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admin

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

马智

      
　　也许因为天人感应般地巨星陨落，也许因为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如海的白花，也许因为波澜壮阔的“文革”终于结束，也许更因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记忆不曾尘封。  


　　严格地说，我算不上那场大灾难的亲历者。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逗留在远离唐山近千公里的松花江畔的我，探奇之旅刚好完成一半。

　　与唐山火车站诀别

　　那是我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记得北京的那个夏天出奇的闷热，离放暑假还有一个来月，我的心就几次飞离了纪律涣散的课堂，飞离了闷热难耐的北京——因为妈妈已经允诺假期中将带我去做一次“探奇之旅”。这个令我心驰神往的旅行，便是去探访“天外来客”的降落地。当时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大概都记得，1976年3月8日，一颗陨星疾速坠入地球大气层中，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摩擦，成为一个大火球，在我国吉林市郊区上空发生爆炸，随即在方圆5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降下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这批“天落石”中有三块重量超过100公斤的大块头，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1770公斤，被称作“吉林一号陨石”。经证实，它是世界上收藏到的最大的石陨石，一时轰动中外，妈妈则是闻讯在第一时间前往会晤这批天外来客的“地球科研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最早培养的地质学专业的学子，我的父母一直继续着他们的专业道路，偶然的机遇使他们的事业坐标有了新的定位：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从事地质构造学研究的爸爸同成千上万的同行们一起，开始结识陌生的对手——地震，并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留在高校站讲台的妈妈，则专注于黄土、岩石学的课题，直到吉林降落了那场罕见的陨石雨，那以后陨石便紧紧拴住了妈妈的心。在妈妈和“天外来客”接触了几个月后，即确定了那次于当年7月下旬再次到吉林陨石降落地科考的行动。这难得的机遇理所当然被我列入暑期计划，理由再充分不过：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正是我成为自由人的时光，况且这是我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况且那个异常闷热的北京之夏让我只想泡在水里，况且姥姥家就在那个坐落在松花江畔的美丽城市，更况且我当时就透彻地意识到，若放过这次专门组织的科考，就别想再有机会亲眼见识到那个让我充满好奇心的大陨石坑。

　　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张卧铺我和妈妈换着睡。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吉林的乘特快列车也要20多个小时，沿途众多大小车站一个个从眼前掠过，或零乱肮脏、或破旧不堪，惟有唐山站成为与众不同的例外：它古朴、整洁，落落大方。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清爽的站台上竟整齐摆放着一盆盆怒放的鲜花，整个站台因此而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火车一声长鸣，远离了唐山，遂将那映在眼中的美丽留在了心底。万万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与唐山火车站的短暂相识，竟然成为和它的诀别——8天后那个黎明前的恐怖时刻，这座有着跨世纪历史、有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原点之称的古老火车站，在大地震中变为一片废墟。

　　大地震搅乱了所有人的心

　　北国之夏凉爽宜人，野外科考让我感受了诸多新奇的“第一次”。对踏勘一号陨石坑的印象尤为清晰，那是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据说那颗巨星“下凡”时撞入地下6.5米深，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妈妈和同去的叔叔阿姨们围在大坑边兴趣盎然地聊着，似乎忘记了时间。距一号陨石坑仅20多米远的地方有座农居，满口东北腔的男主人对陨石落地时的一番描述我至今记得：“那大石头落地时一声巨响，震得俺这屋子直颤悠，屋外茅坑的木板都震飞了，就是没伤人。其他的石头也没伤人。听说天上掉石头与伟人离世有关，这不，周总理离世整俩月，就掉下这么些大石头，可没砸着人，我寻思是总理在保佑俺们百姓……”其后几天，我继续跟研讨会的代表在陨石雨散落地寻访，其间还有幸见识到日寇侵华时期修建的丰满水电站，饱览了碧波岩影的松花湖……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将这充满新鲜感的快乐行程进行到底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华北大地的强烈震颤并未波及北国江城吉林，而那天崩地裂的消息传来却搅乱了所有人的心：“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格外惜墨如金的官方消息，无不让每个家在北京的与会代表忧心忡忡。一位刚做父亲、来自北京某天文研究单位的小伙子，焦急万分地一次次往北京打电话，却总也拨不通，愁得他搓着手不住地念叨：“糟糕，我爱人正坐月子，儿子刚刚几天，可别……”妈妈除了惦念家里，还有另一层担忧。她悄悄对我说，你爸爸去干校劳动还没到该结束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他一定回地震局了。这些天余震不止，我真担心会让他去唐山。听了妈妈的话，我的心也开始乱起来，脑海里翻腾的全是地震时房倒屋塌的恐怖画面。

　　后来虽然得知地震震中在唐山，北京没有重大伤亡，但回北京仍然成为身在异地的北京人们迫不及待的行动。然而，所有途经唐山的火车都停运了，只有等。妈妈焦急地四处打听何时能通车的消息，我则心绪不宁地在姥姥家挨时间。这期间，关于大地震的传言已纷纭于耳际：当医生的大舅舅被选入医疗队派往唐山，几天后回来，又黑又瘦，“距唐山几十里那气味就熏得人受不了”，他皱着眉头回忆着，“真惨，一死一家子，暴雨刚停跟着就是大太阳，那味儿……”小舅舅则面带鄙夷地讲述刚刚听来的故事，车间里一个师傅说，吉林市也接收了不少从唐山送来的伤员，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事，一个小子吊起胳膊，化装成伤员混在伤残者中骗吃骗喝，让人发现揪了出来，多?碜！姥姥街坊家比我小两岁的小刚不住嘴地发布一桩桩让人半信半疑的新闻：知道不？地震中好些人被砸进了炕洞，男男女女，扒出来时都浑身黢黑；听说了吗？一个外地警察跟踪逃犯追到唐山，正赶上地震，结果逃犯不见了，警察给砸死了……传闻林林总总，焦点全是地震，全是唐山。

admin

地震棚汪洋中的北京城

　　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恢复运行，凭着妈妈北京大学的工作证，通过舅舅一个朋友在铁路部门的熟人，终于买到了两张回程车票。两个土黄色的地质背包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陨石，那是妈妈未来的科研标本。这些来自宇宙的石头分量比地球上的石头重得多，本来可以钉上木箱邮寄，但妈妈坚决要亲自携带回北京，说地震后到处乱糟糟的，万一陨石寄丢后果不堪设想。

