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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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自若是生存的法宝

　　杨木香，女，农业局职工。提起唐山大地震，我十分伤心和难受。灾难中，我失去了很多朋友、很多同志，特别是亲眼看着我的同学、挚友李艳敏同志瞬间被砸伤致死的惨景，更是悲痛不已。

　　我是农业局的打字员和收发员。7月27日晚上，由于连续几天的加倍工作（7月24日农业局苗圃发生翻船事故，死亡两人，局大部分干部均到现场，处理善后工作），我觉得很累、很困，9点多就上床准备睡觉，可是不知啥原因，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先是心慌，后来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恐惧，特别害怕。夜很深了，为了防止意外（我心脏不好）我大着胆子走出房门，去找我的同学李艳敏，与她一起过夜。

　　凌晨1点多钟，我俩各自上了床，不知啥时候睡着了。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把我俩颠醒，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大地震（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去地震办公室，懂得一些地震知识），便大声喊：“不好，是大地震，快躲！”李艳敏虽然胖些，但动作较快，她迅速起身，顺势下床，向门口跑去。快接近门口时她摔倒了，又挣扎着向门口爬去。我大声地喊：“别跑，快往墙角、床下躲！”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呼唤，还是一个劲儿的往门口爬，并抓住门拉手站了起来，用力开门，门却没能打开。这时灯灭了，我借着外边的亮光，发现她仍在门口扶着拉手发呆。此刻房顶在掉土，我忙喊：“那儿危险，往墙角躲！”然而她没有就近躲到墙角，却奔向我躲的地方。她正想往床下钻时，夹山墙倒了下来，只听“哎哟”一声，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地震过后，天还没亮，我和几位在局机关住宿的职工干部全力扒救她，但已经晚了，救出后她全身苍白，面无血色，脊椎骨被砸折了，骨茬裸露在体外，我们当时采取了许多急救措施，仍没有挽留住她的生命，我的挚友李艳敏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事后，每当人们提起这件事时，他们都说我有福，其实我觉得是抗震知识救了我。我在抗震宣传挂图中知道，遇到地震一定要沉着，在室内来不及选择最佳躲避位置时，应就近在墙角避震，我这样做了，死里逃生。而我的好姐妹李艳敏，因为对地震知识了解得少些，关键之时，显得紧张、慌乱，失掉了可以争取生存的宝贵时间，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坚固的家具还要打

　　王桂兰，女，修配厂工人。我是芦台镇居民，唐山地震前，住在芦台二街四村。地震时，我住的房子全部倒塌，可我却一点也没有伤着。要说这是怎儿回事？还得从海城地震后说起。

　　1975年海城地震后，街道以片、组为单位，搞了多次宣传活动，分发了地震知识小册子和宣传提纲，组织居民参观了防震抗震、自我救护宣传展览，观看了宣传抗震知识的幻灯片。通过这些活动，使我懂得了许多地震知识。过去一提地震就害怕，不知道地震来了怎么办，这回心里有了谱，知道了地震前应该干什么，地震来了往哪儿躲、如何正确避险。我按宣传册子里讲的那样，把自己睡觉的地方进行了重新调整，两个木箱摞起来形成立箱，并与新打的大衣柜一起摆在炕头，又把存放被褥用的条柜放在炕尾，使屋里的家具放置有利于防震。

　　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时，我被强烈的地动颠醒，很快意识到这是大地震。紧急中我立时想到册子中介绍的“伏而待定法”，很快躲到了大衣柜和箱子旁，当山墙、檩木、房盖砸下来时，全被大衣柜、“立箱”支撑住了，掉下三棵檩，一棵砸在“立箱”上，另两棵压在大衣柜上，给我留下了生存空间。大地震过后，我迅速从废墟里钻了出来，很快投入到了救人行列。

　　在救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遇难者旁边却缺少高大、坚固的物体做支撑，以致他们有的被檩木直接砸死，有的被塌下的房盖或倒下的墙体埋压、砸伤后憋死，许多场景真叫人惨不忍睹。血的教训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大地震中要想实现自我防护、减少伤亡，必须有相对安全的空间，创造这样的空间，除掌握防震抗震知识外，还要因地制宜，把比较坚固的家具摆放在有利于防震的地方。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伤害。

