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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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创造了生命奇迹

高佩璞

      
　　我们部队不断从废墟里挖救出被水泥及其他沉重物品压埋的人民群众，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军、师、团各级首长肯定亲临第一线。二连救出14人；八连救出2人；除2连救出的1人第二天因伤势过重死亡外，其余15人全部存活下来。最长时间是在23天后将2名女同志挖救出来。  


　　7月28日是个普通的日子，但，1976年的7月28日却是中国人民难以抹去的心头之痛的日子。它是黑色的日子，震惊中外的大地震降临唐山市，几十万人与这座繁华的工业城市在几分钟轰然坠入大地，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侥幸活下来的人将处于一生一世的痛苦之中，这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1977年的7月28日，碰巧我与战友张铁军一齐赴东北出差，火车途经唐山市时，在火车站，我们依然嗅到地震腐臭的特殊气味，我们的神情黯然了！火车离站鸣笛声在致哀。思绪，将我们定格在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1998年7月28日的3时42分53.8秒，我与张铁军静静地坐在唐山宾馆，我们在等待这一刻……而后，合衣而眠，默默地与地震中丧生的几十万亡灵相依而眠！我作为一名唐山抗震救灾的亲历者，这一生一世恐怕难以忘怀这段经历……

　　我接触的幸存者中有3位使我永远铭记……

　　第一位是，空军唐山机场的当值哨兵。此刻，他钻进木质岗亭去取东西，他感觉背后像被一双巨大的气囊压在身上，抬头一望，他惊骇了！天空中一团黑柱由远而至，滚滚黑云，席卷而来，地上冒出了闪闪的电光，直刺夜空，那是一股深不可测的杀气……哨兵惊呆了，他双膝颤抖起来，不容他思考，黑云卷着狂风哗之将至，将他卷入岗亭，岗亭像风车一样在飞机跑道上翻滚起来……哨兵爬出跌落在跑道头的岗亭时，眼睁睁地看见这股黑风呼啸着向唐山市狂奔而去，哨兵也随之悄然倒地，醒来后除了上述记忆其余全是空白，在有记录的资料中，他是第一个感受到唐山大地震的淫威的幸存者！

　　第二位，直接感触地震淫威的应是一位唐山开滦煤矿下夜班的老工人。膝盖骨摔得粉碎的他永远坐在轮椅上……他仅仅记得：天际上出现一道长长的红光，宛如大火映红了天际，接着，一声尖厉而古怪的声音“吱”地从空中响着划过，一道亮光划空而遁，夜空重新变得漆黑漆黑，空气突然仿佛凝固了，老工人感到了窒息……脚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只感觉大地颠了三颠，左一晃，右一晃，发出可怕的一声震耳欲聋地撕裂巨响，这种声音接着持续了几分钟，老工人心中一阵恐惧双膝一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口中喃喃呓语：“苏修放原子弹了……”他永远站不起来了，只要与他谈起地震，他是一脸恐惧，嘴唇抖动，只会说：苏修，原子弹两个词。

　　第三位，是我们救助的千千万万人之中的一位孤女，我只知道她的小名——贵女。小贵女，出生在一位干部家庭中，她父亲是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李昌的警卫员。1976年10月下旬，小贵女与我们相约在北京探望李昌时，她抱住李昌嚎啕大哭，当得知小贵女家9口人丧生，他老人家潸然泪下……

　　小贵女向我讲述了地震前的夜晚……

　　这一天晚上，热得出奇，小贵女一家人围在电视机旁，电扇已经不起作用，但它只在地震的一刹那间才停止了转动……全家人渐渐支撑不住入睡，个个满脸大汗，仿佛预感到什么，11口人都没有睡踏实。小贵女热醒后，特意看了钟表：3时15分，她望着满身大汗的小弟弟，拿起手中的扇子给他扇了起来，扇着扇着，困倦再次袭来，她无意中靠在床旁的矮柜上又睡去。此时，整个唐山市沉寂了！天气的燥热与劳累将人们送上了不归之路……

　　我此刻在距唐山市附近200公里的河北省易县的山区里搞战术训练，后面所提到排长高洪羽、佟政和我睡在一个房间里。临睡前，我们看到了农村的猪、鸭、鸡、马这些牲畜连喊带叫，满圈乱跑……佟政调侃地说：“今天太热了，它们被热疯了！”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可谁又能想到唐山地震时，我们的房屋顶犹如坦克、装甲车轰轰而过，让人感到一种面临灭鼎之灾的恐怖感。天亮后，接到命令，部队集结了，穿过北京市向东开进，可是我们依然没有清楚是干什么去？到底哪里地震了？

　　真地震了！地震就发生在距离北京市中心150公里左右的唐山市。

　　唐山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震级7.8级，令人恐怖的是裂度达到了XI度！唐山市已被开滦煤矿“架空”，这恐怕是裂度达到XI度的主要原因吧！

　　小贵女醒了，她的右脚跟踺被砸断了，人已致残！矮柜救了她与小弟弟的命。她望着漆黑的夜空找不到房子，突然大哭起来，拐着流血的腿，大喊：“爸爸，爸爸呀！”她捧起一个像框仔细一看，竟是毛主席的画像……见到我们之后，她哭着说：“是毛主席保佑我，碰上你们这样的好人。这是爸爸告诉我的。”

　　我们这些能替毛主席保佑人的人直到部队停止在滦河大桥前才明白是唐山地震了！滦河大桥坍塌了，一折两截，断桥石板直直刺向天空……副军长裴飞正果断命令部队改走乡间机耕小路奔赴唐山市，按上级规定时间到达了唐山市。

　　7月28日下午，我们部队赶到唐山市，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所震惊了：唐山市像个大坟墓，倒塌的房屋陷入地中，只能看到天窗和齐刷刷的屋顶，全唐山市除了火车站旁边的水塔斜斜立于地表面上，再也看不到高建筑物了。泛起的尘土开成一张巨大无比的烟罩，断楼残壁上，挂着许多逃生未成的人的尸体……一位年轻母亲紧紧抱着儿子一起砸死在窗口……开滦煤矿医院的病床上挂着死去的病人已经风干。惨状遍布各个角落，唐山市在剧痛、呻吟、苏醒……被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在呼喊。部队接到命令先抢救活着的人，同时，命令部队不能与民争水、争食、争衣，我们进驻唐山后，3天3夜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口饭，换过一次衣服。喝口雨水全当是吃饭喝水；拧干衣服全当是换了衣服。部队到了极度疲劳状态，但是没有一声怨言。仅举一例：2连代理副指导员李林因极度疲劳晕倒在死尸之中，面目全非的他被搬运死尸的战士们将他误认为死尸扔上汽车准备运走时才苏醒过来，战士们看着自己的副指导员不知所措……李林大舒一口气，挥挥手让战士们离去。他和我谈起此事时一脸无可奈何地表情：“哥们儿，饿得抗不住了！”我想起那时的情景：大雨哗哗地下着，它包围和浸透了废墟，废墟里渗出的可不是雨水，而是道道血水，又汇成血河，肆意流淌。战士们像泥人一样与老天爷抢时间，为了多救一个活人啊！第二天天一放晴，太阳暴晒，全城都弥漫着恶臭味……戴上防毒面具，又涂上白酒，气味依然钻鼻。每个战士、干部全被熏得眼泪直流。幸存的人们陆续醒悟过来，努力从废墟中爬出，与前来的救援的战士一起开始挖救废墟下面的人们。你救我，我救他，他救你，所有的战士、干部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将死去的人挖出后用自家棉被包裹好，装进配发的塑料袋就地掩埋起来，并帮助幸存者架好锅灶，让他们能够喝上水，吃上饭，而我们的战士在24小时连续工作。我们进入唐山市每天就是这样干，以至于除此以外的消息十分闭塞，直到我与通信连副指导员张铁军一起驾驶摩托车赶到唐山飞机场办事，误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驻地，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也亲临唐山第一线与我们并肩战斗时，救援条件才有所改善，可以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换上干净衣服。救援工具陆续配发了吊车、电锯、凿岩机等，但这是进入唐山市10天以后的事了。救援工作为此加快了速度。存活的人基本上没有了，部队在开进唐山的第四天后转入清理废墟工作。

