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语文学习

红烛

陈渝谈学习鲁迅







陈渝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现任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曾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及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并有很多专著。他在学术上力求严谨，存真求实，反对作伪，在史论统一、文史交叉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近二十年来，他除了写“有字之书”外，还在“学术讲演”“学术活动”的两部“无字之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从1974年开始，他应邀到机关、工厂、大中小学、科研单位宣讲鲁迅，从国内到国外，讲演不下几百场，讲题不下几十个。

最近，就青少年如何学习鲁迅作品等问题，我采访了陈先生。

当我谈到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占有一定的比例，许多名篇已成为各种版本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时，陈先生喜形于色，称赞编者有眼光，认为选的都是鲁迅的精品。他对《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鲁迅的《朝花夕拾》和《呐喊》分别列为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推荐书目，更是称赞不已。他认为中学生在课外多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小说、散文等作品，对于认识鲁迅，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大有裨益。他说，中学生学习鲁迅作品，有利于他们认识中国近代、现代及当代的革命史、文化史和文学史。

鲁迅虽不是神，但也不是凡夫俗子。所以学习鲁迅作品时，既要反对把鲁迅神化，也要反对把鲁迅世俗化。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承前启后、占据制高点的杰出人物，在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中，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仍有借鉴意义。

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作家，300多万字的创作和250万字的译文，再加上他辑录校勘的49种古籍，总共有一千万汉字的文化遗产。鲁迅又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国译成四五十种不同的文字。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中，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是世界公认的。鲁迅笔下的阿Q，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齐名，并进入了世界文学名著中典型人物的画廊。

鲁迅对世界文学的另一贡献是创造出了杂文这样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鲁迅把罕见的深刻思想、惊人的艺术天才、渊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都凝结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他的杂文成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作为思想家，可与任何思想家比肩。鲁迅杂文是鲁迅文学遗产的主体部分，是鲁迅精神的主要折光镜。谁不懂得鲁迅杂文，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鲁迅。

鲁迅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之魂。

我们学习鲁迅，不能只是寻章摘句，简单地模仿写作技巧，而应该从大处着眼。不但要学习他的文风，还要学习他的人格；不但要学习他的作品，还要继承发扬他的精神。读他的书，由于时代不同，当代青少年难于完全理解，这就要求我们知人论世，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对于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正反两方面的都看一点，才能知道鲁迅骂的是可骂之人和可骂之处，了解“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光看到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

陈先生说，青少年接近鲁迅可以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谈到他接近鲁迅的过程，最早通过小说《故乡》《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名篇，初步了解鲁迅。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拓展，才逐渐接触鲁迅杂文。

陈先生说，学习鲁迅的作品，要注意学习其文学语言。鲁迅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典范、精练、形象、生动，随处可以找到规范语言的例子。当然，鲁迅所处的时代，汉语书面语正经历一个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时期，文学作品中既有当时的口语、白话文，也有晦涩难懂的外来语和文言文。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为了宣传普及鲁迅，鲁迅博物馆准备重新设计面向中小学生的鲁迅作品展览。展览将与中小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相关的器物、环境介绍给观众。如：《故乡》部分增加了江南农村的环境，增添了狗气杀、猹和钢叉；《为了忘却的记念》部分将设置龙华屠场的情境；《记念刘和珍君》部分将有“三一八”惨案的情境和人物展示给观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观众和读者深入理解鲁迅的作品意境，增强感染力。展览中还将播放电视剧《鲁迅与许广平》《鲁迅在绍兴》《鲁迅在日本》《鲁迅传》，以及关于鲁迅生平事迹的记录片。还有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药》《伤逝》《铸剑》《祝福》，就在我采访陈先生的时候，到鲁迅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中学生正络绎不绝。

走近鲁迅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方式。如鲁迅名篇朗读会、鲁迅知识大奖赛等，2001年9月下旬将在绍兴举办以“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为主题的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活动。

