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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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翻开世界灾害史，在20世纪人类蒙受的自然灾害中，只有日本关东大地震、孟加拉风暴潮灾、非洲大饥荒等惨况，可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相比。造成如此灾难，除了地震的震级大、震源浅之外，还在于城市本身不抗震：不设防的城市经不起强烈地震力的袭击；城市布局及建筑用地选择不合理，路南区基本建在一条活动断裂带两侧和砂土液化地段；住宅的建筑结构不合理，施工质量差；城市生命线工程脆弱；震中区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别高达70%和每平方公里1.54万人。

　　今日唐山，是怎样成为一座抗震城市的呢？

　　其一，选择有利抗震的地段建设。为此，国家曾组织上千人，对唐山拟建的规划区进行综合性勘察，包括工程地质、地震地质、水文地质等，选择了建设卫星城——新区的场地，并将处于活动断裂带附近的大型工厂迁过去。路南区则“劣”中选“好”，适当建设2～3层住宅及商业网点。新唐山的老市区呢？重点从原来的路北区起步，往“承载力”强的北西方向“走动”。东矿区避开采空塌陷，以及其他的“危险地段”。

　　其二，按国家规定抗震设防一丝不苟。经过了那场大地震，唐山被国家划为8度基本烈度区。唐山重建，对于一般的“工民建”，均按8度进行设防；对生命线工程，适当提高设防标准。新唐山的楼房间距，采用檐高1.7倍进行布置；居住小区，设置绿地并加设取水措施；城市交通，增加对外出口；城市供电，多电源环形供电；城市通信，有线无线结合，机房分开建设；城市供水，多水源环形供水……

　　其三，勇开住宅结构抗震之先河。主要采用“内浇外挂”、“内浇外砌”、“砖混加构造柱”结构形式。“内浇外挂”，又称“一模三板”，内墙用大模板以混凝土浇筑，墙体内配钢筋网架；外墙挂预制混凝土复合墙板，配以构造柱和圈梁。“内浇外砌”，又称“一模两板”，内墙与“内浇外挂”同；外墙用砖砌筑，加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和圈梁，楼板甩出的“胡子筋”与墙体钢筋相连，并用混凝土浇注成为一体。“砖混加构造柱”，在砖墙身中加钢筋混凝土现浇构造柱，每层设计封闭混凝土圈梁，与构造柱连成一体。

　　其四，注重防止次生灾害的措施。地震的次生灾害，常常为地震恶魔助虐，让那些受灾的城市雪上加霜。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次生灾害的警钟向人们猛烈地敲响。也许就从那时起，人们才幡然醒悟才高度警惕了。唐山重建，对市区各种仓库布局做了调整，易燃易爆仓库一律迁移到远离居住区的地方。对位于城市上游的陡河水库堤坝，按百年一遇洪水进行抗震加固。新建炼焦制气厂和热电厂，实行集中供气集中供热，减少火源……

　　八

　　公元1986年7月28日，1万多名唐山各界代表，聚集庄严肃穆的抗震纪念碑广场，纪念“7.28”这一唐山人民永生难忘的日子。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隆戈重举行唐山抗震10周年纪念大会。那天我也融进这人山人海之中。就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正式宣告唐山重建基本结束。毋庸讳言，当人们高度赞美新唐山之时，也对这座城市流露出些许遗憾的情绪。这遗憾的情绪，来自于重建的某些缺陷——

　　因为那时，仍有一些城市居民住在了简易房里。官方内部资料表明，当时住简易房的居民为4566户。当时的中央领导万里同志，参加完上午的纪念活动之后，来到遭受震灾最重的老路南区，见一些地段还支撑着简易房，心情立即显得沉重起来。他紧皱着眉头察看了简易房。他神情严肃地指示身边的有关领导：对一少部分没解决住房的居民，一定要想办法在短期内解决。当然，在简易房里度过10个春秋的地震灾民，期盼“安居”的心情又是多么的迫切呀。

　　因为那时，城市基础设施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污水处理厂，本来规划要建3个的，却只建成了1个。重建规划按京山铁路改线考虑，不料国家缺钱改线未成，铁路依然分割城市火车依然穿越市区。重建规划虽也考虑外环路建设，但因资金及采煤塌陷等未果，过境车辆也依然自市区穿行而过。当城市水危机的警钟一次次敲响，唐山市的“盼水妈”正心急如焚。市民们最揪心的时刻，是眼望着那落落停停的水滴。市中心区约1/3地段的楼房，三层以上不能正常供水。

　　因为那时，建筑设计“千篇一律”的现象还很严重。唐山重建，虽然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并设计出使用价值较高的住宅蓝图，但只要任何眼睛稍微一瞧，不难看出“10年一贯制”的模样：不论采取何种结构形式，都是条式的和点式的那么两种，“方盒子”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许多公建的“模样”也较“拘谨”，难寻令人眼睛突然一亮之境界。这样，你（住宅）也单调，我（公建）也单调，城市的景观就不免有些呆板了。

　　我在拙作《唐山震后重建的哲学思考》一书中，毫无顾虑却又心绪不安地提出了上述问题的成因——归结为“历史的人做历史的事”。其一，他们受着“左”的思想的严重影响；其二，他们受着经济实力的严重制约；其三，他们时刻想着让居民尽早迁入新居；其四，他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今天，我仍要“固执己见”的。只是历经时间的沉淀，我当初那种不安的心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现在更加相信唯物主义的胜利。