　　我们部队不断从废墟里挖救出被水泥及其他沉重物品压埋的人民群众，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军、师、团各级首长肯定亲临第一线。二连救出14人；八连救出2人；除2连救出的1人第二天因伤势过重死亡外，其余15人全部存活下来。最长时间是在23天后将2名女同志挖救出来。她们出来后，吸上几口氧气后拔掉氧气管子呼喊：“解放军万岁！”有一位女护士仅仅靠一盒10支的葡萄糖注射液活着，她隔着水泥板看到战士后大喊一声“救命”，为防止意外就再也不吭声了，目的是为节省体力，因为她明白毕竟被水泥板压着，救出自己十分困难。她这一举动几乎坐失了解救的良机。喊声证明还有人存活，人的生命极限已过，还能有人吗？如果真还存活人，救出来，可是奇迹啊！人命关天，非同小可！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此刻各级首长下达命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防止万一，部队撤下废址，停止所有机械，采取人工挖救，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

　　部队集结于该废址处，赤手空拳轮番上去挖救，一批上去，换下一批；一批下来，又一批上去，个个战士轻手轻脚上去，满手是血下来。又调来手提喇叭呼喊，希望得到女护士的埋压准确地点并鼓励她坚持住，配合部队挖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挖救工作始终没有停止，各级首长也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

　　血和汗的交融，是心灵的交融，围观的群众流着眼泪高呼：“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这种人世间的生死情感感动了大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场的首长下定决心，不救出人决不收兵！部队又集结了一批，开始作着准备……

　　“解放军万岁！”这一出自肺腑的微弱呼声犹如春雷响彻开来！“找到了！”“位置在这儿！”人救出来后知道，这位被埋的女护士在她清清楚楚地看到解救她的战士人脸后，将仅剩的最后一瓶葡萄糖注射液喝下，喊出了唐山市人民感激解放军的心声：解放军万岁！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传到了在机场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为此，连队被荣立集体一等功！

　　此刻，已经准备好的医疗人员迅速探下身将氧气送下去，大声鼓励她挺住。在废墟上解救的战士手脚更轻，确保任何一块石头和杂物不要溅落到这位女护士的身上，确保她的生命安全！

　　当抬着女护士的担架下废墟时，“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废墟周围人民群众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位女护士满脸是泪的望着一个个满身汗水、污泥、血痕的战士，面部抽搐起来，缓缓抬起手臂说：“解……”人就晕了过去……

　　小贵女后来和我谈起此事说：“高连长，我家怎就摊不上这好事啊！”说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只有默默地看着她……我心里清楚我无法找出词语来解答她这个楚痛的问题。

　　几天后，我们又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唐山市的南市区传染病爆发了！要将在市里掩埋的尸体移出市区，这该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时间过去10余天，气温是摄氏30度以上，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简直不可想像！人民群众怎么接受这残酷无情的举动。为了制止瘟疫的爆发，只有移尸于市外，才能保护瘟疫的不爆发。郊外吼叫的挖土机在日夜挖掘巨大的墓穴有几层楼那么高，一眼望不到边的长坑，将人们的思维凝固在世界上的某时某刻……一辆解放牌卡车要载90～100具尸体，这个数字是很难想像的，恐怕也是创造某项记录的。战士们装上又卸下，工作量之大！几十万人啊，这得需要时间去完成，我们的战士在整天整夜地苦干着，为的是缩短疾病的传播！

　　小贵女家的移尸是在支开小贵女的情况下进行的，孩子太小承受能力差。高洪羽后来告诉我是这样说的。

　　紧接下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达命令，部队转入抢盖过冬防震房的工作，保证唐山市人民群众能够有简易房屋度过地震后的第一个冬天。

　　所谓防震简易房，就是在废墟上简单平整后，周围栽上四根木桩，用废砖头将墙砌上一米高左右，剩余部分用木柴条或稻草和泥挂上，形成围墙，通风处留下风斗通风；房顶用油毡铺好压上稻草，用泥糊顶封好，压上数十块砖头即可。这就是防震简易房，条件极其简陋，可是当时在唐山市也是很不错的。说不好听的话，稻草当时供应就是问题。我清晰地记得，张沿规团副参谋长特意交待我一项任务：“带部队去唐山市各个大造纸厂抢运稻草，保障部队盖防震房的需要。”紧张的时间，使部队与造纸厂关系十分紧张，但是，为了顾全大局，造纸厂无奈做出了让步。

　　任务员寿枣部队此时面临极大困难，人员不满编，干部转业工作照常，连长要转业，我作为特务连副连长代理连长工作。每个战士每天要盖一间半到两间防震简易房。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4点半出发，5点整开始盖房，没有午饭和晚饭时间，饭由炊事班送到现场自己抽空食用，一直干到深夜11点钟才返回驻地，就餐后等到睡觉已经12点了，干部休息要到2点钟左右，3天下来，4点钟起床，真要做着俯卧撑起来了。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通信连副指导员张铁军和排长高洪羽认识了小贵女。

　　步兵连干部、战士都要每人每天搭建3间房，压力太大了，我答应了高洪羽帮助小贵女建防震简易房的要求。

　　我被小贵女的住处惊呆了。

　　废墟上，树枝撑着塑料布，算是遮阳、遮雨之物吧，砖头垒的炉灶，一个小锅，石头当凳子，砖头上盖着床板，床板上铺着又脏又薄的被褥，这是一个11岁孤女的栖身之地呀！

　　“还有个弟弟，是个坏小子，一天也不露面。”高洪羽悄声告诉我。看了看身着破衣烂衫的小贵女，我的鼻子有点酸。

　　“贵女，过来，叫高连长，他来帮你盖房。”高洪羽招呼小贵女。

　　“高连长，你……”小贵女走过来胆怯地说，泪珠挂满了眼眶……

　　“好名字。哎！怎么哭鼻子了，再哭我就不管了。”我在克制自己的感情情绪。

　　“你别走，我不哭了……”她在努力笑……小手紧紧拉住我的衣角，生怕我离她而去，“高连长，你不走！”说完，眼泪这会儿像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

　　“贵女，我是今天下午来呀，还是明天来呀？”我逗小贵女说。

　　“高连长，你不能走！”她恳求地说。

　　“我得去喊人呀，我一个人也干不了啊！你说对不对？”

　　“好！我给你烧水喝。”小贵女笑了，她认为我们就是他爸爸所说的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吧！烧口水喝就是最好的“待遇”了。

　　“你们有人吗？”高洪羽悄声问我。

　　“鬼知道，没有人，我自己来。”我心里十分清楚，把部队安排好，自己带上文书来吧！

　　“老哥，真帮了大忙了！”高洪羽高兴得直点头。

　　这样，我抽时间每天去帮小贵女搭建防震简易房，疲劳程度可想而知，以致我的爱人（此时还未结婚），她在唐山抗震救灾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中——都没有时间见面，直到9月下旬她找到我们的驻地才见了一面。缺乏睡眠的我在一天夜晚从小贵女处返回驻地，竟将大卡车开到了群众的防震简易房上，幸亏没有压垮房屋，否则，影响多么恶劣，人家群众没有被地震压伤，却让解放军的汽车给压伤，那该怎么去说，我挨处分是小事，可人民群众的生命却是天大的事！蹑手蹑脚从车上爬下来时，我的双腿都在颤抖。

