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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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岁月的几件小事

　　一“饭”一“菜”的县委食堂

　　唐山大地震几乎将芦台镇夷为平地，县委县革委的房屋和伙房全部倒塌。附近的一些村庄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主动做好干粮送到县委机关。我记得有大北公社的独立村、板桥公社的北珠村和苗庄子公社的柳庄子村。他们用拖拉机拉着大饼、馒头和刚从本村果园里摘来的水果送到县委大院。县委食堂的师傅，从粮库扛来一捆苇席，铺在地上，把各村送来的大饼、馒头堆在席上，这就是我们的“饭”；食堂的师傅们把他们自己腌的咸菜头切成丝，装在脸盆里，这就是我们的“菜”。上至县委书记邢国俊同志下至我们这些临时借调到机关来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这一“饭”一“菜”。开始两天还可以，可是由于天气太热，没两天的工夫，大饼、馒头就都馊了。师傅们怕同志们吃坏肚子，又给我们加了一“菜”——大蒜一盆，并在那堆大饼、馒头旁立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多吃大蒜，预防痢疾。”

　　免费的邮局服务摊

　　唐山大地震，使宁河县芦台镇的交通、通信毁于一旦。为了方便灾区群众与外界联系，县邮局领导很快想出了便民措施，他们职工两三人一组，准备好纸、笔、信封和邮票，到街上出地摊，免费为群众邮寄信件，遇到不会写字的求助者，他们还会代为书写。我在震后寄出的第一封信就是在县文化馆旧址前写的。这封信是寄给当时我在青岛潜艇学院读书的哥哥，一时忙乱之中不知道是否写对了部队番号，下午我又到邮局的服务摊上写了一封寄出去。为此哥哥还怀疑这封信是不是我写的，为什么同一内容的信，一天之内收到两封？生怕我在地震中发生什么意外。和大姐同居一“室”

　　1976年我20岁，刚参加工作几个月。震后我和卫生局工作的包文兰、李会兰两位同志一起借调到县革委文卫办公室。刚到县委时，由于震后县委机关已成废墟，县革委的财贸办公室、文卫办公室都被临时安排在与县委一墙之隔的芦台粮库院内。我们自己搭起帐篷，地上铺上苇席就是办公室了。白天工作在这里虽说闷热难挨，但还能坚持。可是到了晚上蚊子一抓一把，实在让人难以对付。我被蚊子叮得受不了，只好找来一条麻袋，把自己大半个身子装进去，再用衬衣盖上头，才能勉强睡一会儿。第一个晚上就这么对付过来了。第二天晚上，包文兰大姐从家里找来了一顶蚊帐，她和李会兰大姐睡在一顶蚊帐里已经很挤了，但是她看到我被蚊子叮得难受，实在不忍心，就硬是把我也拉了进去。那时，包大姐刚结婚不久，李慧兰大姐比我大三四岁，大学刚毕业还没有谈朋友。包大姐让李慧兰睡在她左边，我睡在她右边。白天我下乡接伤员，有时机关食堂给大家分附近村队送来的水果，我赶不上，两位大姐就把她们分到的那份留下来，等我晚上回“家”，姐弟三人一起吃。就这样，我们三个挤在一顶蚊帐里睡了十几个晚上。

　　后来全国各地援助灾区的药品陆续送达，包大姐和县医院的徐桂荣、于秀兰三位同志被抽调到蓟运河北岸芦台大桥北侧（芦台大桥已在地震中震毁）负责接收和向各公社医院分发药品。因为蓟运河堤上添了许多新坟，三位女同志住在坟墓边上的一顶帐篷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所以，包大姐到文卫办公室向邵庆余主任要一名男同志晚上和她们做伴。邵主任开玩笑说：“你看上谁了？”包大姐说：“我们想要小刘。”邵主任说：“那好，就让小刘同志晚上给你们当卫士。”就这样，白天我去文卫办公室上班，晚上我去给三位大姐做伴。头一天晚上，一起给我们的“家”进行了一番整理，用装药的箱子把帐篷隔成两间，我睡在守帐篷门这边，隔着药箱垒成的矮墙，里面就是三位大姐的“巴黎圣母院”。每天不管忙到多晚，我都要赶到蓟运河对岸去住，晚上和大姐们围在油灯下，统计分发药品的数字，谈论一天的见闻，那段时间虽说工作很忙很累，但也其乐融融。

　　这场灾难给唐山及宁河人民带来的伤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但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那些真挚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事迹，将长久留在所有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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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深埋在废墟中

杨百成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在废墟下苦苦求生的几小时，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汽车缓缓地驶上蓟运河大堤，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停在所要去的地方。我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这时，天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望望大堤南面高高的围墙，又看看脚下坑坑洼洼、野草丛生的荒坡，在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在地震中罹难同学的墓地后，便从车上拿出一束鲜花和一瓶白酒，把鲜花轻轻地放在一个大土坑旁，然后再把酒洒向这坑坑洼洼的荒坡上。随着酒香淡淡远去，我的思绪也被带到那遥远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之中……

　　1976年7月27日夜间，为建校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正在酣睡之中，然而，灾难正悄悄地向人们袭来。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当时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大雨浇塌了房屋。当大地又是一阵剧烈地颤抖后，我才猛然意识到：地震了！我活动一下上身，发现还没有被砸伤，再活动下身时已经不能动了，下肢被倒塌的木檩、瓦砾压住了。我想用力将腿拔出来，但越动压得越紧，便不敢再动了。这时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着如何脱身，先是喊“救人”！喊哑了嗓子没有回应，然后又用砖头敲打被砸扁了的铁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到一点上边救人的动静。此时余震不断，下肢压迫得越来越重，直到麻木。随着余震，废墟不断抖动，灰尘充斥着每个角落，我不住地咳嗽。此时我忽然想起，我是睡在蚊帐里，在我的周围一定会有蚊帐，于是我用手向四边摸索，拿开砖头，刨开泥土，终于找到蚊帐。我撕下一块，抖抖上边的灰土，反复折叠数层，用它捂住口鼻，以阻挡灰尘吸入，呛咳止住了，而下肢快要失去知觉了。由于上了一年的医学课，使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假如再有两个小时不能解除压迫，下肢将会永远失去功能，那么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如果始终没人来救呢？那么不仅仅是残废问题。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只是又猛烈地敲起了铁盆。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人来救，难道我们班的同学一个也没有逃出来吗？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来救我呀！这时我又想到老师们，他（她）们住的房子是很结实的新房，应该不会有事吧，为什么也不来救我呢？或许是听不到或找不到废墟下的我？这时，我又想到了家，想到了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妹妹。家在20公里以外的农村，那里地震一定很轻，不会有事，如果没事，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可是，即使他真的来了，在这一片废墟之下，又到哪里去找我呢？此时，我真后悔，那次哥哥给我捎东西，为什么不把他让到宿舍待一会儿呢，那么不就知道我埋在哪里了吗？还有，如果我不被选调到卫校上学也不会有今天。当初，为了走出农村，找村干部、求乡领导才如愿以偿，没想到却落得如此情景。那些曾经羡慕我的人当得知我如此下场时，不知又做何感想。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迈的严父慈母，一生土里刨食，把我们拉扯大，并寄希望于我，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一旦失去我，他们又怎么能挺得住？