　　回北京的列车没有经过唐山，而是绕行过那片废墟。当列车上的广播里报告更改后的列车行驶线路时，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浮现出两星期前路经唐山火车站时见到的美丽，心中特别难过。

　　因为绕行，路程延长，火车到北京已是晚上十点多钟。背着装满陨石的背包吃力地走出北京站，眼前的景象让我恍惚：这还是我熟悉的北京吗？大街小巷、广场、马路边，眼前横搭竖建全是抗震棚。这景观伴随着我们换乘公交车回家的路途，从城里一直延续到郊外，公交车外不断闪过的抗震棚，有的透出灯光烛影，更多的是黑乎乎的一片，只被清冷的月光勾勒出大致轮廓。

　　我家宿舍楼的周围也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临时搭建物。

　　难以置信，奶奶和弟弟竟还都住在家里。我们急忙打听地震时的情况。“晃得厉害，楼道里全是躺倒的自行车，也不知道你弟弟是怎么跑出去的。后来就下大雨，没处躲，我们就凑合着住了几天别人家临时搭的防震棚，真遭罪。那大雨下的……”提起震后几天住在外面受的磨难，奶奶一肚子苦水。

　　妈妈判断得没错，地震发生当天，爸爸就从位于北京大兴的干校火速回到国家地震局，捎信儿来说没工夫回家，让送套铺盖去。自行车的后架上夹着被褥，我主动陪同妈妈前往，想见见几个月都没回家的爸爸。位于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办公楼几乎成为“空城”，隔着马路，对面的运河岸边有些新搭建的简易木板房，这就是国家地震局的“地震应急指挥中心”。没见到爸爸，说去人大会堂汇报情况，要夜里很晚才回来。一位叔叔匆匆安排我们将带来的被褥放在办公室墙边铺着稻草的地上。地震局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显然没有时间应酬其他。走出地震局，妈妈幽幽地叹息道，你爸可真能将就，那地上只有层稻草。可当时那些不分昼夜为灾难应急忙碌的地震科技工作者们，又有谁可以不去将就？能偎在地上打个盹儿已经是种享受，每个人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双眼睛都熬得通红。

　　被地震波侵扰的日子

　　已出了三伏天，学校开学了，却没有开课，我们每天在学校附近那片老旧的平房居民区参加救灾劳动。一些解放军战士为市民修复被地震毁坏的房屋，我们帮助搬砖、运稻草、和泥打下手。太阳依旧烤人，总盼着天上的那团火能更久地淹没进大片云海中。

　　震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紧迫，几乎天天都传来新的震情消息，且预报内容一次比一次更具体：“这星期可能有地震”；“大家提高警惕，明天下午要地震，大概5级左右”；“晚上谁也别睡觉啊，11点钟要震，7.2级”……没有人对这样的预报多一分理性的分析，没有人对地震明白得更多，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民众，对震情预报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直到三番五次地被告知“狼来了”却又久久不见动静之后……

　　在我们居住的家属区，那段时间常有人（熟识或只是见面点个头的人）向妈妈了解震情，或询问、核实是否又一次大地震真的已迫在眉睫，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知道我家有人在国家地震局工作，还是搞震情分析预报的。快人快语且一贯热情助人的妈妈面对这些询问却一脸的为难，别说地震发生后爸爸根本没回过家,就是回家我们也决无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震情的消息，不仅如此，就连从其他途径听来的音讯（尤其是小道消息）我们也极少参与议论，惟恐被他人误解为是正宗渠道的权威消息。妈妈“无可奉告”的态度更让一些人认为我家肯定知道震情底细只是碍着诸多因素而不便说，便愈加耳目留意。而此时，面对新一轮建抗震棚高潮的兴起，我家的态度更成为邻居们积极行动与否的风向标。囿于建棚材料短缺和能力不济,开始几天我们没有动工,谁知家属革委会的干部风风火火地找来了,说你家若不搭抗震棚好几户也跟着不动,都说你家有人在地震局都不着急,想必不会有大动静……为了消除这种种对抗震避险的消极因素,我们只好融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动大军。

　　楼前的那片空旷的沙土地原本是家属区孩子的地盘，堆沙堡、挖沙坑、练投掷、玩打仗，我们居住区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在那里玩沙子长大的，现在成了抗震棚建设工地。我们好不容易在两家邻居划好的建棚地界之间占到一块空地，便开始舞锹弄镐。我们实在缺乏建棚的必要材料，在物资供给方面，高校的教学单位远远比不上后勤部门，人家发了油毡、木板、塑料布，甚至窗纱，再看妈妈系里发的——全部建筑物资只有几根细细的竹竿和几块不大的塑料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不是巧妇。支不起地面上的窝棚，只好向地下努力，多亏妈妈系里两个学生的帮助，我家才挖出了一个不足两米见方、一人多深的大坑，坑边铲出能让人上下的台阶，坑上横竖架置细竹竿，再将塑料布拼遮在上面，周边压住砖头。我们的抗震棚也只能建到这样的水平了，再说像这样还不如菜窖顺眼的抗震棚也并不少见。可也不乏能工巧匠，住对面楼的一户，家中有三个儿子，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两个插队期间从广阔天地撤回京城坚守家中，全家兵强马壮，抗震棚建得有模有样；住在我们楼上钱姓的上海邻居，家中有四人在北大数学系教学，搭棚时便巧妙地利用几棵树的位置来规划抗震棚的布局。只见家中最年轻的女数学家攀在树上现场指挥，张口就是几何专业术语：“法线！这里用法线……”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有户人家竟独具慧眼地看中了楼旁某工程备用的水泥管，在直径一米多的水泥管管口两端各搭上块塑料布，便大功告成。唉，瞧人家那脑子动的，不费力就拥有了无比安全结实的水泥避难所，我们怎么就没能想到——我懊悔又羡慕。

