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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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报道

　　29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才终于简短报道：河北省唐山至丰润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该市受到极大破坏，并波及京、津两市。简讯没有提到人员伤亡，但大家凭直觉都认为肯定会死不少人！

　　很快，位于城东部的马圈长途车站就成了蜂拥的热点地区——所有在唐山和天津有亲戚的北京人都急切地赶往。马圈长途车站每天各有一班通往天津、唐山的长途汽车，除火车以外，这是惟一通向灾区的渠道。

　　从市区通向马圈的路途并不顺畅，原本就非常狭窄的崇文区街道，一夜之间布满了简易的塑料帐篷，35路和23路两条通向马圈的公共汽车缓慢地向东爬行，担心赶不上班车的乘客就哭喊着请求司机开门，上不去车的便哭天抹泪地纷纷向数公里以外的马圈方向跑去。

　　然而，通向津唐两地的长途车站停运了。因为目的地方向的道路被震毁，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且有限的道路资源，必须优先让给救援部队使用。火车呢？通向同方向的车次同样停驶。在通讯设施极其落后的年代，交通瘫痪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最后，一些人就选择自行车，日夜兼程地赶往心中挂念的亲人居住地。
　　北京东郊火车站外，附近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和市民都聚拢在站台外的铁栅栏处，看着从灾区运来的伤员，重伤及时送往市内各医院，轻伤又转往其他城市，显然全北京的医院接待能力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唐山及周边地区的灾民开始大批地涌到北京，有关唐山地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从7月30日开始，北京市的交通、卫生等许多部门纷纷组织了大量的机关工作人员奔赴唐山去“抗震救灾。”

　　露宿街头的生活

　　全北京的各个角落，如同雨后春笋，迅速冒出了成片的简易帐篷，渐渐地原材料不再是单一的塑料布，而是铁皮、木板、油毡、苫布，所有能够遮风挡雨的材料土法上马，全部派上用场。后来，这些建筑物中有不少顽强地遗留下来，长期成为北京人口稠密的旧城区一个独特景观。

　　楼前、巷口自不必说，各个公园一律辟成临时避难所。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崇文区，昔日空空荡荡的天坛公园，星罗棋布地成了崇文区市民的最大新社区。地铁站口也是众人青睐的理想栖息地，不仅安全，而且凉风习习。

　　四个月前刚刚爆发“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帐篷的海洋，曾被花圈紧紧簇拥的纪念碑，如今被帐篷死死包围了，甚至连天安门观礼台也没有放过，只要是远离高大建筑物的空地，都被有家不敢回的市民一块不剩地统统占领。

　　露宿帐篷，最大的困扰还不是嘈杂的噪声，而是蚊子的叮咬。连日的暴雨，使蚊子家族如虎添翼，它们每晚都有享用不尽的盛宴。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露宿，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了那幢看似非常结实的安化楼，躺在宿舍的床上，但很快被值班的巡逻人员唤醒，劝说到室外。

　　工厂停产了，只有值班人员，还成立了急救站，搭起了集体防震棚。所有住在宿舍的外地职工，一律从苏式的高层安化大楼撤出，睡在大通铺上，昔日灯火辉煌的安化楼居民楼，变得冷冷清清。

　　不仅是崇文区一隅的安化楼，即使是熙熙攘攘的东四、西单这样繁华地区和素有“中华第一街”之称的王府井，高楼大厦里也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两间亮灯，估计是临时回来取东西，很快也就熄灭了。

　　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后续报道，除“国防部取消了‘八·一’例行的招待会”外，媒体再次沉默。若无其事的电视台，播放着莺歌燕舞画面，刚刚摄制完成的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南海风云》和《雁鸣湖畔》，成了电视台的主旋律。前者歌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如何伟大，后者反映办合作医疗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此外，大型的诗朗诵《理想之歌》也在反复播放。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人定胜天”，拒绝接受国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援助（传说美国和苏联都假惺惺地要提供援助），并号召全体人民“警惕阶级敌人破坏”。

　　民间每天都流传着“今晚有地震”的预言，没有人敢偷听外电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或许即使有也没人敢对外传播。天灾的余威一直没有间断，露宿街头又为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难得大好机会。关于发案率从未正式报道，但从8月15～26日10天里，公开“镇压”（即枪毙）了两批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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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并非世外桃源

　　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地区又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由于正式的消息渠道依旧被封死，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让人惶惶不安。尽管当时没有呼机、手机和互联网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并没有影响传播的规模和速度。一时间，仿佛全国到处都要地震似的。家有外地亲戚的北京人原打算先去躲一躲，后又怕躲此一枪，再挨彼一刀。我无论如何也要回远郊顺义一趟，看看还未返城、依然居住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弟。

　　在交通瘫痪的情况下，我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行车。

　　全程60公里。通县和顺义县境内的农田里，农民依旧在埋头种地，不用担心有建筑物会坍塌下来。等到了王辛庄，我发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

　　白天安心“促生产”的农民，一到晚上就回到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了。虽然农房仅仅一层，但真来地震还是吃不消。特别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郊区农舍，基本都是土坯房，这些简陋的农舍在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后，显然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没有哪位农民兄弟晚上敢于躺在自家的炕上。“白天累得贼死，晚上睡觉还不跟死猪似的，要真是震起来醒不了，可就瞎了。”后院的大妈说。可是，农村的蚊子更多、更厉害，睡觉要不具备“死猪似的”本领，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我家没有搭建防震棚，就与后院大妈家共享用一个。夜半，刚刚要昏昏入睡，突然大队部的广播大呼小叫起来：“请注意！请注意！刚刚接到通知，后半夜可能有地震，请大家不要进屋睡觉！”静谧的夜空，被犹如防空警报的广播所唤醒，显得格外恐怖。人们惊魂未定地坐起来，全然没有了睡意。

