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文学大视野（中外文学常识名著名家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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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 托尔斯泰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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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风云的林语堂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著作书目：《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第一流》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锦秀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无所不谈》（1一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平心论高鄂》（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语堂文集》1978，开明《林语堂经典名著》（1—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人生的盛宴》（散文集）1988，湖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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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著作等身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智慧世界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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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忆曹禺
巴金忆曹禺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三七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一九四零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四二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了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捱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九三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来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届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祥，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么安详吗？

巴金

一九九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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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勃朗特及其妹妹艾米莉·勃朗特
1847年，《简·爱》和《呼啸山庄》在英国先后出版。这两部作品的出现，引起了文学界强烈的轰动；而这两部不朽的名著竟出于名不见传的两姐妹之手，更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这两姐妹就是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的《简·爱》因题材的新颖和感情的真挚立即引起当时评论界的重视，而艾米莉则凭着《呼啸山庄》这部有着奇想象力的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然而人们没有想到，这两姐妹的成功却源自她们那孤独、苦闷和不幸的生活。

凄凉、孤独的童年

勃朗特姐妹生长在一个穷牧师家庭，她们的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年幼时患肺癌去世，这使全家陷入了不幸。失去了母亲，孩子们的童年就象没有阳光的深冬，凄凉而没有欢乐。所幸的是，她们的父亲－－那位穷牧师－－学识渊博，他亲自教她们读书，指导她们看书读报，这些都给了她们很大的影响，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于生活的凄苦，勃朗特姐妹不得不在慈善学校度过了一段童年。因为学校里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夏洛蒂和艾米莉的两个姐姐先后患肺病死去，这给夏洛蒂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她将这家学校搬进了《简?爱》，并且为了纪念她的姐姐，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海伦?彭斯的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此后，夏洛蒂和艾米莉就回到家里，与弟弟勃兰威尔和妹妹安妮一起自学。

她们的家居住在荒凉偏僻的山区，再加上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因此她们游玩的场地只有一望无际的沼泽和西边的旷野。她们常在旷野里散步，感受着旷野的气氛，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她将旷野的感受全写进了《呼啸山庄》，构成了《呼啸山庄》的独特氛围。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她们四个便常常读书、写作诗歌以及杜撰传奇故事，她们自办了一个手抄的刊物：《年轻人的杂志》，自编自写自读，这给她们带来了莫大乐趣，对她们以后成为著名的作家是一个初步锻炼。娄时，夏洛蒂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在14岁时开列的作品名单，就有22卷。

艰苦工作后的解脱

为了生活，勃朗特姐妹先后离家出外当家庭教师，屈辱的生活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愤怒之情。夏洛蒂倍感歧视和孤独，她憎恨家庭教师这个行当，两次都只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但这段经历却为《简?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在艰若、闭塞的生活中，勃朗特姐妹经常利用晚上的一点余暇积极地写作，作为对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劳工作的一种解脱。尤其是艾米莉，她除了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服、烧菜、烤面包，为了随时记下写作素材，她在厨房里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纸和笔，只要一有空隙，就立即把脑了了里涌现的思想写下来，然后继续烧饭。

这一段时期，她们一直没有停止创作活动。1836年，夏洛蒂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不料骚塞竟认为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认为夏洛蒂没有特殊的才能。他决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他认为没有特殊才能的夏洛蒂?勃朗特在10年后会成为轰动英国文坛的作家。

勃朗特姐妹曾打算合力办一所学校，可是印了招生广告，却没有人来报名。这时她们唯一的弟弟勃兰威尔由于环境的刺激，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并为些丢掉了工作，成为家庭的负担。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看到艾米莉写的一本诗集，她深受感动，想到写作也许是一条出路，于是，她动用了去世的姨妈留给她们的遗产，与两个妹妹合出一本诗集。但是尽管诗写得很美，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只卖掉了两本。

小说创作上的成功

虽然如此，这本诗集的出版仍鼓舞了她们的创作情绪，于是勃朗特姐妹埋头写起小说来。这一年，安妮写成了《艾格妮斯?格雷》，艾米莉写成了《呼啸山庄》，夏洛蒂写成了《教授》。前两部都被出版商接受了，只有《教授》被退回。但夏洛蒂没有灰心，她开始写《简?爱》，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很多都是她从生活中经历过的或是熟悉的。她用了一年时间以相当快的速度写好了《简?爱》，两个月以后，书出版了，而《艾格妮斯?格雷》和《呼啸山庄》直到《简?爱》出版后方才出版。然而是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受到重视，《呼啸山庄》却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呼啸山庄》以作者“心灵中非凡的热情”和她继拜伦之后无人可比的“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震撼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灵，于是，《呼啸山庄》被誉为“最奇特的小说”，艾米莉?勃朗特也以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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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
作者介绍：米兰·昆德拉（1929～）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童年时代，他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但诗歌创作显然不是他的长远追求。最后，当他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印数惊人，每次都在几天内售罄。作者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好景不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

移居法国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如《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国走红，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除小说外，昆德拉还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其中《小说的艺术》（1986）以及《被叛卖的遗嘱》（1993）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

昆德拉原先一直用捷克语进行创作。但近年来，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已出版了《缓慢》（1995）和《身份》（1997）两部小说。

米兰．昆德拉讲词摘录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

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ＦrancoisＲ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末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Ａ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

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形怪状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即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母体虽穷理尽性，而是幽默。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象佩内洛碧（Ｐ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为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

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

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

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ＨermannＢ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Ｋ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

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Ｋ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

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Ｋ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Ｋ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Ｋitsch。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

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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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秋
李叔同
悲秋

西风乍起黄叶飘，

日夕疏林杪。

花事匆匆，梦影迢迢，

零落凭谁吊。

镜里朱颜，愁边白发，

光阴催人老，

纵有千金，纵有千金，

千金难买年少。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息人，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反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