　　我又想到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下乡支农，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房东看病；还想起了那次和县防疫站的医生们一起下乡搞防疫，自己写的那篇广播稿，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想起了那几次考试，当老师宣读每科成绩的前三名都有我的时候，那种惬意、自信，还有同学们的赞许、嫉妒的目光；想起了家乡的小河，想起了儿时的玩伴，一起淘气、打架、摸鱼、钓蟹、偷瓜摘桃……假如没有这场灾难该多好啊，毕业后，我要争取去县医院工作。老师说，我性格内向，做事认真，又写得一手好字，适合干内科，如果英语好还可考研究生……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突然又是一阵颤动，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头，大约半分钟的时间，颤动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暂时的宁静。突然废墟上发出有人踩踏的声音，求生的欲望，使我顾不得呛咳，顾不得嗓子痛，又拼命地叫喊起来，然而，脚步声却渐渐地远去了，不知是上边的人没听见，还是又去救别人去了，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又泯灭了。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我又敲起了铁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头上的废墟又响起了踩踏声，接着又隐约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就在这，从这下手刨，注意别伤着人”，随着废墟不断被清理，上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而且听出是班长等几个人正奋力抢救，突然大地又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这时班长喊了一声“快撤，这墙要倒！”余震随着地声而至，而且震动比前几次厉害，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时间才停止。没等我再喊，就听班长说“咱们先用绳子将这堵残墙向没人的方向拉倒，消除隐患再去救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好”！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闷响，大约是残墙被拉倒了，接着我头上的废墟又传来了刨挖声。突然，一束光线射了进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终于看到了外面正在施救的人们，看到他们一身泥土，一双双焦急的目光和一双双带血的手，我喊了一声班长的名字便激动地晕了过去。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离废墟不远的砖道上，身下铺着满是泥土的凉席。几位同学围在我身边，有的在给我测血压，有的在给我清除鼻孔、嘴里的泥土，有的在给我包扎划破的伤口，看到这一切，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本想说一句“谢谢！”但动了动嘴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此时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这时我试着动了动双腿，发现还能动，只是由于麻木，还不能站起来。一位同学知道我的心思，马上对我说：“你的双腿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只是被木檩压的地方有淤血，估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此时，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说，咱们班的同学都出来了吗？他的眼睛闪了几下，泪花在他眼里打转儿，说到“已经有五位女同学遇难了，还有两位男同学没有刨出来，同学们正在抢救”。一个小时过去了，两名男同学被刨出来了，可早已停止了呼吸。据当时的同学们讲，这两位同学是被木柁砸死的，和我仅隔一个床铺。这时班长宣布：“我们班共有七名同学震亡，一名女同学腰部重伤，上一班有两人震亡，老师们全都幸免于难。”

　　接下来，老师及班长又组织没有受伤的同学搭建临时帐篷，此时，我已能站起，也帮着大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夜幕还没有降临，举目望去，全校一片废墟，尸体随处可见。然而，老天不怜落难人，这时，又下起了小雨，将幸存的人们赶进了匆匆搭建的帐篷里。由于地方狭窄，男女同学挤在一起，尽管穿戴不整，大家也都不在意，害羞的女同学也没有了往日的羞涩。二十几个人用一个搪瓷碗轮流喝一口水，吃着直升机空投下来的压缩饼干，在潮湿、拥挤、凄凉的临建帐篷里度过了漫漫长夜……

　　天终于亮了。同学和老师们陆续地走出帐篷，然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七位同学的尸体，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班主任决定：先掩埋尸体，然后待通信恢复，道路畅通，再与其家人联系。说完，大家一齐动手，找来一些木板和被褥、衣服等，由女同学负责给每位遇难的同学整容、穿戴衣服，然后搭上木板，由男同学抬着，经过操场，穿过学校后门，爬上蓟运河堤，又向东走了100米左右，将遗体停放在河堤上。一些先来的同学已经在选好的墓地上挖坑。由于人多，半个小时后，七个坑陆续挖好了，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遗体逐个向坑里安放，当放下四具遗体后，有位同学建议，将小李和小傅的遗体放在一个坑吧！班主任问为什么？那位同学答道：“因为他们两人生前很要好，可能在谈恋爱，生不能同床，但死能同穴，也算成就他俩阴间的一段好姻缘吧！”班长马上站出来制止，说：“老师，别听他的，死者同穴要征求双方家长意见，否则会闹出事来。”这时我打了个圆场：“把他俩葬在相邻的两个坑，让他们在地下也有个照应吧！”刚说完，几个女同学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葬礼”举行完了，大家凝望着七座新坟，凝望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眼泪再一次滚落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河堤上的七座新坟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去……

　　我正深深沉浸在遥远记忆中，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猛地从追忆中惊醒，回头望去，发现了和我一样前来祭奠的昔日同窗——这次来祭奠的同学最多。然而，岁月似水流年，葬在脚下的七位同学都已陆陆续续被他们的家人迁走了。留下的只是荒坡、野草和不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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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悲声

秦晓鹰

      
　　我因被要求必须参加一个别别扭扭的党员发展会而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30年过去了，我心中总觉得有某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愧疚。  


　　人生总有些事情值得回忆，但“值得”并不等于情愿、更不等于回味。1976年那场大地震对我和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

　　28岁以前，我就没听说过茶淀这两个字。1976年春天，因为南大历史系党委要求毕业班到那里去实习，我才第一次知道天津市汉沽区有个叫茶淀的地方。说是“实习”其实与下乡劳动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要给当地的社队干部和党团员办学习班（因为毛泽东说了，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就像现在“上党课”“上团课”似的。还记得，我讲的第一堂课是“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大概是因为过去看了点苏联小说，加上从小就爱看苏联电影，加上曾看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如《赫鲁晓夫回忆录》，加上也曾偷听过当时禁止收听的苏联电台广播，加上“九评”，加上从中学时代就关心中共与苏共的争论，加上毛主席对“赫秃子”的批判，加上在珍宝岛上中苏边防军队的交火，总之，杂七杂八东拉西扯地“一勺烩”，也能讲上好几天，也能让那些只知道没黑夜没白天“农业学大寨”的乡亲们听得目瞪口呆，当然，也就能让我有充分的理由去“备课”而免去了在阳光下的曝晒和在田野里的“锄禾日当午”。

　　那个年代讲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们三个男同学因为吃饭在公社食堂，所以真正能做的就只剩下与农民“同住”了。住家的房东是个50来岁的妇女，姓孙。不知为什么孙大妈家就她和女儿秀兰。我们那时候是小伙子，又是城里来的，啥都不懂，也不知道与大妈唠唠家常，所以至今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个家仅有她们母女俩。因为我实实在在看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男人登门。于是一来二去，我们仨男大学生就成了这家的壮劳力：每天帮大妈和秀兰担水、劈柴、扛粮食。这母女对我们可亲了。晚上我们在炕桌上写东西，秀兰总是送来好吃的：枣啊炒黄豆啊有时还拿点带壳的花生。有一回，我们几个全都钻被窝了，大妈还把我们都喊起来，说是煮了一锅小鱼小虾还有海蛎什么的，叫我们尝鲜！秀兰在一旁紧忙活，又拿酱油又拿醋还切了好多姜丝姜沫，说这么伴着蘸着好吃还不生病。就是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茶淀这地方离海不远，当地老百姓以种水稻为主也隔三差五地出海打鱼，这在北方可是稀罕事，看来这儿的农村挺富庶嘛！怪不得姑娘们个个又白又胖，原来是大米鱼虾催的呀。与我入大学之前插队的那个山西吕梁山的婆姨女子比，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看着我们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地直咂吧嘴，孙大妈笑着说：“今晚不给你们多吃了，省得闹肚子疼。又没有喝白酒。明天还有一顿呢。”不等我们欢呼敬礼喊万岁，大妈就问：“你们三个当中谁会画画呀？”画画？干啥？“给我这房子的烟囱、山墙、还有房脊房梁上画点花啊、草啊、鱼啊、鸟啊什么的，我们这儿讲究这个……”说罢她瞅了眼秀兰，秀兰的脸一下子飞起红晕。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我们再傻，也明白这是大妈要招女婿的前兆。况且几天前我们还在议论，像秀兰这么漂亮的大姑娘怎么不出嫁呀。要不然，你、我、他，咱们中的一个把她娶了算了。至于说画画，这可难为我们了，不过，对这等人生大事岂有不助一臂之力的道理，“纵使是刀山火海也冲向前（样板戏）”。何况，还有一顿海鲜等着吃呢。谁让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孙大妈拿着两只大白瓷碗和一把刷子早早就把我喊醒了。我一看，妈呀，一个碗放绿油漆，一个碗盛红油漆，红配绿不是赛狗屁吗？没办法，只好又让她去寻点白油漆，也好勾兑成过渡色呀。秀兰此时在房子外已经扛来把大梯子正等着呢。看这阵势，我也只好被赶“鸭子”上架——上房了。