　　那个还不如菜窖顺眼的抗震棚我们一天也没住，真庆幸“狼”一直没来，就是来了那里也无法栖身——几场秋雨过后，棚底积了半尺多深的水。

　　接下来的发生的时事让全国民众始料不及：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垮台，一件件接踵而来的国家大事使沸腾了几十天的地震巨波平息下来。记不准爸爸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但起码是在政府下令拆除抗震棚之后。当时抗震棚清除得很不彻底，特别是我们楼房附近那些住平房的人家，都借机以自家抗震棚为基础拓展了居住面积。直到北京举办亚运会全市大整容，我们那片紧靠通往北京体育大学马路的宿舍区才又清爽起来。不过有两点明显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终于对这几幢建于大跃进年代的公寓楼进行了抗震加固，楼体像被箍住了几条绷带，不美观却不无抗震的提示；再就是楼道里不再摆放自行车，即使是在自行车被盗案件频繁发生的年月。据说是因为地震时有人向外跑时被楼道里躺倒的自行车绊倒拐了脚，从此便有了这条“军规”。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我们那年近半百宿舍楼小区愈发注重仪表，自行车都自觉地排列在车棚内，而我却依然不无忧虑：越来越多的私家轿车几乎占满了楼外空地，连楼间花池旁的马路通道也成了固定车位。居委会三令五申强调那里是消防通道必须畅通，可情况依旧。我猜想，那汽车的主人一定很年轻，年轻到生命中完全没有那场大地震的经历和记忆。似水流年30载，我18岁时的记忆已不再年轻。有时心中会掠过些许不安和无奈：倘若再发生30年前大地剧烈震颤的一幕，人们将去何处避险？

admin

那个深嵌在记忆中的夏天

李彦

      
　　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天安门广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是人，到处是抗震棚。人们在各自的棚里进进出出，或席地而坐，或打牌，或抽烟聊天，或看书，干什么的都有，那景象也许永远不会再有。  


　　1976年7月28日，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个记忆永恒的日子——中国唐山地震，是中国历史上、也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中最悲惨的一次。那年我刚刚上初二，从来没有经历过天灾人祸，这次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地动山摇。

　　1976年的夏天是一个极其闷热的夏天，后来想想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闷的夏天。天气闷得快要让人窒息，周围的空气密不透风，稠密得好像没有一个能撕开的、让人呼吸畅快的开口。那些天，人们手不离扇，握在手里的手绢总是潮乎乎的，人们盼着下雨，或者刮点小风。可是那几天没有刮风的征兆，也没有任何下雨的迹象，知了都懒得在树梢上鸣叫。每天看到的天空，不是湛蓝高远的，也不是灰暗的，而是懒洋洋的朦朦的感觉。

　　我家当时住在北京的东总部胡同，那条街全是平房，只有胡同西头民主人士史良家的房子是三四层的小高楼，楼顶有点哥特式建筑风格。我家的院子在胡同的东部，属于人民出版社宿舍，这个大院的一侧排列出5个小院，每个小院南北各有一房，各居1家，小院的木门有两人宽，门上有老式的石砖砌的门垛。据老人说，当年日本鬼子占领北平时，这个小院住过日本团级指挥官。

　　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我们一家在闲聊之后各自上床睡觉。半夜里，酣睡中突然听到远处滚滚而来的呜呜隆隆的响声，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是在梦中。接着床在晃，玻璃哗哗作响，我突然醒了，但不知道是何种东西发出的声音，躺在身边的妈妈突然大声喊了起来：“地震了，地震了，快起来，快跑出去！”爸爸起来了，哥哥也醒了，黑暗中每个人慌慌张张穿好衣服跑出了家门。邻居也跑出来了，两家人慌张中都想从小院的小门缝中夺路而逃，妈妈镇定地对家人叫道：“让他们先出去！”人挨人顺序地从小院的小门跑出去，这时大地还在晃动，小院门上的门垛被震得松动，一块砖头和一些渣土被震得掉下来，幸亏没砸到人。等我们全家跑出来的时候，邻居家也都从一个个小院的小门里跑出来，大家聚集到大院门口不足20平方米的空地上，空地的一边是只有一人多高的矮墙，看起来很安全。大人们紧张地互相打着招呼：“地震了！”“地震了!”我站在妈妈身边，浑身紧张地哆嗦着，看着跑出来的邻居家阿姨和阿姨家的女孩们，她们也都浑身哆嗦着，每个人都穿得很单薄，有的是穿着睡衣睡裤，有的边跑出来边穿上衣，每个人的眼神里透着紧张和不知所措，其中一个女孩把衣服穿反了。大家议论着、埋怨着：“哪里地震了？”“怎么没有人通知大家？多危险呀。”“毛主席他们知道不知道？”“看样子这地震小不了，比那年邢台地震还强烈，怎么就没人管呢？”……

　　仰头望着昏暗一片的天空，从那呜呜隆隆的声音传过来的方向——东方，望过去，反应最快、最先跑出来的邻居指着东方，告诉大家：“刚才那边特别亮，半个天空都被照亮了。”当人们都从屋子里跑出来以后，那隆隆的声音已经没有了。

　　人们站在大院里低声地交头接耳，呆了有10多分钟不见再有什么动静，就走出大院来到胡同，胡同里的每家院子门口都聚集着人群，三三两两，谈论着刚刚发生的地震。一会儿，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紧张之余，人们似乎有点儿高兴，终于可以凉快一点儿了。但是天上掉下来的雨滴似乎并没有让闷热的空气刷洗出丝丝凉意，空气还是那么闷热。雨不停地下，好像没有了尽头。人们提心吊胆地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中等待天亮。

　　谁知凌晨的时候又开始震了，大家又都跑出屋子。经过第二次折腾，这一夜怕是谁也睡不着了，大家议论着、等待着……我们院里一个叔叔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只有他家有电话，大家都特别想从他那里听什么消息。他说他给领导打过电话了，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更加确切的有关地震的消息。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跟着父母回到自己的家，妈妈发现屋子的西墙被震裂了，从房顶上掉下来好些灰土和碎石块。爸爸到院子外面察看西墙的破坏程度，果然在西山墙的顶部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缝隙，横穿整个西墙。

　　地震的第二天，广播里传来新华社消息：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强烈地震。几天以后新华社再次向全世界发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7?8级,具体位置，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之后，人们才陆续从各种渠道获知，此次地震在距地面11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强烈近千倍。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民房几乎全部倒塌或受到严重破坏，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受重伤……地震罹难场面惨烈之极，为世界罕见。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早上，副社长叔叔告诉大家，他打电话跟单位的领导商量地震后的情况，最后决定派单位的卡车分别到每个宿舍大院。上午单位开来了一辆带篷的卡车停靠在大院门口，上面铺有草席，于是大院里的大人们暂时规定每天晚上让老人、妇女和孩子挤睡在车上，以防地震再次发生。从地震那天起，大人们都不上班了。

