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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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生死幻灭

王林梅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进入七月，组织上安排我回家乡唐山探亲。我的探亲假到七月底，返程车票都买好了，但就在返程前夕，一场天崩地裂的大灾难使我的人生轨迹被残酷的割裂……  


　　1972年，我15岁，读初中二年级，因有文体特长被挑选入伍。启程的日子定在1973年元旦前，火车站上，锣鼓喧天。在一片绿色海洋中，我们十几个身穿崭新军装的女兵格外显眼，父亲和母亲就站在我身后，透过镜子的反射，我看见他们眼里闪着晶莹的光。1973年元旦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接兵的干部利用在北京转车的时间，令我们到了天安门，参观了故宫。那一瞬间，我们心中腾起了一种无可言状的自豪，因为从那一刻起，在保卫祖国和保卫北京的军阵中，又增添了我们。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在北京的短暂停留，竟成了自己一生在北京留下足迹的惟一机会。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进入七月，组织上告诉我，收拾收拾，准备回家探亲吧。其实按原计划，总参的运动会是“八一”在北京召开。早在年初，各部队就层层遴选，将体育人才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期在运动会上夺魁摘冠。我擅长的是短跑，我在中学时创造了学校女子组一百米跑的最好成绩，这一纪录在我参军后还保持着。我的想法是在运动会开过，若有个不错的成绩，就提出从北京直接探亲，北京离唐山很近，还可以给部队省点差旅费。4月5日，清明节，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成千上万的人到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晚，这场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排查政治谣言，军队也不例外，大家都有很多的惶恐与困惑，说话比往常谨慎多了。进入5月，上级来了通知，运动会无限期推延，我们这些准备参加运动会的人，都恢复了正常的训练与值班。随后，部队也开始逐次安排服役到了四年的老兵回家探亲。

　　车到唐山时已是傍晚，哥哥正在出站口等我。四年了，唐山，你送走的小女兵回来看你了。探家的日子，周围整天是同学、老师、朋友，这个来那个走，并没有在家好好待着，更没有坐在父母面前陪他们，哪怕只一天。

　　转眼间，离返队的时间只有两天了。父亲让哥哥提前买好了7月28日返程的车票，说：“归队一天也不能晚。”就在返程前夕，恐怖的蓝光把地平线照亮片刻后，大地开始猛烈震颤，只几秒钟，一座城市变成了废墟。

　　那年，我19岁。

　　我的睡眠一直都很轻，稍有动静便会醒来，可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我却睡得很沉很沉，像死去了一样。那地动山摇般的晃动，巨雷劈来的轰鸣，我竟浑然不觉，朦朦胧胧地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个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人的记忆中。

　　大地刚一震颤，姐姐就起身站在了床边。几乎就在姐姐起身的同时，又是一声轰响，屋子西北角的一块墙体断裂滚落下来，砸到床头旁边的箱子上，接着又掉到地面上，滚落的时候，床头床屉被砸成两截，连枕头都被带到了地下，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砸着我的脑袋，我只是随着床屉一同跌落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姐姐本能地伸手来拉我，摸到的却是一堆砖石，便惊呼：“林梅砸着了！林梅砸着了！”父亲和哥哥这时已经赶了过来，母亲把两个妹妹喊到楼下，让她俩先到外面去。南门打不开，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扑到北边的门口，还好，门虽然已经变形，但还能打开。母亲把妹妹们推了出去，也上了楼。

　　现在，不管怎样回忆，也说不准确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候，我醒了过来。哥哥和姐姐说很短很短，父亲和母亲却说很长很长。只觉得浓烈的烟尘呛得人无法呼吸，停电了，到处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头好像被什么猛击过，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朦胧中，似乎有人在喊：“快！快！”身边有人来来去去地走动着，而且急促地说着什么，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只有一句我听清了：“地震，是地震。”而且辨出了说这话的是哥哥。

　　全家人用一条褥子托着我艰难地往楼下移，大地仍然在不停地晃动，我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楼梯并不长，但总也走不到头，十几个台阶，竟像千里万里一样遥远。终于，我被抬出了楼放在地上，父亲又返回了那还在摇晃的楼里，搬出一块床板垫在了我的身子底下。

　　惊魂未定的人们都在院子里站着，身上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裤衩和背心，许多人连鞋子也没穿，赤着脚跑了出来。

　　天色依然很黑，下雨了，雨珠滴在脸上，凉凉的，却更让人惶惶不安。余震不断，每次震动都引起人们一阵惊慌和骚乱，不知道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才是安全的。远处有火光在闪，不时还有爆炸声传来。

　　全家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的四肢完好，却不知为什么哪儿也动不了。母亲一遍一遍地检查我的伤情，只见到左臂和右腿上有大块的擦伤，鼻子左侧划了一个裂口。

　　天渐渐亮了。我突然感到四肢发麻，而且麻得越来越厉害，四肢还是一点都动不了，心里又着急又害怕，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我告诉母亲想吐，母亲用双手接在了我的嘴边，我吐了几口，是血。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当时还以为有了内伤，其实是鼻子左侧伤口出的血流到了胃里。我躺在雨中，身上搭了一块雨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恐惧也在渐渐的增加，不知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心灵的不祥预感，搅得我痛苦万状。我强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把脑袋侧向一边，脸上流的不光是雨水，还有泪。