　　几天后，小贵女住进了新建的防震简易房，这晚，小贵女向我们正式发出邀请，到她家做客。

　　10月4日，我与张铁军、高洪羽高高兴兴地来到小贵女的新家做客。

　　小贵女拿出她仅存的一点钱要招待我们，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三人凑点钱送给小贵女，她也拒绝了。唐山市的这一个夜晚是7月28日以来最欢快的夜晚，明天，部队就要撤出唐山市了，每家每户都邀请到了救灾部队的干部、战士去做客。

　　漆黑的夜空，挂着一轮圆月，阵阵欢歌笑语从一个个防震简易房中传出，传上夜空，告诉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们，唐山依然还是唐山！传到大地里，自负的大地以为地震可以吓倒唐山人民吗？恐怕很难，唐山人民的腰杆永远挺得硬硬的！

　　小贵女高兴得像只小鸟，唧唧喳喳，一晚上没有住嘴。她和张铁军留下地址以备今后联系；她给高洪羽一碗一碗端水；她和我重复着我给她讲过的故事。望着她在屋里一拐一拐地忙着，我怀疑她不知道我们要走的消息，可又不愿意和她挑明说了。我们舍不得小贵女，小贵女也舍不得我们，就让她快快乐乐地度过这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吧！

　　要走了，小贵女拉住我的手哭了：“高连长，你什么时候再来呀？！”我默然了：“贵女，很快。”这分明是谎话，小贵女默默点点头，两眼充满泪花将我们送走……

　　3个月啊，才不到100天，确实有些舍不得唐山人民呀！

　　10月5日，我的生日这一天，部队悄然撤离了唐山市，闻讯而来的人民群众自动夹道欢送，我坐在车上努力寻找小贵女的身影……唐山市消失了，我还在回头凝望……小贵女确实不知道啊！

　　22年后，1998年的7月28日，我与张铁军等人特意来到唐山市，再次寻找小贵女，问到政府部门，人家听说我们是当年救灾部队的同志，十分热情，她找到了我们，可是十分遗憾！我们谁也不知道小贵女的真名实姓。我和张铁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没想通，怎么这么粗心啊！

　　听说她已经结婚成家，可是在哪儿呀？

　　已经30年了，小贵女在我脑海中时时出现……

　　使我难以忘怀的往事中，小贵女与唐山大地震确实难以忘怀！恐怕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事吧！我在部队的几十年中参加共和国的数起大事件中，唐山地震的经历是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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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那颗星

王伊明

      
　　唐山大地震，在人类生存史上，最浓烈而惨重的一笔；抗震救灾，则是这浓重而惨烈的篇章；2万驻军、10万援军，在如潮的绿色中托起颗颗红星，也托起了唐山人生命的希望和重建家园的决心。我们永远地记住了他们的功德，却难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然而，有些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在这场人类与灾难的抗争中献出生命的年轻战士。我受唐山人的感情之托，用几个月的时间，追踪寻觅着他们的英灵，写下了那些最可爱的人鲜为人知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7月28日，每年的这个时候，薛建国都要烧几张冥钞，给早逝的亲人，还一个铭心刻骨的愿……

　　燃烧着的冥钞随风悠悠地飞升着、舞蹈着，他的眼圈便红了。这个也曾当过兵、坐过机关、下了海的小老板，人近中年时，还的是一个城市的愿……

　　30年前的那个灾难日，15 岁的薛建国睁开眼睛时，看到阴霾的天空偶尔有一两颗星星在头顶闪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睡在三层的楼上家里，怎么到了外面？

　　在很静的一刻过后，城市像突然惊醒似的发出了哭喊声。他听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呼救，声音像是来自地下。高大的楼房倒塌成一片废墟，水泥的预制板成为生命的障碍，他还稚嫩的双手实在撑不起那生命的希望时，他看到了亲人解放军的身影。

　　一年后，迟浩田将军曾在他的文章里，记录了最先进入灾区的部队某营，时间是7月28日当天的下午。但事实上，人民子弟兵的援救和牺牲，都比将军所说的早得多。薛建国家住某部的留守处大院，6栋住宅前是警卫连的四层楼房，那里有90多名某部防化连的官兵。大院也在这次灾难中最先感受到亲人的帮助。薛建国是立即向那些赶来的战士求救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还在废墟里。在战士们动手清理废墟时，他又看到了几名战士正在周围扒人。那时，天刚蒙蒙亮。也许是一种自然的依托，他至今还记得四周的那些战士有二三十个，后来他才听说，那几乎就是警卫连走出这座城市的全部人员。

　　在第三个邻居被救出废墟后，薛建国的母亲才从砖石里露出脸来。她的下肢被水管卡住了，水管又被水泥板压住，足有十几个战士齐心合力，才将母亲救出来，那时，已到中午了。薛建国的一个妹妹也被救出，而另一个已经不幸遇难了。

　　午时落起了小雨，母亲被抬进院里惟一的一处帐篷。帐篷一边搭在一辆卡车车厢上，一边斜拖在地上，像山西人的半坡房。只是帐篷小人多，陆续脱险的人们很快挤严了帐篷。因为这里曾是篮球场，平坦一些，被救出受重伤的战士也一个个被抬过来，但他们都没有抬进帐篷，帐篷挤不下，他们也不愿进去，就在雨中淋着。后来，不知谁弄来一些塑料布，人们就用木棍支起些三角架来，挡在了战士身上。雨停时，太阳就冒了出来，天又热得难耐。现在想起，那些伤员一定很需要更多的帮助，可大家都在忙，忙得许多该做的都没能做。

　　傍晚的时候， 掀开塑料布，有的战士已牺牲了。那时，人们才知道，前楼的警卫连伤亡惨重。但因为几乎每家都有人震亡，大家的感情有些麻木了，谁也没有询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名字，也没有人问起抢险战士的名字，甚至那时天天见面，却不知道谁是恩人。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薛建国讲完他的故事后，低低地说。几天后，他一家都随部队去了外地。

　　我和他很熟的时候，他才给我讲了这个埋在心里的故事，那天我说起在他那张很男子汉的微黑的脸上，怎么有一双同样黑亮却隐含一丝忧郁的眼睛时，他断断续续对我讲起他的故事，然后忧郁地问我，那时，他为什么只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以后我也有意地寻找过了解那个大院里的人们，一直在军营的白兴明所长是震前离开唐山，去了承德的，地震后又回了唐山。他现在工作的某部干休所，就坐落在留守处的原址——如今的人大北街。他告诉我，当年防化连的损失的确很惨重，既要自救，又要救人，多数战士都牺牲了。都是五湖四海赶来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几天后，当脱险的战士凭着早已磨肿的双手和透支的体力再也无力救助时，被深深埋在废墟中的战友遗体，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如今在干休所里已找不到当年的老住户了，2005年秋天，这里重新规划建设，已经是一片建筑工场了。我是在市直机关辗转找到一位曾经的住户的，他是我一个十几年的朋友，只是第一次和我说起他的故事，他叫程杰。

　　程杰是被尘土呛醒的，那年他14岁。水泥板幸运地在他的头顶搭起了个“窝棚”，他便顺路爬了出来。他最先听到的是姐姐的喊声，他奋力救出姐姐来，却无力救父亲了。这时，前楼的战士赶来了。他家住最后一排，战士们来得晚一点，但也都是上午的事。父亲和姐姐虽然都受了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母亲已遇难了。那之后，他记忆最多的是如何生存……也是几天后，他们就随部队去了外地。

　　也像当时大多数脱险的人们一样，程杰也相信自己住的这一片是灾情最重的，他当然也听说过别人的事，但他没有太留意，更没有详细打听什么。对于那些救出了自己亲人的战士，他也只留下一个红五星的形象。他说，当时自己太小了。或者真是这样，我们都太小了，我们只知道解放军是强者，强者能帮助别人，强者怎么能也需要人去帮助呢？