　　家猫救了我全家

　　刘克军，男，铁路职工。我家住在芦台中街四村。记得7月28日晚上，天气特别热，我家养的花猫，不知啥原因，已经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我想尽办法给它弄了平时最爱吃的食物，它仍无动于衷。有时它很慌，上蹿下跳，东抓西挠；有时又发呆，偎在炕角，一动也不动。我琢磨着，猫有病了？我妈说：“不管它，咱们睡觉吧”。我们娘几个就睡下了。大约睡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抓我，我被猫抓醒了，发现花猫又在抓我妈。它搅醒了我们全家。我很生气，就急忙逮住了它，扔到室外，并且将猫道堵死，不让它进屋。猫在外边更不老实，一会儿在窗台抓窗户，一会儿在门口挠门，一会儿在院子里乱蹿、怪叫，搅得我们全家人无法睡觉。我姐自言自语地说：“咱家的猫没有这样过，是不是外边有事呀。”这么一说，我妈突然想起了海城地震后，街道搞地震知识宣传的事（我妈当时是村东片居民活动组的负责人，经常组织居民们学习地震知识），便不安地说：“不好，宣传册子里介绍过，地震前有些动物会出现反常，咱家的猫这样闹是不是要地震啊”。听了这些话，我们大家心情紧张起来，在我妈的督促和指导下，虽然我们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做了准备。这时外边很静，鸦雀无声，不知怎的猫也不闹、不叫了。我们正准备上炕睡觉，突然，一阵轰隆的怪声，从地下传来，接着上下颠动。“地震了，快往墙角躲！”我妈大声地呼喊，我们娘儿几个快速躲到了墙角，只听“哐当”几声，檩条掉了下来，一头儿杵在炕上，另一头儿搭在墙上，顷刻间房子倒了，我们在檩条下的小空地活了下来。地震过后，我们从空隙中钻了出来，迅速扒救邻居。后来当人们问起，我们全家是怎样脱险时，我都会激动地告诉大家，是家猫救了我们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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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家不幸中的万幸

何永年

      
　　数年后，在总结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时，有一份材料说：“唐山地震中，受灾人民依靠自救互救而避免死亡的比例很高。”还有材料说：“唐山地震时估计有50万左右的受灾者是靠自救互救获得生命的。”材料里还说，有不少院子是全军覆没，原因是地震时院子里所有的人都被埋压在房子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脱身出来。  


　　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了将近30年。

　　30年前的7月28日，我们正在大连参加一个会议。

　　那天凌晨，正在酣睡之中的人们突然被强烈晃动惊醒。睡眼惺忪中，我见到屋顶悬挂的日光灯管来回晃悠，还隐约听到外边人声喧哗，有人在喊：“地震了！地震了！”

　　我拉开窗帘，走到阳台上，东边的天空已微露曙光；大街上东一堆西一堆聚集了不少人，显然都在议论地震的事，可是谁也不知道地震发生在哪里。当天晚些时候才知道河北唐山市发生了强烈地震，并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

　　听到唐山市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我只觉得一颗心不住地往下沉：不仅仅是因为地震造成惨重的伤亡，而且还有我本人的原因——我5岁的女儿就生活在唐山市西郊我岳父家。地震中我岳父家情况如何？我女儿的情况如何？我心中七上八下，焦虑万分。地震中唐山的通讯设施全部被毁，而且当时谁也没有移动通信设备，根本没有办法探听消息。我只能在无可奈何和焦虑不安中度日如年！

　　第二天，会议匆匆结束，参会人员迅速返回。由于地震将铁路破坏，大家乘坐飞机回京。飞机到达北京上空，从舷窗往下看，可以望见北京地面上到处是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布搭起的防震棚。面对这样的“奇观”，我心头沉甸甸的。

　　回到北京，我接受研究所的指令，准备第二天就随同事们去唐山。当然，我心里清楚，一方面地震前方需要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也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让我有机会去唐山西郊岳父家探望，见见遭遇地震灾害的女儿。

　　当天晚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刘全中同志来到我们临时居住的防震棚，高兴地通知我：“你唐山岳父家的房屋倒塌了，但除了你岳父的脚受了点轻伤外，其余人，包括你女儿都安然无恙，你放心吧！” 我和妻子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不过，刘所长决不会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事情上开玩笑的，我们相信他带来的消息是真实的。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想到唐山地区惨重的伤亡，却也笑不出来。

　　据刘所长讲，所里第一批工作队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就出发了，虽然道路桥梁严重损坏，但凭着司机同志对道路情况的熟悉，东绕西拐，还是很快到达了震区。这样，他们在震区架设地震监测台站的同时，已将所内几位同志在唐山的亲属的情况打听清楚了。工作队通过临时电台很快把信息报告给所长，所长又立即传达给了我们。这件事体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到了唐山地震现场，眼前是一片废墟，几乎见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除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和一些人在忙碌地清理场地外，许多人胳膊上系着黑色的袖箍，脸上神色呆呆的，似乎看不出有任何表情，也许，瞬时之间失去亲人的巨大哀痛使他们麻木了。偶尔有一阵风吹过，飘起片片纸钱，气氛十分悲凄；不时从一些帐篷里传出抽泣的声音，更是让人心酸，眼眶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

　　这场地震，对唐山人民来说，无疑是深重的灾难，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幸运的。虽然位于唐山城西果园的岳父家的房屋倒塌了，但岳父一家人和女儿只是经历了一场虚惊。据岳父母讲，那天后半夜，天气炎热难耐，岳母带着我女儿住在西厢房里，岳父嫌西厢房太热，就住到东厢房里。

　　约摸到黎明时分，朦朦胧胧地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间山摇地动，把人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眼，只觉得尘土呛人。朝窗外看去，只见西厢房和正房似乎晃荡了两下，随即塌落下去，同时冒起满院子的尘土。岳父镇静了一下，发现东厢房的房顶已经塌落，幸好房梁被炕柜架起，才没有砸到人。这时，岳父才意识到“地震”了。他慌忙奔向倒塌的西厢房，高声喊：“孩子没事吧？孩子没事吧？”