陈渝先生担任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谈话几次被来自日本等国的长途电话所打断，约他撰文、演讲，传播鲁迅精神，进行文化交流。可见鲁迅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

红烛

庄之明谈语文学习要“四多”







我早就想采访我的友人庄之明，不仅因为他是颇有名气的文学家，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文学评论，并多次获奖，有《海菊花与宝石花》《十四岁的经理──庄之明小说集》《爱的萌芽──庄之明获奖小说集》《大漠·太阳·月亮──庄之明小说自选集》《我的中学生朋友》《美》《特别好听的故事》《香港风情》《世界漫游》《小女将闯天下》等文学作品，而最令我感动并产生采访他动机的，是读了他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1999年第4期的文章《三十七年的寻师情结》之后。文章记叙了他在上海华东师大实习时教过的三位学生，一直在关心、思念、追寻教过她们仅两个月的实习老师，终于在上海相会。这篇优美的散文，三位当年学生的来信，倾注着真挚的感情，体现了高尚的境界，深深地打动着我，感染着我。

提到中学生怎样学习语文，集好教师、名作家、名编辑于一身的庄之明侃侃而谈。他自谦地说，他的看法可能比较传统，还是要重视多看、多读、多写、多思考。

多看。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平时注意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作文无秘诀，但有规律可循。他向我谈起一位作家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得到的启示。这位作家在冰天雪地的山村，看见一位青年在从井里打水时不慎将水桶掉进井里，怎么也捞不上来。这时，前来挑水的一位盲人，慢步走上井台，双脚站在满地冰块的井口，轻轻地将带钩的扁担探进井里，不一会儿就将水桶从井里捞上来了，稳稳地放在井台上。这位盲人帮助别人捞上水桶以后，自己挑着满满的两桶水稳步走回家。这位作家观察这个盲人捞水桶和挑水的场景后，深受启发：这位盲人能够站在满地是冰的井台上捞水桶、打水，没有出现任何险情，他回家的路既弯曲又不平坦，他却能应付自如，如履平地，表现了他熟练的技能。作家写小说，也应该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观察生活、描写人物、叙写故事等方面的技能。庄老师说，我们中学生在家里、在学校内、在社会上接触许多人，经历不少事，为什么在作文时还觉得没的可写、无话可说呢？主要原因是平时没有注意多观察生活，看得不多、不深入、不细致，缺乏真切的感受，所以才产生搜索枯肠的感觉。庄老师希望广大中学生多观察生活，写点观察笔记、日记、周记，日积月累，材料多了，体验深了，就会左右逢源，下笔成文了。

多读。庄老师回忆说自己从小爱看小人书，读中外名著。上中学时，把零花钱攒起来买古今中外名著，如饥似渴地读泰戈尔的《飞鸟集》，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读的书多了，特别是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多了，就知道怎样写文章了。他很赞同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样写’。”

在十年动乱期间，庄老师每周都到首都图书馆背回一书包的书。为了搞儿童文学创作，他借阅了安徒生、格林、盖达尔等许多童话作家的著作。读的书多了，写起来就顺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小鹰展翅》就是在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之后的成功之作，这篇作品还被《中国文学》杂志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

庄老师说，博览群书，视野开阔，信息量大，就能打好基础。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与基础有关。正像金字塔一样，它的高度与基座是成正比的，基础越宽厚，塔就建得越高。读书要善采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读书方法也要多样，如一目十行的快读，十目一行的精读，都是有效的读书方法。除了要读名著外，还要读同龄人的作品，这与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比较接近。

谈到多写，庄老师提倡写日记、写读书札记、做卡片、写观察笔记。他说，多写才能明了写作的规律，才熟能生巧。庄老师还说，写作要善于发掘生活中闪光的东西，也要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发展求异思维，要有异想天开的劲头，如“就是要班门弄斧”，“有志者事未必成”，“知足者未必常乐”，“近朱者未必赤”，“好酒也怕巷子深”等等。人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见解，才能打破旧框框。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特别重视创造思维，而想像则是创造之母。青少年应多读一些科学幻想的文章，学会畅想、遐想、幻想、联想。庄老师出访过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他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不比外国学生差，而在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方面中国学生不如外国学生，外国鼓励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可以有与众不同的答案。总之，文无定法，但有规律可以探讨。