　　我曾查过一些资料，证实当年人民解放军共救出被埋压群众1.64万人，而城市当年驻军的2万官兵中，遇难近千人。这座城市曾将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而那些异乡的战士，我们却说不上一个名字。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想对那些年轻的、如流星般倏然滑过的生命表达一份敬意，都很想为那些遥远的如今已统统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道一声珍重，这些日子，在我寻遍了我所能够达到的领域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一个，逝者如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白所长摇着头说，近30年了，部队几经整编，原来那部队已没有了，就是上一级部队，也不可能再保留你想找的那些资料了。我说，至少我还能找到他们的墓地吧，前几年，我曾到过唐山许多公开的墓地，寻找遇难军人的归宿，但我仅仅发现两处，那么多遇难的军人，该会有一大片的墓地吧？准确的位置又在哪儿呢？白所长说，和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一样，战士们的遗体都自然安葬了，在那些埋葬遇难群众的地方，也许就有我们的战士，在那些墓地，没有人能分清哪是军人，哪是百姓，哪是本地人，哪是外地人。只是，我们的那些战士，没有人去祭奠……不，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他每次祭奠亲人时，都没有忘了子弟兵……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在乙酉初冬的太阳下，我站在唐山人引以自豪的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读着那镂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公祭的242419名逝者，也许并没有我们的子弟兵。那以后，我曾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公开刊物，没有谁能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帮助过一个遇险战士……像我的那些朋友说的，可惜我们没有救出一名战士，哪怕在他们负载很重的身上，撤下一片砖瓦。

　　沧海桑田，2006年的“7.28”，30年过去了，鲜花已遮掩了墓地，白骨已化为泥土。当这座城市曾以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离唐，当这座城市曾一次又一次获得双拥模范城称号，我相信那情感的真挚，那真挚，是欢笑，也有泪水。我不敢想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的父母，在遥远故乡的感触，这个普天同悲的日子，我们展示的爱里多少有了一丝苦涩。在记叙上面文字的时候，不习惯用烧纸祭奠亲人的我，用它们献给那些无名的亲人们吧，它也将飞扬成一只蝴蝶……愿这异类的关爱为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回忆增添些许的温馨。

　　同样的，10万抗震救灾子弟兵撤离唐山的时候，是整整30年前了。那个同样初冬的早晨，阳光仿佛出奇地刺眼，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往战士们怀里揣着煮熟的鸡蛋和包好的水果。那天许多人都哭了，唐山是草绿色托起的城市啊！

　　30年前的初冬，在由解放军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记述百万唐山人送别解放军这一动人场面的长篇通讯中，提到一段最令唐山人动情的情节：一名解放军战士６次闯入废墟抢救遇险群众，第7次时，他牺牲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烈士，那以后，唐山人似不忍提及这些事了。直到如今，我采访各界人士，而人们能叫出名字的烈士也只有这一个——王彦修。许多善良的人们甚至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为抗震救灾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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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我见到了王彦修的遗像，那是年轻的如朝阳般的年龄。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这个家乡距邢台不足80公里的宁晋县的小伙子，立即意识到遇到了什么的。他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坍时又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他被砸断了双腿，身上多处砸伤，他那双热情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但当我一步步接近那个残酷的谜底，我想我该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就像原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原市委领导张乾十分肯定地对我说的：“决不止一两个的，不止的！可惜那时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每天都有人去世，即使听到有战士牺牲，也只是叹息几声，哪有工夫细问哪！”是的，那是不容人回头的日子，可人们总该有回头的时候，当日子过去近30年时，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去做了。

　　我的采访是从市民政局开始的。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民政局也有统计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们的想法，但没有办成。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一栏。民政局扶贫办的郑印庆告诉我，当时援唐的10万大军中，下至营级上至大军区的建制共有100多个单位，而且这些年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即使地震10年后，部队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了：“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但烈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郑印庆以当年亲身经历告诉我，老领导张乾的话是对的。

　　在冀东烈士陵园，我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我，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据说，那叶是在树上时便死掉的，但却不肯落下，一直到春天滋出新芽。

　　我是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那座烈士墓的。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惟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墓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那以后我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赵俊杰,市民政局、地震局、唐山军分区以及写过许多唐山地震作品的作家王立新，然而都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韩峰告诉我，这墓也不知是何人建的，当时陵园的围墙都倒了，埋了许多人，后来都迁出去了，我们看是个解放军，就没动。他还告诉我，这是陵园里惟一的一座实墓，按国家规定，60年代后便不许埋实墓了。但直到退休，他也没见过烈士的亲人祭奠过。我又问过卞江，他摇摇头，说没有人来，从来没有。

　　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年9月9日立。刘主任告诉我，红漆是红领巾们干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

　　刘主任是女同志，很年轻，一袭红衫。我们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直到她随手采下一株野菊花，放在墓碑上。这时，我似乎才发现这墓的周围竟有无数盛开的金黄色的野菊花。“不知怎么回事，这里就是这种花多，到处都是。”刘主任说。我蹲下身，凑近花束，花有一种淡淡的香，就连那些枯萎的花朵，缩成褐色的一团了，但香气依旧。

　　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我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有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科长的离休干部曹大连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天，部队的侦察排长叶如松带着几名战士在如今的唐山百货大楼北一栋倒坍的楼房里救人。他们从废墟间隙往里掏洞，掏进3米多时，一次余震，洞塌了。3个小时后，人们把叶排长和一名姓张的新战士扒出来，叶排长的头被预制板夹扁了，早已牺牲，那姓张的新战士双腿粉碎性骨折。那天是1976年的8月3日。至今，曹大连还记得一位当地的老大妈跪在叶排长的遗体前，一面用手指抠他嘴里的土块，一面抚摸着他的头。他才20岁呀！人们只知道他是衡水地区的人。曹大连说，仅在他所在的师直机关，在抢险中牺牲的军人就三四个，可惜后来部队被多次改编，恐怕记录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地震救援结束后，唐山百万居民送亲人。难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都淡去了吗？不，不会的。我没见过的一位叫张伯兰的老人说不会的。那年的7月28日傍晚，一辆满载伤员的军用卡车从唐山驶向天津医院，当时同样是伤员的张伯兰老人坐在驾驶室里，司机就是从废墟中把他救出来的解放军，人们叫他连长。连长头上缠着纱布，血浸透了纱布，流过脸颊，染红上衣、裤子，他的嘴里一直自言自语“时间，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车到天津医院，连长的血已染红驾驶室的地面，他是被医生抬下去的，第二天，医生向打听连长情况的人含泪摇摇头。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甚至说不清他的姓名。

　　解放军报记者、作家钱钢在自己的《唐山大地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他是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20年后，迟浩田上将在文章《撼山易，撼我军民难》中披露了当年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群众的数字：12245人。而多少子弟兵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军没有说。也许真的如当年在唐山传扬的，我们的子弟兵为唐山人民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数不清喽！就在我记下上面文字的时候，唐山街头寒衣节为亲人焚化的一堆堆纸灰还没有散尽，当我走过这些思念的时候，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初冬的夜晚，星光灿烂，我知道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故事，不论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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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中绽开的花

严彦

      
　　30年前，我随部队参加了唐山地区的抗震救灾。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想讲几个与花有关的小故事……  


　　1976年7月29日，我当时所在的部队奉上级命令，自辽宁海城出发，乘火车进山海关，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在河北省昌黎，我们换乘汽车。当车队路过滦县、古冶逐渐进入灾区腹地时，眼前的情形，把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海城地震不久的人都给惊呆了——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亡，要比海城地震的灾情严重得多，简直就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滦河公路大桥被震断了，桥的中间部位垮入河心，两端则歪歪扭扭地斜戳在河边。3辆汽车停在一段尚未完全坍塌的桥面上，还有两辆已经掉进了河里。一些土质松软的地面像布一样被撕裂开，那些宽两三米、深七八米的大裂缝把一条条道路拦腰截断。