　　我们大院的斜对面是1950年代出版总署的办公地，那是一座古旧的阔绰老宅，清朝时是某亲王的王府，红墙琉璃瓦，很有气势。它的门口有一个很宽阔的门廊，可以遮风挡雨，遮阳避日。因为宿舍就只有一辆卡车，能在车上过夜的人非常少，而且受拘束，晚上我跟着妈妈和哥哥，还有附近的很多邻居就聚集在老出版总署的大门口，大家各自找个角落或坐或卧在那里休息。大约半夜过后，正在半睡眠中，忽然听见一群嘈杂的吵嚷声从大院里面传出来，接着有士兵模样的一群人慌慌张张从里面跑出来，他们大声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这下把门口睡着的人给吵醒了，大家都紧张地站起来，因为此前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动静，门口的人问从门里跑出来的人：“哪儿地震了？”“哎，怎么又震了！”他们其中一个说：“我看到屋顶的灯在晃！”大家四下望望，听听，看胡同远处的人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就有人小声说：“怕是被昨天的地震给震慌了吧。”那群当兵的看看周围真的没什么动静，就一个接一个回到了大门里。但是这次他们的大门没有像往常一样紧紧关闭，而是大大方方地打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很多人就有机会看看里面的景致，还有人悄悄溜进去看个究竟，他们回来说里面好大，像北海的后花园，还有回廊呢。后来我发现，我们那条胡同的几乎每个大院都是四门大敞。

　　我们院的老人、小孩在卡车上睡了大约三五天，因为人多，大家互相挤着，每天都是人困马乏一副疲惫的样子。第三天，出版社的卡车又开来了，车上载着木桩、木板、苫布、塑料布、钉子、大锤、草席，让大家一起动手在老出版总署前的一块空地上搭建抗震棚。那时大人们都不上班了，单位每天就留值班的人看守。父亲在单位里当个部门小官，有时候一星期要去单位值班一两次。

　　我们院一共7户人家，30多口人，男男女女齐动手，一天多的时间就把抗震棚建好了。头几天，大家还不愿意住在外面，因为太不方便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小的余震，为了避险，大家都纷纷搬出来住。记得我们院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直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

　　在我们院搭建抗震棚的时候，胡同里的许多户人家也都纷纷找安全的空地搭建抗震棚，不到几天的时间，胡同里看似安全的地方全给占满了。住在更小胡同里的人家，只能在自己家门口外搭更简陋的棚子。白天活动的区域其实也就是家里、门口、胡同……没有地方搭抗震棚的就只好到外面找更大的空地，这空地就扩展到长安大街上，再后来扩展到了天安门广场。而且抗震棚越搭越好看，越建越精致，有的讲究的抗震棚跟最初简陋粗糙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再到了后期，抗震棚越建越高级，有的人家索性借机在自家的门口盖小房子接出一间半间。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胡同里只有几个大户人家没有在外面搭棚，而且他们的大门是关着的。胡同西头的史良家，自从地震之后，她家大院的门紧闭，好像只有看门的人在。胡同中部住着人口学家马寅初一家，是一所占半条街的老宅，他们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胡同东头一座高台阶的古旧宅院住着当时高级法院院长黄火青，他们也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

　　哥哥在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和胡同里三两个同学结伴，到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现在是一家豪华咖啡厅）前的空地上找自己的地盘，他们几个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了大开张的牛皮纸，铺在地上一部分，盖在身上一部分，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过夜。那里因为地方开阔安全，聚集的人也很多，大家每天晚上天南海北地聊，交流各自在白天得来的信息，聊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自然醒来，没有任何人管，非常自由自在。有时候哥哥不回家，妈妈事先给他一些钱，他就买汽水和面包，权当一顿饭。那时汽水和面包都成了紧俏货。哥哥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能给我们讲好多新闻，说大街上小巷里到处搭的都是简易抗震棚，甚至在长安街上也到处是抗震棚。

　　晚上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我们家离长安街非常近，穿过贡院西街，就是现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的长安大戏院，那是原来是一片平房，平房前是一块非常宽阔的空地，开始在那块空地上仅有附近的居民稀稀落落地搭建几个小小的抗震棚，后来没过几天，晚上再出来散步，那一片空地全给占满了，而且有的抗震棚搭在马路边上。

　　晚上，长安街上到处是人，仿佛在大街上给人的感觉最安全。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天安门广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是人，到处是抗震棚。这可是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的地方。人们在各自的棚里进进出出，或席地而坐，或打牌，或抽烟聊天，或看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抗震棚搭建得跟现在所见到的野外宿营帐篷似的，那景象也许永远不会再有，宽阔的广场给人的感觉真是太安全了。哥哥对我说：“这景象将来恐怕你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记住吧。”现在30年过去，想起哥哥说过的话，真的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景观只有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才可能有的。

　　那段日子正好是放暑假，白天大人们忙着搭简易的抗震棚，我照常负责给家里买菜。后来我发觉从地震那天起，一直持续到一个多月，在北京买菜是件挺烦人的事，首先是菜少了，品种少了，排队的人多了，每天为了买菜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那时蔬菜的种类不多，但很便宜。因为青菜少，所以咸菜就卖得特别火，咸疙瘩皮炒黄豆成了各家饭桌上的常客。我们家以往很少吃咸菜疙瘩，这时也常常吃，妈妈发明的把咸菜和茄子切成丝炒在一起，倒也蛮好吃的。因为菜少，吃饭的时候，家人谦让着能少吃一口菜就少吃一口。

　　抗震棚建好了，每天的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大人们还是不上班，因为还没有接到单位的通知。每天早上人们从抗震棚里爬出来，回到自家的小院洗漱吃早饭，一天的时间不是在外面玩就是在家里提心吊胆地找些事做，到了中午把小木桌抬到院子里吃中午饭，各家都是这样，晚上也如此。每天白天妈妈照顾家里的一天三顿饭，负责采买食物、整理房间，爸爸则不是忙单位的事，就是忙院子里的事。晚上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会打牌的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半大小子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不会打牌，每天就成了牌桌的忠实看客。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天渐渐凉起来，地震也不见得有什么动静，人们开始慢慢回到各自的家中睡觉。住在抗震棚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但是回家睡觉也不放心，生怕又来一次强烈地震，单位就号召职工在自己的家里搭抗震棚。爸爸用单位发的硬度极强的纸芯做支架，纸芯中间是空心，可以将床的四根支柱插进去，然后在屋子的一角将床架起来，等于给床穿了一个高跷，然后在床的下面铺上木板，中间的高度不到一人高，晚上进去睡觉的时候要弯着腰进去，弯着腰爬出来。我们家的一个亲戚住高楼，这时为了安全求助到我们家，于是爸爸和妈妈在外屋给他们也搭了一个高架床，他们住了半个月左右，后来看看真的没什么动静了，就搬走了。