　　自1986年7月28日之后，唐山的城市建设已经转向正常。特殊时期所进行的卓越建设，使唐山对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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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狱边沿

王子平

      
　　这次大地震连同波及到的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区在内，共造成24万2千多人死亡。而其中最为惨烈的是唐山市区，死亡13万多人，占唐山大地震死亡人口总数的56%还多。后来的调查数据表明，地震时约占市区人口86%的63万人被埋压在废墟之下，除当时便被夺去生命的人之外，尚有50多万人正在被伤痛、干渴、窒息、恐惧所折磨，所摧残，面临着死亡威胁。一时之间，唐山成了令人恐怖的真正地狱。  


　　被遗忘在地狱门口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我的住房在唐山大地震中都会倒塌，但又的确没有倒塌。大地震一下子将我推到了生死边缘，但是，由于至今依然不明所以的原因，却又将我遗落在地狱大门之外，侥幸存活于废墟之上，瓦砾之间。

　　对于那场大地震以及震后造成的悲惨情景，我在《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两段无限悲怆和凄凉的文字：“整座唐山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路北区，惟有凤凰山顶的凉亭茕茕孑立，俯视着遍布全城的残垣断壁………在路南区，那一大片砖石结构的平房，基本倒平，院墙散落………原来并不多见的树木却突兀出来，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瓦砾之间裸露着死者的头、手臂、脚或半截身体。死者有的倒悬在断梁上，有的匍匐在倾倒的窗台上。”这次大地震连同波及到的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区在内，共造成24万2千多人死亡。而其中最为惨烈的是唐山市区，死亡13万多人，占唐山大地震死亡人口总数的56%还多。后来的调查数据表明，地震时约占市区人口86%的63万人被埋压在废墟之下，除当时便被夺去生命的人之外，尚有50多万人正在被伤痛、干渴、窒息、恐惧所折磨，所摧残，面临着死亡威胁。一时之间，唐山成了令人恐怖的真正地狱。

　　而我和我的一家却是大劫难中的幸运者。我被地震发生时的大地剧烈颠簸和震动惊醒，边喊边推妻子：“地震了，地震了！”同时也连忙从炕上下地，想立即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喊醒和照顾岳母和三个孩子。当刚刚扶到门框的时候，我便十分清楚地感觉到门框在剧烈地东西摇晃，那倾斜的角度大约有30～40度。还没有来得及将脚步迈出门的时候，一个强烈的震波将我颠起，紧接着又重重地平摔在外屋地上。在摔倒的刹那间，外面天空亮得出奇，同时伴随着地声以及房倒屋塌的轰鸣声。我忽地意识到“这下完了！”大地继续摇晃和颠簸了若干次，平静了下来，房屋竟然没有倒塌。我急忙爬起到大屋去，这时老人和孩子都已经醒了。岳母正紧紧地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因为害怕还有余震，未敢从尚未倒塌的房门中出去，于是，我抱着小女儿，拉着两个大孩子，和岳母一起从窗户里逃到院子里，又从已经倒塌的院子里的自行建造的小屋的废墟上逃到房屋西面的平地上。只见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半裸的从废墟中逃出来的人们。这时天黑沉沉的，不时又下起了雨。一家就这样活了下来。

　　我的幸运就在于房屋没有倒塌。我住开滦马家沟煤矿工房，那是建筑在一个小山梁上的平房，用不规则的“毛石”垒砌而成。整个房屋没有柱子和房梁，水泥制成的房檩直接搁置在墙体之上，房檩之间用重约70～80斤的水泥板铺设，以代替椽子和苇草。这样的房子一经颠簸、摇晃和震动，应当是极其容易地散落成石块、水泥板的堆积物。我家所在地是11度烈度区，左近的楼房、平房等建筑物基本上都倒平了，而我所住的那一排（连同前后两排）竟然没有倒塌。

　　这场大劫难中的经历是我介入灾害研究的直接导引。我在《灾害社会学》一书《代后记〈我和灾害研究〉》一文中讲过这样的话：“经历灾难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带给人的是生死难卜、艰险危难；可同时也是一种幸运。人生短促，难得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遇到如同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大灾难。而如一旦遭遇并幸存下来，就将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经历，并转化为精神财富和力量。”