　　厂房、办公楼、商店、居民住宅以及农舍大都坍塌成了一堆堆瓦砾，整个灾区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大轰炸。一群又一群的人或抬着重伤者，或扶老携幼，从地震中心区域撤出。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迷茫和惊恐。一个丢失了帽子的警察在指挥拥堵不堪的交通——倒塌的房屋把原先十几米宽的道路挤占得只剩下了两三米的宽度；头上缠着带血绷带的军人在运送重伤员，他们是受到了重创的当地部队官兵。这些情景使我们意识到，这次抗震救灾的任务十分艰巨。

　　7月31日，我们进入了唐山市区。到达上级指定的地点后，整个部队立即开始了抢救伤员和搜寻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我们班挖出的第一个遇难者是市陶瓷学校的一位女学生。当同志们小心翼翼地将压在她身上的砖块清理开时，她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个女孩子满身满脸都是砖灰土末，面容看不太清楚，但她那条拖在脑后的、系着红头绳的大辫子，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据她的同学讲，她只有18岁，刚刚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没想到就……一个三十多岁、身高足有一米八几、体重有二百多斤的体育教师的遗体被扒了出来。他的头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房梁砸中，殷红殷红的鲜血从伤口中喷涌出来，流得到处都是。

　　最令人惋惜的是开滦煤矿某矿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女党委副书记，她本来已经跑到了宿舍楼的门口，但不幸被瞬间垮塌下来的砖块给砸死了。我们在清理她的遗体时看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成O字型，既像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震惊，又像是在大声喊着什么。

　　唐山是个出水泥的地方，可是，恰恰是这些水泥建筑材料，给我们的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条件下，仅凭双手去搬挪这些堆集成山的水泥砖瓦废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没有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战友们的手都被磨烂了。一些尚未被搜寻出的尸体开始腐烂，令人窒息的臭味熏得大家直想呕吐，许多人因此吃不下饭。

　　震后天气异常，令人烦躁的闷热把大家蒸得汗流浃背。在这种环境中干重体力劳动，不喝水是不行的。由于地震破坏了自来水管线，我们一时找不到干净水，无奈之中只好喝水泡子里的脏水。就这样，战友们纷纷染上了痢疾，一个个开始拉肚子、发烧，有的连走路都直打晃。由于救灾物资不能立即运到，我们吃的饭就是自己用干粮袋从东北背来的高粱米和盐，连咸菜都没有。

　　面对这一个个令人痛心的场面，平时喜欢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战士们沉默了，大家的心情十分压抑。困难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一天，我们班在唐山市机械局宿舍楼的废墟中清理出了一家4口人的遗体。当时的场景，真是令人难过。三十多岁的夫妻二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脸向下，背朝上，同时被砸死在一块水泥板下。看样子，两个大人在楼房倒塌的瞬间，本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孩子，可是，全家人一起遇难了。我们用被子将他们的遗体裹好，抬到送葬车上；将他们的证件和贵重物品登记入册，上交主管部门。就在我们把这一切做完、准备离开这处废墟时，战士小李兴奋的喊声又让同志们停住了脚步：“你们看，这里有花!”大家顺着小李的手指看去，真的是花！在我们刚刚清理开的一堆横七竖八的水泥板间隙中，露出了一株刚刚绽放的、白色的鲜花。这株花的花瓣狭长细尖，清新淡雅，给人一种虽蒙尘却不失其高贵品性的美感。看着它，战友们刚才还十分凝重的面孔上，露出了几许好奇的神情，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小岳说：“楼房塌成这个样子都没把它砸死，它的命可真大！”大姜问：“这是什么花？不光长得好看，还挺香……”他这一说，大家便纷纷开始抽鼻子，可不是，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味儿，就是从这些花瓣中散发出来的。小李趴在花前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得意地说：“这是白兰花，我们家也有……”

　　看着战友们高兴的样子，我心中一阵欣慰：连续多日的奔波和超负荷的劳动使同志们的体力严重透支；伤病让大家更加虚弱；更何况，整天扒废墟、搬尸体，一些新战士因此在睡觉时经常做噩梦……现在，这株劫后余生的白兰花却给战友们带来了难得的愉悦。“班长，咱们把它弄出来吧!”小李殷切地向我请求。小岳则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说：“人的命应该救，花的命也该救！你们看，这花的盆已经被砸坏了，如果咱们不把它移出来重新栽上，过不了几天，它也就干死了。”我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全班冒着酷暑，抬开了几块水泥板，将这株白兰花从废墟中移了出来。小李确实有栽养这种花的经验。他找来一只旧花盆，把带着原土的花栽进盆里。那天晚上，我们把这盆花带回了宿营地。浇水、松土、施肥，在大家的照料下，白兰花越开越旺。我们离开唐山时，将这盆花送给了当地一对经常协助我们工作的小姐妹，并告诉了她们这株花的来历。多少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株白兰花婀娜的身姿和幽幽的清香。

　　第二个关于花的故事发生在唐山市工商银行路北区分理处。一天，连长对我说，工商银行路北区分理处的房子全被震塌了，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你们班要立即赶过去参加护卫工作。接到这个命令，我们马上赶到了分理处的所在地。

　　在地震中侥幸脱险的分理处主任带着几个职工一直坚守在已经倒塌的营业部、办公室和金库周围。他们虽然神色疲惫，但仍然拿着枪封锁住了办公区。我们接管了警卫工作，同时协助银行的同志开始清理埋在瓦砾下的账簿和钱物。搜寻工作进行得很艰苦，我们甚至把房基上所有的瓦砾都搬挪开了。

　　工作中，一个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同志很快就和我混熟了。原来，他也当过兵，复员后才被分配到银行的。当我问起他家在地震中的伤亡情况时，他眼角噙着泪水说，母亲被埋在瓦砾中死了，弟弟受了伤被转运去了外地医院，全家只有他被邻居及时扒出来才幸免于难。听他这样一说，我的心里也非常难过。

　　当我们把埋在废墟中的账簿、票据、现金等全部清理出来后，一对账，竟然一分钱都没少！这个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那些掉在地上、埋进土里的硬币，也被一枚一枚地清理出来。现场清理工作完成后，我们马上在办公区原址搭起防震棚，接着，分理处就恢复了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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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看见那位背卡宾枪的同志拿着一小盆花走进防震棚，便问他：“上班端盆花来干什么？”他带着眷恋的神情说：“这花叫四季海棠，是我母亲的，别看不是名贵品种，可我母亲喜欢它。”他告诉我，他在地震中脱险后，刚把母亲和弟弟的事处理完，正想再把家里的财物从废墟中扒出来，就听说一些人把商店和仓库抢了。他心急如焚——担心坏人趁乱抢劫银行，便马上赶到分理处，参加了守卫金库的工作。

　　现在，社会秩序恢复了，分理处也营业了，他便抽空儿回了趟家。当他把这盆花从废墟中扒出来后，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是母亲给他留下的一个“念想”。他对我说：“你看，它的生命力多强，这枝子上的花骨朵都快绽开了……”以后，这盆花便被他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看着这株花，我感悟到：这些同志和别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家，热爱自己的亲人，但是在灾难面前，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他们在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多么的纯朴而高尚。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也很受感动，大家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关于花的事也让我难以忘却。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许多工矿企业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坐等国家救济，积极想办法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我们天天和工厂的同志们一起工作，目睹了唐山人民的辛勤劳动，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在战胜地震灾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 为了帮助陶瓷厂恢复生产，上级又把我们连队派到了那里。 刚进厂时，眼前的景象残破不堪：一些厂房、办公楼、仓库坍塌了，许多机器设备被砸坏；扭断成几节的水泥电线杆把供生产用电的电线拽得乱七八糟；自来水管断了水，全厂生产、生活用水全靠厂区内的一口大井供应；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的汽车不是被砸坏，就是缺少燃料……

