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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现代文学界，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和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哥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W.H.Auden)对卡夫卡的赞誉。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德语小说巨匠托玛斯·曼(ThomasMann，1875～1955)，也称赞卡夫卡的写作是“精心设计、充满好奇的缜密、客观、清晰透明、适切的文体形式，一个准确写作的保守主义者”。
然而，对大众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着现代人的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在困境中不断探求、寻索出路，却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的头衔；人们也普遍认为卡夫卡是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的。
直到1953年，卡夫卡终生不渝的知己马克思·布劳德(Max Brod，1884～1968)，写作《卡夫卡传》，展现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宗教神学出发，详细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层含义。虽然学术界不少人批评布劳德：过分从宗教和神学解读卡夫卡，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比布劳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
22年终生不渝的挚友
布劳德与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同样主修法律，同样是以德语写作的文学家。两人在1902年相识，成为终生最亲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之后，进入保险局担任临时雇员，由于写作时间锐减，于是他和布劳德花了很大心血，寻找时间较短的正式职业。结果卡夫卡进入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局”工作(1908～1922)，布劳德则进入邮政总局担任法律顾问。两人上班时间都是下午两点结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下班后一块用餐，然后约好晚上再见面，讨论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卡夫卡最爱哥德和福楼拜，也喜欢阅读《圣经》。两人的交情简直可以用“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来形容。
布劳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珍视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两人书信往来的片语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发表过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布劳德强力游说和鼓励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也全数交给布劳德加以焚毁。布劳德却没有遵照朋友的遗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布劳德为自己善意的出卖这样辩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烧掉这些遗稿，若卡夫卡真要这样作，他应该交待别人去执行。
根据布劳德，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病态，而是自然伟大，显示着向上、简朴和绝对的诚实。卡夫卡虽然安静，“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与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甚至激越亢奋，直至忘我，风趣的话语和关怀的笑声简直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这样的卡夫卡，实在与他作品中阴暗的角色性格迥异。不论是《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还是早期的《判决》和《蜕变》(或译《变形记》)，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
父亲巨大的身影无所不在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1919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着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36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着：“快！快！吃快点！”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对卡夫卡而言，父亲就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卡夫卡是个更不顺服的孩子，如果成年之后他能与家人保持较远的距离，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痛苦。1911年底，卡夫卡的父亲生病，要求儿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厂巡视，卡夫卡沉默不语地顺服。工作的枷锁压得他实在透不过气，发出悲观厌世的言论，布劳德赶紧给卡夫卡母亲发出警告，提醒她注意儿子头上那根轻悬的自杀意念。1912年10月8日，卡夫卡的母亲颤抖着给布劳德回信，她鼓起勇气对丈夫撒谎，叫儿子不必再去工厂，同时积极寻找合伙经营人。
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
就这样，1912年成为卡夫卡写作历程决定性的一年，他通宵达旦写出《判决》，找到了切合自己的独特形式，并以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足以让他屹立世界文坛的中篇小说《蜕变》。
《判决》是一部感情如狂风骤雨的短篇。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不管儿子有多善良、顺从，父亲却视他如魔鬼，对儿子宣判溺刑、要他永远消失，最后更从病床跃起像要攻击他，导致惊恐的儿子夺门而出，从桥上一跃而下。儿子最终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然后落水致死。故事嘲讽地结束于“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父亲无所不在的巨大身影，再次出现在同样恐怖的《蜕变》，这次加上软弱的母亲和冷漠的妹妹角色。这是一部描写人际关系疏离的作品，供应全家生计的上班族格里高，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所描述的：“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卡夫卡让不完美的人，贱化为昆虫，被原来爱他的亲人嫌弃、厌恶。
这部作品最能说明卡夫卡的殊异风格，如梦似幻的超现实意境，交织着缜密逻辑的写实叙事，颇有旧约文体的影子，读来令人紧张万分。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位为“表现主义”，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解释这种艺术手法，反对对现实直接的模仿，“主张把描写的客观物件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