　　那是一个多么秀丽清新、明媚的农家之晨呀。春末夏初的华北冲积平原上，嫩绿的庄稼该吐穗的吐穗、该拔节的拔节。一抹霞红伴着天际的浅蓝浅灰，好像在编织着新娘的嫁衣，又像代表着上苍的祝福去为青春化妆！就连带着海味的微风也似乎是要轻撩起新娘的盖头，让她羞热的脸庞多一点凉爽。此时的我忽然涌出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可感谢谁呢?感谢什么呢？难道要感谢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要感谢让千百万人妻离子散蒙冤含悲的所谓“阶级斗争”吗，难道要感谢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空气吗？难道要感谢那帮不事稼穑不顾民生倒乾坤毁社稷的蟊贼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感谢这永远有日出的大地、永远有生命的自然、永远有爱情的青春、永远追求美渴望美包容美放飞美的心灵！当然，也就感谢“逼”我在房上画画涂鸦的孙大妈和她的女儿秀兰……

　　当时我画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反正，凭着我在农村办村史展览那点功夫，凑合着画了一只和平鸽，画了几朵牡丹，还有就是龙、鱼、马。我一边画一边让大妈、秀兰和围观起哄的孩子们猜猜画的都是什么。我指着鸽子，他们就喊：“鹅！鸭子！”我指牡丹，他们就喊：“西红柿！开花大馒头！”指龙，就答：“蛇！蚯蚓！”再指那条鱼，又被说成：“老玉米”。至于我最得意的那匹奔驰的骏马，他们的回答竟空前干脆、一致：“是大肥猪！”大妈在一旁笑得直抹眼泪，秀兰乐得一只手直捂肚子，一只手把梯子拍得“啪啪”响：“快下来吧，晌午饭都好了，有酒呢！”

　　一个半月的实习匆匆结束，我也就离开了汉沽茶淀乡和我的房东。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7月份。不知为什么，系党委又决定派几个比我们低一届的4个同学再去茶淀乡人民公社进行“教学实践”，而且还专门指名由我带队，“你有经验，与当地老乡又处得不错。”我心里暗暗高兴，说不定又能见到孙大妈娘俩了。7月27日本是我们出发的日子。不巧，支部要开党员发展会。我说能不能请假？因为我事先已经表示，不同意那个上级党委内定的发展对象。谁知支部书记不批准我的请假，说越是不同意越要在会上说说意见。事后才知道，支书也不同意那家伙入党，但碍着上级的面子不好公开反对，所以就想找把“枪”使唤使唤。你想，有了这么一层，她还能准我的假吗？于是，我就只好让那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先走，还告诉他们怎么坐火车，下车住哪儿，先联系谁后联系谁?唆交代一大堆“注意这注意那”。我本人则去参加那个别别扭扭的发展会，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再动身去茶淀。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一场大地震发生了。踉踉跄跄、惊恐万状地跑到宿舍楼外的男生女生，在似雨似雾中都在小声议论，谁也说不清刚才发生了什么。尽管是在夏夜的湿热里，但人们的心却因为巨大的摇撼、莫名的警觉和恐惧的暗示而揪紧，而战栗。我们几个胆子大点的同学二话没说，蹬上自行车就冲出校门，冲上了大街直奔天津市中心。漆黑的街市，到处都是蜷缩在屋檐下的人群，到处是断裂的墙壁和塌陷的民房，往日平坦的街巷变得高高低低。然而，周围的一切仍是出奇的安静。在这几百万人的特大城市中竟没有车辆的喧闹，没有人声喧哗，更没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凄厉刺耳地叫声。而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平时有点屁事儿都要上街狂吼一阵的宣传车，特别是在报道天津东站工人评法批儒、小靳庄农民作诗作画时费尽心机的喉舌，现而今却装聋作哑。这座中国第三大城市完全失控了！

　　天渐渐发亮，人们也从混乱庞杂的信息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特大地震，而天津汉沽区为6.8级！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那4个当晚赴汉沽的同学会出事吗？孙大妈和秀兰呢？消息简直是一小时一变：一会儿说那4个人失踪了。校方决定立即派人寻找。正在调集人力之际，又有消息说，他们准备借宿的某饭店的传达室老大爷亲眼看见这4个人早在地震前就离开了饭店。这让校方松了一口气。大家惊魂未定，汉沽区来电话，说有人“发誓”看见4个大学生最后还是住在了那里。怎么搞的，简简单单一个住还是没住的问题就弄不清了？难道说4个同学革命意志高于天，当夜没在汉沽区某饭店借宿，而是索性一下子插到底，直接赶往茶淀的老乡家了？难道说亲眼看见4个学生去向的两位目击者，其中有一位是胡编乱造吗？

　　平日里年短天长，情急中年长天短。我们在坐卧不安中不知熬过了几天，终于在苦盼中知道了4个同学的确切下落。当巨大的吊车把汉沽区某倒塌饭店的水泥板一层一层揭开，当地军民迅速地一层层加以清理的时候，在这座六层楼的最下面一层的某间客房里，人们看到了惊人一幕：一位男同学伏在桌上，旁边是他没有写完的日记，手中的笔和他的头已经被砸烂；另一位男同学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面部血肉模糊；还有一个男孩子赤脚斜倒在地上，不远处是蹬飞的洗脚盆；桌子下面有一个男孩子四肢完好，没有碰伤撞伤的痕迹，只是脸色紫黑，两眼圆睁，一看就是窒息憋闷死亡。

　　经过反复核查，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7月27日下午傍晚，我的这4位小同学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来到汉沽区某饭店，准备休息一夜，来日赴茶淀乡。不想，该饭店客满，只好另谋歇息之处。此过程均被收入传达室老大爷眼中脑中。所以才有了他说的4人离开之说。然而，当4人来到汽车站询问有无去茶淀乡的客运车时，调度员告，明早有。无奈，4个人又返回那家饭店。此时传达室值班的老大爷已下班，换另一人“主持工作”。此人看到几个年轻人一身风尘一脸疲惫，顿生恻隐之心，于是破例告诉，还有一间房空着，是我解放军某部一位跑物资的同志的“包房”。这两天他出差不在，你们可以暂时借助一夜。

　　于是，我的4个小同学自然千恩万谢了一番，欢天喜地了一番。这就是为什么又有人“发誓”看见4个学生入住一说的根由。

　　知道4个同学遇难，我的心像被利斧猛地劈开，剧痛却只渗出血。我甚至想：如果他们那一晚没有住汉沽而是截一辆顺路车到茶淀乡，甚至干脆就直接找到孙大妈和秀兰，说不定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然而，不久又传来消息：我在茶淀乡的房东孙大妈和秀兰也在地震中不幸身亡。那座画着鸽子、牡丹、骏马的新房刹那间轰然倒塌，结束了秀兰和她娘的梦。此时我的心淌出了血。

　　30年过去了，我心中总觉得有某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愧疚。能说清的内疚是没有记下4个同学的姓名，当时只想过一天就见面了，往后朝夕相处自然会认识，哪曾想从此成为诀别。只知道他们中三个是湖南、福建、四川的南方孩子，一个则是北方的娃。说不清的则是对孙大妈和她的女儿，是因为那些画没有画好？还是因为觉得命运对这些质朴生命的不公？

　　我还活着，劫波后的中国人今天是多么幸运啊。正因为他们是种种悲剧中的幸运者，我相信，他们才会永远倾听幸运的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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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

长正

      
　　天降的劫难，一旦临头，不言而喻，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可是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恋乡思亲之痛，更令人难以忍受呢？  


　　唐山大地震，迄今已30年了。

　　回想起来，应该感谢当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在承德召开的那次创作会议，使我和十多位唐山的文友，躲过弥天大难。

　　30年前的那个夏天，天气热得出奇。我这人生性又惰，平素不喜动，更怵乘车。接到会议通知那一刻，是否赴会，曾犯过犹豫。后来想，生在河北，却未曾领略过避暑山庄皇家园林的胜景，此去可借机一饱眼福；再而，儿子服役于承德隆化部队，会后可顺便探视，一解思念之苦。由于杂念，方意决成行。

　　避暑山庄外的地区革命委员会招待所里人声鼎沸。在报到的人群中，见到塞北的宫克一，卧牛城的朱梦夕。1972年夏天，我们曾共同被借调到河北省出版局，佐助处理稿件。他乡遇故知，自有一番亲热。

　　晚上，驻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会议作专场演出，却之不恭，只得舍命陪君子。午夜我睡眼蒙胧地回到住所，洗漱完毕，不知为什么，似防意外事件，身不由己地将床头的衣物及洗漱用具，一并塞入提包方入睡。