　　劫难使我对大自然充满敬畏

　　在唐山地震中，我还有一次奇异地经历，就是在地震当天下午6点45分经历的7?1级强余震。这是真正的、令人战栗的自然奇观。

　　地震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在距离住房数十米的“大沟”边上搭建一家人可以暂避风雨的窝棚。所谓“大沟”是指因居民采取石料而在山梁处挖掘出的一条长达数百米、宽约200来米，深可达数十米的沟壑。大沟的南边是一大片矿工住的平房，这时已经是废墟一片，死亡不少人。沟的北侧是我所在的那数排住房，再下面就是马家沟煤矿。我搭建窝棚的地方，是大沟北侧的最高处。由这里向西北望去，是开阔的田野，可以看到伸延远去的大地以及村庄。我和妻子正在搭建窝棚时，忽然大地伴随着隆隆地声颤动起来。我连忙站稳脚跟，手抓住木杆，眼睛不由自主地向西北远方望去。只见这时，大地地表如同大海波浪那样，剧烈地起伏、动荡、摇晃起来。震波高处，大约相当于平房屋顶，因为是遥遥望去，那实际肯定比印象中的高度还要高许多，事后想来，恐怕会有3～5米。就在大地地表起伏动荡的同时，村庄、道路、树木、厂矿建筑、居民住房等，一切地表上的有形物质的东西，都如同大海波涛上的船舶、漂浮物，摇晃、摆动、颠簸起来。那动荡的方向是随着震波的起伏，起而后落、前伏而后仰、时而高耸时而低落，伴随震波呈现着有规律的动荡。人是地球表面上生存的生物，大地是安身立命之所，大地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坚如磐石的。人们极难有机会经历或目睹脚下大地如此颠簸摇晃。那情形实在让人心惊肉跳，魂飞魄散。

　　地震震波是地震当时许多人不曾眼见目睹的自然奇观。我之所以如此真切地目睹了这一情景，有几个条件：一则当时是白天，而非晚上；再则我处在高处，眼前没有遮拦，可以望到遥远地方；三是我自己没有因为大地的颠簸、震荡而心地慌乱，能够镇静地观察地表运动。我当时的惟一意识，就是太可怕了。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是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抗拒的。这使我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认识，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改变。这一改变在我后来的地震灾害研究成果中有明确反映。

　　本来，那天凌晨的可怕经历已经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震这种自然灾害的恐怖，而黄昏时分对地震波的亲眼目睹，更加深了我对地震这种自然现象的莫可名状的敬畏心情。我忽地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人的豪迈气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于是在许多人心目中造成一种强烈印象：人是无所不能的，自然无非是人们用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条件，一种环境，一种对象。唐山大地震用毁灭、鲜血、死亡告诫人类：对大自然不可、不要、不能心存轻慢。人们首先和必须要做的是，对大自然要确立一种敬畏心情，要恭敬，要畏惧，要收敛。在大自然面前，人其实是很渺小的。这一认识，加上后来的研究和思考，在《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的结束语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同唐山大地震这样巨大的天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是无力或无法对其控制的。它一旦发生，必然地给人们造成灾难：人口伤亡，财产损失，摧毁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等。在这个方面，人几乎是完全被动的。过分夸大人的力量，不适宜而且有害。它会造成人的一种盲目自信，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人可以超越于自然之上、之外。这不符合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实际。它将解除人在天灾面前的思想上的武装，其结果只能导致灾变后的更大损失。”

　　当然，我在参与了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运动，领略了唐山人民的英雄气概之后，对“人定胜天”这个口号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唐山大地震中，人最终地战胜了天灾。在人和天灾的搏斗中，人是胜利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不可战胜的。‘人定胜天’永远是一个表现着人的精神、气概、知识和力量以及历史本质的真理。不了解，或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抹杀这个方面，是对人的一种贬低，一种亵渎！”“人和天灾即自然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既相依存又相斗争的关系。无论忽视了哪个方面，都将是一种比天灾更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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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人的精神炼狱

　　地震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我又一次为目睹的情景所震惊。我家对面那家有一位年轻的女儿，在唐山市邮电局上班。地震当天下午，我在大沟边上遇到她，浑身是血，疲惫，憔悴。地震发生后，她立即投入了从废墟中扒救遇难者的行动。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传来的消息说：姑娘寻了短见！那原因却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在研究了地震后人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变异之后，我才大概地明白这其中的原由。其实，这位女青年寻短见的原由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而是地震发生后，人的精神世界崩溃、破灭的具体体现。

　　唐山地震之前，人们对地震这种灾害造成的后果大多只注意到了对人的生理伤害即死与伤上，而对人的精神世界在地震中的伤害却注意甚少。事实上，一场严重的地震对人的伤害是立体的，在伤及人的生理的同时，也会对精神世界造成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在地震发生之后会继续形成。对人精神的严重破坏会使精神世界瓦解，从而造成一种精神的废墟。人们在遭受物质废墟痛苦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精神废墟的磨炼。这是一种精神的炼狱。唐山人在这个精神炼狱中经受磨难，同时也在提升着自己的品格，犹如凤凰从火中升腾而起。我家对门那位姑娘就是被这精神炼狱吞噬的一位牺牲者。基于这种痛切地感受，在对唐山地震灾害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合作者一开始便对人精神世界的塌毁以及精神救灾问题给予了关注。在《地震社会学初探》《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及我个人的《灾害社会学》等著作中，都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并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给予了证实。