　　哥哥钻进已经坍塌的卫生所里，寻找来了红药水和去痛片。

　　周围的景物清晰起来。也许是因为院里的建筑比较牢固，只有一座屋顶搭着预制板的楼房塌了，一家五口人都埋在了里面，其余的房子虽然裂的裂，局部坏损的坏损，都还矗立着。除了房屋坍塌的那一家外，干休所只有我和一个老干部受了伤。

　　外面的消息传进了院里，说唐山成了平地，说路边摆满了被砸死砸伤的人，说干休所南面的那片红砖楼全塌了，人捂在里面，没有活着出来的。人们越来越惊慌，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议论着，不知道还会怎样，现在该做些什么。也有清醒一些的老干部，一个劲儿地问从外面回来的人，地震的消息上级知道了吗？中央知道了吗？中央一知道就会派人来，派军队来……中央派人来了，唐山才有救。一分一秒的挨，挨到上午九点多，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是开滦煤矿的车，正沿街寻找需要救治的伤员，被父亲引到了干休所。我和那位老干部被抬上了卡车，卡车缓缓驶出院子，向室外开去。

　　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踏上了救治的路。天遥地远，但路的那头叫希望。

　　中午时分，卡车停在了二炮某团驻丰润的医疗所，医生为我简单地处理了伤口。这时，一位医生发现我的体温高，就为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诊断为脊髓休克。我不知道这一诊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将要一辈子躺在床上过日子。

　　诊断出来，医院无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救护车载着我和那位老干部在午夜出发了。目的地很明确：北京。

　　大雨中，拉着各种救灾物资的车辆挤在泥泞的道路上，蜗牛一样爬行着，想让救护车也让不开。我们的车也无可奈何地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十分钟一个小时。父亲焦急地将脸贴在车窗上，窗外，除了雨水什么也看不见。哥哥和姐姐不停地用酒精擦拭我的身体，希望我的体温能降下来。父亲很清楚持续高烧意味着什么，车到北京通县后，便要求把我送到就近的二六九医院。医院里挤满了伤员，等了很久后被告知实在忙不过来，还得等。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同车的人商量了一下，对驾驶员说：“上北京。”

　　终于，7月29日中午到达北京军区总医院，路上走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躺到病床上了，身下的床单洁白如雪，给人一种安谧与祥和。X光片显示，我的第三、四、五锥体骨折错位，中枢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导致全身性瘫痪。只是那时没有想到，这会是永久性的，而且一躺就是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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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唐山地震大10岁

孟庆忠

      
　　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地震袭来时，我在睡梦中。

　　我家东距唐山市区仅有30多公里。我被惊醒后，感觉就像坐上了筛谷的筛子。耳边只有玻璃等物的碎裂声，屋顶的泥皮纷纷脱落，掉在身上、炕上。

　　那年我虚龄10岁。在农村，这种年龄属于懵懂初开而又不谙世事的阶段。不过，别看年龄不大，对地震的体验可有过一次。1975年2月的那次“海城地震”，震感就波及冀东地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伏在炕沿上写作业，忽然觉得脚下的地面轻微地晃悠了几下。父亲说“地震了”，可是全家人也没有什么恐慌。因为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震动就停止了。

　　这次不然。大震让父母首先醒来，慌乱之中父亲用极简短的言语和母亲做了分工，那就是身边的两个儿子每人负责一个，“我管老大，你管老二”。电灯？早就拉不亮了，屋里黑咕隆咚。我蜷缩在母亲怀里，傻乎乎地为那些“噼里啪啦”的家具什物心疼。母亲边劝着“咱再买新的”，边等着父亲踢开老式的格窗。窗子踢开后，我被父亲挟裹着扔到外窗台，随后自己跳下还没停稳的地面。这时，母亲的手里却空了。原来，父母各管了我的一半，小我几岁的弟弟还在炕上熟睡。在父亲的“叱责”声中，母亲紧忙在炕上划拉，找我小弟。可满炕都已经被摔碎的泥皮覆盖。一顿胡乱摸索，最终小弟被“挖”了出来，没有醒透的他不能自己往外跳，已经逃到外面的父亲和我接过他，强迫他站在地上。

　　母亲的大脚趾被窗台上的碎玻璃划出了血，其余无恙。父亲去寻那与爷爷奶奶同住的我的几个姐姐。大姐险些被倒在炕面的整堵“中间墙”压着，幸好在墙倒之前已经抽身。爷爷去开屋门时，门轴早因门框的走形转不动了，才想起跳窗自救。这么一耽搁，还好，地震停止了。因当时的住房是苇草铺排的房顶，上盖较轻，只是明暗之间的两面墙消失，侥幸没引起房倒屋塌的后果。回味这瞬间惊险，全家心惊肉跳。