　　沉睡中，我被一声巨响惊醒。随之，地动床摇，灰尘弥漫，顿感呼吸困难，土腥刺鼻。自己已被从床上甩到地板上，方知已停电。黑暗中，我穿上衣服，抓到提包，冲出门外，在走廊上汇入摩肩接踵的人群。下到三楼，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只好耐着性子往下挪。也可能是因为经过风风雨雨的原故，沾染上老于世故的习气，心中暗自叮嘱：天塌大家顶，镇静！

　　让人气恼的是，楼下大门紧锁，惶恐不安的人们，有的开始骂娘。好半天，睡眼乜斜的值班员，才将门打开。人如溃堤之水，冲到院落。惊魂甫定，有人说，这是“苏修”打原子弹；也有人说，是地震。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天色灰暗，不知什么时候，空中散落下水珠，只好借树冠避雨。这时有人摇指天空，好像又发现了新议题。

　　顺那人的手势望去，原来是晨曦中的楼房，房檐已被震裂，出现了险情。有人打诨说：“咱这是天不灭曹！”转身见宫克一，双臂抱肩，只有一件裤头着体。再看左右的男男女女，很少有衣饰整齐者，可能求生同是人的一种本能吧！我将提包中的雨衣，给他驱寒遮羞。

　　宫克一是有名的深度近视，慌促中失去眼镜，着实痛苦。稍安，只好牵着他的手，上楼寻觅衣物和眼镜。大难临头，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女服务员在坚守岗位。她们守职尽责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一辆救护车鸣笛驶来，方知有一外埠采购员，情急跳楼摔伤。只见他在担架上，双手护胸，不住地喊痛。事后方知，采购员因心脾破裂，不治身亡。医院有护士跳楼，双腿骨折；街上出现被震裂的房屋，倒塌的院墙。少顷，有确切信息，说是地震。先传说震中在茶淀农场，后又说是在秦皇岛的海上，时近中午，最新消息说震中在唐山。顿时心像悬起来似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的几位同乡，也是意绪纷乱，坐立不安，都盼望承德有关单位，能和唐山联系上，得知这场大劫难，给唐山这座百年工业重镇，带来了什么？结果，一次又一次，都叫人失望了，因为这时所有的通讯手段，都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情急之下，我要通了儿子部队的电话，他同样焦急地等待唐山驻军的信息。按理说，部队的通讯联络，最具时效性，可是地震发生，已近10个小时了，仍处于瘫痪状态，这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心情也随之更加沉重。没等相商，大家一口同音，请求返程。一位老作家深情地对我们说：“地震已经发生了，你们回去，反而多一份危险，不如留下来，安心开会。”我的一位同伴，平日言谈颇有几分大丈夫的气派，没容老作家把话说完，立时拍着大腿说：“我那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火都上房了，你老人家还在这儿说风凉话！”一位女同胞，也哽咽着说：“我那四个孩子……”是呀！谁都知道，这种天降的劫难，一旦临头，不言而喻，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可是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恋乡思亲之痛，更令人难以忍受呢？

　　会议主持人，先劝说我们留下来，和地震对着干，后见我等去意已决，只好恩准。我们议决，乘火车到北京再见机行事。

　　焦急地熬到傍晚，雨又下起来了。朱梦夕是十年前邢台大地震的过来人，分手时，再三叮嘱，要有精神准备，即使发生不幸，也要挺住。我紧握着他的手，心里热乎乎的。友情，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朋友之间的情谊更珍贵！

　　祖籍隆化的作家张峻，1956年，我们相识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多年老友，执意送我们到火车站。途中，大震袭来，天雨路滑，车速过快，险象环生。火车站示知，因地震，京山线停运，给人心头又添了几多愁云。登车时，张峻握着我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路平安。”我说：“多谢吉言。”挥手间，一缕惜别之情，涌上心头。

　　火车驶出承德站，雨点淅淅沥沥地敲打着车窗。天在哭。小站上车的人，带来各种坏消息：北京在疏散人口；解放军开赴密云水库抢险；飞机在给逃到山上的人投饼干……车厢里原本沉闷的空气，更加沉闷。我紧闭双眼，默默地思念着年迈的老母亲，妻儿老小；思念着矿井下采煤的弟兄，想像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惟恐他们身遭厄运。

　　鉴于北京的形势，大家决定在通县改乘通（县）坑（子头）客运列车。车到通县方知列车已于昨天停运。于是，又议定乘北京至唐山的长途汽车。幸上天垂怜，雨住天晴。可能是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磨炼，使我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遇事，急、愁、烦，皆于事无补，因而，总爱自我慰藉：事物坏到顶点，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否极泰来。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心头的阴云，也淡了好多。

　　汽车站售票厅挤满了人。一位河北省供销社在乐亭开会的干部，震后开车回石家庄经过唐山，说他看到胜利路桥头四层楼高的冷藏库，已陷入地下，西山口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市里遍地废墟，市民伤亡很大。听后，我将信将疑。不知是历史教训太深，还是当年“当权派”的劣根未净，还傻劝他人，切勿扩散。今天看来，也是我们这号人的“时令症”。

　　售票处告知，车票只售三河。一文友从人群的头顶爬到售票窗口，问我买多少张？我说，可你手里的钱买。他热汗淋漓地冲出人群，手中的票有30张。我想赶一站少一站，只要走进唐山地界，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求援。谁知有人说腰疼，有人说足疾，走不了路，无奈只好将票处理掉。这是我们同行者间，初次出现歧见。

　　得病乱投医。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因为那里散文诗歌组的编辑丁羽，是几度合作共事的朋友。此行之前不久，我们还一起编撰开滦煤矿的报告文学集，开滦歌谣集。曾经“当政”的严文井老同志，也曾来开滦审稿，相处多日，故想向他们求助。结果，只听电话铃响，不见有人接听。给北京文化局的友人通话，同样未果。事后得知，那时北京人都在马路上躲地震，很少有留在房间里的“勇敢分子”。无奈，只好找旅馆住下，再从长计议。不知是往昔的“惯性”，还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责任心”，我说，患难之中见真情。这是咱们之间初次意见分歧，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是“文龙”加同志，所以我说咱们这伙人不能散，一定要同来同归。我见大家亦有同感，心才稍宽。

　　通县街头商店已上板，多家正给灾区烙大饼，旅店已不留客。我说，找根棍，咱支个“唐山难民”的旗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旅馆介绍处的工作人员，一听唐山二字就惊愕了。当向他陈明原委，验过我出示的唐山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证，才开具了旅馆介绍信。

　　旅馆是二层小楼，远远地就有一种“畏惧感”。自地震之后，好长时间，唐山人见到高层建筑，总是“敬而远之”，人们称之为“恐震症”。

　　旅馆服务员得知我们是唐山人，格外热情，一再叮嘱，不要上楼，睡觉警醒着点，不要关门窗，不要用蚊帐，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时近中午，服务员听说我们还是昨天晚上用的饭，将自用的窝头，卖我们每人两个，为了防病，又赠送每人一条黄瓜、两头大蒜。大家瞅着黄澄澄的窝头，因为心火太盛，谁也没动它，都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于是议定上街，分头去找返乡的“路子”。中午，张汝林回来说，遵化县建明公社运煤的车队要返县城，答应带我们，叫人大喜过望，愁云一扫。乘车时，可能是太兴奋，我又说，咱们同来同归，都乘一辆车，免得跑散了，发生意外。这时大家的意见，显得格外一致。

　　车进三河边境，沿途出现倒塌的房山、断墙；公路中央有用衣服遮脸的尸体，头扎进公路边沟的拖拉机，田地里有四轮朝天的面包车。时有载着伤号的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北京方向驶去。车上的伤号血迹斑斑，灾情逐渐显露出来。