格里高在家人的嫌恶中，逐渐丧失生的意志，终于虚弱而死，家人在获得解脱之后，准备搬家开始过新生活。《蜕变》在妹妹“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这样光明的音调上结束。卡夫卡作品常有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阿尔特(Robert Alter)指出“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外地人或被厌弃者，是一种非人性对人性的入侵，或者广泛地说，是一种对人性内涵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卡夫卡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他祈祷的形式”，说自己“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他以创作为天职。虽然在公司受到普遍的喜爱，工作获得高度评价，他对伤残劳工也极为关心，但所从事的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职业。为了独立供养自己不得不为的工作，不断扼杀着他的创作空间，这是导致他染上结核病、英年早逝的主因。阴暗的基调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小说叙述里，卡夫卡公务经验里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受害工人权益受损的悲惨经历，在伟大的长篇《审判》和《城堡》清晰可见。
约伯式的控诉与诘问
《城堡》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布劳德从亡国的犹太人处境解读，认为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审判》，同样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约瑟夫?K，渴望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K却始终见不到最高法官、进不了最高法庭，《审判》结束时有这样一段：
这最后一次工作的失败，应该由那个没给他留下所需力气的人来负。他的眼光注射着那栋俯临石旷的房子，最高层射出一线闪烁的光亮，窗扉突然打开，在遥远的高处，出现一个身子向前倾、手臂伸出的模糊人影。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人类全体？还有救吗？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证据出现了？当然是的。逻辑虽然无可动摇，却抵不住一个想要活命的人。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不得其门而入的最高法庭在哪里？他举起手，张开所有手指。
随后K荒谬地被杀身亡。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古老约伯的控诉异常明显。
然而，卡夫卡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无罪之人向至高上帝的控诉？事实上，卡夫卡从不认为人是无罪的，他经常借着小说人物无爱的表现，定人有罪。他说过：“我们全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无关。”卡夫卡肯定罪和原罪的存在，明白人类堕落后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主题几乎出现在他所有作品里。
藉著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铺张缺乏特定时空的场景，卡夫卡营造出人类脱离上帝之后的失序、失灵，他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凸显人类一旦离开了“那不可摧毁的”，生活就只会剩下荒谬与虚无，丧失生存的意义。《审判》和《城堡》的主人翁，终生和官僚的“中间阶层”打交道，始终到不了最高层，中间层次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正是卡夫卡悲观绝望所在，是阻隔在人与上帝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使人失去看见上帝的可能。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是他所钟爱的齐克果哲学的艺术体现，应该也是指这样的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信念与盼望
卡夫卡从犹太心灵感受特别深刻的“流放”状态出发，写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迷失了道路。在他的小说里，人类找不到出路、无家乡可归，有的只是绝望。
卡夫卡三个妹妹后来都死于纳粹集中营，生前默默无名的他却早已成为他身后苦难世界的一则预言和寓言。很少有作家的名字化为形容词被收入字典，kafkaesque成了荒诞、恐怖的代名词；另一位享有这样殊荣的是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orwellian指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从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兴衰来看，两人都有资格作为20世纪的预言家。
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一直这样阴郁绝望的，在他的语录里(书信、日记、笔记)，他写下许多光明的句子：
“我们有罪不只因为我们吃了知识树，也因为我们没有吃生命树。”
“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人只须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
“世界之外存在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我们。”
“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著的、前进的、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
上帝不会撇下人类不顾，这是卡夫卡对上帝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仰望现代文学这样高耸的一座奇峰，我们的确需要通过他的小说和语录，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的世界观，布劳德说得好：“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20世纪落幕了，人类在惨痛的悲剧灾难中步入新的纪元，此时此刻展读卡夫卡，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本世纪一个指路的人。
参考资料：
1.Alter，Robert，“Jewish Dreams and Nightmares”，from Whatis Jewish Literature？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Philadelphia，1994).
2.Covanand Guinness，Louiseand Os，editors，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Baker Books(Grand Rapids：Michigan，1998)
3.Kafka，Franz，The Complete Stories，edited by Nahum N.Glatzer，Schocken Books(New York：New York，1971).
4.Kafka，Franz，“Letter to His Father”，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revised by Arthur S.Wensinger，Schocken Books Inc.
5.卡夫卡著，黄书敬译，《审判》(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
6.卡夫卡著，汤永宽等译，《城堡》(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
7.伊塔罗·卡尔维诺著，吴潜诚校译《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台北：时报文化，1998)。
8.李映荻编译，《德国文学入门》(台北：志文出版社，1998再版)。
9.马克思·布劳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
10.叶廷芳，《变形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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