在结束采访时，我体会到了庄之明老师与时代一起跳动的一颗童心，感到他开头说的比较传统的看法是自谦之词。他对中学生如何学好语文的见解，对当代中学生的语文学习一定会有新的启示。

红烛

尹世霖谈语文素质教育







尹世霖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已出版过《尹世霖儿童朗诵诗选》《童话朗诵诗选》《校园朗诵诗》《小朋友朗诵诗》《让诗长上翅膀》《节日集会朗诵诗选》《夏令营朗诵诗集》《智慧儿歌》等诗集，还有《养“吊死鬼”的孩子》等电视剧、《金翅膀──尹世霖儿歌童诗专辑》等录音带、《唱给大海的歌》等童诗电视艺术片等。我对尹世霖先生久慕其名，读过他的很多诗歌，在电视屏幕上不断见到他忙于儿童诗朗诵大赛的身影。可直到1999年年底，在语文出版社、中国语文报刊协会等单位在香山召开的“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育座谈会”上，我们才有幸相识。这次座谈会规格高，尹世霖先生就是出席座谈会的三位作家中的一位。会上，他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向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从作家的角度谈了他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意见，非常坦诚，又非常公允，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后，我向他表示了采访的愿望，因为彼此都忙于工作，直到最近我才和他就中学生如何学好语文问题畅谈了一次。

谈话从语文教学改革谈起。他说，目前，教育界正处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时期，社会上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十分关心，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语文老师不要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揽，他希望语文教学界多听作家们的意见，这样对教学工作有益。应试教育给广大师生套上了枷锁，学生只会写“八股文”。只有让学生自由作文，才会写出好文章，如“新概念作文”就有一大批思想活跃、生动新颖的文章。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有线电视台与华夏书苑联合举办的“我和童话有个约会”有奖征文，获一等奖的两名同学都是普通中学的初中学生，其中北京173中曹殿秋写的《最后一条龙》，故事性强，写得很大气，很深刻，很有想像力。这是真本事，按考试的几类文标准衡量不行。

接着，尹世霖先生满怀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校北京二中的文学传统。这里要交代的是：北京二中是一所老学校，一所文理兼备、人才辈出的名校。社会上流传“二中出作家”，的确如此。如：50年代建国初期就有以“神童作家”闻名的刘绍棠，新作不断惊动文坛的丛维熙，又有接踵步入文坛的韩少华、尹世霖、舒乙；60年代的孙武臣、关登瀛、刘霆昭；70年代的施亮、李培禹、杨大明；80年代的韩晓征、刘慧军、王蕤；90年代后期在校就已出书的朱佤佤、许言、张悦悦等，真是后浪推前浪，代有新人出啊！

首先，北京二中出来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如丛维熙担任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绍棠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丛维熙、舒乙均为中国作协委员。尹世霖是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多吃了几斤盐》，韩少华的《温馨的风》《记忆》等都曾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其次，北京二中作家群从事创作的文学样式广、水平高。小说、散文如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刘绍棠的乡土文学、韩少华的京味文学，文学评论有孙武臣，儿童文学及历史文学还有尹世霖，报告文学有陈维伟，诗歌、随笔有陈援、君璞，影视文学有李洪洲，戏剧文学有李才雄等等。他们都是在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建国50年来，北京二中不断涌现出作家群？对此，梁新儒校长认为北京二中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全面育人，发展特色。”几十位作家的相继涌现证明了办学宗旨的正确。学校历来重视“特长生”的培养和扶植，韩晓征、刘慧军、王蕤、孟繁聪、张悦悦、李泳等青少年作者，都荣获过学校颁发的特长生奖状，乃至区、市颁发的金帆奖、银帆奖。