　　车到丰润还乡河桥头，司机师傅说，十分抱歉，他要去追赶车队，再不能远送。那时纪律在人们心目中十分严明，至今我还在感谢他当年在难中相助。

　　我们走下桥头，掬一捧还乡河水，净净脸上的煤尘，再掬一捧水润润喉咙。此时此刻，遥对家人生死不明的唐山，真想大吼一声：你大难不死的儿子回来了！

　　一队军车，头朝唐山方向，停在路旁。我想借儿子是军人的光，走过去对开车的战士说，我们是外出开会的干部，特来求援，想搭车回唐山。战士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任务。说完向我行了个军礼。我再不忍亮我“军属老大爷”的身份，叫他作难。转身见桥头停着一辆唐钢的小嘎斯汽车，有了军车遭拒的教训，忙对大家说，快！攀上去！车上持枪的民兵见状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我说，有话到车上说。上车我以实情相告，知他们是唐钢二炼的工人。我说，我和你们的书记是老相识。他们一听，立时热络起来，拿出身边的花卷，叫我们充饥，答应带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车上一声音嘶哑的青年，他说唐山还有“立体性”大地震，老天要灭这方人，劝我们不要回去。一问，方知他是喊破喉咙，才被人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险些毙命，至今余悸未消。开车时，他果然跳车朝北面山里逃去。途中，民兵们争说震后惨象，二炼几十名工人，被压在食堂里，一个也没出来，他们正在疏散家属，劝我们万一家人遭遇不幸，也别过于悲伤。我感到人与人之间，从来也没有这么亲近，这么温馨。

　　车外，不时有军车驶过。沿途难民如蚁，潮水般涌过来。三轮车载着凉席，缝纫机，自行车驮着包裹雨具，徒步者袒胸赤背，一身血迹。呼儿唤女之声，此起彼伏，有的嘴里嚼着青西红柿，有的啃着青玉米穗，一直向北，活似一幅惨不忍睹的流亡图。此刻，我想起小说《围城》，真是城里的人往外闯，城外的人急着往里冲。

　　车到钓鱼台，视线豁然开朗，再看四周，建筑皆成废墟。我的心陡然一沉：唐山——毁了！

　　路，被四面八方的车辆堵死，我们只好下车，忍痛分手，去寻觅各自的家人。

　　夕阳西坠，暮色沉沉。空气里腐尸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踩着碎石乱转，心痛胜过脚痛。华岩新庄的村外，有人低声在坑里取水。原来水电两绝已经两天一宿了。往日充满欢声笑语的街头，变得死一般沉寂，只有几点如豆的灯光，飘忽在倾圮的房舍之间。我想，有灯光就有人，有人就有希望。事隔30年，这里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华岩居民区了。

　　我家住在市西郊，和华岩新庄相隔3里之遥。离家越近，脚步越沉重。想到家人生死未卜，鼻子酸酸的，心里直发堵。我听到村外果园有人窃窃私语，不由暗自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

　　远方，传来隆隆的地声……脚下大地在颤抖。进村，家门早已消失。小女儿见我，忙去向奶奶禀报，转身又向妈妈说：爸爸回来了！

　　老妈妈见我说：“回来好！回来好！瘦了！瘦了！吉人天相！”

　　妻是个内向人。喜极“手足失措”，一边用砖头架灶支锅，点火烧水给我烫脚，一边低声悄语，讲说家人的“历险记”。屋倒，大女儿从颓墙里钻出来，救出奶奶、小妹；只有小弟跑得快，被砸断右腿，医生已看过，准备转外就医。

　　深夜难以入睡，我独自坐在花椒树下，耐着蚊虫叮咬，望着满天星斗，听着草虫呻吟。村外，果林里的鸱鸺在哀鸣。露水很重。自大明永乐年间，建起来的这千口之众的村落，已物换星移，一片焦土了；上百条的性命，瞬间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没有哭泣，没有倾诉，没有诅天咒地。夜，静，静得有些疒参人。这是不是唐山的缩影呢？素日左邻右舍那一张张稔熟的面孔，又浮现在我眼前，痛惜他们已升天国了！我的心，好累呀！

　　蒙蒙的晨曦中，我赶到开滦煤矿党委报到。听到的第一句语：宣传处的老处长刘玉恒遇难了！副处长刘东信的妻儿老小同归于尽了，成了“孤家寡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脸上是一丝苦笑，正在挥锹清理废墟，开辟办公用地。

　　翌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诗人王致远，带着丁羽和杨匡满，开车找到我。王老说，要组织力量，将这次大劫难中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告知世人，留给后代。从此，我们顶着烈日，冒着惊雷暴雨余震，奔走在唐山的工厂、矿山、农村、街道，写成《唐山来的报告》一书，于1977年12月面世。

　　承德归来，事隔多日，我发现提包里的窝头，已霉迹斑斑，成为这次承德之行，有惊无险的物证了。

admin

目睹震后唐山实录

航鹰

      
　　30年前的震后唐山之旅，每每忆起，心灵仍为之震颤。  


　　健忘症造访我的大脑长达十几年了，见了熟人叫不出人家的名字，“认真保存”的东西忘记了存放地方，继而发展成离开笔记本“备忘录”已无法履约守信去办事了。然而，30年前的震后唐山之旅，每一个细节至今历历在目，而且每每忆起心灵仍然为之震颤。

　　细节一：未见城市先见坟

　　当年我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于8月17日黎明随剧院演出队去唐山灾区慰问演出。我们乘坐的大客车接近唐山市郊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烟雾弥漫，令人觉得奇怪。隐约中可见一堆堆火光闪烁，汽车驶近了才听到远远近近哭声一片。

　　我站起身来探出车窗去看，这才看清烟雾缭绕中大大小小的新坟，很多坟前都有人在跪着烧纸钱。一位中年妇女一边号啕一边在烧一身小衣服，那身儿童裤褂不是纸糊的祭品，而是布制的真衣服。那一景象让人一望而知，大地震夺去了她年幼的孩子。

　　8月17日那个日子我并未做文字记录，至今记忆犹新是因为唐山接待人员说那一天是震后“三七”。我国北方丧葬习俗，死者去世后每逢七天为“一七”，亲人们都要祭奠追悼，直到“五七”后才算送走亡灵。

　　细节二：废墟上的制高点

　　我们乘坐的大客车进入唐山市后，远远地望见又一件奇怪的景象，令人颇费猜测。整座城市的房屋都倒塌了，一片一片废墟掩盖了窄小一些的道路，只有大马路尚能勉强通车。一望无际的废墟中有许许多多在酷夏烈日下闪着光点的白色物体，那些白色物体全都位于制高点。其实废墟里已经谈不上制高点，较高的地点只是一面断垣、一根残柱、半截电线杆、一个立柜或干脆是一座土堆的顶端。

　　从死神黑袍子下面逃脱的幸存者们在挖掘自家废墟时都会一无例外地把它举到可能找到的“制高点”，那究竟是些什么物件呢？

　　汽车驶近了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尊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瓷像！有站着挥手的、有胸像、戴军帽穿军装的、不戴帽子穿中山装的……

　　我才想起唐山是北方瓷都，盛产伟人像。如今伟人像落入废墟，人们挖开瓦砾时发现它以后不知所措，只能把它敬奉到可以找见的高处了。

　　古往今来地球上有过许多遭受震灾的城市，恐怕这一望无际的高光白点是独一无二的奇观了。

　　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满车的演职员全都看清了位于废墟“制高点”上供奉的造像，然而谁都没有喊出来……

　　细节三：踩在尸体上的舞蹈

　　我们的任务是去唐山钢厂慰问演出，相对而言唐山钢厂所在区域震灾较轻，厂房还能像一块核桃酥似的站立着。钢厂门前是一片小广场，出来迎接的女职员恰巧是我的中学同学，于是我便有机会了解一些震后灾情。

　　她一指小广场说：“你们今天来太对了，昨天这里还放满了尸体，刚运走埋葬。”

　　我不由得一阵毛骨悚然，酷暑炎夏，震后“三七”才下葬的尸体，该会……

　　慰问演出开始了，演员们在“露天舞台”上唱着现成的革命歌曲和新编的抗震节目。所谓“舞台”其实是一片坍塌的厂房，可巧厂房屋顶落地时形成平面，压在废墟上有五六米高。

　　老同学一指“舞台”说：“这片厂房下面还压着几十个尸体，屋顶太重了，挖不出来。”

　　“舞台”上的演员们歌舞正酣。

　　我庆幸自己只是个随团编剧，不是演员，这才没有上台去踩踏那些亡灵。

　　即使如此，我仍然不仅心灵为之震颤，脚心也随之发麻，似乎我也在踩着亡灵跳舞……

　　细节四：生命承受能力之重

　　还是借了老同学的光，我得以和钢厂工人们攀谈，若不是熟人关系，人们言语很少。一眼便知，这些站在“露天舞台”下面看节目的观众是厂方派来的，他们看节目时大都心不在焉，表情木讷，没有泪痕，没有笑容，没有激动，更没有报纸文章上常写的“深受鼓舞”。