　　说来也真险。岳母带着孩子睡在炕上。地震时房梁落下，本来会砸在她们身上。幸好炕的一侧摞着被窝卷，房梁的一头架在了被窝卷上。我岳母和女儿正好藏身在三角形的空间里，躲过了一劫。听到我岳父的喊声，岳母立即应声说：“孩子没事，你赶紧把我们扒出去吧。”岳父后来回忆说：“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几下子就把塌下的屋顶和房梁掀到了一边。当时把孩子拉出来，满头满身都是土。可能是吓呆了，不哭不闹，十多分钟以后，才哇哇大哭起来。”

　　救出了岳母和孩子后，我岳父回过身来，赶紧去救住在正房和东厢房里的其他人。被救出来的有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又一起动手，把压在屋顶底下的人救出。这样，一院子20多人全部脱险。我岳父在救人的过程中，脚后跟被落下来的砖块砸了一下，但只是轻伤。

　　后来，据研究所赴地震现场到我岳父家看望的同志告诉我，他们从北京赶到震区时已是饥渴交加，因为一路上没有时间停留，也没有任何餐食供应。他们来到唐山西郊果园我岳父家时，我岳父从树上摘了两大口袋还没有成熟的青苹果送给了他们，成了他们在震区最初几天解渴疗饥的主要依靠。

　　数年后，在总结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时，有一份材料说：“唐山地震中，受灾人民依靠自救互救而避免死亡的比例很高。”还有材料说：“唐山地震时估计有50万左右的受灾者是靠自救互救获得生命的。”材料里还说，有不少院子是全军覆没，原因是地震时院子里所有的人都被埋压在房子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脱身出来。

　　我没有把握判断上面的数字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是，通过我岳父家的实例，我相信，发生地震这样的突发性灾害时，能否及时救援对挽救生命是至关紧要的；而要做到及时，必须依靠受灾者自己，因为任何外来的救援，总是需要时间的。地震发生时造成建筑物倒塌，浓重的烟尘灰土会使埋压者在很短的时间内窒息死亡，因此也是致命的杀手。只有极其迅速的施救，受灾者才可能脱离危难。显然，受灾者本身的自救互救施减轻灾害伤亡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比较注意地震科普宣传教育工作，也愿意为开展地震科普的宣传教育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为我相信，让民众更多地了解地震，多懂得一点自救互救知识，对于减轻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唐山地震已经离我们远去，失去亲人的悲痛也许也在慢慢地淡忘，但是，谁又敢保证今后不会再有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灾难？2004年年底印度洋的大地震海啸、2005年10月巴基斯坦的强烈地震，一次一次给人类敲响警钟。我们希望，在强调“以人为本”的21世纪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更应牢记唐山大地震的教训，更加关注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人的生命比起那些高楼大厦、金银财富来，毕竟更为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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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唐山震后三个月

高祥林

      
　　唐山市的吉祥路，道路以及路两侧的大树被地震运动切断、错开了，水平错动距离达将近2米。后来的野外调查发现，大地震后在极震区留下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地面裂缝带，我们在市区吉祥路所看到的是它的中心位置。这种由地震产生的大规模地面裂缝带一般是不常见到的，而在大城市内这样的现象更是罕见。  


　　1976年，我在当时的宁夏地震队分析预报室工作。7月28 日早晨一上班，就知道北京附近发生大地震了，因为宁夏的地震台网都记录到这次大地震，而且振幅很大，估计震级一定很高，同事们小声地议论着。几小时后传来消息：震中在唐山市，震级为7.8，灾情极其严重。于是，队领导决定派几个专业人员前往地震现场，参加考察和监测，以总结预测和预防的经验教训。因为我曾在1974年去过云南昭通地震现场，1976年4月内蒙和林格尔地震时也曾与两个同事带地震仪到震中区工作过，所以领导让我带两个年轻人赶赴唐山。7月30日我们乘列车先到北京，在位于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等待了几天，于8月初的一个凌晨搭上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大卡车到达唐山，参加由国家地震局和河北地震局负责组建的唐山地震工作队的现场工作，一直到10月末撤离。30年过去了，但这近3个月的经历像不易消散的烟云留在大脑里，经常激起对那段时间中所见所闻的回忆，并引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忍辱负重，艰辛工作

　　当我们乘车穿过唐山市区前往工作地点时，亲眼目睹了大量被地震破坏的道路、桥梁和建筑物，从内心深受震撼：平日里那么宁静的地球一旦发怒抖动，会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量，此时人类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还是生平第一次闻到人的尸体腐烂所产生的气味，那是一种无法描述、令人呕吐的特别气味，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唐山地震工作队设在市郊的一个军用机场，在那里已架设了一些观测仪器。在原来的机场跑道上，架设了几十顶帐篷，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场地。工作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是像我们一样自愿来的。除地震局系统外，机场还有少量其他部门的人，如上海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据说是乘飞机专程来协助通讯的。清晨，有时还能看到新华社记者坐在小凳上写稿件。