　　大妈已经将近80岁的婆婆则一脸安然，据说地震那天夜里她居然就没有出来。其后，这位老奶奶也一直不肯露宿庭院，每天晚上都很镇静地在屋里整理东西，兼负为儿孙站岗放哨的重任。老人安详地说，天塌砸大家。不要慌，要改朝换代了，老天爷要收人了，该收到谁就是谁啦。不过，全家人都为她的不羁言论担惊受怕，“改朝换代”是随便说的成语吗？

　　“七月损失八月夺”

　　几天后，回到北京。整个北京城依然被各种谣传所笼罩，人们每天早晨急切地打开半导体，但是所播放的新闻无非是：干旱使英、法两国森林大火蔓延；洪涝让西班牙、葡萄牙成灾；新西兰民众抗议美国核潜艇靠岸；孟加拉把与印度的河水之争提交了联合国；苏联一中尉驾米格25取道日本，投奔美国避难，以及不结盟会议上，一些国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等等……

　　8月10日晚21点，可能是最后一次传达指示：从现在起至明天上午，请不要进入室内和靠近高大建筑物……

　　以后的日子里，基本是号召团员、青年，争取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立新功；“七月损失八月夺”等。16日传达北京市委文件：在还需提高警惕的同时，交通要道的防震棚先开始拆除。一周后，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工厂掀起了表决心热，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加倍生产，大干快上！”在家中被砸伤的工人也及时回到战斗岗位，表示响应号召，在班组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决心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因为参加了“四·五运动”而受审几个月的青年，终于迎来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保卫科科长语重心长地教导着：“你要争取在抗震救灾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于是，工厂的车间开始加班、加点。厂报、墙报、黑板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老工人揣着病假条每天忘我劳动、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不顾唐山亲人死活而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不只是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全社会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每条街道胡同里的宣传栏，都无一例外地贴满诸如“掀起抗震救灾新高潮”的标语。新闻媒体开始不断推出形势喜人、一派大好的文章，更令人扬眉吐气的是，还报道了中国政府给同样遭受地震的菲律宾捐赠一大笔救灾物资。不过，那时没有号召全民捐款。自然也没有涌现出中国公民踊跃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感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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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远去

　　时紧时松、持续整整40天的各类恐怖谣言，终于止于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经报道，所有关于地震的小道消息全都黯淡失色了。五花八门的防震棚渐渐退缩到院落和公园里，大街上，天灾的后遗症逐步减少了。几乎与地震同步开始的日语教学广播，又重新开播，不过，自学者早没有兴趣，震前为买一本《日语》教材打破脑袋的排队现象不复存在。新华书店里显眼地摆放着新印刷的《日语》教材，但年轻人熟视无睹，匆匆而过。

　　被崇文区居民长期占据的天坛公园里，传出有一株铁树终于开花的消息。可是，随意出入公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必须出示入住这里的出入证，方可一睹铁树开花的芳容。其实这难不倒我，在我们工厂参加“学工劳动”的11中学生，全部家住在崇文区，随便借用一下出入证就可大明大摆进出天坛公园了。别说去看千年开花的铁树，就是祈年殿也畅通无阻。

　　10年后的1986年8月，我从北戴河回来途经唐山时下车。当我漫步在新唐山宽阔的马路上时，感觉脚下处处都是罹难者的白骨。整整十年，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精神恐惧，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辨。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新唐山宛如一个大工地，四处都是推土机、起重机，巨大机械轰鸣声响彻上空。而城南受灾最严重地区，残垣断壁依然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市内的凤凰山凉亭，属于唐山市的最高点。从这里可俯瞰全城。或许是与当地人刚刚交谈完的缘故，我眼里却总是昨天悲惨的一幕：那场浩劫使数十万生命毁于一旦，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死伤者。一夜之间，家园消失了、亲人没有了，露天遍地横卧残缺的尸体，废墟下不断传出微弱地呼救和呻吟，大铲车将尸体成堆地撮起，然后投放城外的一个巨大深坑内，撒上一层石灰后再陆续投放另一车尸体……

　　2000年，我再次开车前去唐山。从东四环出发，不足两个小时抵达唐山，但昔日这路程则让无数北京人骑自行车奔跑了两天！

　　自从1976年唐山新建以来，前十余年基本没有高层建筑出现，大多数建筑均在5层楼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恐怖灾难的淡忘和可用土地的日趋紧张，由银行、税务、保险、电力等一批财大气粗的行业，率先使自己的办公楼鹤立鸡群地傲视于市中心。随后，饭店、商厦等也不甘落后地在那个瞬间就推倒一切的土地上，纷纷矗立起高楼大厦。

　　如今，唐山也同全国所有的城镇一样，房地产开发商把这个呈L形字母的城市外围不断扩充，新的居民小区亮丽、高大，一扫震后建筑一片灰蒙蒙的色调。80年代末期曾高耸的“抗震纪念碑”，如今在市中心竟由“高山”蜕变成了“盆地”。

　　外地人所能看到的仅有几处历史见证之一，就是新华西道南侧河北理工学院保存的一座图书馆废墟。那座生不逢时的图书馆刚刚竣工，尚未内部装修就轰然坍塌了。原本四层的楼房只剩下三层歪歪斜斜地变形的钢筋水泥框架，整整一层被深陷地里。当地人对这一切尽量轻描淡写，或许早已麻木不仁或许不愿旧事重提。

　　我的唐山朋友们，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死伤者。时隔20余年，我依然不敢问身处震中的他们当时的感受，他们也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一句：“唉，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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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深处的震撼

德伟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  


　　我出生在北京什刹海湖畔的一个四合院里。1976年，我13岁。

　　我们这一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降生，从小营养不良。而后在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度过童年，耳闻目睹“打砸抢”、打群架等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现象。懵懂岁月里的一场灾难，唤醒了我们沉睡中的良知，伴随着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日子，我们慢慢长大了。