　　暑假快过去了，学校好像也没有要开学的意思，倒是让同学通知我去参加劳动。我们班被分成几个组，每个组跟街道上的修房队打小工，每天早上8点上班，帮着搬砖头，倒脏土。趁这个机会我就进到了平常不可能进的院子，有的院子结构很好，砖瓦看起来还足够结实，有的则房屋破旧不堪，然而里面却住满了人家。

　　我们家的西墙被震出的一道裂缝，从里面经常往下掉渣土。记得后来在修缮时，人民出版社组成数支修房队给职工修房。轮到修我们家房的时候，大出版家范用老先生也来了，他那时属于靠边站的人物，看起来40多岁的模样，穿一身破旧的蓝布衣裤，人偏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脚麻利地爬上脚手架，手提着装有和好水泥的小桶在山墙上面涂抹，动作蛮利落的。这情景又使我想起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跟随父母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看到大人们劳动的情景。

　　眼看着搬砖、运渣土的工作基本上结束，我们也开学了，爸爸妈妈的工作也早已恢复了正常，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这平静中也暗暗地散布着各种小道消息，种种传闻特别多。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地震虽然把大家生活搞得有些狼狈，但人心都很安定，知道政府是要管人民的，大家一门心思防地震，社会上更是安定，那时大街小巷，关着大门的人家很少，都是四门大敞。那时候好像没有了小偷，没有了盗窃，没有丢东西的事情发生，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很少吵架。

　　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30年了，但至今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永不磨灭的。回想当时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但愿这样的灾难不会再降临到我们头上。

admin

大地震在中科院激起测震潮

张鹏翔

      
　　唐山大地震之后，在研究所云集的中国科学院里，地震研究被其实仍然是外行的所谓科学家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些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突然被摇醒了，我听见床在嘎嘎地响，房子也在不停的晃动。从未听过的巨大响声沉闷而让人恐怖。我朦胧地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邢台地震时，我在山西，曾在屋外睡过；也听说过有关海城地震的事，那时都说地震能预报，这次怎么一点没有听说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刻叫醒孩子、妻子。房子还在摇动，现在不能往楼上跑，听说房顶的小烟囱，最容易被震垮，摇动中的坠落物最容易伤人，尤其是跑得最快的人。我让三岁的儿子赶紧躲在缝纫机的下面，让大一点的女儿赶紧钻到床下面去。我告诉他们地震了，不要慌。小小的房间里，大人没有地方躲藏，只能是等着听天由命了！这时我想起我的侄子，他是来探亲的，由于家里房子小，只能寄住在同事的家里。此时，我的心似乎提到了喉咙，“他怎么样了，他住的那个楼没问题吧？”

　　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区六十四楼上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那个年代算是可以的了。四楼顶屋的这个单元共住了三家人，与我家住在同一单元的两家邻居一家是科仪厂的工程师，三代七口人住一个套间，不到30平米；另一家是所里的老师傅，四口人住一间大点的朝南带凉台的屋子。三家人挤住在一个单元，厨房、厕所、门厅加起来不过十多个平方米，六七平米的厨房里放了三个蜂窝煤的炉子，再加上水池，平时洗菜都要排队。真的是比姜昆相声里说的还拥挤：炒菜锅上面凉尿布，做饭时要转个身都得先喊“一、二、三”。厕所里和过道里都堆着各家备用的蜂窝煤。我们算是年轻人，作为后住进来的“小字辈”，有点日常用品也只能塞在屋子里。好在那是革命的年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大件的财产。地震来了，小孩子钻到床下是惟一的选择。

　　当我安排好女儿、儿子时，床不摇了，屋子也不晃了，初始的最强的地震波从这里通过了。我和妻子愣愣地站在屋子中间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心中却七上八下，忧心忡忡：还会来第二波强震吗？地壳的挤压、运动就这么一下子完成了？红砖的楼房经过那么强的摇晃裂了吗，会垮吗？深更半夜地若跑到外面去住，小孩子怎么办？这时，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研究所。听说那大楼是防原子爆炸的，外墙有半米厚，关键的部位都还有加固。对，到所里去。地震如果再强，我们就认命了，与研究所同归于尽；余震不强的话那里恐怕是最安全的。再说，这同时也是对国家财产、研究设备的关心。我和妻子很快达成了一致，在第一波震动平息后不久，便带着满脸惊恐的孩子们匆匆离开六十四楼，奔向研究所。此时，中关村楼群的空地间、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从楼内逃出来的人群，半明半暗的空间里不时传来呼喊的声音，有找孩子的，有议论地震的：“震中在哪里？那里的人可是倒霉了，肯定会死不少人的了。” “是几级地震……” “有房子倒塌吗？”……

　　事实是清楚的，那次地震很强烈。研究所烧锅炉用的二十几米高的烟囱被震倒了，只有大半截还立在那里。那时科学院的宿舍大多是四层高的红砖楼，看来那砖和水泥的质量不错，楼的质量经受住了强烈地震的考验。我们真应该感谢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工人兄弟和货真价实的建筑材料，真不知道倘若碰上如今这般惟利是图的黑心建筑公司，住进豆腐渣工程的房子，我们会有多么惨！强烈的地震使当时北京的许多四五层的楼房都被震裂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这种震痕累累的房子已经被拆除了，我们住过的六十四楼也已被新的摩登大楼所取代。但偶尔，人们仍可看到的由四四方方的水泥框架框起来、尚未被拆掉的老楼，其实那水泥框就是震后为加固这些房屋而捆扎的“绷带”。

　　我们到研究所内时，所的院落里、大楼内已经有了一些不太多的人家，毕竟有些人和我们有相同的看法。天渐渐地亮起来，到所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从同事那里知道我侄子他们也没事，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这时候，所领导也来关心设备的损伤情况，同时也关心着同事们。那个年代设备比人更重要，有仪器的房间不能随便进去，所以我们先去的人都很自觉地在研究所大楼走廊里找块地方为一家人安个可坐可卧的“小家”。研究所大楼过道里有点像难民营了。看到这乱乱哄哄的现象，所领导决定开一些房间让大家进去休息，同意各自打开办公室，或是打开仪器少的屋子，让大家休息，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白天的工作几乎全停了，大家议论的全是关于地震的传闻，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这次地震前的海城地震，据说是成功预报了的。听说有个县城为了让大家离开屋子，有意在广场上放电影，因此地震发生时没有什么伤亡。我们中国人能成功地预报地震引起世界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曾十分自豪，怎么这次这么大的地震都没有一点信息呢？我们在北京，距离当时还不知道的地震中心的唐山有100多公里，但是仍然听到“那里的墙倒了，砸死砸伤了什么人”等等传言。政府的信息证实唐山市是这次地震的中心，小道消息骇人听闻地说唐山在这次地震中全完了，几十万人口的伤亡，政治、经济损失也是不可计数的，为这个共和国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研究地震突然间成了当前的头等大事。