　　厂领导对全厂人员进行了分工，组织大家利用现有条件恢复生产。我们连队也被作为突击队使用。有一个重要生产车间，虽然没有倒塌，但房基上半部分横向错移出去了半米左右。如果把它拆了，短期内就不能恢复生产；但要继续使用，则必须排除可能出现的险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领导请来建筑专家，在得到“不拆可以，但要科学加固”的答复后，便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制定出了修复厂房的方案。在我们连队的配合下，厂里相关人员连日突击，用“垫实房基、增加房体支架、四周固定”的方法，很快就把厂房加固了。为了把制陶生产线恢复起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位工程师原本就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地震后又得了严重的肠炎。为了修复机器设备，他带病坚持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为了修复工厂的变压器，电工班的同志顶着烈日一干就是一整天。可谁又知道，电工班里有两位工人师傅的家人在地震中遇难，他们只是把死者简单地掩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厂房被清理干净了，机器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了，供电供水恢复了，运输用的车辆可以行驶了，原材料也准备齐了，生产即将恢复。在开工动员会上，一个活泼俊秀的青年女工提出了一条建议：工厂是在抗震救灾中恢复生产的，为了展示全厂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我们应该在厂区摆上鲜花。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可是，到哪里去找花呢？“到我家去挖吧！”一个男青工态度踊跃，“我父母在院子里种了一畦月季花，这次地震压坏了一些，可还有不少仍然活着。”我们便和厂里的几个同志一起去他家起花，方得知，原来这个小伙子正在追求那个提建议的女青工。于是，大家便和他开起了玩笑，说他是把劫后余生的“福花”献给了心上人，夸他献花献得正是时候。开工的那天，工厂被这些鲜艳的月季花装扮得漂漂亮亮，大家可高兴了。

　　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发出许多感慨：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生命的希望就像自然界中的小花一样，只要能够经受住灾难的考验，就会更加坚强、充满生机。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我相信，人类一定能够总结出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把灾难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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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唐山地震

苏叔阳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刚从难挨的闷热中睡着，就被一阵猛烈地摇晃惊醒。我大叫一声：“快走，地震！”抱起熟睡的小儿子，拉起懵懵懂懂的大儿子，跑出我们的小屋。妻在后面紧跟着，还顺手抱起一件夹被。我们跑过院子，在狭窄的过道里，邻居码在窗台上的蜂窝煤纷纷倒下，砸在我头上、胳膊上，我紧紧护住儿子的头，还以为是房倒屋塌，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悲壮感，我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好动感情者。院外的小广场上，已经有邻居们跑来，粗壮的古树连枝带叶都瑟瑟发抖，脚下的土地像是颤动的棉被让人几乎站不住脚。我看看四周，只有这小广场还比较宽敞，街上是无法存身的，单是两旁的住户就会把它塞满。天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幸亏妻带出了塑料床单和夹被，蒙在孩子身上，可以避避雨。不知是学校的哪位负责人（当时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动员大家平整出一块平台，又搭起临时的帐篷，让人们躲进去，这才平息了暂时的惶恐。天明时分，震动小了，大家纷纷回家取出一些必要的衣被和吃食，准备在外面待几天了。

　　我急急忙忙去上班。那时候，人们仿佛组织纪律性特别高，因为稍一松懈，就有被打成“反动分子”的危险。我不知道此一去，竟然多日不归，让妻和孩子们面对突来的灾难。

　　来到学校，见教研室的同事们都严肃之至。我的顶头上司吩咐我去支援解剖室，将存放在地下室的尸体标本放到安全地方。我高高兴兴地去了。如今想起来，那天支援队里的朋友，几乎都是各单位“另册”上的人物。我们只配和死尸打交道，而那些“左派”都分坐在书桌旁、树阴下“值班”。搬完了标本，我又被派去修理危房，给那些墙壁砌上“卧牛”。我的那些“革命派”同事，依旧“值班”或者备课。单单从他们将救灾的劳动视为惩罚，就说明“革命派”是怎样的不革命。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今天我愿意写这篇短文就是这自豪感的表现，虽然我们的医疗队什么也没做成，但有过这样一个编制，我是这编制中的一员，便足够我咀嚼一生。那些指派我这个医疗上的纯粹的外行担当如此专业职务的人，我鄙夷你们。你们将救灾视为惩戒，将救人看做“脏活”，把这样神圣的事业交给我这样你们认为的“不可靠的人”，是何居心呢？是准备让失误打倒我自己，还是让我光荣牺牲在前线？岁月已经将这一切洗成淡白，除非真诚的悔悟，那些“永远的正确者”决然不会想到在几乎灭顶的灾难前，他们的作为是何等的卑鄙。

　　我回家收拾行装，匆匆作别家人，和我的队友一起出发由天津转道去往唐山。我们坐汽车去天津，一路上看见地震洗劫的痕迹，天津受地震波及的影响比北京大得多。进入天津市和平区，冷冷清清，马路两旁的楼房有的裂开了缝，有的震掉了门窗。我们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火车，原以为此去直奔唐山，我也急忙忙把口罩、手套发给大家。谁知，火车开了没一会儿便停下，停下便没有走的迹象。那时没有手机，也没配备无线通话器材。队长（他是位好医生，如今已去往天国。愿他的灵魂安息）和政委（我同一个教研室的倒霉蛋，许久未见，祝他健康）急得团团转，许久，才有人传达命令，要我们原地待命，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队长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大家清点器材、药物，分别按照手术室的规格做同时进行两套手术的准备。政委又命令，做完医疗准备之后，男女队员分开住进不同的车厢。这么一进行临战准备才发现匆匆组队的弊病。我们的队员由于“政治第一”的原则，大部分是我的伙伴。主要是妇科和儿科的医务人员，只有不超过三位的外科医生，护士居多，医生较少，主任级的医生如凤毛麟角。手术室的规矩是不能马虎的，在一位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好不容易整备完毕，我在小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把我平生从不知道的学问囫囵吞枣地装进肚里，乞求救主不要让我犯错误，那可是人命关天哪。收拾好这一切，才发现，整备了两间手术室，队员的宿舍就只剩下了一间半车厢，那半间是车尾的“信号间”，就是与沿途的车站打旗语的列车员休息的小车厢。于是那间大车厢当中拉起布幔，男女分开。又分出上下铺，年事稍高者睡下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则须登高而卧（那年我不满38岁）。那半间，是队长和政委的宿舍兼储藏室。我这样?唆地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是为了说明这支临时仓促组队的救灾队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临战的整备，让队长和医生们着急，队长命令从明天起，全队紧急演练，由外科医生指挥和上课。而我，除了跟大家一起演练外，还要解决全队的一日三餐和饮用及洗漱用水。车停在漫荒野地，离我们最近的天津站的一家小工厂也有几公里的路程。感谢那家工厂的工人弟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答应为我们提供水和饭食，又借给我们一辆小推车，往来运送。那是8月中旬，正是骄阳如火时节，队员们每天紧急演练，又在附近的农村找来一些伤病员，救人和备战两不误，其艰苦可想而知。伙食虽难称丰美，不过是烧饼、冬瓜汤，但那时也就算不错。惟其水成了大问题。道岔边有个给火车上水的大水管，可我不敢用那里的水，万一有位队员出了毛病，那就是“破坏抗震救灾”呀。于是每人每天三杯水，还要争取节余，给女队员晚上擦洗一下。队里有位主要的医生，如今是位大专家了，是位回民。他自己从不提出应当提出的要求，又要感谢工人兄弟，他们知道了这情况，每天都准备下回民餐。这让我至今欷?，不知这可心的关切是否还如春风一样遍地吹拂。