　　伙伴离去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一对双胞胎同学——国栋、国梁的遭遇。国栋、国梁住在我家后面一条胡同里，我们住的两个院子紧挨着，有一个门相连，北京俗称“穿堂门”或“后院门”。后来流行的词汇“走后门”大概就是因此而来。开始这个门开着，后来因为来往穿梭的人太多，溜门撬锁经常偷东西，大人们就把它堵死了。孩子们对堵死“穿堂门”很有意见，但也没办法。虽然这样一来两个院子里的人来往要绕很远的路，但这并没有影响孩子们的交往。我和国栋、国梁在一个班，又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总在一起写作业。那时候不像现在，孩子们放学后都躲进小楼里自成一统。我们是根据居住位置，分成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然后一起到什刹海河边捉鱼捞虾，有时玩晚了，就在一起吃饭。国栋、国梁的老家在唐山，父母都是老师，工作很忙，但对孩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经常给我们辅导功课。国梁父亲话不多，不是看书，就是干活；而国梁妈大嗓门，操一口响亮的唐山话，总爱说一句：“忒好咧！”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夸奖。

　　国栋、国梁哥俩性格各随父母。国栋好静，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国梁好动，跑得飞快，还参加了业余体校冰球队。地震时正赶上放暑假，国栋随母亲回唐山探亲，国梁参加体校训练，和父亲留在家里。结果，国栋和母亲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从此以后，国梁变得沉默寡言，上完课就去训练。学习小组也散了,那曾充满着国栋、国强小哥俩欢声笑语、回荡他们母亲响亮唐山话的后院，变得寂静无声。转年冬天，不幸再次降临到国梁身上。冰球队到结冰不久的后海训练，冰层坍塌，国梁落水。等教练和路人把他救上岸时，国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两个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国梁的父亲后来也搬走了。临行前，他来到我家，用颤抖的手，把小哥俩用过的一枝钢笔送给我。那枝笔，我珍藏至今。

　　抗震棚

　　地震发生后，大家猝不及防，纷纷跑到开阔的地方躲避。我家附近的疏散地点是刹海湖业余体校的运动场。记得7月28日天亮之后，全院老少都跑到那里，运动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很快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没有带雨具，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一些人开始回家。我们的院子比较大，但都是老房子，地下还有防空洞，当时属于“危险地带”。街道上很快来了通知，说最近还有余震，绝对不能回到屋子里居住！于是，我们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在大院当中搭建了一个足有100平米的大棚，并且集体入住。从此，就开始了住抗震棚的日子。开始时好奇，觉得这种兵营似的集体生活很有趣，同龄的孩子们在棚子里追逐打闹，很是热闹。住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是热，苫布搭成的大棚像个蒸笼，人又多，哪儿都不敢去，挤在一起像煮饺子一样，一觉醒来，浑身上下全是汗；二是蚊子多，怎么都赶不走。用蚊香吧，四面透风的大棚又兜不住烟，只好用清凉油把露在外面的身体涂满。即使这样，也免不了被咬上十几个包。

　　随着天气渐冷，院子里的大棚没法住了，大家都纷纷在院子外面马路边上搭起自家的抗震棚来。搭建地震棚的材料五花八门，大都是各个单位下发的救灾物资。有苫布、油毡、塑料布、毡子、毯子、瓦楞板、钢筋、木料等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抗震棚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胡同里。有大的，好几间房子连着，下面砌着矮墙，里面通着电线，外面涂上油漆，非常漂亮；也有非常简陋的，灰不溜秋，四面透风，像农村西瓜地里的窝棚。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没能留下那些奇特的街景。

　　从1976年7月28日以后，我和父亲一直住在抗震棚里，直到1977年元旦前夕——这是按照母亲的“指示”办的。我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又最小，母亲对我格外操心。记得秋后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叫住正要去上学的我，嘱咐说，今天要格外小心。我很不以为然。母亲却十分认真，告诉我，昨天做了个不好的梦，我家的抗震棚失火了，要多加小心。没过多久，母亲的话应验了。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抗震棚真着火了。幸亏发现及时，不然来个“火烧连营”，那麻烦就大了。这以后，母亲不让我们在抗震棚里点蜡照明。入冬后，有的抗震棚里开始生火，危险性更大了。母亲只让我们晚上到抗震棚睡觉，她每天都要检查几遍抗震棚里的炉子，并嘱咐父亲千万别睡沉。

　　一个初冬的黄昏，我放学回家，天色已暗，却见母亲站在大院门口，正等着我。原来有人在我家抗震棚附近挖了个坑，母亲怕我掉进坑里摔着。寒风里，我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飘扬着，显得非常苍老，心里不禁一阵发紧，母亲才50岁呀！

　　露天课堂

　　1976年9月，我们上初中了。那时候叫“戴帽”初一，还是在原来的小学上。由于地震警报尚未解除，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什刹海体校操场上课。

　　露天学校只上三门课——语文、数学、体育。老师拎着黑板，我们每人带一个小马扎。每个班圈出一块地方，就开始讲课。操场紧挨着马路，环境嘈杂，汽车喇叭声经常打断老师的讲课，大家也无法集中精力。那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早已忘光了。

　　由于在体校操场上课，守着好多篮球场、排球场，所以体育课特别多。体育课实际上就是玩。常常是几个班的孩子一起打球。由此结识了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小叶。小叶的父母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她成了孤儿，被一位好心的体校教练收养，并安排她进入体校排球班，那里有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补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叶发疯似地训练。听老师说，她每天练习滚翻救球几百次，大腿内侧都磨烂了，却从不叫苦。同学们知道了她的遭遇，都很同情。而我则从她忧郁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国梁的影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凑了几元钱，委托老师交给小叶。过了几天，老师拿来一只排球，告诉我们，这是小叶用我们给她的钱买的。小叶说，大家的心意她非常感激，愿意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排球。小叶的个子不高，但防守技术非常好，她的年龄应该和郎平相仿。虽然她没有成名，但经历了那样一番磨炼，相信足够她应付人生的任何挑战了。