　　地震工作队的任务是监测余震，对大地震进行考察和总结。由于7月28日大地震前，未能发出临震预报，震中地区没有采取人员撤离等预防措施，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自然引起社会，尤其是普通群众的不满和责备。此时地震工作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真有一种有口难辩、忍辱负重的感觉，只能默默地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然而，也曾感受过另一种较为宽容的理解。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地震仪前观察记录，来了一位可能级别不低的军官，向我仔细了解地震仪的原理以及关于地震科学的知识，语气很和缓，显示出对科学的尊重和地震工作者处境的理解。在那段时间内，工作队队员们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从早到晚超过十几个小时。由于余震很频繁，测震组分析人员每天要处理大量记录数据；晚上通常是会商会议，讨论近期可能发生的余震，经常延长到深夜。这都是在没有行政命令情况下，大家自觉自愿地、无条件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似乎是对未能在大震前作出准确预报的补偿。

　　当时的生活环境很不好，特别是自大震发生后到8月初那段时间，很多物质条件来不及准备，先把现场工作开展起来。例如，我们到达后，因行军床都不够，只能在地上铺上芦苇席直接卧地而睡。整个机场只有一个无房顶的公共厕所，供数百人使用。自来水管也仅有几个，早晚只能简单洗漱一下。当时还是夏季，天气炎热，但洗澡是不可能的。直到10月份，解放军部队临时安装了野战军的流动式洗浴设备，才让大家享受了一次清洁。因工作和生活区苍蝇很多，大家一直担心传染病流行，除喷洒药剂外，我们每天用餐时都吃大蒜，试图预防痢疾。但后来，仍有部分同志患了痢疾，我看见他们拿着输液瓶进出厕所。我自己也没能逃脱，幸好不是很严重，服用几天药物后痊愈了，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年轻、体质好。

　　尽管条件艰苦，队员们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偶尔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刻。大约在8月中旬，突然从参加野外考察的队员说，在唐山市区发现了由地震造成的地面破裂，测震分析组一些同志相约去观看。于是，我们设法找了一辆吉普车，轮流前往那个地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唐山市的吉祥路，道路以及路两侧的大树被地震运动切断、错开了，地质学上称为右旋断层，水平错动距离达将近2米。后来的野外调查发现，大地震后在极震区留下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地面裂缝带，我们在市区吉祥路所看到的是它的中心位置。这种由地震产生的大规模地面裂缝带一般是不常见到的，据说只有当震级达到6或7级才会出现，而在大城市内这样的现象更是罕见。现在回想到这个景象时，因专业兴趣还产生过这样的设想：假如在震后就在这条裂缝带两侧建立标志，长时间地用仪器测量裂缝带两边的相对运动，观察它下面的断层是愈合不在活动了，还是在继续活动。如果能坚持观测到现在，积累30年的数据，也许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地震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时间耐心细致地观测，甚至要积累几代人的连续观测时局数据，才有可能在某一问题上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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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防，任重道远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地区发生了7.3级大地震，震前专业地震工作做了准确的预测和预报，震中地区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减灾效果。这是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地震工作者近9年时间努力的成果，当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记得还受到一位副总理的赞扬。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在距海城约400公里的唐山，当人们还在熟睡中时，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受到7.8级大地震的突然袭击。为什么震前没有预测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前兆吗？恐怕整个社会都在发出这样的疑问，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地震工作者已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虽然这时候任何辩解都没有用，但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总结失败的教训仍然是必要的。这也是当时唐山地震工作队的任务之一。记得当时我和局分析预报中心及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两位专家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只见他们不停地在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资料，帐篷内堆满了材料、书籍，有些就装在麻袋内，两人每天工作到深夜，从他们严肃的表情中看得出其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沉重、懊悔而复杂的心情：究竟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唐山大地震呢？

　　记得在唐山地震现场工作期间，河北地震局的一位姓蒋的小伙子向我描述过他的经历，唐山大震前他在唐山陡河地震台工作，并住在台内。1976年7月28日凌晨，因天气异常闷热，小蒋睡不着，就起来摆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间，他感到大地在摇动，本能地从心里叫一声：不好，唐山大震来了！就立即快步移动蹲到墙角下，躲过了随后塌下的混凝土房顶的袭击。据说，在同一时刻，住在另一间屋内的一对职工夫妇也是从梦中惊醒，以类似方式避开了厄运。我想，这个实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因职业和有知识的缘故，他们一旦感到大地的摇动，立即意识到是发生了地震，而且知道就是原来预计的唐山地震；第二，在地震袭来的瞬间，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迅速采取了适当的紧急避险、自我防护的行动，显然是铭刻在心的防震减灾意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也许还有其他偶然因素，但上述事实是真实而有说服力的。