　　节目换场间隙，这些来自不同车间的工人们之间也有些交谈。谈话内容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你们家摊上几口？”

　　“两口，父亲、母亲。”

　　“老两口一块走了也好。我可就难了，老娘和媳妇走了，留下个怀抱的孩子，还有个砸瘫了的老爹。”

　　“你们都比我强，我一大家子人全走了，只活下来我一个。”

　　站在人群里我侧耳倾听他们的谈话，奇怪的是如此沉重的谈话内容，每个人竟都能够做到语气平淡，音调和缓，似乎只是议论昨天的天气。

　　我偷偷回首打量着他们的面庞，一个个仍然表情木讷，没有泪痕，甚至没有一丝情感的涟漪。

　　西方人常说中国人的脸缺乏表情，此时我才悟到，这些望上去木讷的面庞，却能够载负着生命承受能力的超常极限……

　　细节五：与苍蝇共餐

　　慰问演出结束已是午后，汽车开出唐山市区停在路边，剧院后勤人员开始发午餐。午餐只有馒头和咸鸭蛋，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不料，我们却难以进餐。天热，车窗都开着，车刚停下就黑压压涌进来“轰炸机群”——苍蝇。我们不得不拿出手巾一边轰苍蝇一边剥鸭蛋。吃饭的样子很滑稽，咬一口馒头以后必须用毛巾盖上，不然的话上面就落满了苍蝇。幸亏每份午餐都有纸兜包装，我们不得不把纸兜放在膝盖上，左手拿食物，右手拿毛巾，吃一口立即捂上，再吃一口再立即捂上。人人都摇头晃脑挥舞手臂轰苍蝇，“轰炸机群”仍然嗡嗡叫着向你俯冲。

　　要不是饥肠辘辘，我真是无法下咽。过去，从未见过个头这么大，嗡嗡声这么响的苍蝇，想到他们曾在炎夏叮噬那么多尸体，我心里顿生恐惧，这哪里还是昆虫，简直是穿梭于阴阳两界的怪物啊……

　　无奈中，便有人大声叫喊：“开车！快开车！”

　　汽车驶出唐山市很远，大家全都站起来轰苍蝇。好在所有的车窗都开着，车速加快以后车内风力很大，这才渐渐地把苍蝇驱赶一净。

　　细节六：洗浴变成一种仪式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剧院大院。当时演职员工家的“临建棚”都搭设在剧院大院里，因此有许多家属等候多时。

　　家属们不约而同地捧着洗浴用品和干净衣服，跟前还放着许多洗衣盆。那年头没有洗衣机，亲人们叮嘱我们进入浴室后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扔在洗衣盆里。

　　剧院后勤科早已为大家烧热了洗澡水，我们以一种别样的心情仔细搓洗，打了一遍香皂又一遍香皂，冲了一遍清水又一遍清水……

　　当我们里里外外换洗一新走出浴室，仰望金色的晚霞时，觉得自己从死界回到了生界，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天津也是地震的重灾区。

admin

蓝光照亮真情

杨迎新

      
　　震灾中，那些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珍藏。  


　　1976年，我30岁，是唐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会的一名干部，刚结婚不久，住在唐山市路南区刘屯街东风楼，地处市区东南部，靠近丰南县地界（后来知道，这里是地震最强烈的核心区）。东风楼是一幢有六个单元的两层小楼，我家住的是二层30多平米的两居室，非常简陋，房顶是20世纪70年代北方农村常见的那种木檩加煤焦板结构，比水泥预制板重量轻，但因为是整体浇注，故整个层面连成一体；没有煤气、自来水，家家备有水缸和蜂窝煤，吃水楼上挑，炉灰楼下倒，很不方便。

　　当时，大家的防震意识很淡漠。70年代初，尤其是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4级地震以后，唐山群众才在文件传达中知道一点地震的事，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极少，亲朋间传播一些信息，还经常受到官方的“辟谣”、追查，因此人们不知道地震的惨烈与可怕，预防也不认真，记得最常见的预防措施就是，睡觉前在桌上倒立一个酒瓶子，地震发生会震倒瓶子摔碎把人惊醒这样的防护措施。人们坚持了一阵，见没动静就拉倒了。

　　1976年7月28日夜晚，天气像凝固了一般闷热阴沉。我楼下住的是一个八口之家，当外科医生的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孩子，这家人爱好音乐，还养着不少小动物。这天晚上，悠扬的琴声、歌声不断。我睡得晚，夜里十二点半左右才上床，由于天热，翻来覆去睡不着，楼下还不断传来犬吠声，更加令人烦躁。朦胧中突然觉得一股凉风裹着雨点从窗口扑进来，我便起身把窗帘拉上，然后躺下接着睡。刚要睡着，屋里突然大亮，像白天一样，觉得很奇怪，进而想，可能是停电后忘了关灯、又突然来电了吧？这样想着用眼扫了一下北窗，才发现不是灯亮，是外面的天空全亮了！那是一种闪着淡蓝色银光的明亮，像月光而又比月光强百倍（地光）！正纳闷间，一种低沉怪异、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由远而近、由弱到强地滚动而来，犹如千只猛虎齐吼于空谷，又像万只野牛聚哞于旷野，那是一种蓄积已久、无处排遣而突然冲决出来的怒叫，是一种强遭束缚、不屈而又无奈的哀鸣，是人间很少听见的天籁之音（地声）。正当我被这从未听到过的声音惊得发呆之时，床铺便上下猛烈地颠动起来，身体被颠起半尺多高，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睡在旁边的妻子大喊一声：“地震！快跑！”我跳下床向房间门口跑去，刚跑几步，便觉得脚下波浪似的摇动起来，人像立在大浪中航行的轮船甲板上，竭力想站也站不稳，我练武术时练过“站桩”，自认在保持平衡上有点功夫，但此刻一点也不灵了，不由自主地两手扶地，向前爬行，但爬了几步就爬不动了，因为摇动太剧烈，地面像浪尖上的船，忽而立起来，忽而倾倒，人像圆木似的来回翻滚。我滚爬到卧室门口，就听到厨房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我意识到是热水瓶、水缸、锅碗瓢盆被砸碎的声音，我的头上、身上也被落下来的东西狠狠撞击着，当时并没有感到疼痛，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眼花，接着就听隆隆一声巨响，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强烈的烟土味呛醒，感觉自己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呼吸非常困难，神智恍惚，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想像不出这样呆着能坚持多久，顿时一种绝望的念头袭上心头，难道就要死了吗？一个30岁的生命就要完结吗？爱人在哪里？她跑出去了吗？她还活着吗？我的许多愿望和理想还没有实现，还有许多该办的事没有办，这样告别人世太没价值、太匆忙啊！转念又想，震魔无情翻脸，造物主要收回它的“造物” ，又有什么办法？唉，死就死吧！这样一想，反倒觉得轻松与超然了。恍惚中，我仿佛在悠远静穆的月光下徜徉，30年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情境，像电影蒙太奇的画面飞闪而来，家乡的土地，上学工作的地方，尤其是父母的面容，兄弟姐妹、恋人朋友的身影，像是在画上一样，一种年代久远的黑白画，他们表情平静恬然，甚至还有一丝淡淡的、神秘的微笑。我看着他们，他们不说话，没有悲怆，没有哀号，始终是那种淡淡的微笑，难道这就是死亡大门的景象吗？多年之后，我常回想起这令人难解的一幕，并与相关的研究作比较，有研究者说，人的最后阶段是“进入黑暗隧道的感觉” ，犹如胎儿从产道娩出；大作家雨果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看见漆黑的光”； 一位心理学家将人类“濒死体验”分为五个阶段：安详轻松、意识逸出、通过黑洞、亲朋欢聚、与宇宙合一。这与我的感觉大体相同，略有差异者，“黑洞”于我来说是月光下的感觉，他描绘的亲朋景象是“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宛若天使”，我的亲朋则朴素一些。这当然是后话了，还是说当时。