　　地震后的四合院

　　从记事起，我们居住的四合院发生了几次大变化。第一次是挖防空洞，第二次是地震，第三次是盖小厨房。

　　挖防空洞把四合院的格局和地面破坏了，地震则使四合院雪上加霜。我们住的院子在挖防空洞时，把原来的影壁、大门、二门、回廊都拆了，地面的方砖也被清除。原来那个古色古香、青藤绕墙的院落变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地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部分院墙坍塌，北屋的两间耳房也掉了顶子。但四合院还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老北京人常说“墙倒屋不塌”，这就是四合院里老房子的一大特色。房屋的结构非常坚固、合理，四梁八柱，而且都是用传统的榫式咬合，即使墙倒塌下来，房屋整体并不垮架。所以，唐山大地震对北京老四合院的破坏并不像挖防空洞时那样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把塌了的墙和顶子修补好就行了。但是地震以后人为的因素，却进一步加剧了四合院的衰落。先是在院子里盖地震棚，后来这些棚子慢慢变成了水泥加砖头垒砌的小屋子和小厨房，每家都自己挖沟修上下水，四合院原有的疏通排泄系统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一些人家还乘机抢占地盘，把外地的亲戚接来入住，原来只有6户人家，猛然增加到13户。人一多，矛盾接踵而来，原先古朴和谐的民风逐渐消失，邻里不和，吵架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有两家邻居还为芝麻大点事差点闹出人命。惟有几家老邻居一直和睦相处。地震后不久，北屋里两位老人先后患脑血栓瘫在床上，他们惟一的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没能返城。我父母等几位老邻居悉心照顾，一直到老人的女儿返回父母身边。后来，我们那个院子拆迁，临别之际，几位老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

　　转眼30年过去，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但是那场地震带来的悲欢离合，那些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那些童年时代的往事，还常常萦绕在心头，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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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底片上的唐山

刘勇谦

      
　　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  


　　在“文革”爆发前，我对唐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次偶然的“看热闹”，才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唐山”。当时血统论盛行，红卫兵造反，一帮半大孩子由着性子胡闹，借“破四旧”四处游荡。随意打砸、抄家，突击查问“来路不明的人”，以揪出各路逃亡的地富反坏右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一天，一队绿军装、绿军帽，腰扎武装带的男女红卫兵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邻居家，盘查一位才从外地来北京探亲的老太太的“成分”。这些十三四岁的红卫兵的举动撩起了我们这些“厌死狗”年岁孩子的兴趣，于是一窝蜂般地围上去。只听一矮个儿女红卫兵对着那老太太厉声讯问道：“你是哪里人？”老太太一张口，腔调真叫逗：“烫扇（唐山）的（tàng shàn de）”。“什么出身？”，“孤（雇）农，散（三）代（gū nōng ，sán dài）”……老太太一脸的严肃，而对话的场面和老太太那拐着弯的怪腔调倒有些像说相声，把我们这些一旁看热闹的小孩逗坏了，开始有孩子模仿老太太的腔调，嘻嘻哈哈地扰乱了战斗气氛——在小孩们眼里，那些红卫兵不过是些比自己大个三四岁的大小孩。因“根红苗正”，老太太一身正气，唇枪舌剑令想讨便宜的红卫兵小将占不到上风，加上一帮小孩的添乱，这场审问草草收场了。就这个话题，这个腔调，却被我们这群些淘气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谈论和模仿，进而创新、深加工成一个“保留节目”，一遍遍地表演，其乐无穷。其实，老太太讲得是地道的唐山话。

　　十年过去了，唐山和老太太那听起来让人捧腹的唐山话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由于哥哥、姐姐相继奔赴“广阔天地”，按政策留城的我便进了工厂，成为一名被许多同代人羡慕的、每月有稳定经济收入的青工。但年方20、精力和热情过剩的我并不快乐，每每看着“文革”的混乱局面，就不禁担忧自己的未来，心情一直比较沉重。而就在这时，就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巨灾，使唐山——那散落在我遥远记忆中的几枚碎片，顷刻之间攒铸为一方巨石，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中，从此再也无法挪开。

　　记得那年的7月，天气热得有些反常，27日夜晚更是闷热难耐，我很晚才回家睡觉。天热，睡得不踏实，迷糊中我忽然觉得床在抖，我在摇，晃动越来越厉害，动静越来越大，桌、柜门、窗都在吱吱地叫着，怎么了？一个机灵，我还没完全清醒，已蹿出了房门。站在院子里，我感觉天光大亮，四周白生生的一片，鸦雀无声，万籁寂静——夏秋时节草丛中昆虫的吟唱喧闹和河塘中此起彼伏的蛙鸣此时全然化为一片静寂；映入眼际的景物无不清晰真切、历历在目：远近的房屋、树木、山坡及山坡上的植被，就连高高大树顶上的鸟窝、悬在空中的电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几点了？夜晚还是白天？我懵懂地站着，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邻居们也慌慌张张陆续从房子里跑出来。“是苏修和我们开仗了！”“是工厂爆炸了！”“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大家猜测、议论着。这时，大地又开始抖动了，地面先震后抖，如同一面被捶打的大鼓，附近老旧的平房嘎吱嘎吱地喊叫起来；电线也在嗡嗡附和着，上下抖动得如同一根被使劲摇动着的跳绳；树枝左右撕扯，发出“嚓嚓”地响动。几秒钟之后，大地平静下来，但见那些地震中响动大的房山上出现了比较大的贯通裂缝，有的房子屋顶甚至开始掉砖落瓦。继而，又有几次小震袭来，但影响不大。令我惊奇的是，几分钟前亮如白昼的天色此时竟又慢慢地昏暗下来，就像一台大戏开幕了，又迅即谢幕了。这时大家全明白了，是发生地震了，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想到，这场让我在睡梦中惊醒，并目睹、感受到奇特景观的地震，对相距几百里外的唐山，却是一次灭顶之灾。