　　很多人摸黑来到距房屋远一些的街道上，互相庆幸着死里逃生。可村里不时传来嚎啕声。看来不是都那么幸运。大队部旁边高挂的广播喇叭，平时经常惹人烦躁，现在因为断电，悄无声息了。负责广播通知的，是一个被众人称为“老大”的鳏夫，此时手举大号硬纸筒，呼唤着赤脚医生的名字。硬纸筒每响一次，众人都要谛听到底让医生去谁家。而短暂的静寂之后，便又有几声哭叫。硬纸筒播出了数十家的名单，那个扎着短辫的女农医怎能忙得过来？

　　盛夏季节夜短，天渐渐亮了。爷爷和父亲不顾尚且存在的危险，小心翼翼地踅进破败的房间，打算找些充饥之物。大街上立刻传来高嗓门的喝骂：“那是谁还敢进屋？不要命了！”我听得出来，这是生产队的干部在分工巡视。尽管态度严厉，现在想来，毕竟是为了履行职责。灾难降临，小小的生产队包括会计保管在内，都在先公后私，捍卫着全队社员的生命。

　　农村的孩子没有暑假，那是被麦秋和大秋两个农忙代替的。我偷偷让姐姐去为我寻拿书包，要去上学。姐姐不敢，去跟母亲“告状”。母亲边裹伤趾边说：“听这阵势，你们的学校还会有么？”后来复学时，我深深佩服母亲的“卓识”，她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几间瓦顶校舍全部趴架呢？

　　我穿起一件大褂子，如同大人踱步，沿街走着看着。脚下多见裂开的地缝，不免让人恐惧。除了少数草顶房屋，大部分建筑都已不甚完整，勉强站立的也是缺边掉角。听人们议论说，村里的公益墓地已经太挤了，经大队干部紧急商议，就在河堤内侧底部一字排开，权且入土罢。哪里还能讲究棺椁厚葬？绝大多数都是席片一卷，草草掩埋。那天的农历是七月初二，过后每到忌日，阵阵的哭声和飘飞的冥币便笼罩着整个河滩，让人不忍去听去看。

　　10岁的我，已经有了难过的感觉。这也确实让人压抑。见面的伙伴们交换着信息，诉说着一个个遇难同学的名字，接着便是满眼泪水。据说，几乎没有被房屋倒塌时飞落砖石砸中而离世，大多都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有一家姐仨个，两个是我们同学。浩劫袭来时，父亲在外地上班，娘儿四个全被捂在倒塌的砖石木料堆中。她们还曾有过对话：“妈，这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这就叫天塌地陷……”可是，随着空气渐渐稀薄，三个小姐妹都没挺过来，只有母亲被“刨”出了一条命，这些经过，都是听这位母亲含着泪水、哽咽着诉说的。我的同学谈起时，还想到这样一件事：前一天，他“欺负”了姐妹中的老二，被老师好一顿狠骂，因天色太晚暂且被饶过，但老师要求他第二天上学时，首先要给人家道歉。可现在……这才叫无法弥补的遗憾，终生的遗憾，隔世的遗憾。

　　每家每户都搭起窝棚，仅够容身。街面上，也用生产队打场的大块苫布，攒成如两间房般大小的帐篷。此情此景，“家庭”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任何一个男女老幼，都可在此闲坐，和睦融洽，苦中求乐。锅灶大都无法使用，由队长分派，街头支起了硕大的铁锅，烙开了“集体饼”。生产队的一头老牛被砸死在饲养棚，每人还能分到一小份牛肉。不过，缺油少盐的，没觉出怎么好吃，尽管那是第一次品尝享用这种美味。

　　傍晚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此时我正在屋后的水塘边，看那些不时蹿出水面的泥鳅。余震来时，只见水塘如同端不稳的大盆，水在里面摇摇晃晃，微波溅到我的脚面。泥鳅、蛤蟆，叫叫跳跳，闹得更欢了。它们大概也想逃命吧？你还能跳出这汪水塘么？脚下的裂缝，似乎增大了宽度，吓得我不敢看。扭头望见了房顶，“哗哗哗哗”，苇草草把交叉错落，搞乱了本该齐整的秩序，甚至扭曲得不像样子。余震停止，房顶恢复平静，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深知，那里面已经乱了套了。

　　小小少年，本不该承受如此变故，可数日后，更远的消息一点点传至小村。唐山，平啦！死伤不计其数。原以为震中就在附近，因为村子里“走”了那么多人，加上邻近各村总数，够惨的了！谁知道关于唐山的传言是真是假？一些在唐山有亲戚的人家便开始坐立不安，而这时，有个在唐山市里上班躲过一劫的乡亲，以步代车回家探望，证实了这残酷的说法。那人还说，刊载新闻的报纸无处寻觅，不过已经恢复送电的公社大队，开始收听电台的广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相比之下，本村让人心颤的厄运，便也微乎其微了。电波飞向全国各地，远在江西谋职的叔婶听得愣了神。婶的老家正好是丰南，双方的故园都被划为震中重灾区。思维醒来后，更是肝肠寸断。灾区的邮政尚未恢复，平日写信的联络方式如今暂不能实现。只能惴惴地等待。那感觉……