　　根据社会调查，地震中这种精神损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情绪波动，出现了恐惧、悲伤、忧愁、愤恨、心慌意乱等消极情绪。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里，出现上述情绪者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依次为：85.3％、71.6％、67.4%、57%、74.5%。其次，失去生活信心，生活信念弱化。面对毁灭了的城市，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生活信念与信心。其中痛不欲生者占样本总数的66?2%。再次，受上述种种心态的驱使，引发人性化侵犯行为、越轨行为乃至犯罪行为的发生。唐山地震发生后出现过较多的哄抢行为。震后8月份刑事犯罪日均达到698起，为震前平均水平的52倍，其中以砸抢犯罪和风俗犯罪最为突出。再其次，精神失常，精神病发生。据1978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普查，确认因地震造成的极度痛苦、悲哀或恐惧而导致反映性精神病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呈现出突发的震灾致病特点，病情以反应性抑郁为多，约占40%，次为反应朦胧，约占25%。最后，巨大精神创伤导致自杀行为。据调查，在回收的1625份有效问卷中，有78人直接间接知道有人因难以承受地震造成的巨大痛苦而采取自杀行为或自杀未遂。上述五个方面的伤害依据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轻伤，只表现为精神世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伤，情绪上有消极变化，而并未影响到基本生活信念和生活能力；一类是重伤，表现为精神世界遭受到严重损坏，不仅情绪波动，而且生活信念和生活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其中一部分人行为失常，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精神废墟是在这一类人中发生和存在。

　　唐山人在地震中以及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赏和崇敬。其实，唐山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血性男女，他们在遭受了巨大牺牲和痛苦之后，精神上不可能没有受到伤害，只是由于精神救灾的及时和有效，精神世界得到了快速和良好的恢复。在这一点上唐山人民也为后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首先，唐山人吃苦耐劳品质和优秀传统在遭受巨大灾害时得到了发扬。产业工人是唐山城市的主体，在同政治敌人和自然界“敌人”的斗争中，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在地震灾害发生后也发挥出巨大力量。其次，强大精神后盾的存在。这后盾就是毛主席，就是共产党，就是全国各族人民。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强烈感情，其强烈程度是那个时代和灾后那个特殊环境的人特有的。最后，精神救灾工作的巨大成效。唐山救灾一开始就把物质救灾同精神救灾结合了起来。精神救灾的目的是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而其中强化人的主体意识和生存意识有着决定性意义。有29?1％的调查对象是在听到中央慰问电后“心情开始平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往灾区进行慰问，广大文艺工作者到灾区慰问演出；运用多种传媒手段，形成积极、乐观、奋勇向前的社会舆论环境与氛围，并尽力扼制各种消极社会情绪的蔓延，保持社会心理稳定；及时提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口号，以鼓舞人民，引导灾民面向未来。唐山震后经验表明，在重建精神世界进而在物质救灾和城市重建过程中，精神救灾是防止灾情继续扩大的重要条件。地震的震动不过十几秒钟时间，但地震造成的灾害并未由于大地震动的停止而停止下来。中外历史上多次大地震之后都发生过严重次生灾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灾民精神世界的崩溃，引起社会动乱的发生。唐山救灾是国家政治经济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唐山人经由精神救灾巩固和发扬了主体意识，始终都是救灾和重建的主导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著名唐山抗震精神。这一精神已经成为唐山城市的巨大精神财富。

　　地震灾害观是强大精神武器

　　对一个地区人们的地震灾害观念问题，我一直在做着观察和思考。1996年3月，邢台市政府邀我出席邢台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我在学术研讨会上做了《论地震灾害观》的报告。同年7月某日，我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也着重谈了对地震灾害观的理解和阐释。后来这家报纸发表了专访。我之所以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它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人们乃至政府人士对于地震灾害的态度和行为。

　　在经历了造成巨大灾难的地震后，唐山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地震灾害观。它的现实形态可以用这样三句话表示：“地震是可怕的灾害”、“地震发生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减轻地震时人员伤亡的关键是用科学知识武装人们!”这三层意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地震灾害的观念。

　　第一，“地震是可怕的灾害”是地震灾害观的基础。它的形成源自古代，唐山大地震为世人提供的新认识，是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地震灾害的立体性和全方位性：它不仅会伤及人，而且会破坏社会；不仅会毁灭物质性的生存条件，而且会损坏社会性的生存条件；不仅会严重影响到灾区人民当前生存，而且会使灾区社会和人的长远发展受到阻遏；即以对人的伤害来说，它不仅会造成人的生命的丧失，而且会损害人的心理与精神世界。

　　第二，“地震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则反映了对于人与地震灾害关系的新认识、新观念。以往人们认为，在地震面前人是完全被动的、只能消极承受，几乎失去了任何保护自己的可能和机会。研究表明：即使在地震发生、房倒屋塌的情况下，人依然有着生存空间，有着防卫和保护自己的可能。尽管这“空间”极小，“可能”极少，但的确存在着。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地震发生时及发生后能否采取及时、适当、有效的避险和自救行为。唐山地震中，在被统计的974例幸存者中，有258人采取了避险措施，其中183人取得成功，占72.9％。人在地震灾害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地震灾害观的一大飞跃。人的主体性、人在地震灾害面前的地位提高了起来。

　　第三，“关键在于用科学知识武装人自身”这是在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生命之后得出的珍贵历史经验。唐山人在地震发生时有一部分人采取避险措施，并有一个不大的部分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拥有一定的地震科学知识，并在地震前或地震发生当时采取了合理的避险与自救行为。对唐山地震时观察到宏观前兆的509人的调查表明，地震时处于清醒、半清醒状态的占33.8%；地震前已经得到某种程度关于地震消息并采取避险措施的人占75%，而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与其行为有着明显关系。据调查，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文化的人中，采取避险行为的比例分别为61.6％、70.0％、84.3%。可以看出，这一比例是随着人的文化程度而提高的。