　　我还记得大地震后的另一种景象。7月底我们到达北京时，到处是用塑料、木板搭建的防震棚，人们担心还有强余震会波及影响北京，夜间不敢在房屋内睡觉。这样的景象居然一直持续到10月份，涉及几百万居民。而在三里河，当时的分析预报组会商会议依旧在大楼内举行。我们在出发前往唐山前，一直住在招待所的楼内，没想过找个帐篷或其他防震棚；还听说住在中关村的顾功叙、傅承义等科学家固执地不搬出楼房，始终居住在家中。我想，大地震后地震工作者与普通群众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差别可能与是否具有地震科学知识相关，正确的科学知识会使人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产生战胜恐惧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认为唐山大地震后的强余震一般至多为5或6级，不会对160公里外的北京再产生破坏，没必要遭受居住防震棚的艰苦。而当时的北京群众可能是不敢相信地震专家的判断了，因为我在去唐山前，拜访了几位过去在宁夏认识、后来返回北京的朋友，劝他们不必住防震棚，但他们对我的解释半信半疑，仍然不敢立即搬回楼房。

　　大震之谜，有待探索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向地震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性难题：为什么在一个远离板块边界的地区（地质学上又称大陆板块内部地区），一个没有破坏性地震历史记录的地方，在一个不设防的VI度区的城市，会发生震中烈度高达XI度的巨大地震？地质学家通常认为，大地震发生在较大的活动断层上或其附近，地震是沿已有断层的突然破裂和滑动产生的，但在唐山地区并没有发现相应的活动断层（甚至近年来，灵敏度很高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观测也没有探测到这样的断层活动），唐山的地下究竟有什么特别结构和变形过程，会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地震能量？大震前为什么没有小地震（前震）活动？或者是当时的仪器不够灵敏因而探测不到？大震前，地震工作管理部门曾受到来自唐山等地区观测异常或地震预测的报告；在震后的总结中，也列出了大量震前的可观测异常现象，但为什么在震前不能做出准确的识别和判断？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地球科学中的难题，也是地震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可是，30年过去了，但仍然没有看到完满的解释，探索的道路依旧还很漫长。

　　从历史记录看，在华北地区，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事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发生一次。因此，它对于地震科学研究是一次极为珍贵的机会；唐山也就应是一个重要的观测和研究基地。我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试图从世界范围的实例比较，探讨唐山大地震的发生原因。可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不够详细和深入，以后也未能坚持下来，现在想起来，仍感到是莫大的遗憾。

　　30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防震减灾事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与唐山地震时期相比，现在的年轻一代地震工作者，已有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观测和研究，探索地震预测和预防的新途径。从科学发展规律看，任何新的理论和方法都应受到严格检验，包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实例的检验。例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和研究，人们自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能为防震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涉及对地震与断层之间复杂关系的科学认识问题。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已注意到国内外有一些大地震与地表可见的或地下浅部断层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例，唐山地震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慎重考虑城市活断层调查结果应用意义的有限性？或者应考虑开拓发展探测地下结构的新途径、新技术？既然大地震是小概率的稀少事件，不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大地震，那么唐山地区的地下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结构、物理性质和变形过程的特征，经过长久的探索努力，或许将来有一天，地震工作者能够发现并解释这些特征，从而为发展更完善的地震预测技术建立指导性理论基础，就像早期的物理学中的晶格动力理论为现在的微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知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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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地动脉音的十年

张少泉

      
　　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一

　　2005年是海城地震30周年。2006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我记得，这两次地震的10周年、20周年纪念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能否随时间流逝，使我们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两次地震距离不远，发生时间也仅差一年。它们在30年前相继出现，好像特意出来给中国大陆地震的第三个活动期（1966—1976）作个总结。有时遐想，如果能把这两次地震放在一起纪念，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两次地震在中国地震人的心目中，位置非同寻常。伴随这两次地震的预报和反思过程，凝聚了几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并将持续的影响下去。在中国地震学史上，这两次地震的发生及其这一代人的研究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具有难以言喻的时代特征。谈不上载入史册，但确是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二

　　20世纪60年代，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间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地震揭开近代中国地震活动的一幕。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扩展，逼近京城，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地震的发展和对地震的探索，像在赛跑。现在看起来，赛跑的终点，至少是10年赛程的终点在海城和唐山。

　　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GWY一纸调令，我和几个北大稍早毕业的同志，纷纷从非地震专业部门“归队”，加强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时，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我分在所值班室（通称638组，意指邢台地震发生的日期，1966年3月8日）内，和“地震战士”一起，“为毛主席站岗，为首都人民放哨”。实际做的，就是大震速报，抓大趋势。和值班室对应，地球所还有一个在地震现场工作的邢台地震队。他们主要是抓现场，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队，这两个部门被列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兵强马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所上下，把地震看成重中之重。许多人是从当时承担国防任务的第七研究室抽调来的。

　　有一张近代中国地震事业的经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周总理俯下身子，检查地震熏烟记录，陪同的有被称为“中国地震预报之父”的地球所所长顾功叙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凤杰先生。就在这次视察之后的一次地震现场会上，周总理拿着一份地震历史文献，读了一段后，语重心长地对现场的同志讲：“我们不能给后人只留下地震记录，要留下地震经验。”在周总理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大地上，从此开始跋涉地震预报的万里长征。同时，在这批青年学子的心理，深深埋下“献身地震事业、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的报国志向。