尹世霖先生十分自豪地说，北京二中有良好的文学传统。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在解放前当过二中校长。历届校长和语文老师都为广大学生创造民主、自由的氛围，鼓励、扶植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年近九十岁高龄的潘逊皋老师先后教过他和刘绍棠、韩少华的语文课，他在作文讲评课上，常朗诵学生的佳作。

北京二中开展许多语文课外活动。以尹世霖本人为例，1953年他从青岛考入北京二中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演讲比赛，获班级第一名，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韩少华）。高二年级时，他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前进吧，人民海军》，表达了他对海军的崇敬和向往。高中毕业前夕，参加学校征文比赛，写了5 000字的《上海屋檐下》剧评，获优秀奖。三次大的活动至今历历在目，令他难忘。现在，北京二中仍然坚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课本剧。在课外活动中延伸课上学习的内容，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能力。

我采访结束时，尹世霖先生送我一本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家摇篮──文学之星从这里升起》。读了之后我对“北京二中出作家”的社会评论更加坚信不疑了，对“中学生应该怎样学习语文”找到了明确的答案：民主、自由的学习氛围，名师的精心指导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文学新苗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沃土。这些新苗善于从沃土中汲取营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尹先生希望中学生既注意在课内打好基础，又不满足于课内学习的知识，努力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创造才能，全面提高自己的语文素质。

红烛

陶文鹏谈诗词鉴赏







最近，在湖北省仙桃市召开的“张志公语文教材研讨会”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副主编陶文鹏先生，并聆听了他关于诗词鉴赏的专题讲座。

他说，欣赏古典诗词首先要有感悟之情。学习古典诗词，要反复朗读，熟读成诵，在反复读背的过程中，慢慢品味。对于觉得陌生的诗词要先自己理解、体味，查文学史和有关注释，再回过头来对照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有的诗词，不同的版本注释也不一样，这就要认真加以分析比较，判断哪种注释更合乎作者原意，更合情理。如唐代杜牧的诗《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一般注释为“歌女”，而实际上应是“商人的妇人”。“隔江”，有人注释为“秦淮河”，而历史学家陈寅恪解释为是金陵与扬州一江之隔，她是在扬州唱。意思是点歌的达官贵人让商人的妇人唱《后庭花》。这是诗人谴责达官贵人不知亡国恨，是对达官贵人辛辣的讽刺。

在审美欣赏之前，必须把诗词中的词语搞清楚。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于“故国神游”，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周瑜神游故国，有人说苏轼在湖北黄冈也可以神游他的家乡四川。联系全词内容，这里是诗人想像当年周瑜破曹的情景。“故国”，旧国，这里指旧地。有人这样断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前后语意不连贯。应断在“我”后，这样才能表现词人面对边疆危机的加深，目睹大宋朝廷的委靡慵懦，渴望有像周瑜那样称雄一时的杰出人物，来扭转这很不景气现状的心情。读诗词，要逐字、逐词、逐句地抠，把内容弄懂了，才谈得上欣赏。

欣赏诗词，不能用数学家的思维方法。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明代杨慎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此，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着，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同样，“四百八十寺”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即说明建筑宏伟的佛寺非只一处。

欣赏诗词，也不能穿凿附会，刻意求深。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诗写诗人春游西涧赏景和晚雨野渡所见。诗人是以情写景，借景述意。但诗中有无寄托，寄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通首比兴，是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各有偏颇。在中唐前期，韦应物是个洁身自好的诗人，也是关心民间痛苦的好官。在仕途生涯中，他常处于进仕退隐的矛盾之中，这首诗就是抒发他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思欲归隐，故独怜幽草，无所作为，恰同水急舟横。诗中表露出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