　　与世纪同龄的70多岁的奶奶，此时便开始念叨市里的亲戚。父亲骑上那辆“国防”自行车，带着足够的干粮，上路了。当时的市区号称“100万人口”，我家的几户亲戚累计一起，也不过二十多口人，但足以让人牵肠挂肚。傍晚父亲就返回家中，神情沉重了些，带来的消息吉凶各半，并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亲戚们讲，震后的日子里，眼前随处可见堆放的死尸。徒步跑来的解放军战士进驻后，清理废墟，救出伤者，将遇难同胞集聚一处，等待车辆和直升飞机运走处理。医疗队有条不紊地救助轻伤员，伤势严重者统一转至外地。死伤数字渐渐上升。救助清理基本完成后，官方宣布的统计数字是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不久要恢复上课了。自带马扎、小凳，坐在没有屋顶和四壁的教室基座，开设露天课堂。经过灾难洗礼的小学生，还在回想着那熟悉却永远消失的面孔们，不再嬉闹，听起课来全神贯注。该是一种珍惜吧？对学习机会，对友谊，对生命。

　　也有支农劳动课。我记得对小学生，最适合的活计是捡棉花。棉田垄沟里，不时露出一座座小“沙丘”，那是大震时翻浆遗留下的痕迹。中间休息时，带我们劳动的妇女队长，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松地讲故事。她家的孩子比我们略大，也在河堤下长眠。从此，她便改变了性格，持续了多年沉默寡言的状态。

　　入秋，就在露天教室里，有天下午三点的“重要广播”，又把我们刚趋平静的心跳大肆搅动了一番。毛主席逝世！以前我们不知关心时事，弄得好几个同学不懂“逝世”是啥。老师哭着解释给我们。我们又经历了一场“地震”。校北不远处，农田劳作的女社员坐于地上，哇哇嚎啕。听那声音，超过了一个多月以来所有村人的任何一次……

　　我比那场地震大10岁。这就是说，每到一次10年大祭，我的年轮都要划上整整10圈。如今年届不惑，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也已逝去30年。这30年中，坎坷挫折可谓不少，但对我来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再让我退缩。劫难的锤炼，已经将无畏融进骨髓，她会伴我一生，去征服严峻的命运，塑造一种足以使任何灾祸都给人类让步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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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节振国》浴血昨天

于英

      
　　1976年8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文革”狂飙降临前夕，戏曲影片《节振国》使一个抗日英雄的名字为全国民众耳熟能详，然而这部佳作和为之呕心沥血的人们，却在其后遭遇的政治、自然的双重浩劫中留下了值得缅怀和回味的故事。

　　《节振国》是唐山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传奇故事，在冀东地区广为流传。把他的事迹搬上舞台，是唐山文艺工作者多年的夙愿。1958年，我受命到开滦赵各庄矿进行采访，写成京剧《节振国》的初稿。这个戏，在唐山连续演出一百多场。先后经过十四次大的修改。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受到广泛好评。不久，拍成戏曲电影，在全国放映。

　　正在这个戏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伯达来到唐山，诬蔑冀东的党是国共合作的党。当时，狼奔豕突，糜沸蚊动。《节振国》成了为反党集团树碑立传的黑戏。市里的造反组织，专门出了一张小报，要把这个戏批倒批臭，打下十八层地狱。为这个戏呕心沥血的同志，纷纷被揪出。有的划为“黑帮”，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惨遭毒打，有的挂牌游街，有的折磨致死……在剧中贡献最大，第一个扮演节振国并为全剧设计唱腔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徐荣奎，就在一次批斗中，突发心肌梗塞，死在黑屋里。那些日子，黑云压城，人们谈《节》色变。《节振国》沉沦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正当一些人弹冠相庆时，1976年春天，毛主席在病中看了影片《节振国》，说它是一出好戏，北京的剧团也要排。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人帮”乱了手脚。剧团的同志长舒一口气。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1976年7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导演张先猷，平日为人低调，身无长物。没有固定住房，寄居在市话剧团宿舍。地震时，有人听见他撕心裂肺一声叫喊，就再无声息。留下一个孤儿，几个老同志准备共同抚养。后来，孩子远在上海的叔叔，把他领走。张先猷才思敏捷，彪炳手眼，推动京剧革新，功不可没。扮演杨大娘的闫俊英，也在地震中遇难。她专功老生，颇有造诣。为了《节振国》这个戏，改演老旦。给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大段唱腔。她的爱人凌云霄，博识多艺，聪慧灵快。是《节》剧初稿的导演。那时在艺校，春风得意。也陪她一同去了另一个世界。有“活滨田”之称的邓玉峥，演技熟稔，善于刻画人物，每当人们哼唱“节振国节振国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的时候，他塑造的舞台形象就会闪现在眼前。他同样没能躲过那场灭顶之灾。丑角演员任正春，他扮演的叛徒夏连凤，入木三分。他的罹难带走了一身精湛的技艺，令人十分惋惜。著名老艺人周杰英，他是徐荣奎的老师，剧团最早的台柱子。《节》剧中，他扮演老矿工冯老顺，他的死，带走京剧的“万宝全书”。名鼓师王久山，也离我们而去。他留下的两面锣曲牌，极富创造性，成为京剧打击乐之经典。俊异独绝的老美工师马述铭，震亡在他家门口。他为《节》剧巧手制作的活天轮，被北京专家誉为“会说话的道具”。地震发生时，金鸿森被埋在废墟里。他不断呼喊：“我叫金鸿森，杨小霖就是我演的。快救我出去，我还要继续演……”可是，废墟上预制板犬牙交错，无法营救。几个小时过去，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直到消失。人们眼睁睁地望着瓦砾堆，默默无语。最叫人动心和震撼的是，两个青年女演员，一个叫樊宝珠，一个叫王惠英。她们同时压在一个千斤预制板的两端。没有吊车，只能用撬棍。撬动一端，全部重量将压在对方身上。两个好姐妹，争着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两人唱起《红色娘子军》中的唱段“我是打不死的吴琼花……”等到人们找来救援工具，她们已悄悄闭上了眼睛。那时，剧团的书记、团长都没有下落（后来知道书记震亡了，一个副团长亦罹难，另一个副团长重伤后转往外地），我从瓦砾中被救出，眼前没有房屋，没有街道，一望无际的断壁颓垣。多方打听同志们的消息，杳若烟云。不久，我出差到石家庄，在一家医院里找到另一个副团长宋跃田。他已截瘫，生命垂危，不久死在医院里。一天，剧团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我们到车站去领崇松启的骨灰。崇松启是著名乐师，曾为梅兰芳伴奏，技艺精深。他砸伤后转到外地，不治而亡。又过了一些日子，见到从海兴县治伤归来的耿苓秋，她骨盆被砸坏。面对满目疮痍的唐山，谈起剧团的悲惨遭遇，不禁潸然流涕。