　　地震灾害观是一种关于地震灾害的感性和理性反映，它制约着人们对地震灾害的态度。唐山人在经历了大地震的血的洗礼后总结出来的地震灾害观，不仅来之不易，而且有着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有助于政府制定地震灾害对策。政府制定地震对策的基本依据有：对地震灾害程度和规模的预测；减轻和消除地震灾害的具体目标与要求；当地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再则是当地居民对地震灾害的应变能力，这是直接制约与决定地震对策能否实现的人的因素。其次，有助于强化公众抗御地震灾害的能力。明确提出地震灾害观问题，分析其内涵、构成要素、表现形式等，并进而有目的、有计划地树立、培养人的科学灾害观，是提高居民抗御地震灾害能力的核心。再次，推进地震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整个科学发展大趋势一样，地震科学也在逐步走向“大科学”。对地震灾害的研究日益动员起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两种力量，而这当中对人的研究又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将人文科学引入对地震灾害的研究领域，是当今地震科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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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防御战略是时代的要求

　　在唐山地震发生及其以后的长时间里，对于地震防御和减轻震灾问题，人们大多只是考虑到两种对策：一是地震预报，一是地震救灾。但当我们研究了唐山以及其他震例之后，发现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预报也好，救灾也好，都只是在地震发生前或发生后做文章，而地震发生当时，人是否也可以有所作为呢？回答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科学史学者乔治·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讲过这样的话来说明人在灾难面前的主体能动性：“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我们在《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给予探讨并试图作出回答。这就是大防御战略的提出。

　　地震预报对于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加强地震预报研究的任务。1975年还取得了准确预报海城地震的成功。地震后，在唐山以及更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广泛流传：已经有人测出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就是因为上级不让报，才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于非命。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表明，地震预报绝非这样简单的事情。《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专门设立《两难中的地震预报》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成功的地震预报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科学上的准确性，即准确地预报出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程序上的严密，地震预报的发布是一个过程，由预测、决策到发布涉及众多部门、多种程序。这程序必须严密无疏漏，必须有以法律为保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众配合的默契。地震预报发布后，要求社会公众做出适当而必要的反应。这反应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或者过度，都将不能实现防灾的目的。”这三个条件即使在目前的我国依然没有能够完全具备；再加上地震预报本身的特点，“第一，地震预报的后果具有两极性：非利即害，这导致在预报工作上，报也难，不报也难。……第二，群众心理的不稳定会使地震预报后果的两极性变得更为突出……第三，政府对待地震预报（预防）工作的态度上也存在着两难性。”这一切归结起来说明，就地震预报而言，它的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能否为成功和有效的地震预报提供必须的条件。目前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况国内外已经有诸多事例表明，一次失败的地震预报所造成的损失甚至会大于实际发生的地震。

　　如果，在科学技术上解决了准确预报的问题，是否一旦准确预报了地震，就一定能够防御、减轻甚至避免地震灾害了呢，其实也不然，事情要复杂得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了“大防御”的思想和战略，认为震灾防御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震灾防御是指震灾预防，而广义震灾防御则是指在狭义震灾防御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进一步措施，在地震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采取减轻灾害的应急措施，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保证灾区人民不再遭受新的伤害。这后者便称为“大防御”战略。《地震社会学初探》书中指出：“所以要提出大防御，是因为震灾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它始于地震的发生，却并不止于地震的停止。地震之后，由于人类生存条件的被破坏，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一系列继发性灾害，如火灾、水灾、饥荒、瘟疫等。这种种继发性灾害将会继续伤害幸存下来的人们。因此，震灾防御应贯穿在震前、震时、震后这一全过程中。”全面的地震灾害防御必须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第一，震前作好一系列防范工作，以求地震发生时不至大规模破坏人工建筑等人的生存条件，进而伤及人的生命；第二，地震发生时，在人工建筑物等生存条件遭到直接破坏时，人们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智慧和知识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尽可能地避开危险，保存自己；第三，地震发生后，防止发生新的继发性灾害。这一条通常被认为是救灾的内容。其实，既然是防止它的发生，那就应当属于震灾防御的范围。”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震灾防御是一项具有广泛内容的社会活动，它需要动员包括政府、科技工作者、公众和社会群体等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防护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从而使灾区人民能够正常地或基本正常地生活。这一战略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至今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

　　穿越地狱的行旅

　　我对灾害的研究同样是一个混杂着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为“穿越地狱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遗忘在地狱门口，而这次则是我主动下了地狱，有一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

　　1983年春天，我着手组织唐山抗震救灾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鉴于当时依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后的历史真实；要为后人多保留一些历史资料和可以借鉴的经验；要站在社会公众角度反映这场灾难，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太普通平常了，但经历过2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想到，这些想法本身就承担着许多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坚持了这些准则。这才使得《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至今依然有着它的价值，依然为人们所看重。