在欣赏诗歌时，不要过分叫真。因为诗歌往往不是确指。有些诗词很美，至于什么意思，让诗人自己走出来解释也说不清楚。我们大体了解就可以了。

学习诗歌，要了解一些诗歌规律，来体会古代诗歌独特的艺术手法。如，唐代诗人贾岛的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诗的特点是寓问于答。三问三答应该是：你的师傅哪里去了？答：师傅采药去了；到哪里采药去了？答：到山里采药去了；究竟在山前、山后、山顶、山脚哪个地方？答：茫茫白云，捉摸无从。三番答问，逐层深入，表达感情起伏跌宕，情深意切。这就表现了诗人对以采药为生、济世救人的隐者钦慕而不遇的怅惘之情。

陶先生还说，在欣赏诗歌时，将自己的鉴赏与别人的鉴赏进行比较，也是一种好的方法。要多读一些古诗词鉴赏类书，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陶文鹏先生发表过不少诗词鉴赏文章，他的《古典诗词名句掇英》一书，即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并加以比较。千万记住，欣赏是一种再创造，不要满足于别人的欣赏文章。

红烛

廖沫沙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1981年9月5日，为了编写《青年文科知识问答》，我们一行四人拜访了正在病休的廖沫沙先生，想征询廖老对编写这本书的意见，并请他作序，顺便请他谈谈自学的经历和对语文学习的看法。

廖沫沙，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生于1901年。1928年开始写作，发表过杂文、短篇小说、剧本等。解放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作品有《分阴集》《鹿马传》等，是《长短录》《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

廖老认为学习语文主要靠自学。他说，小学学语文主要靠老师讲；中学则要靠学生自己读书；大学百分之八十靠学生自学。并非人人都要上大学，靠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大学水平。他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自学成才的典范，如中国古代文学家曹雪芹，现代作家赵树理、严文井，外国作家高尔基、巴尔扎克等。廖老说，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和能否坚持不懈地学习。坚持自学，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对于改变环境、改变生活习惯、提高思想品质都有好处。廖老上小学时，家乡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小学校，他就和同学自办图书馆，并从那时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廖老还说，学习语文要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且要博闻强记，汲取各方面的知识，绝不能满足于课内所学的有限内容。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要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只有这样，在自学中，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廖老深有体会地说，不要死读书，要把从书本上学到的间接知识与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知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廖老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根据工作需要自学的经验。他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写报道和评论需要扩大知识面，便学习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知识。30年代末至全国解放，他每周都要写一篇军事评论，并自学军事学、战争史等。解放战争时，他到香港办报纸，要写各种文章，便有意识地去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为了写好文章，他自学许多历史书，皖南事变时，他就用历史故事，影射当时的现实。“十年动乱”期间，廖老被关了“禁闭”，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这对廖老来说，是能忍受的，最不能忍受的痛苦却是读不到书。直至1972年，才允许他读一些书。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就是他在关“禁闭”期间读的。廖老深有感触地说，读书是我生平最大的快事，多少年来，我所以能坚持读书，是因为书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信仰，给了我胆量，也给了我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红烛

吴运铎说，学习语文要学用结合







1998年10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张光北主演的电影──《九死一生──把一切献给党》。影片生动地反映了吴运铎同志从一个煤矿工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他在环境极为恶劣，技术设备和技术材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研制出步枪、子弹、手榴弹、炮弹、地雷、迫击炮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三次身负重伤，最终都以顽强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战胜了死亡的威胁，充分地表现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我看过的许多电影大都如过眼烟云，没留下什么印象，惟有《九死一生──把一切献给党》让我久久难忘，而且使我回忆起与吴运铎同志交往的背景。