　　研究所的人毕竟是科学家，虽当时头上都压着顶“臭老九”的帽子，但个个“未敢忘忧国”，都感到地震这头等大事和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对接”，都想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在中国地震预报科学上取得新突破。研究所的不少人开始跃跃欲试：说穿了，地震不就是地壳上的几大板块挤来挤去，摩擦碰撞引起的吗？挤来挤去就发生移动，摩擦碰撞就会起电发光，这些物理参数的变化，我们不是也可以测量吗？于是乎，我所在的物理所和科学院的其他所都纷纷成立了地震的科研小组，有些还得到了政府及院里的支持。一场几乎是全民性的地震研究热潮轰然兴起。研究磁学的转去测地磁场的变化，研究声学的想方设法测地声。测量电阻是大家都会的，许多人便在地面埋两根电线，天天测量地电阻。高能所能测量放射性，就到一些井中测量氡含量的变化。最简单、人人都能做到的就是测量水井中水位的变化，哪天上升了，哪天下降了，有没有突然的变化。动物所的人则日夜密切观察动物的反常。最有意思的是学光学的人，怎么测“地光”呢？听说唐山地震时，有火球乱窜，也有异常的“地光”，而地震过后这些都消失了。于是，研究光学的人便分成了几组，一组用光干涉的办法测量岩石的移动，这还是蛮科学精密的，关键是选好参照物和真正与大地接在一起的岩石；另一组，有位能人则想到了看天空中的“云”。他说：“云是大地的镜子，大地的变化会在云中反映出来。”一时间，仰望蓝天，观测“地震云”，抓拍“地震云”成了时髦的事。说起来蛮有道理，可究竟什么样的云是“地震云”？哪块云彩对应着哪处呢？最关键的什么时候震呢？这些都让人不可思议。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内行的人们还在怀疑的时候，媒体却报道说不只中国有人研究地震云，日本也有专家在研究，并且出了书，于是中日双方还展开了交流。为了让大家信服，还说某年某月某日，通过地震云的观测，他们成功地预报了“巴西”的一次地震——同志们那可是地球另一半的地震呀！专家无能就搞群众运动。在研究所云集的中国科学院里，地震研究被其实仍然是外行的所谓科学家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些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了。

　　唐山地震其实给“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的中国一次巨大的震动，震波涉及科学研究、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深入到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的内心。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让人们产生了太多的联想。周恩来、毛泽东的去世为中国的政治留下巨大的真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走，成为当时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种功法，所谓的大师的出现开辟了空间。

　　我们在所里搭造的地震棚中度过了炎热的夏季和并不凉爽的秋天。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冷，人们的热情也不那么沸腾了。许多非专业的地震研究小组停止了他们的研究，人们逐渐搬回到原来的楼中。再往后，说唐山没有死那么多的人，唐山又站起来了。也就没有人再提“地震云”了。再往后，热闹一阵的特异功能研究也自消自灭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强大武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那场全民测震潮，我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

admin

山村，在地震余波中

凸凹

      
　　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14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家乡是京西百花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均是巍峨的青山，俯瞰之下，村子小得像一粒豆荚。25户人家——25颗豆子，紧凑地排列在这粒豆荚之中，享受着一种封闭下的安静。

　　1976年7月28日那天夜里，窗台上的油灯凭空就跌在地上，碎了。全家人被破碎的声音惊醒了，在黑暗中，母亲说：“该死的老鼠。”

　　我们也附和着说：“该死的老鼠。”

　　都以为是老鼠偷吃灯油时弄出的闪失，感叹了几声之后，就又睡熟了。

　　几天之后，从山外传来一个骇人的信息，说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地震了，山崩地裂，死了很多人。

　　问怎么个多法，传信的人说：“海了去了，用卡车拉尸体，一车接一车的。”

　　这个说法把人镇住了，好半天，人们都不说话。我的眼前，出现了卡车拉尸体的幻景，一辆接一辆的，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吓得我手心里的汗直往地上淌。

　　母亲似有所悟，说：“怪不得咱家的灯台早不打晚不打就那天打了，原来是地震震的。”

　　接下来，学校就放假了，是无限期地放假。校长说，到底啥时候开学，他也是不知道的。

　　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了，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那所中学在村外的垭口，有近十里的路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走路，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硌得生疼，已经有些腻烦了。

　　地震给了孩子们一个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睡大觉了。

　　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第二天村支书就在场院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他说，公社领导说，地震还没有震完，到底啥时候震完，领导们也不知道。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有人都不能在屋里睡觉了，都要搬到开阔地带，啥是开阔地带？就是咱脚下这爿场院。

　　最初的日子，还没有搭防震棚，人们就在露天地里过夜。场院里有一堆堆上年的谷草，把谷草平铺了，人就睡上去。我从小就喜欢裸睡，身上要一丝不挂。这样和衣卧在场院上，身上像爬满了虱子，痒痒的，横竖是睡不着。我恼躁得不成，对父亲说：“我是不怕死的，我要睡到屋里去。”

　　“你敢！”父亲说：“你要是敢到屋里去睡，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后来我发现，全村人几乎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都不习惯这个睡法。一些老人竟不顾村干部的阻拦，死活是睡到屋里去了。他们说，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咋死都是死，横竖不受那个洋罪哩。

　　爷爷奶奶可不管父亲是不是村干部，也执拗地睡在屋里。这就更助长了老人们的脾气。

　　父亲急了，把两个老人从屋里扛了出来。

　　爷爷气得直骂娘，一声高过一声地，惹得周遭一片笑声。奶奶悄悄地拽他的衣角，“别再骂了，你就给咱留点面子吧。”

　　爷爷终于纳过闷来，摇摇头说道：“真是气糊涂了，原来骂了半天你。”

　　老人家从此蜷曲在地上一动不动。日到中杆了，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像死去了。

　　父亲踅过来，轻轻地叫道：“爹，爹……”

　　横竖也叫不应之后，父亲就去搬动老人的身子。老人倏地就吼出一嗓子，“我还没死哪！”

