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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辛亥革命的意义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1-2 12:57
标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辛亥革命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1911年，中国发生了比较完全意义上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仅仅过了十年，192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两个伟大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循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新的阶级力量及其领导者、组织者的出现和担当；同时，辛亥革命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复杂社会矛盾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呼唤着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至高无上的皇权都可以推翻，这一事实本身就大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大大地推进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道路拓宽了视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
　　但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和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上也没有完成这一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任务。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对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这就是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领事裁判以及租界等等一概有效。临时政府以为用这样谦恭的态度能够换取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甚或停止进一步的侵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仅仅过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诱饵，于1915年5月9日强迫袁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亡国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我国的山东省、东三省的南、东部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合办某些地方的警察局、军械厂，把一些地区的铁路建造权、开发矿山投资优先权让与日本，等等。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时期，日本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为由取得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的抵押。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为由，控制了我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谓中国参战军的指挥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段政府以共同抗敌为口实，于1918年5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
　　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假冒拥护“共和”，骗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政权一到手，就展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一手导演了暗杀国民党著名活动家宋教仁的丑剧，不久又取缔解散国民党。他对民主共和的标志——国会，也嫌其掣肘，下令解散。他废除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孙中山先生参与制定的规定主权在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南京临时约法，炮制了赋予他个人极大权力的宪法，为他当皇帝铺路。为了当皇上，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弃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系，同时各省还有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小军阀。中国出现了一个去掉一个清朝皇帝，接着又出现了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即大小皇帝的局面。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取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在各自的洋主子的支持下，扩充实力，从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斗。战乱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先进分子、革命人士诬为乱党，对其捕杀不已。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就是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刑架下。他们豢养了那么多兵丁，兵丁要吃饭穿衣，就靠横征暴敛。这就使已无生路的苍生百姓除了反抗只有灭顶。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这种矛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以各种形式抗争，力图解决。农民群众斗争了，但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过，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过，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但在彻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问题上，也失败了。
　　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呼唤着彻底解决。出路在哪里？依靠哪个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作出了回答，只有依靠新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产生、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参加了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不仅获得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而且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同时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
　　这些条例细则，虽然不够完善，有的公布后并未实行，但总体上看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这就开创了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再加上当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培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发展，据统计，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
　　与产业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这些人与产业工人一样处于社会最有底层，靠出卖劳力活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具备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培育出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了解和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生活艰辛和苦难。所以当斗争需要时，他们很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陷敌于孤立。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1-2 12:57

　　辛亥革命时，许多地区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由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共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有记载的罢工就达到130次，罢工的规模也扩大了。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罢工的威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时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坚持斗争，这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很快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最终使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中国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阶级。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必须取得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在这一先进思想指导下，组成与旧式会党、行会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司令部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发展

　　民国初年民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国家主权在民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还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

　　很快，民主共和的思想便普及起来，人人都讲平等，几乎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了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政法知识的热潮，组织政党的热潮，办报的热潮和竞选的热潮等。其中办政党的热潮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

　　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政党政治也十分关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先后组织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已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在政治环境较前宽松的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一时成立的政党或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有三百多个。这中间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国同盟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地主买办阶级组织的共和党和统一党。极端仇视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的袁世凯，也被潮流推动，组织了自己的御用工具——公民党。

　　政党和专制从本质上说是对立的。专制的载体是个人或家庭，而政党的载体是组织。组织的重大事项，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需要组织集体决定。因此它的实质是民主，而容不得专制。

　　当然，政党这种民主的本质决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充分体现，在某种情况下，如组织制度出现缺陷，政党也会重蹈专制的覆辙，袁世凯的公民党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空有政党的外壳，毫无民主的实质。在个别情况下，使政党缺乏民主，连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都难完全避免。中山先生为了纠正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内出现的涣散状况，重振革命精神，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于1914年7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确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并要求党员按捺指模对他宣誓效忠。由于这种做法带有过分浓厚的家长制及个人独裁色彩，遭到黄兴等重要领导人的反对，许多革命者拒绝加入，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人数有限的密谋集团，而在以后不得不再行改组。这就说明，政党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而政党本身只有体现出民主精神，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在这种政党兴起的环境中，当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的“南陈北李，相与建党”，包括毛泽东完全赞同的蔡和森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应时出现，便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寻找能够指导人们思想的正确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寻找视野之内。

　　辛亥革命前，据宋庆龄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收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1906年当时的革命派最左翼的朱执信先生，在《民报》第2期著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特别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还简略地介绍了《资本论》，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朱执信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表示赞同、接受马克思的观点。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这些介绍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零碎不系统的。而在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会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新的救中国的方案中，很快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正确区分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本质不同，指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认为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篇文章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最通俗、最形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人们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文。这样集中介绍国外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一个正面宣传和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论争和批判的过程。

　　这种论争和批判先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展开。这突出表现在“‘问题’和‘主义’之争”。这场论争是胡适挑起的，他反对人们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反对社会问题总的解决，而主张点滴的改良。李大钊著文批驳了胡适的论点，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场论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动人们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论争还突出表现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权威，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过论争，除少数仍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传播、学习、宣传、论争和批判的过程中，锻炼和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其中除了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外，还有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都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与时俱进，抛弃旧的主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著名代表有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

　　这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干部条件，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党初期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之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际条件也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领导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首要的和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而在此前不久，1920年春，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在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除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外，对陈、李正在进行的筹建党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从而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在第三国际二大之前不久和之后不久，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成立。如1920年印度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5年产生了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1921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1924年叙利亚共产党成立，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在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亚洲许多国家成立了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出现了一股建党潮流，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接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大旗，且把它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专制统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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