我在高中、大学读书时，都听过吴运铎的报告。1984年5月，由团中央、语文报社等单位发起的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我所喜爱的书”颁奖大会在南京召开，吴运铎同志写的《和青少年谈道德修养》一书获优秀读物奖。会议期间，我与吴运铎同住一室，并一同拜访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肖望东、南京画院副院长亚明等知名人士，还一同去南京师大附中等学校参加语文课外活动。所到之处，他受到广大师生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请吴运铎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谈对青少年的期望，题词、签名，真是应接不暇。他虽然年高体残，却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也为我写了条幅、横幅，并在笔记本上为我题写道：“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申士昌同志共勉。”还郑重签名，加盖了阴阳文两个方章。吴老的墨宝，我一直珍藏着，时常打开细心品读，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与吴老朝夕相处的一周时间内，我向吴老讨教他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并请他谈谈对青少年的希望。

吴老是一个矿工的儿子，由于家境贫寒，只上过小学，12岁就失学了。他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都是在战争年代一边工作一边学的。

他说，我读书有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技术，为了革命。他的父亲带着一家人从江西萍乡逃到湖北大冶后，经人介绍，吴运铎在煤矿电机间当学徒，学做电气钳工。为了弄清一连串的“为什么”，只有求教书本。他买了一套工业小丛书，从书本里学到了在师傅那里学不到的东西。以前，师傅怎样教，他就怎样做，动起手来，总不免有些顾虑，活做完了，自己心里也没底。现在，做的和读到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使他渐渐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干起活来，信心也足了。

1943年春天，他在淮南兵工厂借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连几个晚上他都读到深夜。

吴运铎说，学习语文要学用结合。他在接受制造子弹、制造迫击炮弹的任务时，迫切需要获得有关的知识，可是这类知识书本上根本找不到，他便收集敌人打过来而没有爆炸的炮弹，通过解剖来掌握炮弹的构造原理和有关知识，并把这些炮弹的优点综合起来，再根据工厂的条件，设计迫击炮弹的图样。为了制造地雷，他从书中找线索，常常钻研到深夜。后来，部队领导派人在上海买了一本《现代工厂实习法》送给了吴运铎，他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用的知识。通过学习和实践，他认识到兵工技术是一门科学，只要摸清楚它的规律，就能把发生危险的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司令部要求兵工厂制造攻坚的平射炮，准备削平津浦路西侧林立的碉堡群，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此，吴运铎一面刻苦地钻研书本知识，一面找同志商量，结合制造炮弹的经验进行设计。他还如饥似渴地读各种文学书和理论书，学习外科医药知识，后来又学习外语，只学了三四个月，就能借助字典看日文技术书了。他搜集了许多有关炸药的日文资料，一边读书，一边记录，把那些片断的知识串联起来。

吴运铎同志在谈学习语文的经验时说，学语文还要读写结合。他曾经多次拆过炮弹的信管零件，也读过有关信管的资料。为了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让同事少走弯路，他在第三次负伤住院治疗期间，用缠满绷带的伤手，一连三天，连写带绘图，完成了初稿，很快油印成小册子发了下去。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兵工总厂成立了一个兵工学院，由吴运铎担任机械系制图讲师。他每天都在灯下阅读参考资料，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讲义。

全国解放后，他又撰写了《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此书出版后，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不断再版，总印数高达516万余册，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保尔”。

吴运铎为革命事业刻苦读书，学用结合，读写结合的经验，至今对广大青少年学习语文仍有借鉴意义。科学家谈语文学习

红烛

华罗庚说：“语文天生重要！”







华罗庚教授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是自学成才的楷模。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和陶伯英同志曾经采访过华罗庚教授，请他谈谈语文学习的经验，并对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些要求。

语文天生重要

华罗庚教授身为数学家，却对语文学习十分重视。他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打好基础，不管学文学理，都要学好语文。因为语文天生重要。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行之不远，存之不久。”华老特别强调培养独立思考能力，重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他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把胡适写的书发给学生阅读，并要求写读后感。发给华罗庚的是一本《尝试集》。他一看序诗，就发现有逻辑错误。序诗写道：“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华罗庚读了之后，心想：陆放翁说的“一试成功”自古以来是没有的，胡适说的是试了又试能成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道理，胡适却拿自己的概念，随便否定别人的概念，真是岂有此理！华罗庚便拿出一张纸条写道：“胡适序诗逻辑混乱，狗屁不通，不堪卒读！”并把写的纸条交给了老师。这位老师是胡适的信徒，一看华罗庚竟敢批判大名鼎鼎的胡适，十分恼火。但到了1946年，这位老师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早就看出华罗庚写的文章不落窠臼。”

