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比德弗国际学校 徐焕光
教学的过程中,既有感性,又有理性。在感性教学中,经常是有感情地朗读,尽管并不太清楚,感情的激发如何影响学生朗读的速度和声音,但是人们朗读需要一种动机,这种动机使我们把朗读个性化,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方式。朗读中要激发学生的想象和情感,将经验和想象融为一体。在理性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于学习和知识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具体到对于课程中知识的组织,我认为作出分类和归纳是重要的,这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同时有助于对于思考方式的领悟。什么是课程的理性特征,就是以二元论为主导的分类思想以及超越二元论的辩证思考,前者是在是与不是之间试图界限分明地制造一种分类,而后者则是在不相上下的有差异的见解之间寻求一种折衷。
我们在寻求分类的同时,通过标准来建立分类的边界,比如,我们要从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中作出分类,首先我们是将一致的图形从不一致中区分出来,这是大脑的直接反应,因此它可以成为自然标准,或者说建立了一个自然的边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的标准可以是以下的组合:(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三角形、正方形),(三角形、圆形),(正方形、圆形),(三角形),(正方形),(圆形)。因此分类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即便是在有重合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恰当的组合。具体而言,标准可以是多元的,比如按照简单的两两区分的标准,按照统一起来不分彼此的标准,按照数学组合排列的标准等等。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期望打破原有的固定标准,从而展开分类讨论。
语文教学通常开始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比如解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有人认为李白当时失意和感到寂寞的时候才写了这首诗,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借景抒情,《忆江南》则可以看作与之相反的触景生情。这种二元论,很快招致疑问:就写作来说,作者不是直接感叹景色的美丽,而是间接通过描述景物达到借景抒情;心情不佳的时候,景色可能起到了促动或者渲染的作用,不一定都是借景抒情。因此语文教学不需要执迷于单纯的二元论,而是要超越二元论。同样的,对于像《全神贯注》这样的课文。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操作的标准,以判断他是寓理于事还是遇事而晓理。多数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课文写的是从罗丹身上获得了某种启示,因此是遇事而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罗丹只不过是将这种启示变得更形象生动而已,道理是明白晓畅的,而罗丹的表现则把这个道理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也许是寓理于事。类似的思考,往往写照着我们的批判精神,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具备这样的精神。比如,在《花的勇气》的课堂上,有一学生说::“花真的就喜欢在冷风冷雨中生长吗?也许只是凑巧,它刚好要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呢?也许时机成熟了,即使是大晴天它也会长出来的。”①学生的质疑削弱了文章强调花的勇气的主题,因此教师有必要站在课文的立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我的回答是,不论事实如何,作者所说的花的勇气,这里的花应该说的是作者看到的花,所以不可以以偏概全。文学的主观有时侯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一般,也有例外,但是重要的对作者来说,是他对生命的体悟:有时侯,对于生命,我们不是选择顺境,而是逆境,那样,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勇气.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纳一种在课堂上实施分类能力的教学步骤:
第一步:根据已有的标准和假设进行初步选择。
第二步:对原有的选择的质疑,确认原有的选择只是建立在自己认为的合理的假设基础上。
第三步:突破单一的规则(单一的规则是非此即彼地思考问题),建立分类讨论的框架。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先让学生知道我们的标准,触景生情或者借景抒情,做一个二选一的判断,然后让不同答案之间相互质疑,分别说出不同的前提和思考过程,最后整理成“当……时候,……”样的分类讨论的结论。
在教授《触摸春天》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问题,哪些句子是实写,哪些句子是虚写?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者的描写对象是一位盲女孩,所以,对盲女孩动作和行动背后的许多揣测和想象,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首先我确定了一个标准,把实际发生的称为实写,把属于作者的猜测和想象的看成虚写。学生可以通过课文中的词汇“肯定”、“仿佛”等来确定哪些是虚写,哪些是实写。学生突破了单一的规则,他们发现同一个句子既有实写又有虚写。另外,有些想象和猜测比另一些想象和猜测更符合现实。如果安静确实像作者猜测的那样,那么虚写和实写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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