　　1976年10月，“四人帮”折戟沉沙。人们奔走相告。然而，这时的唐山京剧团，已零落不堪。“四梁四柱”倾塌，行当不全。戏箱早在“文革”初期付之一炬。人们蜷缩在简易棚里，心事重重。什么也不能干，剧团百废待兴。一天，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把大家集中到一间木板房，要为我们放映《节振国》的影片。仿佛进入神圣的殿堂，屋子里鸦雀无声。气氛十分肃穆。影片开始放映，听着熟悉的乐曲，望着一个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泪水在眼眶里转，屏住呼吸，默默无语。每当锣声一击，仿佛敲在人们心上。同志们垂下头，不忍看下去。倏然听到有人抽泣，霎时屋里哭成一片。小小的木板房，怎能容下着巨大的悲痛！“34个……”有人低声嗫嚅。“不，35个！还有被迫害致死的徐荣奎！”是啊，在影片的幕前幕后，少了35个为《节振国》鞠躬尽瘁的同志。35个金闪闪的名字，奠基在《节振国》这座丰碑下了。悲痛产生力量。部里的领导用心良苦。放映影片激励我们，要我们发扬节振国的硬骨头精神，让《节振国》这出戏重见天日。

　　宛若凤凰涅般木，《节振国》将在烈火中永生。

　　党的三中全会，为我照亮前进的路。抓住这个契机，一面披沙剖璞，由青年演员担纲，排演了《红灯照》、《秦香莲》。一面积极和北京京剧团联系，合作演出《节振国》。不久，《节振国》在首都舞台重放异彩。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演员迅速崛起，挑起大梁。郭新华、赵燕、马占民、孙国良、闫瑞芳、臧文忠、高非、王子平、王正兴、赵扬等同志，在《节振国》的复排中，担任重要角色。

　　五年前，我在医院里养病。剧团要参加河北省戏剧节，我把剧本作了第十五次修改。演出后，获“五个一”工程奖。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剧团进行了第七次复排。《节振国》这朵奇葩，经过三代演职员的精心浇灌，更加绚丽了。

　　当年节振国的扮演者张海涛，年近九旬了。胡志发的扮演者王长山，刘玉兰的扮演者耿苓秋，已是炳烛杖朝之年。震后近30年中，他们传薪播火。如今已成秃翁、耆婆。仍孜孜不倦地扶掖莘莘学子，培育逸群之才。扮演三阎王的冯振华，扮演马老三的孙鸣以及遐龄琴师卢贵和，都在几年间相继去世，若他们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吧。

　　岁月悠悠。京剧《节振国》诞生已经47年了。它是唐山京剧团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唐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47岁，正是成熟的年龄。众目具瞻，它是压不垮、震不倒的。历史已经作证。明天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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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痛心目的唐山震后景象

侯海峰

      
　　不幸在那时是家家都有，人人都有的平常事了，相互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家死了几口？”人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眼泪，叙述那难忘瞬间的语调也很平静，更多的是欲说还休的无奈。  


　　30年来，我常常，特别是每年的7月28日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丙辰年的那段经历。

　　震害惨景是空前的，但人类在遭受任何打击后的求生本能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几十万生灵瞬间消亡，生者能坦然地面对逝者，却更显生命的可贵。

　　人类聪明地与大自然周旋，甚至愚蠢地与大自然抗争，但苍天无情人有情，周旋和抗争都是人类应尽的责任。

　　写下今天的文字是为了永远地铭记唐山地震，更深地思索生命、生活与自然。

　　轻松甚至有点得意地踏上奔赴灾区的征程

　　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5时许，我被楼下的喊声吵醒，“海峰，你们领导来电话叫你赶紧去单位！”那年我不满20岁，有点儿贪睡，凌晨的地震济南有较强震感，全楼的人都被惊醒了，我居然没有丝毫感觉。