　　我们在待命的阵地守候了半个多月，经常看见载着伤员的列车从远处驶过。也从偶尔来这儿传达命令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唐山的情形，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着急，但谁都不说，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每个人噤若寒蝉。一天，队长从指挥部里回来，一脸的乌云，他找那位回民医生谈话，然后召集全队训话。他说：前线的伤员，经常被“抢救”出大毛病来。譬如：人家砸伤了腰，来了俩人，一个架头，一个抬腿，把人家的脊柱弄断了，流出脊髓，这人就半身瘫痪了。这是犯罪呀；有人把伤员连拉带拽，弄得浑身都痛，弄不清伤在哪儿，到了火车上才发现，人家腿断了，你给人家胳膊上打了石膏，腿没治好，又搭上一条胳膊。还有，把伤员拉到集中地，风风雨雨躺上几天，才来个拖拉机，那是救人吗？他说：我们是后上的队伍，要吸取经验教训，类似的错误决不能犯。他让那位医生详细地解说救助伤员的具体知识。大家有些松懈的情绪又绷紧起来。

　　忽然，那天清晨命令来了，要大家仔细清扫车厢，喷洒消毒剂，处理好与驻地的一切事务，大家知道要上前线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放下许多又长又大的塑料袋，一捆捆地扔在地上，走了。我急忙点数，分发。谁都知道，这是存尸袋。这么多的袋子，意味着数量不少的死者。大家的心都沉重起来。谁都不说话，沉默地等待，等待那出发的命令，好去奔往那死亡和顽强的生命搏斗的战场。太阳落山了，又传来命令，说是我们将接受一批伤员，护送到安徽的芜湖。于是又整理出应急的手术室。汽笛响了，车轮转了，大家不由自主都一下子站起来，奔向车窗。望那飞速后退的树木、田野，还有偶尔闪过的灯光，我们知道此去唐山不远了。

　　谁知道，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却不下车，等着，谁也不知等什么。次日清晨，汽车来了，把我们拉回各自的单位。这就是我们第七医疗队的凯旋。

　　我们又开了一个会，总结，评比，我竟然被全队兄弟姐妹选为第七队的模范。我差点掉下泪来。大约我的当选，很不让一些人满意。所以，当毛主席逝世，群众瞻仰遗体时，我这个“抗震救灾模范”排在当时被称作“摘帽反动权威”者的行列里，以最后的序列走到那伟人的遗体前致哀。

　　我们第七队没作什么，但因为站在前线的临界点上，就得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信息。在排除了当时极其荒谬的“政治原则”之后，在应急措施上应当格外注意：一、建立一切医务人员的业务档案，知其所长，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准确使用其长。二、应当建立公民的生理档案，比如，个人的血型应当准确无误。我的血型在1994年4月（在医疗队出发18年之后）我作肾切除手术时，才知道是A型，而在我的医疗队服的帽子上写的是B型。得亏我没有给人输血，否则，要出人命的。三、平时要教会群众紧急抢救的知识，不要发生把伤员“救”成重伤或“救”死的问题。四、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互爱、互助、互救意识。把抗灾救灾视为神圣的人道事业。五、国家建立应急机构，能有效地指挥有序的协调的救灾行动。应急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及施政能力的准绳，更是国家政治透明度和清廉度的准绳。

　　我的没有作为的救灾医疗队生活，已经消失在云端，而那岁月的风还如絮语在我耳边。作古的队友只留下名姓，或许也终将淡漠。健在的，也已停止了奔驰。但那曾有的待命出发的激动还挂在心头，像传说中的武士的剑，虽然在墙头高悬，却也时时发出铮铮的响声，期待再次奔向战场。有人说，一个医生，做一次救灾医疗队员，那他一生都是救灾医疗队员。我相信这话是真实的。

admin

　　正在深夜熟睡中，床铺突然剧烈跳动，我被惊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叫一声：“地震!”

　　妻子也惊醒了，我俩急忙跑到小床边一人拉起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和四合院，站到胡同里较宽绰的地方，大地还在上下抖动。这种上下抖动大约持续了20秒钟，我一家4口也就是在这20秒短促时间里从惊醒到脱险的。

　　何谓脱险?因为大地刚平静了一小会儿，又横向晃动起来，也是20秒吧，许多房屋抗住了纵向震动却禁不住这横向摇晃，砖头瓦块纷纷滚落，我们四合院里还倒了一面墙，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塌房一万多间，不少居民就是在这时候被砸伤的。我们在“第一时间”跑出来，还比较容易，因为地皮上下抖动，人们还好走路，而横向摇晃的时候就困难多了。

　　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的事情。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地震比较敏感，因为几年前的邢台大地震，北京地区就有明显的震感，前不久又出现过云南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的海城地震，由于事先发布了准确的预报，政府和群众做了各方面准备，地震虽然强烈，却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还使人们增长了许多知识，譬如大地震之前会有若干征兆：气候反常，井水变浑或水面升高，蚂蚁搬家，鸟儿和家畜躁动不安等。以及地震发生时，要尽快跑出房屋，站到空旷的地方。正因为报纸、电台介绍了这些知识，在那个地震频发的年代，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我下放劳动时住过的京东平谷县大华山公社，1975年深秋，枣树突然“疯了”：像春天一样生出细嫩的枝叶，反常开花，结果一场霜冻，约有20万株“疯枣树”被冻死。当时大家就在议论，气候反常，地温升高，枣树上当受骗，以为春天到了，所以提前开花，这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呢?因此种种，当大地震真的来临时，我才在大地抖动、被惊醒的第一秒钟就做出正确判断，带领妻儿迅速跑出房屋。

　　邻居们也先后从四合院里跑出来。我们这条光彩胡同东口，有一段比较宽绰的开阔地，为躲避墙倒屋塌的砖头瓦块，人家都聚在这里。此时互相看看，彼此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此后余震不断，头顶的电线来回摇摆，谁也不敢回屋取衣物。好在天气不冷，若是冬天，人们肯定冻坏了。渐渐地，胆子大了一些，行动迅速地年轻人就跑回屋里拿几件衣服，又赶紧跑出来。我也两次跑回屋，拿些穿的、吃的、塑料布和毛巾被，把妻儿安顿下来，不能一站几个钟头呀。

　　天色渐渐发白。当年没有手机，普通居民家里也没有电话，就算有收音机，(后来才明白)消息也是严加封锁的。总之，得不到任何信息。邻居们议论着这次地震，猜测它的震中是不是北京?已经发生过的是预震还是大震?如果是大震那就好啦，我们已经脱险了。如果是预震，此后还有大震，那可怎么办呢?我跟妻子商量了几句，再次跑回屋去，把“贵重物品”拿出来，其实就是粮票、户口本、购粮本、副食本和几十元人民币，连同两个孩子全都交付给她，我必须骑自行车到局里去上班。越是紧急时刻越要坚守岗位，提前上班，这是国家干部的职责。

　　我是北京市农机局管理处的技术员，当年统称干部。赶到局里一看，提前上班者大有人在，几位局长办公室的灯光明亮，听门卫说，地震刚发生半小时，领导干部就陆续赶来了，有的骑车，有的跑步。值班室的电话不停，传出的第一个信息，是市委要求我们局机关联络下属工厂，及时了解情况，加强安全保卫，保持上通下达。我们农机局虽然是个“小局”，也有数万职工和家属，联系着郊区各县、社的拖拉机站和修配厂，掌握着农用车辆和油料，参与救灾，能量颇大。

　　上午，我们在办公楼前公路边的绿化带搭了一溜帐篷，也叫防震棚，局长决定，把一部分住平房(危房)的家属接过来，由局机关食堂供应吃喝，以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下午，“时局”逐渐明朗，知道了震中在唐山，天津的灾情也比较重，灾情较轻而且距唐山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北京了，从中央到市委，要求北京各部门紧急动员：支援灾区。当然啦，解放军部队是最迅速的救灾主力，唐山市附近的驻军已经跑步到达重灾区，第一批受灾的伤员也用汽车送到了北京。我们此时还不知道唐山灾情的规模和严重性，只是推测，北京到唐山直线距离180公里，北京塌房上万间，唐山的灾情小不了，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吧。北京的交通、卫生部门都动员起采了，紧急运送和接待伤员。傍晚，农机局派出几十名干部，分头组织车辆运送举电机组、抽水机组、推土清障机组，连夜奔赴唐山。另一项很有远见的任务交下来：调集100台机动喷雾器到唐山喷药消毒。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须防止瘟疫流行。