　　回到屋里，谁也睡不着了。不久，天色真正大亮，我像往常一样，与同伴一起赶去工厂。当时京城的北三环路并不宽阔，我们骑着自行车，边骑边聊着刚才发生的地震。一会儿，地面又抖动起来，自行车随之左摇右晃把握不住，人骑在车上像喝醉了酒似的。一些上了年龄的骑车人忙下车，不敢骑了。我们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正是好事的年龄，此时绝不会放弃显示自己车技的机会，骑在不住晃悠、抖动的路上觉得格外刺激。路边的电线边摆动、边呼哨着，路两边的树木和庄稼也不甘寂寞地哗哗附和着。一路上，地面又抖动了两次，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我们对此也没当回事。进了工厂大门，见工人们都散待在院子里。因为厂里有些老厂房的山墙上出现比较大的裂缝，而厂里那座四层高的主楼是当时北三环附近最高的建筑物，为防不测，厂领导不敢让工人进入危房和大楼去工作，人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侃大山，聊地震时的经历和感受。其时，大家对地震知之甚少，谈论的中心点不外乎是自己是否被震醒了；跑没跑到屋外等等，只有一位家住东直门当时北京惟一一座八层高住宅楼的师傅讲述几小时前经历的地震时，脸上充满了恐惧。他家住在那座八层楼的最高层，地震时房子晃动得厉害，人就像踩在一个来回推拉的筛子上，站不稳也走不动，家中不少小物件和暖壶摔到地上。由于楼高，地震时各种感应就远大于住平房的，所以师傅对地震的确已是谈虎色变。

　　正聊着，厂部来了通知：“地震警报没解除期间，工厂由护厂队巡逻、管理。工人们先回家，以后每天还要准时来厂报到，听候安排。”一听说要组织护厂队，青工们都有些跃跃欲试，平日里被牢牢拴在车床和台钳旁的青工，都希望有这么一个男男女女凑在一起神侃联络感情的机会，何况听说参加护厂队每天还会有免费午餐呢！兴奋归兴奋，护厂队可是一种荣誉，这样的好事永远不会落到我们这些“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头上。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不少大人领着孩子，已经开始投入抗震棚的搭建，一片热烈、忙碌的场景。不日，抗震棚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在路边、广场、居民楼周边空地、四合院内外，成为北京最为抢眼的风景。在当时那个人们的表情、服装无比单调的年代，地震棚的样式却称得上是“百花齐放”：有人把抗震棚搭建得既像冬天存放大白菜的地窖，又像大庆油田的“干打垒”；有人就着几棵树拉起铁丝或绳子，像晾晒衣物似的把能遮风挡雨的塑料布、油毡展铺在上面；还有人干脆搬出一张床，竹竿捆绑在床的四条腿上，顶上展开一块油布，像撑蚊帐一样……各式各样集体亮相在各处空地上的抗震棚，其中多数是以东拼西凑材料建成、难挡风雨的“业余产品”。当然，也有的抗震棚用材精良，建得既专业又实用，还有的抗震棚干脆就是展开的一顶顶野营或军用帐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作单位的性质和家中劳动力的结构决定了抗震棚质量的优劣，而搭建抗震棚的过程亦不乏为一个表现人们不同职业技能的机会，教数学老师对抗震棚的长宽及材料进行了黄金分割计算，找出优化面积和用材；研究物理的先生运用力学原理，以最简单的方法加固抗震棚。在捆绑抗震棚的横梁和支柱上，能见到高空作业的架子工的专业铁丝箍、木匠师傅打的榫、三轮车夫勒货的麻绳扣等等，人们发挥专长，各显身手。

　　我们单位给职工发的“抗震材料”是几根木料，因为厂里有个车间生产体育用品，木材有储备。看着这几根长长的木方条，我有些犯愁，这可怎么拿自行车往家里运呢？这时，一位大我几岁的师傅凑过来给我出主意，其后便与我商量这几根木料未来的用途。师傅到了成家的年龄，结婚的家具还没有着落，那年代多数东西凭票供应，家具票少大家抓阄碰运气，当然是“肉少狼多”不够分，况且普通工人收入不高，多少年一贯制就是每月三十几元人民币，相形下家具就显得很贵。厂里盛行自己动手打家具，有结婚计划的师傅正在四处踅摸木头，现在发的这几根建抗震棚的木方自然被锁定为他们计划中打家具的用材。师傅打家具正缺几根木方条，想让我地震过后把几根木头支援给他的家具计划。在师傅的帮助下，那几根木方条绑上了自行车。当我骑车驮着那几根木条晃晃悠悠行进在马路上时，注意到因为携带抗震棚材料而左摇右晃的自行车比比皆是。

　　地震后的几天，大小余震频繁，地动，房动，人也动，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一场场瓢泼大雨就像与这些余震约好了似的，你刚唱罢我登场。暴雨下得天白地白，且来去匆匆，瞬间地上积水成河，暴雨刚过又烈日当空。闷热一直充当地震的帮凶，成群的苍蝇、蚊子白天黑夜轮班袭扰人们。我家抗震棚顶部的塑料布因承受不了雨水的重量，几次坍塌，把当时正在棚中抗震的家人一个个地搞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当然，抗震期间也有乐和：地震给大人、孩子放了长假，不用上学，不用可钉可卯地上班，我也不用成天泡在车床边，真是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为防不测，一家人都尽量躲在棚中减少外出，没想到的是，住在高楼的亲戚没地方搭地震棚，汇集到我们家的抗震棚避难，平日冷清的家在闹地震的日子里反倒热闹非凡。