　　后来才认识到，对一个地震工作者来说，地震就是命令，震后没有及时到岗是罪过。

　　紧急起床，玩命蹬车，15分钟后到达单位。

　　局大门口围着一些市民在打探着什么，办公楼内一片匆忙。

　　我看到国家地震局明传电报，命令山东地震局立刻派出流动地震台赴河北省丰润县报到。领导们在紧急磋商着派出流动台的事。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索，找到我的直接领导、时任分析预报处测震组副组长的卢守安同志说：“我去！”

　　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参加工作才8个月，老卢没吭声，看了我一下就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对我说，立刻准备地震仪，回家去拿铺盖卷儿，午饭后出发。

　　也许当时在家的流动台人员我最年轻，非我莫属，也许那时我已有了近半年的地震台工作经历，领导放心，否则这种千载难逢的经历就与我失之交臂了。这一点是我从灾区回来后才意识到的。

　　午饭前，出征的阵容准备停当。

　　人员：物探工程师霍兆炯、司机张永斌师傅和我，共三人。

　　装备：交通牌大卡车、65型地震仪加单分相薰烟式记录器、帐篷、钢丝床、被褥，炊具、十元面值的现金和十斤面额的全国粮票各一沓。

　　午饭后，我们在领导“路上注意安全”的一再嘱咐声中启程了。

　　那时没有人（包括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将要去的震区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当时大家连震中区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也像每次接受野外任务一样，带着一种年轻人的轻松甚至有点儿受领导重视的得意心情踏上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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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程的增加，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当日22时许到达沧县。那里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地震灾害，但街面上到处是人和临时搭建的帐篷，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安详。我们住在一个约有20多人的大房间内，客人们都在谈论着地震的事儿，有的是从重灾区来的，说着沿途的见闻，听着听着我的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丝恐惧。人们还在说着，我却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嘭”地一声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屋里20多人几乎同时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冲向门外，等跑到走廊上，看到别的房间人们还没睡，还坐在床上聊天，才知道是我们房间的门被风吹得猛然关上发出的声响。大家相互自嘲着，如惊弓之鸟的行为回屋去了。

　　这下子更睡不着了，我们仨一商量，索性继续赶路，此时是29日零时许。

　　29日7时许到达天津。街道上一片混乱，沿街全是各种式样的防震棚，街道变得狭窄拥挤。我们不断打听天津市地震局怎么走，原本想去天津局寻求帮助，后经人指点，天津地震局在津唐公路上。津唐公路？那不就是天津到唐山的路吗！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唐山是震中区，只是从地图上看到国家地震局通知的报到地点丰润县在唐山市北郊。稍事休息，直奔唐山！

　　前方出现了塞车，车辆都自觉地停在路的右边。后边许多解放军的车辆超过停在路边的车队，军车上装载着一个个铁船一样的东西，由于前面三四公里处是蓟运河，大桥被震塌，过不去了。舟桥部队正前去搭设临时桥梁。

　　也不知道舟桥要搭设多长时间，我们正准备绕道宝坻县，旁边一位开着轻型卡车的人告诉我们他刚从那边过来，救灾部队的几百辆车也堵在那里。

　　这位开轻型卡车的人在我们后来的旅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可惜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就姑且称他“老呔儿”（传统对唐山人的昵称）吧。只记得他30多岁，是天津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家在唐山市。天津化工厂在蓟运河对面，他正准备回厂里放下车然后去唐山。

　　“老呔儿”说，过了河先去他们厂里放下他的车，吃点儿饭，然后带我们去唐山。

　　那时的人们虽素不相识，但相互一聊都特别亲切。天津市的两辆消防车因无法过河准备返回，消防战士主动放出车上的水留给大家；一辆军车上的战士听说我们是地震局的，还主动给了我们一大箱饼干。出来时因为没有经验，我们毫无饮食准备，这些水和饼干在后来的20多个小时内起了大作用。

　　日头已偏西，车队还静止不动。坐在车上看到附近的村子里不断有人赶着马车出来，车上装着一具或数具用炕席卷裹着的尸体，在夕阳下慢慢走向田野深处。

　　18时许，前面的车辆开始缓缓向前移动，我们知道舟桥通了。

　　在被震断的大桥桥头，向下游方向沿着河岸被推平一条临时道路，舟桥就在不远处。戴着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战士挥动着小红旗指挥着车辆依次缓缓通过舟桥。

　　这时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到达“老呔儿”的厂里已是掌灯时分。食堂的师傅只给“老呔儿”留了一盒饭，大家相互推让，谁都不肯吃，最后“老呔儿”劝张师傅吃了，因为他要开车。

　　离开卢台市时，还有不少同方向行驶的车辆，走着走着，前后的车辆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们这几辆车了，而且一路上几乎没有碰到迎面驶来的车辆。