　　1967年，河间地震发生，地震离北京不到百十公里。形势逼人。根据地球所安排，我和宋辅弼（后调到石油队）等人，趁地震刚过，赶到河间—大城极震区，想从震区的度量衡厂及其主管的县科委，搜集、核实震前大地微震动或有感无震的各种显现，从中获得可能成为地震前兆的“蛛丝马迹”。结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几个有意义的否定结论，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觉地面倾斜等等。

　　1969年，渤海湾发生地震。地震不算大，又因为发生在海里，没有什么损失，但环渤海的几个省份大范围有感。社会动荡。下一个地震在哪里？什么时候？北京有没有危险？这些问题牵扯着京城人的心。

　　一天，下着阴雨。地球所方蔚青同志（后调到国家科委）召唤我和他一起到GWY小礼堂，向主管地震工作的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震情。地球所值班室密切注视震情发展，和我们保持联系。

　　到会后，才知道参加地震会战的几大部委专家和领导都来了。会议的主题有三个：地震趋势、地震预报、地震机构。在这个会上，李四光先生从地质力学角度阐明他提出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与地震活动趋势的关系，在一张大挂图上，从邢台，过河间，向北东方向，扬手一挥，很自信也很恳切地说：要注意这个方向上的地震。他点了华北北部几个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记不准了）。在探讨地震预报的前兆手段时，李先生举着一个地应力仪电磁感应探头，向总理解释工作原理。总理听得很细致，边听边问，还一边记在纸上。

　　在这个会上，总理和李先念、纪登奎等与会的副总理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从此，参加会战的几大部委不再“各开炉灶各起火”，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称中国地震局）。有人把1966年邢台地震作为中国地震预报的里程碑，而国家地震局的成立，为中国地震预报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由于地震灾害的惨烈，由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由于地震专业队伍的年轻活力，同时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在地震战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呼声，要在地震预报这个领域为人类做出贡献，“放原子弹、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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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70年代，两次地震让我们刻骨铭心:一个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个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这两个地震相隔不过一两百公里，前后仅仅相差17个月！但对地震工作者来说，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大自然把我们抛上又摔下，让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地震人”才会有的欢乐和悲哀。

　　走过来的人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进驻大华北地震现场的专业队伍多达万人，采用的各种观测仪器数量多达上千件，再加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组成的业余测报队伍，形成名副其实的浩浩荡荡的地震预报大军。

　　尽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预报难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区和一定的地震活动期内，中小地震频发，检验方法的机会多，预报成功的机遇大。在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前兆异常资料，即使采用“看图识字”等直观方法，预报也能“屡屡得手”。大家不由得惊叹不已，兴奋不已。有“红宝书”，有成就感、使命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驱动，我们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勇于实践、大胆预报，取得不少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像是摸到了苗头，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着、期盼着、争取着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苍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大地对我们的诚意和辛苦给予回报。这是人类预报地震历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为止，这是被联合国和国际科研组织承认的惟一“有预报依据并取得减灾实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归成功。但人类（应当说是我们）过于冲动了。当时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庄严的大会上宣称：“地震预报的坚冰已经打开”。剩下的就是“乘胜前进”了。当然，我们有些科技工作者头脑冷静，提出对地震预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但有相当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维模式上的疲劳而疲劳了，不去想更多困难。这与那个年代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和空泛口号有关。1975年的预报成功，使众人为之振奋，精神抖擞，一扫征尘。似乎这次的成功预报标志着，我们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预报地震不在话下了，正准备开发地震的能量“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记人是地球演化的产物，忘记了人终究是大地的儿子。

　　但是，大地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欺骗它的儿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1976年７月28日，在华北重镇唐山发生了20世纪后半叶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破坏性地震，将24万生命和100亿人民币写进了历史。

　　对于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疑问：这次地震发生前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年，钱钢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灾害，对国人的影响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经过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谈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地震工作者的处境，陈焕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门工作的报告文学，书名就叫《一个没有挂牌子的GWY机关》。那个机关就是中国地震局。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从事地震事业，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来形容并不过分。我们一门心思要搞出地震预报，为了给震区老乡提前打个招呼，梦里都在想前兆，想预报。但是，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地震类型的多样性，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发布预报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灾害地震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使我们深感心理压力和肩头担子的沉重。现在人们认识到，也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世界地震科学发展水平问题，防震减灾任重而道远。

　　从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没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成为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地震战士的豪言壮语。岁月蹉跎。当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闲置，事业未成。一颗颗不息的心，仍在跳动。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后人，后人会在历史上对这一代人的工作给出一个公正评价。

　　四

　　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不仅有地震，而且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国际上开始酝酿、直到9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一项“十年减灾计划”（1990—1999），另一个是随国内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方针开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实处。这两件事，让我们从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国地震事业推上历史的高度。这在地震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唐山—海城地震。

　　这段时间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云南澜沧—耿玛地震，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尾部，业内人士称其为“信号震”，表示下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开始，换种说法，表示上一个地震平静期的结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样具有标志性特征。