　　这让我心中一震：平日里爷爷是很端庄的一个人，咋突然就变得无赖起来？

　　父亲的表率作用到底是起了作用，那些回到屋里去的老人们，均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场院上。所谓回，也是被他们的儿女们像我父亲那样，撵出来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要求进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不济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只要是组织上有要求，只要是领导上有垂范，他们是羞于落在别人后边的。

　　非常不情愿地睡在露天的干草上，由于没有睡意，就干脆陷入冥想。

　　起初总是想那一车一车的尸体，想那尸体里一定有身材袅袅，眉儿弯弯的漂亮女孩子。于是心头一皱，可惜哩！

　　为啥可惜？家乡这个小山村，只有薄地，只有粗粮，穷得许多汉子都说不上媳妇，如果能从唐山城拉一车活的回来，成家生子，岂不两全其美？

　　可是……

　　我开始感到，老天爷真是很厉害的一尊神，它作弄起人来，是很任性的。

　　到了后来，我像中了魔怔一样，总是想跟死亡有关的事——唐山那里的尸体毕竟缥缈，而身边的死人却真实得有名有姓。便开始按记忆的顺序，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事件——

　　第一个，就是曾祖母之死。

　　曾祖母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太太，都87岁的高龄了，还能很利索地走路。她的两只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但登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却准确而稳健。好像她的脚底上长着一双眼睛。看这个架势，她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

　　但是，冬至那天，她突然对爷爷说：“你把我的装老衣裳搁在我身边吧，我该要上路了。”

　　所谓上路，是农村对死亡的一种说法。于是，爷爷大吃一惊：“你可别吓唬人，身板这么硬朗，哪会说走就走呢？”

　　曾祖母说：“我自己有感觉。我爹跟我说过，老而不死便为贼，我想，再不走，就要烦腻人了。”

　　爷爷不想忤逆老人的意志，便把装老的衣服给她搁在了身边。

　　那是一身崭新的青布衫裤和一双麻底子合脸的青布鞋。

　　第二天一早，爷爷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打开老人的屋门的。

　　只见老人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抄着衣袖端坐在土炕之上，双眼轻合，面色安详，似在梦境之中。

　　爷爷叫了几声娘，见没有回应，便去摸她褪在衣袖中的手腕。

　　不仅没有脉搏，还冰凉得跟冰一样。

　　老人家真的上路了。

　　由于老人家走得如此从容和安详，以至于爷爷都感不到悲伤了，他把老太太的死讯很平静地通知了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怀着对死人的畏惧，战战兢兢地尾随着母亲进了老太太的屋门。

　　但看到她那副安静的模样，我满怀的恐惧竟悄然消失了——原来死亡竟可以这么美丽！

admin

在那一刻，我对老人家产生了肃然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去，重重地给她磕了几个头。那一年我才五岁。

　　想到曾祖母之死，我好像对村里老人们的举动有了一些理解——之所以即便是余震不断，他们也要睡在自家的房屋里去，看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真的是不怕死了。

　　第二个，是堂大伯之死。

　　堂大伯小名叫柱儿，人长得且高且白，站在那里清清爽爽。俨然就是一棵拔地而起的立柱。所以，他如果不叫柱儿，恐怕没人可以叫柱儿了。

　　他是村里第一个到山外去当工人的人。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技术员。

　　他在那里娶了一房媳妇，就地安了家。所以，见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年关，他回老家过年省亲。

　　大年三十的酒肉都预备妥帖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咱爷俩窝在热炕上好好喝两盅吧。”

　　他却说：“你老先喝着，我出去散散心。”

　　他踅到村西的水井边，欠着屁股坐在井台上，从怀里摸出一管笛子，呜呜地吹了起来。

　　在寒冷的风中吹笛子，他显得很孤独。

　　我玩耍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个情景，感到他有一种怪异之美，更感到他虽然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却不属于这里。我那时才仅仅四岁，竟有了这样的想法。

　　第二次见到他，也是在年关，他带回来一房新妇。

　　新媳妇也是清爽而白，笑容嫣然，能把人的魂勾了去。

　　管这样的美人儿叫大妈，我叫不出口，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傻傻地笑。

　　看得出堂大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炒花生。

　　奇怪地，村里很少有人去他那里讨喜酒喝，一提到他及他的新妇，许多人都摇头，甚至露出恨恨的样子。

　　过了六七年的样子，才见到他第三面。他和他的媳妇还是那么年轻，身后却拖着一群儿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像花儿一样精美。

　　他的生活如此之美丽，迥异于山里的世界，让我生出纳罕，虽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我却很思念他——每到年关，如果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会下意识地说道：“堂大伯咋不回家过年呢？”

　　见到他的最后一面，竟是他的遗容。

　　那天，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年，一辆卡车沿着崎岖而窄的山路摇晃到村前，车上躺着一副黑漆棺材。棺材里躺着的竟是堂大伯。

　　人们拥上去的时候，堂大妈率着她那一群如花的儿女，齐刷刷地给村里人跪下了。

　　祖坟坐落在山顶的一爿平地上，要想把堂大伯安置在祖坟里，需要村人帮助。我父亲等一干青壮年互相过了过眼神，毫不犹豫地就把堂大伯的棺材掮在了肩上。他们嘟囔着：“人都没了，还计较个啥？”从他们的表情和话语里，我感到山里人尊重死者。

　　堂大伯的父亲挤进人群，“先莫抬他，让我最后再看他一眼。”

　　打开那厚厚的棺材盖，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堂大伯。堂大伯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但他的肚子却膨大的像一口锅，为了把他弄得安妥些，身子的左右、头上脚下都塞着一床床的棉被——因为他温暖到了极点，所以他的面容无一丝凄苦，妩媚得像正做着一个美梦。

　　堂大伯是因为肝病导致腹水而去的。应该说，最后的日子，他是很痛苦的；居然没有看到痛苦的影子，要知道，他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啊！于是，村里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发出一片真诚的欷?。

　　堂大伯的父亲，整了整儿子的衣领，平静地挥了挥手，“送他走吧。”

　　灵柩移动起来了，堂大伯的那群如花美眷开始放声号哭。但是整个过程，堂大伯的父亲却始终平静如初。儿子虽然枯瘦地走了，但他身后的人儿却个个鲜亮、腴润——他走得好不亏心哩。

　　老人嘟囔道：“他日子过得太好了，要啥有啥，自然就短寿哩，老天爷长着眼哪。”