　　夜深了，繁星满天，除了车头灯照耀前方不大的范围，周围一片漆黑。公路上不时飘过来一阵阵浓重的白色雾气，我们的车就在这不时飘来的浓雾中快速穿行。

　　因为有“老呔儿”作向导，我们不担心走错路，但心情并不轻松，警觉地注视着车窗外，

　　30日零时许，“老呔儿”说前方有个路口，一直走不要拐弯儿就进唐山市区了。这时前面几辆卡车停了下来，我们也跟着停在路边下去探听情况。

　　这是一个丁字路口。

　　一位穿着上衣有四个口袋草绿军装的年轻军人，腰里扎着咖啡色的人造革腰带，右肩左斜地挎着一只手枪，手里还拿着一只小红旗，挽着裤脚，一身泥水。他站在直行方向的路中间，挥动手中的小旗指挥车辆向左转。我们下车向他讲明来意，并出示了我们的介绍信，“老呔儿”又说他家就在市里住，他才同意我们进去并且说，不是不让进去，是因为里面太脏。开始我们对这个“脏”字都不理解，但后来的经历使我明白他说的脏是什么意思了。

　　地震的时候抑或震后下雨，据当地人说，29号下雨。30号晴。是夜天空晴朗，空气却不清新。

　　挥别解放军同志，继续向里走。不远，一条裂缝横贯马路，路面发生隆起和凹陷，最宽的地方约一米，张师傅不敢过，怕车轮陷在里面。我们让张师傅用车灯照着，下车去看。走到裂缝处用手电筒向裂缝里照，有些地方黑黢黢的，似乎深不可测。小型越野车辆的轮子太小，肯定过不去，幸亏我们开的是大型货车，轮子大。我们一个人在车头前引导，张师傅小心翼翼不断变换着车身的方向，左前轮先轻轻滑入裂缝，加油驶出裂缝，再将右前轮缓缓驶入裂缝，照此，再将左右后轮驶过裂缝。以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此次大地震主干断裂造成的地表裂缝。

　　此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了极震区，因为还处在城市的边缘，在天空的微弱星光的映衬下，隐约可看到倾斜的电线杆，低垂的路灯和似乎伸向地面的电线。“老呔儿”告诉我们进入了市区，但却听不到声响，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死一般沉寂。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意识到我们进入了受灾严重的城市。

　　走了不远，路两边出现了尸体，几个一排地放在一起，离尸体不远，出现了用棍子斜撑着或塑料布、或床单、或席子的小棚子，三三两两的人坐在棚子下面。坐在棚子下的人，目光呆痴，似乎都麻木了。看来他们不一定是一家人，而只是街坊邻居。那些尸体几乎都用塑料布、床单或凉席从头到脚包裹着，脖子处、腰部、膝盖处和脚腕处都用各种绳带、布条捆扎着，两只手也同时被捆在腰部。

　　难怪那位解放军干部说里边很“脏”呢。七月的北方正值盛夏，加之震后天雨，高温高湿、腐尸、蚊蝇、遍地的生活物品……怎一个“脏”字了得。

　　不幸在那时是家家都有，人人都有的平常事了，相互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家死了几口？”人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眼泪，叙述那难忘瞬间的语调也很平静，只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呔儿”们的话语中少见他们惯有的爽朗和诙谐，更多的是欲说还休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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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呔儿”找不到自己的家

　　街道两旁的房屋都倒塌了，本来就不宽的路变得更窄了。走着走着，“老呔儿”也不认识路了，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来的路上他还滔滔不绝，现在却默默不语，两眼只盯着车窗外的景象，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似乎隐约感到家里发生什么。

　　走到一个较为宽敞的路口，“老呔儿”说，我家就在这附近，你们等我，我先过去看看。

　　整个城市一片寂静，一片漆黑，但我们的车灯前总有人影出现，可以想像整个城市几乎无人入眠。

　　看到我们是外地车，有人围了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救援人员。

　　有两位年轻姑娘，一位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朝我们走过来。告诉我们她俩是卫校的护士，怀里的孩子是卫校接生的，孩子的母亲已遇难，她们把孩子抱出来，希望我们能收留这个孩子。那时我不到20岁，不知道这种事儿该如何办，老霍和张师傅都40多岁了，他俩对两位姑娘说，我们是来唐山执行任务的，不回家，而且我们也没有吃的东西，无法养活这个孩子。后来那两位姑娘抱着婴儿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老呔儿”终于回来了。只说了一句“不找了，咱们走吧！”看着他一脸的汗水，不安的表情，我们心中充满不祥的感觉，但什么也不敢问。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他家住在一个胡同里，倒塌的房屋把街区的所有胡同都抹平了，人也生死不明。倒是碰到了一个邻居，可人家也说不清他家的情况。

　　“老呔儿”叹了口气说：“走吧，我带你们去找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

　　毕竟是当地人，虽然城市、街道已面目全非，“老呔儿”凭着记忆，依靠车灯的照耀带我们一路找去。

　　路边停着几辆大客车，车窗透出微弱的煤油灯光，一辆大客车车体上挂着的红色条幅，上写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我们心中一阵喜悦，赶紧下车跑向挂着条幅的大客车。

　　大客车的小桌上摆着一盏马灯，昏暗微弱的灯光里坐着几个人，我们递上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对方接过信看了一下略带苦笑地说：“我们是唐山市革委会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只负责市区内的救灾工作，你们是不是到地区革委会去联系一下？”