　　且说又过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豆粒般的微小光点射进我的眼角，定睛一看，是天上的星光！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有被深埋，臀部以下被砖石、土块紧紧裹住，腰背以上被一块巨大的煤焦板压着，身子像虾一样弯成90多度，我试着想动一下身子，没有成功，只有平伸的右手似可动一动，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忽然，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你—在—哪—里？救—救—我！”是妻子的声音！“你在哪里？”我大声喊道，“我在这儿！”原来妻子就在我旁边！她也被一块大焦子板压着，我的右手正好搭在上面，我用力把这块焦子板向上一托，她就说轻松一点，叫我赶快搬开。但我此时被压得匍匐着，平伸的手使不上劲，我必须先拱开压在自己身上的那块焦子板，直起腰来，才能救她，而这又需要以压在她身上的那块焦子板作支撑才行，我说：“你忍一下，我先站起来”，于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挺胸直腰，背上的那块焦子板被我拱得斜立起来了，但终因体力不支，又重重的把我压趴在地，如此反复几次，筋疲力尽，也没能拱开那块巨大的焦子板，只觉背上阵阵钻心的疼痛。不能这样等死，我说：“喊人吧！”于是我和爱人便一起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竟然有人回话：“你们在哪儿？”　“在这里，快来！”　“你们坚持住，我马上就来！”黑暗中一个人很快过来了，他搬开压在我身上的焦子板，又刨开挤着我两腿的砖石，这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动了，他把我从砖石缝隙中拽出抱起来，放到废墟上，接着又把我爱人也救了出来，她也不能动了，我俩并排着躺在一起。我们当时只穿着裤衩背心，来人又从附近找来一条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安慰我们说：“你们先休息吧，我去看看别人，不用担心，我随时来看你们。”这时天还黑沉沉的，不到早晨5点钟。

　　后来我们才知道，救我们的这位大哥叫陈连喜，30多岁，是开滦煤矿工人，他一家三口住在我们楼旁的一座平房里，只受点轻伤，看到我们这幢楼全部倒塌，他迅速安排好家人，就赶来救人，在废墟上跑来跑去，双脚扎得鲜血淋漓，用两块棉布包着。地震中他救了不少人，住在我们旁边楼门的一对京剧演员夫妇，就是他背出来的。（如今，陈连喜夫妇已经退休，住在丰润区，逢年过节我去看他们，提及当年救命之恩，心中溢满感激之情。）

　　被救出后，我们仰面朝天、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废墟上。周围渐渐传来走动的声音，对老天的怒骂声、呼救声、搬动转石的吆喝声响成一片，独独不闻哭泣声，户户房到屋塌，家家痛失亲人，人们已被突然降临的伤痛击晕了，淹没了，瓦砾中的生命在呻吟、流血，他们没有时间悲痛，有的只是对生命的夺抢，与死亡的抗争！没有受伤或伤轻的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展开了悲壮而伟大的救助活动。人们大多只穿裤衩背心，袒胸露背，遍身泥污，沉郁悲戚的神情中透射出坚毅和冷静，像原始野人那样无畏而飞快穿行在残垣断壁之间，给绝望的人们送去希望。住对面的牛老师夫妇给我们送来了温情的话语和一把核桃仁；人们用扒出来的面粉在一个砸扁的脸盆里烙饼，烙好的第一张就给我们送来了；尤为难忘的是得到了张建国、张建华小哥俩的热情帮助，他们当时还不到20岁，跑来东风楼救父母、妹妹，父母不幸遇难，妹妹受重伤，他俩忍住悲痛，除照料妹妹外，还细心照看并不认识的我们，找来塑料布，在我们身上搭了个挡风的小帐篷，建华当时是下乡知青，在瓜园看瓜，弄来一些甜瓜、西瓜，分给大家，至今那饼、那瓜的香甜，仍存留于口齿之间。（震后，我调到唐山劳动日报副刊，任编辑、副科长，主持工作。1986年，报社需要添人，也是有缘，此时在钢厂上班的张建华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从电大中文系毕业，我便推荐了他。到报社后，他当编辑、记者，干得非常出色，他曾与另一名记者合作，勇斗歹徒，救助被抢劫的少女，被评为“唐山市学雷锋十佳公民”，多次获省、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的作品多次获省一、二等奖，现在是报社群工部主任。)

　　然而，震魔的淫威并未收敛，7月28日这天，似阴似晴，天空呈混沌怪异的乳白色，天气变幻不定，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是烈日当头，几乎每过几分钟就有一次小的余震。傍晚时分，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最强的7.1级余震，只见那些还未完全趴架的楼房，几次猛烈地前俯后仰之后，轰然倒塌；大树歪下身子，像扫帚般扫着地面；地震像一面大铁筛子狂筛猛甩，原本支棱八叉尚有缝隙的废墟经此一筛，变得更沉实了，我们身下，埋在废墟深处的医生夫妇八口之家，声息全无，全部遇难。我们所在的东风楼，伤亡极为惨重，24户中震亡18户，仅存二层上的6户，这与它是最高层且房顶较轻有一定关系。此次地震，我的大姐、姐夫，我爱人的父亲、大姐，均遇难身亡。后来得知，我们的遭遇牵动着亲人的心，沧州家乡的老父亲，背着干粮和一把小板镐，要来唐山扒我们，被二姐劝住；在保定工作的舅舅，让孩子开着一部大吊车，连夜赶到唐山，但遍地山一般的废墟和拥堵的道路，使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即使找到也晚了。后来这部大吊车加入了抢救不相识伤者的队伍。“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个人不如组织”，在唐山大地震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地震后最要紧是抢扒埋在废墟中的人，伤者被救出后，人们便少有时间照顾了，因为到处都是被压埋的人，到处都是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因此我和爱人在废墟上躺了整整两天，直到7月29日傍晚，单位得知我们的情况，派职工吕大顺等把我和爱人抬到了汽车公司，偌大的停车场，躺满了重伤伤员，白杨树的汽灯下，上海医疗队的医生护士汗流浃背、不眠不休地救治伤者，我爱人骨盆骨折，头被砸破，缝了18针；我腰部骨折，手脚膝盖多处受伤，进行了消毒处理。我们并排躺在帐篷的一角，周围常有断气的人被抬出去，我听到人们小声谈论我们：“这两口子能活吗？”“够呛”，闻之不禁黯然，心情一度非常颓丧。然而周围也弥漫着温情，公司党委书记张树海蹲在我们身边，鼓励开导我们，每天忙得飞一般的吕大顺，给我们端来一碗酱油粉丝汤，喂我们吃下；建国、建华也跑来看我们，送来一把蒲扇和两个白籽红瓤的黑色大甜瓜，当时我们都昏睡着，他们没忍心叫醒我们，在扇子上写了几个字：天热，蚊子多，扇子给你们用。震灾中，这些比金子还珍贵啊！

　　7月31日上午，我们被安排去大连治伤，我和爱人各躺一块门板，被运往飞机场，上飞机时人太多，混乱拥挤，解放军救援队的团长在前面抬着大喊：“同志们！让一让，这两口子都受了重伤，没人照顾，让他们上一架飞机吧！”一边喊一边抬着门板向前冲，汗湿的军装紧贴在他的背上，泛着大片白碱，这个形象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打听到这位团长姓高，但不知驻防何处）。这样，我和爱人终于同乘一架飞机，和其他伤员一起，转移到大连海港医院进一步治疗。