　　从地震工作的角度看，这个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类与地震的休战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这个时间积蓄能量，人要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反思。偃旗息鼓，双方取得表面的宁静。从此开始长达约十年的战略思考和战略性实践。

　　有人把中国地震事业在这个年代的变化，称为大调整。这次调整所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课题组”撰写的《艰苦奋斗五十载 防震减灾铸辉煌——中国地震事业50年纪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

　　第一，首次对地震预报的现状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就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的四个阶段（实际代表不同类型）给予不同可信度的评价。其中，对短临预报的成功，提出若干约束条件，如“对于地震类型简单、观测环境良好、通讯条件理想、观测资料充分、分析经验丰富的地区的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预报。

　　第二，首次对防震减灾工作作了全面阐述。开始形成监测预报、灾害防御、应急救助和震后恢复的科学认识。后来写进“防震减灾法”内的“地震工作四个环节”，以及中央明确的当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体系，基本源于这个时期的理论提炼。

　　第三，由于以上这两个“首次”，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获得解放，从而避免一谈预报，就狭窄的限定为几天或几个小时的临震预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避免一谈地震工作就是预报那么一点点的领域的被动处境。社会逐渐认同我们的认识。最近有家媒体的记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广泛后，很富同情心地说，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你们的工作是一条在“人生不归路上”行进的高尚职业。可以这样说，我们首次从自我设置的思想“约束”中解脱出来了 。

　　第四，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解放，使我们在队伍建设上也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个时期，地震局直属研究所的不少业务骨干，下到省局，省局骨干下到地方；同时，不少地方行政干部和管理干部，充实到我们这个原由几大部委的技术干部为主要成分的班子里来。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地震科学的象牙之塔终于溶入生机勃勃的大社会里了。

　　以上用的语言不是很准确，但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作为地震战线的一名老兵，衷心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反思所沉积下来的认识，能牢牢地为后来者接受。因为在这些认识里，饱含着60年代的艰辛和70年代的血泪。到了80年代，也只有到了80年代，国内外出现有利的环境条件，才能做出这样有价值的总结和认识。

　　未来的路很长。1988年云南澜沧—耿玛地震，作为20世纪80年代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结束的标志，在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客观地说，这个地震并不能完全标志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到来，因为2001年青海、西藏、新疆交界处发生的昆仑山8.1级地震，可能更具有划分中国地震活动期的标志性特征。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7.5级海底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大海啸备受社会关注。实际上，若从更长时间全球地震活动的角度思考，这次地震事件更应引起中国地震界的关注。



　　每当我们翻阅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两次大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总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收获，也总留有不少解不开的谜团和疑惑。高山仰止，瀚海俯臣。这就是历史，一部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赋予人类的魅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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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险”的昨天和今天

修济刚

      
　　1976年夏天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使“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震波袭来，北京陷入恐慌和救灾

　　1976年的夏天，唐山7．8级大地震波及北京。

　　当时的感觉，像是在一艘巨轮上，感受到缓缓的晃动。我被惊醒了，房间里不用开灯，什么都可以看清楚，听得到房屋的木檩和椽子榫接部位拉抻的“咔、咔”声，我注意着屋里房顶各处的动静，这声音使我想到，再晃一会儿房子就会被拉散了。还好，晃动停止了，我这才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来。我住的这个院子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这时候，院子和胡同里已经都是衣衫不整匆忙跑出户外的人群了。

　　7月28日当天的傍晚，又一次强烈的地震袭来，整个院子和四周的房屋都在同步地摇摆晃动，院子比较小，加上各家搭建的厨房、小屋什么的，我担心如果房屋倒下来，哪怕是站在院子的正中间，也难逃被砸的危险，只好听天由命。还好，这是唐山7．8级地震的强余震，震动逐渐平息下来，房屋都没倒塌，仅有一些损坏。

　　过后的几天，北京市陷入了地震后的恐慌和救灾的活动中，王府井百货大楼被震掉了一个角，北京展览馆的尖顶的红星也甩了下来，大量的老房、旧房倒塌或破损，北京市全市都在“抗震救灾”。

　　当时，我正在西城区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和团委书记，一些学生团员和干部组织起来到街道帮助维修房屋，学校的操场也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险场地”。我担任学校内避险营地的总指挥。

　　此时，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露宿街头，几乎市内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地震后，天气酷热，又接连下大暴雨，给户外住宿的居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防震棚”，那个夏天的独特景观

　　我工作所在学校的操场在地震后成了理所当然的避难场所。

　　附近的居民涌进学校，用各种材料搭建五颜六色的地震棚。学校操场堆放的一些拆下来的木料，都被居民们充分利用起来，家家户户各显其能，一般的是从家里搬来木床，四周围捆上木棍、竹竿，再绷上塑料布，然后把两张床中间空出一块地来，就围成了一个小小空间。在这家的旁边，连续着搭建，家家户户只留有必需的通道。最初的两天，操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由塑料布棚顶为主的“棚户区”