　　面对亲人的死亡，老人竟如此想得开，我的心受到一次强烈的触动。什么叫“老天长眼”？依老人家的逻辑，就是：因为死亡，给人间带来公平。

　　第三个，就是邻居天林之死。

　　天林跟我是同族同姓，因为旁系得远了，亲情的浓度就淡了。所以，虽然按辈分他还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这一辈人还是管他叫天林。

　　天林有兄弟四个，他排老二。

　　他成家之后，父母只分给他一口铁锅和几只碗。虽然已是冬季了，父母连过冬的口粮都舍不得分给他一把。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娶父母指定的那个女子，而是娶了他喜爱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一个女孩。那时，还有唯成分论的味道，成分不好的人家在村里受歧视，没有地位，就连工分都是给最低的一档。

　　父母嫌他不争气，给扫地出门了。

　　只有自己借钱盖房子，只有向村部借粮度冬日。

　　由于家庭基础不好，媳妇的工分又低，无论天林多么勤勉，也堵不上亏空。

　　但天林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忍受不了人们在背后对他的戳戳点点，便缩衣撙节，从牙缝里抠出收益来还账。

　　他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他每日的吃食，总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那时讲究学大寨，开山造堰田，要把穷山变成米粮川，所以，每日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那些青壮劳力，为了能撑持下去，即便是家境再不好，中午也要带些能挡嘴的干粮。可是天林却不，整个冬天，他每天的干粮却是两个柿子。

　　到了中午，他远离人群，窝在草窠子里，用震裂了虎口的手紧紧地捧着那两只柿子，偷偷地吞下去。

　　大伙知道他的情境，心里极不是味道，干活时，就给他分派一些省力气的活。但是，他执意要抡大锤，“都挣的是一样的工分，咱凭啥要人家照顾？”他生气地说。

　　后来，他就不会笑了，每日青灰着脸埋头干活，麻木得像一头牲口。

　　那天，轮到天林当放炮员。炮捻子点着了老半天了，还没见炮响，有人就说：“天林，你是咋搞的，到底是点着了没有？兴许是脚底下没劲儿，草草地就往回跑吧。”

　　话音未落，天林噌地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

　　我父亲一把拦住了他，“别冒失，再等一等吧。”

　　天林的脸色很难看，说：“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他挣脱了父亲的臂膀，一下子就窜出去了。

admin

不久，就听到一声巨响，不久，就见到天林的一只断臂飞到人们的眼前。

　　父亲失声叫了一声，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到那个说怪话的人脸上。“你个孽障！”他骂道。

　　事后人们分析，天林自尊的背后，是强烈的自卑，苦难的日子，使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亡，是他期待之中的。

　　天林的死，当时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

　　“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天林这句话，久久地在我心里萦绕着，感到，人有时并不畏惧死，不可承受的却是生活对人的折磨。

　　从这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子就老了。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同龄人明雁之死。

　　明雁的母亲屁股出奇地大，如果她坐在那里，从背后看去，她身体的轮廓，就只剩下一爿大大的臀座了。因此，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口气就生了四个孩子。但是，在家里却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她生下的都是女孩。明雁的祖父、父亲都是独根单传，有断香火之虞，对男孩便有特别的期待。怀上明雁的时候，母亲对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你要好好待我，这一次，我准会给你生个男孩。”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明雁的父亲，便不让婆娘出工了。

　　在七个月头上，明雁母亲好好地就摔了一跤，身子疼得厉害，窝在炕上不敢动弹。

　　“你要是给老子把儿子弄掉了，看我不打折你的腿！”明雁父亲愤怒地说。

　　于是，热炕，红糖，鸡蛋，小米，精心地调养。但刚到八个月的日头，还是早产了。

　　明雁生下来的时候，比猫崽大不了多少，黑红的一团，不哭也不睁眼。农村有“七活八不活”的说法，明雁父亲，连连叹气，彻底绝望了。

　　他连着三天不进产妇的门。

　　第四天，产房里传出了哭声，既有孩子的，也有大人的。

　　明雁一岁一岁地长大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虽然长了年龄，但却没有长大了身膀。

　　瘦，小，却机灵。

　　因为被父母百般呵护，明雁有跟别的孩子不同的脾气：自尊、任性、敏感，还有一点点自私。他听不进别人的话，看不得别人的脸色，容不得别人动他的东西，且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爷爷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可别学明雁，他那样的人，活得长不了。”

　　果然就应验了爷爷说的话，明雁小学五年级那年就死了。

　　他的死因很简单，就是他母亲担心他被淹死，而不让他到河里去玩水。

　　村里那条小河，是山里孩子的福地，一到夏天，孩子们就在那里撒欢儿。

　　而正是这个孩子们快乐的季节，明雁的父母却加强了对他的管束——一旦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母亲就大呼小叫地沿着河边寻他。一旦在河里找到他，他的母亲便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揪回去。我们都感到奇怪：他母亲既然那么娇惯他，咋就那么舍得揪他的耳朵？

　　更奇怪地，越是揪耳朵，越是不能管束住他到河里去的意志，相反，明雁学会了跟母亲兜圈子——在河里玩的时候，他会把衣裤脱在对岸，一旦听到他母亲的叫声，他便会老鼠一般迅疾地窜到岸上去，从与母亲相反的方向溜走了。

　　虽然逃过了母亲的捕捉，但是回到家里，仍然逃不过责罚。

　　虽然屋里只有母子二人，但母亲仍然没有放过他，依然像模像样地揪他的耳朵，且嘴里还叫嚷着：“看你还长不长记性。”

　　依然是不长记性，依然是逃避了监视下到河里去。

　　这一次，母亲已摸清了明雁的形迹，径直走到了对岸，把明雁的衣裤统统拿在了手里，尖利地喊道：“明雁，你给我回家！”喊完之后，便拿着明雁的衣服头也不回地走了。明雁失声说道：“这下可完了。”因为山里人戏水，均是脱得一丝不挂的；而这时的明雁，已是进学堂的少年了，光光地在岸上走，惹得沿岸的女孩子们惊惊咋咋地叫；我们男孩子则喊道：“明雁，你真可怜哩！”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双手捂在小腹下，泪无声地流下来。

　　这种缘自母爱的羞辱，让他难以承受。

　　明雁本来已走离河岸很远了，却突然跑了回来。一猛子扎到那个有着厚厚的淤泥的河湾里。

　　久久不见他上来，我心里一震：明雁出事了。

　　待大人们把他从淤泥中捞上来，他已经铁青着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