可宝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总该列为重要事件之一。”(《文艺谈·七》)这一需求基于一个从事教育的教师面临的窘境———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基本没有。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现实,叶圣陶开始自己动手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编辑适合儿童阅读的国文课本;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
(三)儿童文学以课程标准的形式出现在国家课程纲要中。五四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文学及其与学校教育关系的认识,对小学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儿童文学正式以课程标准的形式开始出现在国家的课程纲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