华罗庚深有体会地说：遇事认真分析思考，就会发现问题。比如：“人人都来做伯乐”这个口号，都做伯乐，千里马在哪儿呢？

华罗庚说：“学理科的不学好语文，写出来的东西文理不通，枯燥无味，诘屈聱牙，让人难以看下去，这是不利于交流，不利于事业发展的。”华老自己十分重视语言的表达效果，他的许多数学专著和科普读物都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妙趣横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统筹方法》就是一篇介绍科学知识的说明文，它把“统筹方法”这门复杂抽象的学问说得通俗易懂。他写的文章很有文采，标题也颇有特色。例如《时乎，时乎，不再来》《大哉，数学之为用》等。

零打碎敲，持之以恒

我们请华老谈谈他是怎样学习语文的，他诙谐地说：“我是单科直进，问道于盲”，“我学语文是零打碎敲。小时候学点古文和唐诗。”他经常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学习，在工作之余、出国访问途中经常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勃的《滕王阁序》等诗文。他还利用同别人聊天的机会，重温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一年夏天，他在合肥同一位大夫对对子，上联是“妙人儿倪家少女”，他对的下联是“浑小子孙府水军”。这下联就是指《三国演义》中的东吴孙权的水军都督周瑜。在闲谈之中，就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情节复习了。

1953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钱三强任团长，团员都是著名的科学家。途中闲暇无事，华罗庚即景生情，提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韩赵魏是战国时期的三个强国，“三强”又隐喻“钱三强”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困难，还要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当时，在座的人大费踌躇，不知所对。隔了一阵，华罗庚不慌不忙地抛出下联：“九章勾股弦”。《九章》首次记载我国数学家发现的勾股弦定理，“九章”又恰好是考察团的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这使满座为之倾倒，钦佩华罗庚语文功底之深。

高山与平原

华罗庚教授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著述颇丰，重要的著作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优选法》《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等十余部专著和科普作品，发表二百余篇学术论文。在数学研究领域，他像一座高山。上百万字的著作，不但表明他是一位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而且表明他是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高手。他不但登临几座纯数学的高峰，而且还放眼平原，普及应用数学，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普及优选法、统筹法。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工人、职员、干部讲解深奥的数学，为数学开辟了广阔的应用天地，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这当中，华罗庚坚实的语文功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华罗庚接到大庆的通知，聘请他担任大庆的科学技术顾问。他激动地说：“比得一个剑桥博士还高兴！”当时，他写下朴实而深沉的诗句：“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阴湿覆盖下，养成豆芽菜。娇娇盘中珍，聊共朵颐快。如或落大地，雨润日光晒。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春播一斛种，秋收千百袋。”诗虽不长，却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感，体现了他的真知灼见，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这对于我们了解华罗庚的为人，为学，语文功底及其学习方法，很有帮助。

他还向我们介绍1975年发生在西安的一个故事。他在陕西结束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之后，准备入川。“四人帮”的爪牙百般阻挠，不准入川。这人不学无术，给她讲数学是不行的，华罗庚给她读唐代卢纶的诗：“月黑雁飞高，单（chán）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读后问她诗中有无错误。她说看不出来。接着，华罗庚写了四句诗给她看：“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她哑口无言。可见华罗庚随时随地在运用语文这个交际工具进行研究、工作和斗争。

回忆十多年前采访华罗庚的情景，我们重温他的富于哲理的见解，缅怀他重视语文学习和运用实践的往事，倍感亲切，深受启发。华老“语文天生重要”的精辟论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