　　夏去秋来，天气由热变凉，工厂已恢复生产，社会秩序逐渐复原。遭地震毁灭的唐山虽然仍是大众的话题，但毕竟地震、抗震棚已经一步步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遍布四野抗震棚陆陆续续地被拆除，曾为我家抗震棚出过力的那几根木方，后来真成为师傅结婚家具上的栋梁之材。当然，震情解除后，仍有些零零散散的抗震棚固执地牵引着人们的视野，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能见到那些久未有人光顾、也懒得有人理睬的抗震棚，它们在风吹雨打中一天天地残破，最终随着城市全面整容而彻底淡出都市的面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城里四合院中落脚的抗震棚大多非但没有因为地震警报的解除而完成使命，反倒几经翻修而长久地存留下来，成为住房面积紧张、经济条件也拮据的市民们改善拥挤居住条件的惟一途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地震闹得最凶的时候，这些在北京城内大杂院、四合院中被人们见缝插针搭起的抗震避难棚，理直气壮且别无选择地占据了院落中的必要空间，破坏了历史名城传统院落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但震情缓解之后，这些碍眼更碍事的简易棚却真正派上了用场，住房拥挤不堪长久以来一直是无数百姓挖空心思企盼解决的难题，抗震棚的出现则“歪打正着”地为住房狭小而一筹莫展的困难户拓展出有限的居住空间。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无论是北京城外已经消失了的各式各样的抗震棚还是城内院落中至今遗存的“院中房”，都能勾起我对当年的那场地震和抗震棚的记忆。一场巨灾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灾害的后效应却往往要久久延续、存留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使传统四合院面目全非、文化韵致荡然无存的抗震棚，不啻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余波的历史记忆和岁月遗骸。

　　而压在心头化不去的阴影更是唐山。

　　大震后的一段日子，“地震”成为人们聊天必及的话题，而“唐山”更成为大家谈资的要点——因为它是这次大地震的中心地带，经历了大震的唐山已不是一座城市，而变为一片废墟。其时，社会上关于唐山的传说耸人听闻：唐山发生了八级、九级、十级甚至更高级的地震；路面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汽车掉下去了，口子又合上了；几层的大楼，一转眼就成了预制楼板堆放处了；煤矿全完了，矿工都闷在井下了，几万人哪；从地上的裂缝就可以看到地下的煤矿；城里死了几十万人，近百万人，一百多万……流言四起，越传越恐怖，使我们这些原本没拿地震当回事的年轻人也开始心里打鼓、疑神疑鬼。一遇风吹草动，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是地震，真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味道。护厂队的俩队员去“方便”，其中一个家伙如厕练慢功，另一个捣蛋鬼等在外不老实，边等边敲敲打打，动静闹大了些，厕所里的那位愣头青以为真是地震来了，“练慢功”的心被吓飞到九霄云外，不顾一切地窜出来……成为工厂里广为流传的笑料。抗震期间还出过其他笑话：一位师傅在工厂值班，要孩子当晚把所需的物品送去。天已经大黑了，男孩骑车飞驰在北三环路上，不宽的路中央上方悬挂着一盏盏昏暗的路灯，七八月天，路两旁齐刷刷一人高的玉米地，零星的农民土房，显得偏僻、阴森，男孩有点紧张，尽量把车骑在路中间。不久，一只只蹲在路上的猫引进了他的警觉，走不远就会碰到一只，一会儿又是一只，一路上，他着实遭遇了不少只猫，看得他心里直发毛——这动物都出来乱跑会不会是另一次地震的前兆呢？见到父亲，他把一路所见一说，父亲哈哈笑着帮他解开了疑虑，原来是由于庄稼地里有各种昆虫，不少驱光的昆虫一到夜晚就会聚集到灯光下，猫不过是就着灯光捡点便宜——吃昆虫，所以每盏灯下至少会蹲一只等晚餐的猫。这是当时三环路夜晚的一景，与地震没有必然的关系。夸大事实的流传、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使全社会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们的地震科普知识贫乏，加之当时老百姓得不到准确的震情信息，怎么会不主观臆想、猜测，以致人心惶惶呢？

　　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地震毁灭了唐山，吞噬了20多万条人命，许许多多的人因这场大灾难而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无论从人员伤亡到财产损失都给人类留下了无比深刻的教训。面对地震预报这个目前世界各国地震学家尚未成功破解的难题，面对各种各样威胁人类健康生存的自然灾害，究竟怎样做才可能降低灾难的危害程度呢？30年前发生的唐山地震，一下子就震乱了社会的平静，震慌了百姓的心绪，面对大灾全国上下乱了方寸，几亿国人患上了地震恐慌症，这与人们对地震知之甚少，全社会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微乎其微，缺乏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有直接关系。弹指之间30年过去了，如今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今非昔比，但在地震知识普及、防灾救灾方面，全社会宣传的力度和对灾难的应急能力如何呢？如果再次出现类似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巨灾，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这恐怕依然是曾经历过那场大灾的人们这么多年来的担心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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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哉命亦乎？

陈建功

      
　　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30年后见到了黄越，她还是十四五岁时那副憨厚实在的模样，嘻嘻哈哈，质朴随和，乐天知命。她已经从唐山调来北京了，因为她的夫君在北京成就了事业——她的先生叫王拥军，年轻的脑内科专家，全国青联委员，先是在宣武医院当脑内科主任，后来出国当了一段访问学者，回来出任天坛医院的副院长。王拥军大概也应该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而黄越，我时不时就会和她开玩笑，我说，幸亏我妈邀请你和你爸一道回家乡，不然你今天的“荣华富贵”全是一场空啊。黄越当然总是开心地哈哈大笑，回应道：“就是就是，要不说梁阿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呢！”

　　黄越的父亲黄忠民，唐山矿冶学院的教授，和先父应该是中学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拜过“把子”，但亲如兄弟是千真万切的。从少年时代，他们就在一条街里泡。现在那条街还在，是我的家乡广西北海临近海滨的那条老街，现在已经成为了游客们观赏旧中国南洋风格街巷的观光地。在旧中国，先祖父的生意做得颇大，当时是北海市的商会会长。据先父说，祖父为人任侠豪爽，仁慈忠厚，每到饭口，家里总是要摆两桌席的，一桌，家里人吃，一桌，待客。于是，每到用餐时间，先父及其姐姐们的好友、同学，有凑热闹的，也有“吃大户”的，反正总是来至家中，吃饱喝足再说。少年时代的黄忠民，家境如何我不知道，但没少置身其中凑热闹，这是他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的旧事。唐山地震后，黄忠民黄越父女滞留北京，好几次和我家人一道用餐时，忍俊不禁：“啊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是要当你们陈家的老食客呀！”