　　大连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一下飞机顿觉周身松爽，汗渍全消，伤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但最让人难忘的是大连人的热情，还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他们就守候在我们身边，拉着手问长问短，不停地嘱咐司机开稳点。当时的海港医院不大，突然安排震区的100多名伤员，床位十分紧张，为了给我们腾出病房，许多本地患者提前出了院，把最好的病房让给我们。伤员多是危重、骨折病人，治疗、护理工作十分繁重，医护人员昼夜忙碌，吃不好睡不好，两眼熬得布满血丝。就拿给骨折病人翻身来说，就是件麻烦事，需要三四个人站成一排，用手托着一齐使劲，慢慢翻过去，稍微用力不均，伤员就痛得钻心大叫，因此每给病人翻一次身，几乎等于一次“战役”，医护人员常常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为保证伤员吃好，医院专门到外地买来鸭子和新鲜蔬菜，千方百计改善伙食，为使饭菜合乎每个人的口味，他们逐个问我们喜欢吃什么，顿顿饭都是预先登记，保证每人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记得有一次，我说想吃点豆腐脑，果然就端来了，是护士特意到街上排队买来的。我们躺着不能动弹，吃饭喝水是个难题，护士就端着饭碗一口一口地喂，从无半点厌烦，每逢开饭时间一到，病房里一个护士守一个病人，开始喂饭，常常是病人一边吃饭，一边眼角滚动着感激的泪水。20来岁的小宋，是从当时开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抽调来的，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红润的面庞，活泼热情，照顾伤员十分周到，吃鱼的时候，她把鱼刺一根一根的择净，一边喂一边讲大连的风土人情，她还经常为大家代写家信，我和爱人写给父母的第一封信，就是她给代笔的，这封信我现在还保存着，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小宋那笑眯眯的面庞。二十五六岁的护士小刘，身材苗条，娴雅文静，但工作泼辣，善解人意，服侍伤员的“拉撒”，擦身洗脚，她尽心细致，不怕脏不怕累，没有半点嫌弃，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啊！多少年之后，每当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中就涌起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大连的近两个月的日子里，我们充分感受到祖国处处有亲人的温暖，大连市委多次组织慰问伤员，文艺工作者到病房演出，街道的大妈把我们的衣物被褥拆洗一新，是年九月底痊愈的伤员出院之前，还给每人发了一套蓝色的新衣。当我们登上返回唐山的火车，恋恋不舍地紧紧握住大连兄弟姐妹的手，倾诉感激、惜别之情时，车厢内外哭声一片……

　　真情，义薄云天的至爱真情，使我在凄风苦雨、满目血腥的震灾噩梦中，看到了希望，疗好了创伤，挺起了脊梁，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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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时刻，那阳光真美!

杨慧兰

      
　　我这被抬到芜湖来的异乡人，终于挺起腰板，迈开双腿，踏上了归途。是芜湖人民在我身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芜湖是一座花园式的城市，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山好，水好，人更好，我这样说是因为那里的人曾经给予我第二次生命，芜湖也由此成为我第二故乡。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7.8级大地震波及宁河，造成县城85%的房屋倒塌，到处都是废墟。我被埋压在坍塌的房子底下。当时，只觉得身上压了很多很重的东西，且腰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眼前一片漆黑，我艰难地挪动着下半身，一种求生的欲望促使我拼命地喊叫，可喊叫声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听到同院张继明大哥的呼叫声，并且听到他在我的头和身体上面扒泥土、搬砖瓦的声响。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头顶上方出现了一束光亮，而后同院的几个人，把我从这个洞口拉出来。我睁眼一看，张大哥双手血淋淋的。原来他怕我被房土闷死，是用两只手把我刨出来的。看到他累得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我刚要起身想看看九岁的儿子时，只觉得腰以下死沉死沉的，根本无法动，于是邻居们把我抬到门板上。

　　震后几天里，我急得要命。两个孩子没人照顾，我还得要人护理。虽然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又送来了粮食，安顿好了居民的生活，虽然八号兵营的子弟兵，地震当天就来到芦台镇，他们不顾余震的危险，战斗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可是我只能躺在门板上，看着人们忙碌着，自己饱受伤痛的煎熬。同院的钱铸塔老师替我请来了内蒙野战医院医疗队的道吉尔大夫给我检查。大夫说我是腰椎骨折，必须动手术，否则终生不能站起来。于是我被抬到野战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手术，在8月15日我被送往外地治疗。

　　那天早晨5点多，我躺在担架上被大家从车窗送进车厢里。离别亲人和一双儿女，心想自己生死未卜，心情无法平静，泪水夺眶而出。火车慢慢开动了，我望着车窗外的蓝天，默默地说：放心吧，亲人们，我会回来的！

　　火车风驰电掣。一路上停了十几次，每次停车，窗口都挤满了前来慰问的人。他们送来慰问品，有饼干、水果，我们这些伤员既饿不着又渴不着，加之有道吉尔等医生的精心护理，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到8月16日早晨5点钟我们这一列车伤员，安全抵达安徽省芜湖市。

　　火车刚刚停稳，在站台上等候伤员的芜湖市党政军领导就登上火车，到各个车厢进行慰问。我们看到芜湖市领导、群众这样热情，不知谁领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向芜湖市人民学习!那场面之热烈，现在想起来仍激动不已。

　　我是被四个小伙子用担架从车窗口抬下火车的。然后由小伙子们抬着，还有四个小伙子准备替换，一行八人一路小跑，跑了四五里路，来到安徽师范大学。8月的南方，赤日炎炎，八个小伙子，为了让我能早些到达住地休息，累得满头大汗，个个气喘吁吁。

　　我被抬到三楼一间由教室改成的病房里，马上有三位姑娘围住了我。她们帮我翻身，给我擦洗，又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她们是芜湖市革委会挑选的共青团员，是专门为伤员服务的。这三位姑娘是高中毕业生，为了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她们三班倒，昼夜服务。第二天，市领导就把慰问品送到每个伤员手中，衣食住行样样都有。每天都有人来问寒问暖，伤员们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在师大住院期间，我需要拍片子作检查。拍片子要到一楼去，有一位姑娘背着我下楼上楼，虽然我比较瘦弱，但是背我的姑娘，还是个孩子呀，我怎能忍心呢。我轻轻地对她说：“姑娘，放下我，你搀着我走吧。”她马上说：“阿姨，你不能走，不能走，我背得动。”

　　芜湖人民培养的青年，真是好青年，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把党和芜湖人民对伤员的真情和关怀，送到我们心里。我亲眼看到这群少男少女为截瘫病人端屎端尿，从无怨言；看到他们耐心地给伤员喂水喂饭，从无烦躁；看到他们给伤员洗头、洗澡、洗衣服……他们比我们的亲人还亲哪。

　　9月初，我被送到芜湖市第二医院做手术。护理我的三位姑娘也跟到了医院。10月8日我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灯亮了，手术台两旁站满了医护人员。有的量体温，有的测血压，有的给我进行麻醉，个个忙个不停。无奈我不吸收任何麻醉剂，只好一边作针刺麻醉，一边动手术。

　　5个多小时过去了，疼得我不住地呻吟，有时不能不高声喊叫。这极度的疼痛，使我咬破了嘴唇却不知。刘大夫一边做手术，一边安慰我说：“忍着点，忍着点，只要做了手术，我保证你几个月后就能站起来。”还有一位女大夫告诉我手术很顺利，很成功。

　　手术一共用了6个多小时，这可是个又大又非常复杂的手术，不论哪一个环节稍有疏忽，都会使我永远站不起来。是芜湖市的医护人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血管里流着芜湖人民的血，我的心里铭记着医生护士们的爱心；他们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我手术的医护人员既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也没有想得到任何回报，他们确实是党教育出的白衣天使。

　　我在床上仅仅躺了18天就能扶着走路了。身体不断恢复，我的精神压力亦愈来愈轻了。

　　秋末冬初，领导们又给我们送来了冬衣。为了集中治疗，我又到芜湖市第一医院住院，三个姑娘又随我到第一医院。

　　她们每天除了帮我料理饮食起居外，还搀着我练习走路，姑娘们怕我想家，一有空就搀着我到大街上转转。她们陪伴我一同到过市中心游览，一同到过镜湖和铁山宾馆观景。胡姑娘还扶我到她家去做客，扶我坐汽车去看电影。是姑娘们炽热的心，给了我无限的欢愉，使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

　　岁末，我这被抬到芜湖来的异乡人，终于挺起腰板，迈开双腿，踏上了归途。火车终于在芦台车站停了下来，我走上天桥举目远望，芦台已面目全非。接我的亲人都怔住了，从他们的眼光里，我悟出了是党，是社会主义，是芜湖人民在我身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斗转星移，30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已退休在家过着清闲的日子。我能有今天的健康、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是芜湖的父老乡亲给我的。30年来我总暗下决心重回芜湖，当面重谢救我命的那些恩人们；我也无数次梦游芜湖，梦中我多次看到那张张可敬的笑脸。芜湖市的山山水水、人们的殷殷亲情永驻我心，救命之恩将永固心底。我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呼喊：您好，我的亲人！您好，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