　　对这项任务，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外人不了解，我们农机干部心里有数：医院消毒和农村社队防治病虫害大都使用手动喷雾器，而机动喷雾器是新产品，它由一台小型发动机为动力，喷药的效率(比手动的)高几十倍，消耗药液的数量也很大，要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疑惑归疑惑，执行任务谁也不讲价钱。我们连夜调集物资，把北京喷雾器厂和农机公司的库存机动喷雾器如数调齐，会同卫生局，提供消毒药液，紧急抽调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编队编组，以及安排车辆、油料，在29日深夜出发，奔赴唐山重灾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员、物资，都是无偿提供的，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只用电话八方联系，不用书面文件，派人去洽谈也来不及，而基层单位接到局里的电话，要人要物，都是一口答应，而且自己派车，按时把人员、物资送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30日早晨，我们“防疫大队”到达唐山。车队根本进不了市区，街道已被倒塌的房屋瓦砾阻塞。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唐山市呀，简直就是一大片瓦砾堆。我们在市郊找了一块空地“安营下寨”，人员、器械、药液(桶)和帐篷等物资都卸下来，以此地为“大队部”，大卡车腾空待命(这一招儿很明智，后来证明这8辆大卡车承担了多项重要使命)，几辆吉普车立即行动起来：一辆指挥车，由大队长乘坐，去寻找“总指挥部”(我不知道它的全称，大概是“唐山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吧)，去报到，建立联系，接受指令。其余的是交通车，把喷药小组尽可能地送进市区，开始消毒作业。这种四轮驱动的越野型吉普车显示了优越性，可以在田间行驶，阻塞不太严重的街道，它也能在砖头瓦块上爬过去。

　　进到市区，我们遇到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不知道往哪里喷药?按照原先的计划，要求重点保护水源，保护厨房或炊事场所，保护抢救伤员的医疗场所，控制蚊蝇孳生地。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一片混乱，到处房倒屋塌，瓦砾成堆，原先计划的那些地方你根本就找不见。这时是地震后的第三天，说准确点，是地震后的 56小时，天下着雨，余震不断，残垣断壁继续坍塌，许多瓦砾堆中还传出呼救声和呻吟声。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喷雾器去救人呢?不能见死不救呀!

　　当天傍晚，回到“大队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吃午饭)，才知道许多防疫队员自动改变了任务，放下喷雾器去扒房救人了，被压在坍房里的老百姓又哭又喊，你还怎么喷药呢?没工具，用手扒，不少队员的双手磨破，有的指甲盖都磨掉了。大队长没有批评我们，但他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防疫大队的光荣任务就是喷药消毒，普遍喷药，不准擅自改变任务!大队长又说，这次大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唐山市，又是夜间，人们都在家里睡觉，伤亡人数不止十万八万，这是夏天，大量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必须普遍喷药消毒，不是不让同志们扒房救人，这是革命分工，如果发生瘟疫，就会牺牲更多的生命!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晚饭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馒头咸菜，饿了一天，却吃不下去，队长命令大家必须吃。白天扒房救人的惨象历历在目，伤者大多赤裸身体，道路阻塞，我们把他们往哪儿送?扒出来的尸体，血肉模糊，也只能排放在路边。我曾参军10年，在朝鲜打仗，没少见死人，不用队长下命令也能吃饭，只是心里堵得慌。那么多解放军跑步来救灾，来得比谁都早，为什么没看见他们扒房救人呢?也许只是我没看见吧。

　　几天之后才陆续听到一些说法，原来解放军救灾部队也有计划，有重点，就是首先抢救党政机关，银行，水电通信枢纽和职工宿舍。不能说这种计划是错误的，救灾也应该有重点，只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差，因为这些单位大多是楼房，坍塌之后，那些预制水泥板，一块千斤重，没有吊车(从北京；调来的汽车吊，被瓦砾阻滞，也靠不拢)，战士们集中起来用手抬，费尽力气也是事倍功半。大家议论，如果一开始就去抢救民房百姓，一定能够救活更多的人。今天写上这一笔，只为探讨经验：抢险救灾，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计划。譬如，首先清除主要街道上的障碍物，这比较好办，因为都是碎砖瓦，用不了多少时间，而打通道路，救灾工作的全局就“活”了：汽车吊可以靠近坍塌的楼房作业；战士们分散开来，到居民区扒房救人；伤员和尸体也便于外运；指挥车、通讯车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天晚上，大概就是我们转变思想、调整计划的不眠之夜。还说我们防疫大队吧，主要是明确了自身的硬任务，坚持喷药消毒，预防瘟疫。此外还有很多新发现的任务：第一，由于雨水浸泡大量尸体，流进井里河里，污染了水源，再喝这里的水，就会引发传染病，所以要从北京运饮用水来。 第二，北京正在制作大量干粮，支援灾区，我们防疫大队不与灾民争干粮，自己运来。 第三，回北京的空车，载运伤员。 第四，再运一批口罩来。我们原来有口罩，是喷药时用的，现在要多加几层，防尸臭。那是一种极端的恶臭，熏得人头疼，后来有人戴5层口罩。

　　第四天的情形有很大改变。救灾部队可能得到新的命令，不再集中“啃硬骨头”，而是分散开来，救援(容易挖掘的)坍塌平房中的百姓。解放军毕竟是吃苦耐劳的主力呀，就在这一天，大量幸存者得救了。与此同时，几条主要街道上的瓦砾已被清除，汽车可以通行，运送伤员的效率大大提高，饮用水、干粮、帐篷、毯子、苇席等救灾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来，而且有了发放的场所。大量挖掘出来的尸体开始外运。我们防疫大队也找到了消毒的重点地段：几处伤员急救所，大多是部队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给伤者进行止血、消炎和包扎，然后送往北京的各个医院。存放和分发干粮、饮水的场所，彻底消毒，病从口入嘛。尸体集中和掩埋的地方，天晴了，气温高，尸体迅速腐败，不但恶臭呛人，还引来大群苍蝇，这些地方是消毒防疫的重中之重，我们集中了一批喷雾器，还调来杀虫剂敌敌畏，昼夜不停地消毒、灭蝇。一连7天，陆续有刚挖出来的尸体，越是后送来的腐烂程度越重，而且已经生蛆，必须彻底杀灭，绝不能让这些地段成为瘟疫的源头。当然啦，遵照“总指挥部”的指示，我们并没有放松面上的工作，普遍喷药消毒，因为此时还有很多腐尸埋藏在废墟之中。

　　这几天也出现了不少“趁火打劫”的败类，他们在地震中没有受伤，也有从郊外跑来的农民，不去救援他人，反而劫掠钱财，甚至强奸受伤的妇女。解放军派出巡逻队，抓获了一批这样的罪犯，迅速制止了刚巧抬头的“无政府状态”。我就看见一些罪犯被捆在路边示众，他们抢劫的财物挂在自己胸前，有的胳膊上戴满了手表。现在回想起来，控制无政府状态十分重要，2005年夏天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的大灾之后，同样出现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是派军队控制局面的。唐山市上百万居民，除去死者，活着的人们，如果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环境中，伤员怎么救治?饮食、衣物如何发放?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重灾区，就越需要解放军控制局面，建立和维护灾区秩序。

　　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伤亡之重，在我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它发生在炎热的夏天，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瓦砾堆中到处都有腐烂的尸体，毒菌随着雨水流淌，污染面很广。由于及时、全面地喷药消毒，杀灭蚊蝇，转移伤员，疏散人口，集中处置尸体，以及远程运送饮用水和食品等有效措施，控制了大灾之后通常都会发生的瘟疫，而唐山大地震后则是一个奇迹，其中的一些重要经验，今天仍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