　　黄忠民叔叔和先父一道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正逢内战烽火燃起，两人似乎还有一段携手投奔共产党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干下去，不详。解放后，先父从广州的大学里读书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大学教书，而黄叔叔，则到了唐山矿冶学院。北京唐山相隔不远，两位“发小儿”一次次见面的场面，还在我脑海里历历如昨。黄叔叔性格活泼，粗声大嗓，不断地开玩笑，先父虽也风趣，但好像总是要保持一点兄长之风。黄叔叔一到家中，两人谈笑风生，议古论今，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的时代，也百无禁忌。大约到了60年代，我们全家看到了一张寄自唐山的照片，是黄叔叔和“小陆”阿姨的结婚照——那时的结婚照简朴得很，没有西装革履婚纱曳地，只是一个中山装一个列宁装，肩贴肩如革命战友模样而已。越一年，又寄来了一张照片，中山装、列宁装中间，是一个胖头胖脸的大娃娃，这就是黄越了。

　　1976年初，先父结束了江西“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回到了北京，因为工宣队要抓“落实政策”的典型，他也沾了“典型”的光，算是把几十年“特务嫌疑”的帽子给摘了。尽管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天安门事件”的压抑中，我家的气氛却优先宽松了起来。大约已有十几年没有返乡的母亲便设计着要趁暑假之机带着我妹妹回乡省亲。母亲是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父亲有些不放心却又不敢向工宣队告假，于是便去信询问黄叔叔是否愿意一道同行。这邀请正中黄叔叔下怀，暑期一到，黄叔叔即携黄越来京，与我的母亲妹妹，一道衣锦还乡去也。

　　那年我27岁，已经在京西煤矿当了8年工人了。3年前在井下出了工伤，被矿车撞折了腰，一休就是一年。工伤后没法下井了，被派到辅助部门率领老太太们筛沙子。恰逢“四人帮”们开始搞“阴谋文艺”，写“反走资派”题材的小说，要请几个工人阶级的“笔杆子”来捉刀。尽管我那时还背着“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嫌疑，但毕竟有点舞文弄墨的特长，似乎还是可以利用的。于是，把我派到北京城里，参加有关的文艺学习。这于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当时我的女友，亦即后来的妻子正在山西临汾做“工农兵学员”，暑期探家回京。我趁机泡在城里，名为公差，实为恋爱。妈妈妹妹又回乡去了，刚刚被“解放”的父亲则忙于“斗批改”，要好好表现表现。我岂不正好天天泡在女朋友家中做实习的东床快婿吗。

　　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一切也就是说说而已，虽然一天到晚泡在女朋友家，举止还是规矩得很。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有些后怕——那天晚上因为聊得晚了，而我家又在西郊，便留在女朋友家住下。我住在女友的房间里，而女朋友，则到她妈妈房间搭铺。倘若那晚上不规矩，有点什么西厢故事，到凌晨时突然天怒人怨、地动山摇，双双从一间屋里跑出来，岂不狼狈？我还记得那天天气奇热，躺在床上久久难眠，最后找了一本书，看着看着，昏然入梦。睡梦中忽然觉得床板嘭嘭地跳起来。睁开眼，天花板和四周的房柱，东移西扭，吱吱作响，只听屋外风声飒飒，俄而又寂然，森森可怖。我不知这是真实还是梦境，懵懵懂懂中忽觉门外冲进一个人来，大喊：“快出来！地震了！”一跃下床冲出门外，才知叫我的，是未来的小舅子。而此时，未来的岳母、老婆、小姨子以及外甥等等，都已跑到四合院的空旷处，挤作一团。此时脚下地面仍然在拧动，四周的房舍，也在七扭八歪地拧动中。黑漆漆的天空上，泛动着一片一片的白光，偶有蓝光闪电般划过。震动渐渐减弱，大家才发现自己都没有穿外衣，于是分别跑回屋里，找出衣服穿上。跑出四合院，街上已经站满人了。惊魂未定的居民们交流着惊梦的感受，又询问各家情况如何。好在那个胡同里虽有几家山墙坍塌房顶陷落，竟无一人伤亡。

　　天微微亮了，我有些惦念在人民大学家中的父亲，告别女友一家，骑上自行车，往自己的家中赶。那个时代的信息真是滞后得很，谁也不知道几百里外的唐山，已经哭号连天、房倒屋塌。后来才听说唐山的几个矿工开着一辆急救车，在坍塌的道路上左奔右突，跑到中南海来报告灾情。我骑着自行车，沿赵登禹路，上西直门大街，出西直门，朝海淀方向赶去。一路上，空旷的马路两旁聚集了一群一伙的居民们，好像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已经为老人和孩子们架起了折叠床，围着折叠床，几根竹竿支起，挂上了塑料布，这大概就是后来所谓“抗震棚”的雏形吧。当天下午，当我顺原路返回城里，去西单的电报局拍电报的时候，抗震棚已经遍布城区大街两侧的人行道上了。

　　那两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跑电报局。向远在广西的母亲和亲友报平安，询问黄叔叔是否有唐山亲人的消息，也曾试着往唐山矿冶学院打电话，想问问有没有陆阿姨和外婆的消息。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陆阿姨的消息是十几天以后才得到的，先是父亲告诉我，黄叔叔来了电话，说陆阿姨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陆阿姨躲过了这一劫——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农村“五七干校”的草棚里。地震过后，陆阿姨跋涉几十里，赶回唐山矿冶学院家属区。自家的住宅楼已经坍塌了，外婆所住的北屋，房梁整个儿塌了下来，把外婆砸死了。陆阿姨满怀悲痛，找人抬出了外婆的遗体，料理了后事……父亲说，幸亏黄叔叔和黄越回北海了，不然那房梁砸下来，黄越肯定是没命了，因为平时就是黄越和外婆住在那间屋里。又过了几天，陆阿姨的信到了，描述了家中的惨剧，丧母之痛，令人动容。不过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比起身边人们一家一家全家被砸死的惨剧，我们家所遭的灾难，算是最小的了。多亏朝宝庭兰邀请忠民黄越返乡，才免去我家的灭顶之灾……”没过多久，黄叔叔和黄越回到了北京，用黄叔叔带着几分苦涩的幽默的说法，他们已经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黄越在我家住了下来，开始了在北京的借读生活，直到他们的家园重新有了眉目。

