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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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与思索

金磊

      
　　尽管1976年7月28日那场巨灾已过去30周年，尽管经过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灾区已消灭了灾难痕迹；尽管现在一二十岁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晓历史上曾发生的那场噩梦；尽管与新唐山一同走来的还有无数个来自国内外的建设荣誉和奖项，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的“大日子”面前，作为每一位国人都该认真梳理思绪。我作为一个已经走上防灾减灾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设科技工作者，尤愿以自己的感受，也来一个蓦然回首，因为唐山大地震的记忆确能让人产生一种激情的书写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时恰逢高中毕业，是地震使天津也成为重灾区之一，是地震让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天津城市建设恢复而工作，我也正是这样的幸运者。而更是由于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读书，而步入大学更让我毕业后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近20年的防灾减灾研究。

　　现在我都记得清地震中那声巨响

　　记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摇醒。此时，室内电灯已不亮，由于剧烈的晃动，拉线开关的灯绳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于晃动太厉害，我站立不稳从高处摔了下来，这时才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由于此前没有对大地震恐怖的认知，甚至认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门下了楼。

　　当全家人及全院邻居陆续跑到院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居住的院落对避难十分危险），就听到附近大街小巷中传来的哭声与叫声，这才开始意识到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灾事”。我和弟弟几乎猛然想到了我们的那些宝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们全家还有从济南来津过暑假的小表妹在吃过西瓜后，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风琴更未及时装箱……地震中，这些乐器是否安然无恙？听爸爸讲，我们家的大屋的顶棚已经出现了裂缝，我们就更加担心了。过了1个多小时，惊恐的人们随天渐渐亮起纷纷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着胆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见门框已毁坏，门已经锁不上了，顶上墙上的灰皮及瓦砾掉下不少，可惟独那能奏响美好旋律的乐器完好无损。我们急忙将它们转移到小屋，心才踏实下来。因当时我居住的大院十几户人家中少有伤者，因此，像往常一样，早晨大人们都陆续上班去了，整个城市在创伤中保持着一种“随遇的平静”。那一天，有几次余震，最大的一次余震发生在下午6点多钟，将我家大屋的顶棚震塌了，现在我都记得那声巨响。多亏我和弟弟的及时预防和“抢险”，否则我们那些心爱的乐器及家中的贵重物品恐怕难逃厄运。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个由四面二层楼围起的闭合空间，整个院落空地不大于15×35米，用现在观点看，几乎根本不能满足疏散要求。早几年因上级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看来院墙未倒真是幸运，如果倒下来一切将不复存在。那是如此简陋的防空洞，其顶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铁门，基本上没有疏散距离及可休息的空间，但难以想像全院几十人竟先后在此待了几日。而后，由于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们才告别这危险的院落。我家先后在天津海河边、我母亲的学校操场等处盖起防震棚，大约一年多以后才搬回修复后的老住所。

　　在台湾遇到第二次大地震

　　其后，我被充实到建筑行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人才济济的单位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应该说从那时就在关注着城市的修复建设中度过。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将城市安全纳入项目设计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过唐山市，参加过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规模的防灾减灾会议，也作过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安全讲座，恰恰方便结合所设计的工程思考防灾减灾设计。1986—1988年我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我所承担的亚运会南小区（整个亚运会动力源）电气工程设计，就大胆尝试用可靠性理论构成网络，从而做到对安全设计心中有底。而后1994年受外国专家局委派赴瑞典参加灾害管理及风险评估国际研修，更让我在防灾减灾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几篇在每年“7.28”前后发表的纪念文章，虽然迄今中国未将“7.28”视为“国难日”也不赋予其主题词，但它更让人思考，这不仅是指就唐山说唐山，更是指要结合国际大灾与唐山联想。

　　虽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间接亲历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灾减灾事业，且在致力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及灾害忧患意识的普及方面不断探索。但有一次经历让我难忘：2002年北京组织赴台防灾考察团赴台北期间正赶上一次6级强烈地震，它不仅让我忆起唐山，更看到有无安全文化教育的差异。5月15日正值“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之际，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十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大地突然强烈地摇晃起来，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都被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有些骚动的倒是北京减灾专家代表团的一些同事。对此，我为当时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这是我亲历的记忆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当属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学术报告结束了，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不到五分钟。中午12:00，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6.5级。

　　正视我国灾害现状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这些经历有何意义呢？我以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要唤起国民的防灾减灾及安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中国在推进防灾减灾教育上的动力，因为迄今为止的几百年中外灾难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样如此惨烈的“灾事”。作为一种思考，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该正视两个“100万”。30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顷刻之间，24?6万人丧生，一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乌有。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如今，我国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观地说，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而在其后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上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对公众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对日渐频发的事故灾难，我们在一次次反思，但发现最弱的却是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对于已经到来的“7?28”，中国灾难史上无比沉痛的一页，我们该如何真正走出阴影。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各种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的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全国人口有13亿多，差不多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

　　其二，该进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较。自2003年末至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社会防灾预警的觉醒，但仍需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

　　(1)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2)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

　　(3)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4)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讲，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至少必须关注两点：一是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小康建设，公共安全问题都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为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二是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要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

　　(1) 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应对技能。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从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2) 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

　　(3) 城市灾难，在抗击非典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渗透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时，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灾难事件中的正常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该如何展开国家层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纪念。面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1998年米奇飓风（死亡近2万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死亡20多万人）的惨重灾难，虽然人类正探求更准确的预报手段，但对于下一次灾难何时临头，下一次大灾是什么，尚说不清楚。因此，中国极有必要从现在起认真研究并策划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纪念行动。我以为，在确定并设立“7?28”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同时，要抓住7月28日的时机，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活动，建议应开展的活动是：

　　(1)组织一次以“平安中国，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征文及知识竞赛，让更多的“亲历者”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及现实中灾害“故事”，将系统化、专业化的安全文化知识传授给公众；

　　(2)组织一个高水准的以“人与自然，如何应对突发灾害危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总结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及各国面对自然巨灾及特大型事故（高风险危害）所采取的对策，经验与教训。此会议应由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力求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安全减灾事业的新贡献；

　　(3)组织国内专家再一次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视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题包括：唐山大地震作为人类灾难的极致，是否可以成功预测，使那些悲剧不发生；唐山大地震属地域性灾难，如何防止并减弱它的社会振荡及影响，是现代社会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应如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生活全过程。在大地震腹地的开滦煤矿，30年前由于有“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导，使井下万名矿工在大地震到来后成功脱险，其意义在于它为人类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范本，然而对此我们宣传的为什么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啸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又是伟大的和能有所作为的。在防灾减灾这场悲壮的人与自然的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全面凸显出来，会升华起在新世纪条件下中华民族对生存与生命意义的认知，这或许才是我们超前研讨“十一五”国家安全减灾文化宣教计划的缘故之一。

王寨

国家多灾

王寨

民族多灾啊

王寨

人民多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