　　当时，北京市到处都在建这种棚子，只要是空地，都可以看到，北京人把这叫做“防震棚”。

　　地震后，除了当天晚上的强烈余震，其他的小震已经逐渐地感觉不到了，大雨瓢泼似的浇了下来，检验了这些仓促搭就的防震棚，这突如其来的灾变，让北京百姓措手不及，不敢回屋，只好在各式各样还在漏水的棚子里度过了最初的两天。

　　以后，大家各显神通，不断修补和完善各自的防震棚，以度过这些露宿的日子。

　　整个大操场，成为了典型的“地震避难场所”。我作为校园内避难场所的“总指挥”，夜以继日地在校园内工作着，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团员维持校园内的秩序，安装了广播系统，每天广播一些注意事项和启事、通知、安全要求和新闻等等，后来建立了广播站，组织自己的学生记者写一些通讯来广播。组建了学生治安保卫队，每人持木枪一根巡逻站岗，处理各种纠纷和打架事件，安全组，负责巡回检查防火和安全，服务组，帮助居民搭建和维修防震棚，还有负责卫生的，制止到处便溺的行为出现……就这样，几百人露宿的场地，逐渐形成了临时的秩序，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上课也受到了影响，学生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小分队，走向街道居民委员会，走进各条胡同，和房管所的师傅们一道，帮助居民维修房屋。

　　这就是1976年夏天在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20年后，应急避险写入地方法规

　　20年过去了。

　　1996年，组织上派我参加重新组建北京市地震局的工作。从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考虑尽快制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以从法制方面规范防震减灾各方面的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注意到原北京市地震局的同志们曾经提出过做好应急避险的问题，我们组织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地震的日本在应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结合北京市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特点，越发觉得必须高度重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疏散问题。

　　当时我们思考的是，必须结合大城市的特点来编写这部防震减灾的地方法规，而做好应急避险场地的建设，是这部法规要写入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原北京地震局局长吕庆书、原总工王敦吉等同志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局的有关同志又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最终把“建设地震应急避险场所”写入北京市的《实施办法》，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经过市政府的同意，《实施办法》得到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批准，2002年正式在北京市颁布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写入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要求的省一级的法规。

　　抗击非典的同时，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挂牌

　　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型肺炎疫灾袭击了北京。隔离、消毒、怎么防范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当时正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任朝阳区委副书记，而且作为朝阳区抗击非典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亲历了抗击非典的全过程。这场抗击非典的没有硝烟的战斗，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防灾和减灾，要高度重视城市的安全问题。

　　朝阳区一边抗击非典，一边搞经济建设。在为群众办的实事里边，有一项是整治元大都遗址公园，这正好提供了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落实《实施办法》、做一个示范典型的好机会。于是，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北京市地震局和朝阳区合作，开始研究利用修建遗址公园的机会同时做一处有代表性的避险场地。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北京市地震局郭大庆副局长，以及胡平副局长，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和设计院的专家一起，制定了标准，设计了方案，朝阳区李国副区长，以及区园林局的有关领导具体组织实施。很快地，在九月底公园竣工剪彩的时候，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也悄悄地同时建成了！

　　这个场所可供附近社区十几万人应急避险使用，各方面的减灾设施做得很规范：如果水源中断了，有打好的深水井提供应急饮用水源，平时不用，盖子是用玻璃钢做的假山石；有搭建临时帐篷的场地；疏散的人太多，厕所不够用怎么办？有早准备好的临时可使用的厕所，平时盖上盖、拆掉围挡就是草坪；有卫生医疗和救灾物资存储的用房；有临时供电设施；交通中断，有运送食品和物资的直升机坪；整个场地有广播宣传系统和摄像监控系统……北京地震局和朝阳区还对附近社区做了具体的疏散预案，使这个场地真正发挥作用，具体到哪几栋楼房的居民疏散到哪个场地。做到可以实际操作。

　　第一个应急避险场地，就这样诞生了。

　　2004年，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在北京减灾协会开会时表示，北京市要推广市地震局和朝阳区的这一试点工程，建设更多的避险场地，初步要求每个区要有一个面积比较大些的。中国地震局也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虑建设应急避险的场地和设施，而且，GWY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确提到要这个问题。各省、地、市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陆续来到北京朝阳区元大都遗址公园考察学习。

　　2006年来到了

　　从北京市开始考虑防震减灾立法时起，已经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领导下，吉林副市长具体负责，由北京市地震局具体指导，已经在各区县建设了20处应急避险场所。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始了这项工作，像上海、天津、汕头、广州、南宁、青岛、厦门、大连等等，都开始注意并实施了应急避险建设工程，并且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其功能，注重实用，平时常备不懈，紧急时派上用场。这项工作看似不大，却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所想到的是群众最需要的，是减轻灾害的基础设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所以受到了群众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从各级政府到人民群众，对防灾减灾比以前更重视了，更关心了，安全意识和防灾意识比以前加强了。

　　我又想起了当年学校校园里的那几百人居住的、连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过去，只是瞬间。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安全意识呢？也要同步发展，包括建设“应急避险场地”在内，我们要更周密、细致地思考减轻灾害的各项具体措施，把防震减灾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励从事防震减灾工作的同事，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平安康乐，多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