　　研究唐山抗震救灾史，其中必然地会涉及、甚至要对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领导的抗震救灾工作作某种总结和评价。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响，从市委机关干部到各级党组织成员，对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为人们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见解。“文革”遗风还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上。绕开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适应这些矛盾着是要求，同样不现实。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作成这件事，你得找一个后台！问：什么样的后台？答：胡耀邦那样的！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后来出版社在接受书稿的同时，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而我当时仅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讲师。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独自面对的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浅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掉下水去。而且，这15位审查者“文革”的关系，是分列在两边、甚至是对立的。比如，如何处理“文革”中就曾引发两派对立的原市委书记许某？是写，还是不写？对立、争论，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在第三次会上，一位原市委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这话就是要“枪毙”书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当然也做必要妥协。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给了我极大支持和帮助。他们三人单独开会，要我参加。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不务正业”的责难和非议。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这时，我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科学史上总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会倒在工作台上。这是因为，此时的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发自研究活动本身的、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内心欲求。是这种欲求驱使着科学家继续做下去，停不下来，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进的科学列车上，科学家与列车浑然成为一体。这时已经难以分清科学家在推动着科学列车的行进，还是科学列车在带动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心情，并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价值。这年11月底，《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对老伴说：“我真想哭一场！”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走了出来。所以说，这是一次穿越地狱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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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

剪文声

      
　　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办公、住宿……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四人帮猖獗，造反派把持着一些部门的权力，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杂乱。掌权的造反派只重视“革命”、“运动”，对现实中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漠不关心，几近误国误民。当时，以技术干部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来困难重重。

　　“文革”中尽是怪事

　　白介夫本来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领导工作，1972年5月份领导临时决定把他从干校调回来，为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大会。此次科技大会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当时开始重视科技工作，而且正赶上全国整顿经济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GWY科教组与科学院向GWY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报告提出会议主要就科技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制定科技长远规划问题交换意见。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开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会议的关键点是到底应该强调反左还是反右。“文革”期间政治动态一直飘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把握。科技大会从始至终也没法定准调，一直想等着周总理把关、作结论，结果周总理最后也没参加大会。无奈之下，最后由纪登奎等作了发言，大会才草草结束。所以，会后有人讲这次的全国科技大会最终变为一场闹剧。

　　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是刘西尧和迟群，可真正说了算的是迟群。作为四人帮爪牙的迟群正得意，别提有多猖狂，他干了不少的坏事，甚至对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也公开言辞不恭。事实上，这次大会之前就充满了左和右的斗争，在科技大会筹备小组中白介夫是支部书记，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甘子玉是支部副书记，筹备小组根据全国的科技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白介夫就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家考察队。考察中的大量事实使白介夫深有感触，他认为不能老讲假话，就如实写出内部简报，呈送给刘西尧和迟群。简报就整个文化大革命对科技工作的损害程度讲了真话，对此迟群恼羞成怒，把简报中一些内容狠批了一顿，并扣上政治大帽子，说简报把大好的革命形式描绘得漆黑一团。当时，写简报的同志十分担忧，就问白介夫：“老白，写简报有没有写成右派的？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倒变成右派了？！”白介夫无奈这种怪事，既然迟群不让讲真话，以后就不出简报了。其实，在“文革”中这类怪事很多，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北京市管地震

　　1973年初，白介夫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正好分管北京市的地震和科技方面工作。那时，社会上对地震的了解不多，不重视，但恰恰一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落址与地震息息相关。是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GWY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国家计委也同意为高能加速器的预研和建造立项，定名为“753工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遂开始调研、筹建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工作。直径很大的加速器占地面积相当大，建设高能物理加速器的过程中，要求水平度绝对精确，若建筑时有小地震发生，稍微震动一下就会破坏整体精度。如何选址？颇费脑筋。最初选在北京市远郊昌平，但位于京北的昌平每年一二级地震就有好多次……为此争论了很久。北京市相关部门给中科院介绍了不少当地地质结构和地震的情况，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也过问了此事，最终放弃了该项目在昌平定址的方案。此后由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很多年后，这个加速器项目最终建在了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因为工作关系，白介夫与主管全国地震工作机构的中科院当权造反派打过不少交道，对他们工作上的拖沓、极度不负责任感慨颇深。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前，北京地震队的技术负责人张国民（现在中国地震局工作），在地震发生前半个月，向白介夫汇报了他们得到一些信息，虽然说得比较简单、概括，但白介夫认为事关重大，应该立即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一次，以引起更多的关注。那时中科院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姓王，他夺了院长的权，科学院的大事小情都非得找他。白介夫遂向他提出就震情态势向他作汇报的意向。当时，天安门事件刚过去三个月，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掌权的造反派全力投入运动，根本无心听汇报。尽管白介夫催了姓王的造反派头头一个礼拜，他依然因为忙于运动而无暇听汇报。后来他终于来听汇报，却无任何明确表态，没有任何做进一步工作的想法，更没有作针对性的防范准备。

　　白介夫记得，27日当晚汇报结束以后，参会的国家地震局的一个群测群防队伍，很重视北京地震队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大概有六七个人连夜就到唐山去了，他们并不知道大地震即将发生，更不知大地震震中就在他们去的地方。结果，去的这几个人全部殉职在唐山。白介夫清楚地记得群测群防的队伍是星期六出发的，北京市市委书记的黄秘书和他的夫人，因为家是唐山的，也于那天晚上赶回唐山。结果，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地震中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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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市