　　回想起30年前这一段往事，真有些让人不胜欷?之慨。特别是知道黄叔叔在唐山安度晚年，而黄越则在京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则更有几分欣慰。古人说，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而黄叔叔黄越一家，幸哉复幸哉，此亦命亦夫？

　　庆幸过后仍觉得，在命运的无常面前，我们还渺小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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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锁进记忆的那个黎明

解玺璋

      
　　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1976年7月28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在经历了那个不平静的黎明之后，它就变得很不平常了。

　　那天的天气有些闷热。我睡在厂里，宿舍是一座五层楼房，我住的地方在三层。因为热，睡觉时就没有关门。大约到了后半夜，忽然感觉到一阵摇晃，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地震了”，也来不及细想，随手抓了一件工作服，就跑了出去。楼道里亮着昏黄的灯，晃动着惊慌的人影。从宿舍到楼梯口有几十米，平时显得稳稳当当的，现在却左右摇摆起来，晃得很厉害，忽而斜向这边，忽而歪向那边，跑起来，脚底下就觉得有点儿不稳了，不时地还要扶一下墙。

　　楼下是个篮球场，平日我们在这儿打篮球，也看厂队和别人的比赛。这时，这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抬头望天，有人说，看见天上闪过一道白光，我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脚踩在地上，心里踏实多了，就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开始还有点儿发懵，转瞬之间，忽然就反应过来了。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化工厂。厂子地处东郊，现在叫四环，那时却是偏远的郊外，只有两路公共汽车通往这里，联系着工厂和这座城市。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平时都不回家，吃住都在厂里。有一年忽然来了很多农民子弟，都是密云县人。很多年后我听说，当年修密云水库，有几万人从库区迁移出来，一直得不到妥善安置。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幸运的，进城，转非，当了工人，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他们很多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睡觉时一定要脱得精光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那一幕。一个小伙子平时很腼腆的，说话爱脸红，这时已羞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手里还抓着那件工作服上衣，赶紧递给他，把“下半身”围上了。

　　余震不断，但人们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惊恐。胆子大点儿的，陆续上楼，接着做自己的好梦去了。我也回到宿舍，却不想再睡，看看表，四点多钟，天也该亮了，就找件衣服穿了，再下楼去。我觉得应该回车间看看。这次地震，感觉很厉害，想是离北京不远。10年前的1966年，邢台地震，北京也有感觉，动静儿就比这小多了。我担心，有些设备可能扛不住这样的摇晃，那些个氯气、氢气……哪个跑出来都不是闹着玩儿的。前两年氯碱车间跑过一次氯气，熏倒过好几十个建筑工人，同仁医院的楼道都摆满了。

　　车间里热闹起来。书记、主任、工段长都来了，一些团员、青年也来了。有人是骑车从家里赶来的。我们书记是团干部出身，很会鼓动工作，车间的风气照例都很积极。夜班的师傅们已经把所有设备全部检查过了，大家聚集着，又议论起这次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那时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不讲“知情权”什么的，最快的消息也要等广播电台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如果领导人觉得什么事不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个字都不报道也是有的。那时大家都比较茫然，不知道震中在那儿，震了多少级，其他的地方怎么样，有没有伤亡？这些具体情况一概不知，只有零星的身边的见闻，说来说去没什么意思，也就散了。

　　这时，天上飘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紧，越下越密。阴霾沉重，浓浓地压在我们的头上。我离开车间，蹬车上路。刚才有人说，北京城里有的房子都被震裂了，还有震塌的。我不放心家里，就跟领导打了招呼，要回家看看。今天本来也是我的公休日，但情况特殊，我不能一走了之。正是上班时间，满街都是自行车。我顺着三环路一直向北，那时的三环路就到大北窑，两侧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过了呼家楼、白家庄，车渐渐地少了，路也显得冷清了许多，晨雨横扫过来，更增添了一种凄凄然的感觉。我家住在牛王庙，几座农家小院，散落在机场路边的树林里。后来修建三元桥，这里就拆了。我们是先搬走的，父亲单位分了宿舍，在东直门外大街，我们也结束了十几年租住农民房的日子。但那时的牛王庙，还住着我们一家七口。主人住正房，我们住的是两间东屋。对着我家门口，院子中央，还种着一架葡萄，像是家门口立了一座影壁。房子很矮，空间也不大，大约20平米的样子。父母带着两个妹妹住里屋，我和两个弟弟住外屋。不过，大弟、大妹先后去郊区插队了，我住宿舍，家里就剩下父母带着两个弟妹，倒也清净。

　　那天早晨，我推开家门，看到大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准备上班，弟妹准备上学，没有一点异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据说，我们住的那种房子，虽然破旧了一些，却是不容易倒塌的，就是墙倒了，房柁也不会掉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牢固？但后来我做过几次梦，都是墙倒屋塌。人们说，梦都是反的，也许有些道理。总之，那一次真的就没有发生什么事。几天后，家家户户都盖地震棚，我家也盖了一个。记得是把葡萄架用上了，上面铺几层单位发的油毡、塑料布，算是地震棚。这真的是个棚子，不像有些人家，索性就起架盖房了。后来，北京城满大街都是违章建筑，地震棚是始作俑者。

　　我们家的地震棚盖好以后，一直没人住，只有吃饭、乘凉的时候坐一坐。我有时回家，图凉快，睡过地震棚。可蚊子太多，咬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