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多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机会增多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遭遇文化多元的境况,都会面临如何构建多元境遇下的社会伦理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个别地区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区域间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经济学界已有“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四个世界,四种社会”的说法;另外,多民族与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共时态的文化多元与历时态的价值冲突并存,增加了中国当前多元价值冲突的复杂性。
在多元价值冲突中,中国道德教育的伦理问题突出出来。道德教育本身的价值取向应当如何定位?道德教育的价值引导是否必然是一种精神强制?学生所养成的德性与道德教育目的相去甚远,是单纯的教育技术问题吗?道德教育以灌输为主,已成为公认的问题,为何不能彻底解决?道德教育系统本身生态失衡:要求学生有独立人格与个性、有创新意识,学校生活却处处是严格的、不可质疑的规范;要求学生充满爱心,而学生却经常看到或受到教师的严厉体罚与虐待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道德教育本身进行价值反思,思考道德教育的伦理品性,已经成为道德教育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理论界,对道德教育的伦理关注也随着多元社会的日渐形成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前后,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就曾对“灌输式”教育的道德性质疑,詹姆斯·麦克莱伦提出“或者无效或者不道德”的现代道德教育佯谬(paradox of moral education),柯尔伯格指出灌输既不是道德教育的方式,也不是道德的教育方式,到60年代,彼得斯发表《伦理学与教育》,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道德教育的伦理反思,还集中在灌输方式上。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应用伦理研究的新浪潮。在这次浪潮中,对道德教育的伦理思考主要通过对教育本身伦理性的反思体现出来,代表性研究有里斯·布郎(Les Brown)的Justice,Morality and Education等。英国以John Whit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以新自由主义主张引导教育,代表着道德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后现代注重多元与边缘价值、重视弱势群体权利的氛围中,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对教育价值取向、道德教育价值观进行反思的新动向。课程社会学的新研究,盛行对文本的多元价值分析,如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迈克尔·W·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可以说,在多元社会背景中,当前的教育理论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教育自身的道德合理性进行反思的新高潮。
西方当前的伦理学与哲学研究,如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及国内以万俊人先生为代表的对普世伦理的思考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为我们思考道德教育本身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内道德教育研究曾经过于重视阶级和意识形态分析(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视角,以至把它作为唯一的指导标准,窒息了道德教育研究的其它思路;现在,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阶级、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在研究中被放逐,对道德教育的研究集中在对教育技术的改进与对实效性的关注上,对道德教育的伦理问题,特别是对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取向的关系,道德教育中的自由等问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近来,随着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伦理问题的凸显,理论界才开始关注这类问题,出现了对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的思考,如从教育本身的价值定位反思道德教育的根基(鲁洁,2001),对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人格的培养(肖川,1999)、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项贤明、张华,2000)、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世界(刘慧、朱小蔓,2001)的呼吁,对道德教育创新与教育解放(班华, 2001)的思考,对灌输方式道德性的争论(肖川1999,金生鈜2001,孙喜亭2000等),对道德教育道德性问题的思考(刘超良,2001)。这表明中国理论界对道德教育的伦理反思也开始走向自觉。
本文以为,在多元社会背景中,对道德教育的伦理反思,首先需要对道德立场本身进行新的思考,把道德作为一个维度,而不单单是价值判断标准。这是一个研究思路的转变,它带给我们透视的视角与对道德教育道德性的深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