　　人们现在更需要的是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而不是我们携带的地震仪。

　　“老呔儿”又带我们去找地区革委会。

　　车灯的照耀下，一路的景象几乎完全一样，一个小棚子里坐着几个目光呆滞的人，这些人似乎也不都是一家人，小棚子旁放着一排包裹好的尸体。一路走下去，都是这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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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摆满了尸体，我们只好睡在车上

　　在“老呔儿”的指挥下，车子拐上了一条更加漆黑的路，这条路还比较宽，但路边四处摆放着尸体，也没有人和小棚子。正在纳闷儿，进去不多远，车灯照亮处，一大堆建筑物废墟上摆满了尸体，估摸着有上千具，是白天集中摆放在这里的。张师傅嘴里嘟囔着“不找了，不找了。”说着就向后倒车，退回到进来的路口处。

　　路边被倒塌的房屋占了一多半的人行道上被小棚子和尸体占满了，我们只好睡在车上。

　　此刻凌晨3时许，距地震发生46个小时。

　　我们终于知道自己已身处极震区

　　5时许，我在睡梦中被轰轰隆隆的声音吵醒，草绿色的解放牌军车挤满了道路，满街都是活动的人群，交通已经完全堵塞。一问是救援部队到达了唐山市。

　　一辆解放军的宣传车开了过来，高音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中共中央、GWY慰问电：“……我国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这时我们才明白自己已身处极震区。离开家时，我们只是从国家地震局发来的电文上知道震中是在一个县城附近，没想到地震摧毁的是这样大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或村落。同来的人只有老霍到过邢台地震灾区，但是像这样的景象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天亮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汽车尾气和莫名的腐烂气味儿。举目望去，除了远处一个小山（好像叫凤凰山）的另一边有些楼房还在，整个城市竟可以毫无障碍地一览无余。那时唐山的房子主要以平房为主，几乎全部倒塌，只有一片一片隆起的废墟可依稀分辨出原来街区的轮廓。或许是为了救人，或许是为了到倒塌的房子里去找什么东西，从道路向废墟深处挖了很多像战壕一样的沟，使得那现场看起来更像战场。

　　解放军宣传车上的大喇叭里不时的在广播着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令，因道路边的狭窄，交通严重堵塞，为了让城里的机动车辆迅速驶出市区，号召市民将尸体集中到指定的区域。

　　路边有个游泳池，池子里的水只剩了一半，颜色已经发绿，不断有人用绳子拴着水桶提取池子里的水，也不知他们是拿去洗浴还是饮用，真替他们担心。那时我们还有少半桶消防车给的清水，我们几个在一起说，就是再渴也不能喝这种水。

　　街上还有孔雀和猴子，据说那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

　　那时食物和清洁饮用水是最急需的东西，因为是暑期，衣物还显得不那么重要。

　　紧靠路边的土坡上有栋居民楼，没有全部倒塌，底层还在，从楼头可以看到底层的顶部有三层水泥预制板摞在一起，上两层已经不见了，看来这栋楼原来有三至四层。我们的车停在楼头的坡下，离那个楼约有五六米远。突然，张师傅从驾驶室伸出头来手指着那栋居民楼朝后面车厢上喊：“小侯，你看那里！”抬眼望去，在摞起来的预制板中间夹着一条大人的腿，大腿往上的部位看不见，压在预制板里面。

　　可以想像，这时唐山所有倒塌的建筑物下有多少这样的情景。

　　解放军的救援车队也和我们并排着时走时停。有人从后面偷偷揭开盖在军车上的篷布，发现车上装的是帐篷和食品，就开始一哄而上，抢夺物品。

　　我不想说这些人是强盗或是流氓，人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有些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哄抢行为的确让我有些愤怒。解放军战士发现后下车与他们发生了争执，毕竟一个车上只有两名战士，阻挡不住这些灾民，还是被抢走了部分物资。

　　路上的人们匆匆来去，目光不断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各式各样，有些是崭新的，有些穿在身上极不合体，甚至性别特征相反。

　　车又停下来了。路旁有个倒塌的小店铺，门窗歪斜地立着。一个只穿着小裤衩，一只脚穿着拖鞋，另一只脚趿拉着一只大人的布鞋的小男孩走过来，伸头向歪斜的门里看了一下，他似乎发现了什么，钻进去很快又出来了，手里提着一袋子东西，是透明塑料袋包装，好像是炒面。小家伙出门就跑，被一个迎面来的老头看见了。老头压低嗓音喊了一声“干什么？放下！”小孩胆怯地望着老头，慢慢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跑掉了。老头见小孩跑远了，又四下张望了一下，俯身提起那袋炒面，慢慢地走了。我原以为老头是这个店铺的主人，但他那四下张望的惊慌动作和眼神否定了我的善良。我当时想，这老家伙真不是个东西。

　　因交通堵塞，徐徐前行，16时许到达唐山市北。因通往唐山机场的道路堵塞，只好按原计划前往丰润县，正好“老呔儿”的老家在丰润县农村。

　　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好不容易出了唐山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