　　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大约是天快亮的时分，白介夫正在中关村家里。地震时，桌子上摆放的东西都掉到地下。他顾不上收拾，匆忙赶去机关了解情况。刚上到机关的五楼，又来了个余震，摇晃得仍然很厉害，他心急火燎，根本没过多地考虑危险，而是赶快抓起办公室的电话了解情况。

　　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大楼里办公、住宿。他们一起议论地震，也议论当时的学毛选活动。

　　于是有人讲，只要老白敢住，他们也敢住；还有人打趣说，老白坐镇，北京大概不会再有地震，因为在“管”地震嘛。说到当时为何如此泰然自若，白介夫解释道，由于在管地震工作，接触地震的事多了，所以对地震并不是那么恐慌。

　　那时，白介夫每天晚上都忙于听有关地震的汇报，了解情况。北京市委放手让群众准备再发生地震时的应对策略。不过搭地震棚的事，并不是北京市委建议的，而是老百姓自发的行动，其结果就是北京城里见缝插针地盖起地震棚，把好多四合院挤得满满的。地震棚是地震缓解后才逐步清理的，到现在为止，还有些四合院内没处理干净。白介夫感慨道，地震棚把四合院都破坏了。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损坏最厉害的是通县，房屋破坏得厉害，其他的地方损失不太严重，可是地震时的动静把人们吓坏了。大家纷纷询问地震发生时该如何避险逃生，白介夫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向人们宣传：“桌子底下最安全，像唐山那么大的地震想跑出险境是不可能的，地震来了，人都不能站起来，往哪跑？只能钻到桌子底下去，最好再准备点水和吃的。”与此同时，对震情分析他也有自己的观点，认为京津唐在同一个地震带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地下的巨大能量已经释放了，短期内不可能再有大地震。他的从容不迫，稳定了家人的情绪，最后他家连地震棚都没搭。

　　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首都的安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好几天，中心议题就是密云水库要不要做预防工作。密云水库最大的库容量是存水43亿立方米，那时水库内有40多亿立方米水。唐山地震发生后，一位专家声称，假如这样大的地震震中在密云水库附近，那密云水库的堤坝将会崩塌，届时40多亿立方水冲下来，水头高达6米，势必横扫一切，并漫过整个京城，一个人也活不了。说得如此耸人听闻，谁敢不重视？于是，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这件关系首都安全的大事。当时所谓的市领导大都是军代表，原来老市委的相关干部没有参加讨论的资格。最后，与会者认为必须降低危险度，遂决定放掉一部分水来预防地震可能给北京造成的灭顶之灾。1976年10月份左右，密云水库40多亿立方米水的库存被放出一部分流量出来，大概放掉了18亿立方米的水。然而，放掉的18亿立方米的水直到现在想补都补不上来。唐山大地震搞得人心惶惶，现在想想，很多时候是在自己吓自己。

　　海城、唐山两大强烈地震发生后，北京市也对市内部分老旧房屋和周边的几座水库进行过一些加固措施，用得最多的办法就是在楼体外面加一个抗震加固圈，使楼的整体性大大地提高了。

　　唐山地震后的反思

　　唐山地震后的第三天，白介夫就去了灾区，在那待了一整天，看到了不少失去父母的孤儿，人们相互遇见没说话就哽咽不止——因为家人都遇难了，那场面特别凄惨。灾区的房子都塌了，明明知道废墟下还埋着许多人，但干着急救不出来，因为没有救助工具和手段。那时候，解放军部队上去了好多人，用手扒、用镐刨，但这种救援方法怎能及时有效地救人？眼睁睁看着被埋入废墟中的人在期待与绝望中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令人心痛。事实让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地震救援靠人海战术不行，而要有适当的工具，特别急需的是起重设备。

　　之后，白介夫苦思地震工作的未来。愈发感到抗震减灾要从基础工作做起。地震预报到现在为止，不仅是中国，全世界谁家也没有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不要说某日某时，就是预告三天之内某地有地震也没有把握（短临根本不过关）。再说，一旦预报有地震，老百姓要搬家，工厂得停工，整个社会要因之动荡，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哪个国家敢冒这个险？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不足以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地壳运动的规律，具有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由此白介夫认为，中国抗震减灾工作在继续加强台站网络的建设，结合群测群防的同时，尤其要在减灾救灾方面下大功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重视研究建筑物倒塌后怎样把人尽快救出来这样的课题。

　　唐山地震以后，白介夫看了不少材料，到国外参观考察时候也注意到，有些国家的楼很高，但全是框架结构，所采用的墙壁材料都是轻质的，而在我国这种建筑方针的实施和推广却很难，白介夫说：“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房屋建筑领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其实，任何一个建筑都可以采用轻型结构和轻质材料，防寒隔热又节能的墙体材料已经有了，问题是如何能够在我国的整个建筑业中切实推广和应用，使之成为整个建筑业的大方向。”白介夫一直在思考，今后建房时如果能多采取钢结构墙体框架，中间的墙体用轻质保温的材料的话，即使有大地震，房子倒了也没关系，再说这样的房屋结构更不容易倒。日本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如今中国每年生产钢材2亿多吨，产量并不低，但在轻型钢材研制方面并没有充分的设想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建筑部门对防震研究就不够重视，能见到的相关宣传很多是“这种结构是多结实，七八级地震也倒不了”！而轻型建材呢？就根本没有这个宣传题目。再说，轻质材料建房的速度比传统方式快，像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一栋楼架子起来以后，把轻质的东西贴上去就行了，用不了多久就能住进人去，既安全便捷，又提高了效率，这样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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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难不死并非因为幸运

李光

      
　　当时，幸存者们利用防震知识进行避震，震后安全脱险，他们的防震方法、避震经过值得我们借鉴。  


　　30年前的那次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余人的死亡和近百亿元财产的经济损失，距离震中45公里的宁河县芦台镇，房屋倒塌也达到了85%，居民几乎全部被埋压在房墟之中，2万多人的小县城近2000人死亡，地震损失也极为惨重。尽管如此，城区的许多职工干部、居民群众利用地震知识积极避震，免于地震伤害。

　　如今，30年过去了，地震临震预报仍在探索之中，如何减轻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仍是当今防震抗震工作重要的研究课题。当时，幸存者们利用防震知识进行避震，震后安全脱险，他们的防震方法、避震经过仍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大难不死，并非因为幸运……

　　抗震知识救了老两口

　　宁玉，男，农业局员工。唐山地震前，我在县农业局上班，除看门当警卫外，还负责分发各科室的报刊、杂志、书信。正是因为有这种工作关系，才有机会每天到地震办公室（当时，县地震办公室在农业局院内办公）。

　　记得1974年底，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除每天要数、绘图外，还经常下乡，宣传抗震知识。我只知道他们很忙，但不知忙什么，后来才听说上边发了文件，说我们这个地区今后一两年内将有6级以上的地震。1975年海域地震后，他们的工作更忙了，有时忙不过来时，我就去帮忙，协助他们下发抗震知识挂图、小册子、幻灯片等宣传资料，听巡回展览讲解员们预讲。在那些日子里，我懂得了很多地震知识，学到了许多防震方法，知道了地震前、地震时和地震后该怎么办。地震办公室的老张和小李还帮我把警卫室的家具作了调整：写字台摆放在床的一侧，立橱放在夹山墙边，床下用弹药箱顶住……他俩还经常嘱咐我和老伴，要把暖瓶放在地上并且固定住，使它不倾倒，床下要经常存放一些食品，以防万一；遇上地震，千万不要乱跑，这个床已经很抗震了，最好迅速躲到床下……

　　1976年7月27日晚上，我和往日一样，将暖瓶放在了固定位置，由于天气闷热，我和老伴很晚才睡着。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我和老伴都被惊醒。窗外白光、红光闪耀，大地不停地抖动、摇晃，房屋掉土，门窗乱响，我意识到这是大地震，还没有喊出声，我俩就从床上被晃了下来。我和老伴顺势钻到了床下。刹那间，警卫室的墙倒了，房盖也掉了下来，我们被埋在废墟之中。由于床铺、办公桌的支撑，形成了小空间，我和老伴躲在里边，一点也没有伤着。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废墟上有人在喊叫我们，我回答说：“我们没有受伤，很安全，你们先救别人吧！”我俩在小空间中，相互照顾着，不时地说着话，渴了就喝暖瓶里的水，饿了就吃床下篮子里面的食物。一直到上午9点被救出，在里边待了5个多小时，没事儿。

　　灵活运用防震知识，是避险的关键

　　李捍东，男，农业局机关干部。1976年7月27日夜晚，人们已进入梦乡，我和局机关的老王等三位同志在赶写一份材料。凌晨1点多钟，材料终于写完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大家相继上床休息。尽管很困，不知怎的我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朦胧中，听到了邻居的挂钟敲了三下，外边好像又下起了雨……

　　突然，一阵剧烈地颤动把我颠醒，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强烈地震。跑？院内虽较宽敞，但为时已晚，往外跑更危险！这时，我非常清醒，立刻想起了学习过的避震知识。我首先借地面的摇晃，顺势滚到床边（夹山墙根部）。当地面向西晃动时，室内摆放的办公桌、文件橱等紧紧顶住了夹山墙西倒，我急忙向夹山墙与前檐结合部（墙角）滚去。刚到墙角，夹山墙就向东倒去，刹那间，只听几声巨响，房檩掉了下来。其中一根砸在办公室桌上，办公桌折了；另一根砸在床上，把床砸了个大窟窿。接着，半米多厚的前檐墙体也向室内倒了下来，倾倒下的大青砖全部砸在床上，床变成了两截，厚厚的青砖和房土把床埋了起来……

　　大震刚过，我跑出室外，拼命呼喊在机关住宿的同志们。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没有受伤的同志陆续钻了出来。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抢救小组，清点人数后，确定了被埋压人员，迅速救人。经过一个多小时地奋力扒救，遇难、遇险的同志几乎全部被救出。然后，我和另外3位同志抬起危重伤员，向医院跑去……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当我们返回走到单位废墟时，听见有几位同志在大声喊着我名字，有的还说：没声儿了，看这惨样儿，肯定是被砸死了……

　　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大家都很惊奇。当结束救援工作回到办公室，我看着正在不断掉土、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房盖，断成两截的床铺，折断了的办公桌和吊在床头的脊檩。心想：太险了，这是当时头脑清醒、灵活运用防震知识的结果。如果震区的广大群众，都能保持头脑冷静，灵活运用抗震知识，合理进行避震，那么伤亡就会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