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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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的交响

　　那次劫难使我无法拒绝的开始了轮椅上的生活，庆幸我的情感之舟驶入了幸福的港湾，让我有力量继续如花的生命……

　　人的情绪健康与否，好多时候是分阶段的。与陈颐分手之后，我的情感之门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住进截瘫疗养院，看到病友之间在患难中萌发的情感和双双结为相濡以沫的情侣，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这种情感的复苏如同划着的火柴，看似火苗的升腾是在即刻之间，实则却经历漫长而又艰难的等待（转变）过程。曾经发誓永远不与爱情沾边的我，竟在与同类人的同一种感觉上，共同选择了结伴而行的道路，这是自己始料不及，想都不敢想的事。看来，重残人同样怀有正常人的渴望，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自从我一步步迈入常人的人生轨道，与夫结伴而行的日子起，我才真正体会到生命自身的潜质与强盛，体会到了女人如花的生命，在与男人共同营造的家园中，才有芳香绚丽的完美感。

　　在一则婚后不久的日记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曾一度谈情色变（更不要说‘性’了）的我，觉得自己能够大大方方地面对性爱了，因为爱情即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爱在心中贮存久了，牢固了，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爱的冲动。在被爱的同时，自己也懂得了爱，身心完全被情爱的浪潮所包围，那种兴奋与幸福的心的战栗，带给生命瞬即被融化的美感。而这种相互的需求与补充，适时地让感情与肉体得到一致的提升和快感……于是我想到一位国外性学家对残疾人性爱的确切看法：‘缺乏知觉并不意味着缺乏感觉；生理缺陷并不意味着性欲上的缺陷……’只是在婚后，我才觉得活得像个人——像个女人！”

　　我在家中是最小的，粗活细活都有人做，用不上我。参军后即使帮厨也是打打下手，故在家庭生活上，笨手笨脚，效率甚低。与夫结婚不久，就有人对他说：“小姚把饭做熟就不错了，你就别要求色香味了。”可见我在他人眼里生活能力是极差的。可没成家时差也就差了，无可厚非。自己有家了，为什么让花钱买来的好东西做得让人倒胃口，甚至白白糟蹋掉了呢？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是生而知之的，为什么别人会的我就不会呢？我拿出在部队时学二胡偏要试试看的劲头，开始摸索着学做蒸馒头、包饺子、炖肉、腌咸蛋……当我一点点从不懂、不会过日子的教训中，一点点积累和摸索了过日子的经验之后，生活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什么能比在自己手中过出这香香甜甜的日子，更让人惬意醉心的呢！下得厨房的我在欣喜之余，又多了一种做人的自豪感，多了一种征服困难的成功感，也多了一份做女人的荣耀感！

　　说起创作，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文学创作是一项巨大的精神工程，特别是对我这个文学水平始终没跳出“原生态”的建筑者，异常艰辛。每当我挖空心思地苦苦营造这一工程时，夫早已看在眼里。他很轻松随意地对我说起他的所见所闻，就像与我拉闲嗑，我从中听出了缺少的创作素材，并为之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后发表的散文《卖耳勺的老人》就源于夫对我讲的一个小故事）。

　　孔夫子云：三人行必有吾师。我看，每人行必有我师，且师就在自己身边。

　　《焦竹听雨》和《寒梅映雪》两部散文集问世后，我私下对丈夫说：“市里虽然为我的作品举办了座谈会，但我绝对骄傲不起来，我知道自己缺乏厚积薄发的文学底蕴，惟有凭借自己性格上的敏感、细腻而又丰富的特点来写东西。当经历了好多痛苦的，失意的，难以名状的苦寂和忧烦之后，心中所剩的便是经过思维与岁月过滤沉积下来的‘金子’。我是想让心中的‘金子’闪光，如果不为这个，我这辈子也许都不会与文学沾边儿。另一个，我在思想与写作手法上不想有太多的束缚，我比不上，也不敢比文学上的那些大家，虽说只是文学上的一只‘小狗’，无论叫起来多么难听，可只要有喉咙，就得发声啊！”夫在看电视，注意力仿佛在电视剧的情节里，我自言自语地胡乱说了一通，见他并未答话，便径自低头写着什么。不想夫和我要过笔和纸，不一会儿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宇宙里的地球，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现象，高山、陆地、青草、树木、江河湖泊，人和动物，统称为自然。人类的丛林里有君子、小人，善人、恶人，聪明人、愚人，男人、女人等等，这是人类的丛林。文学丛林也不例外，有高水平的、低水平的，大作家、小作者，写长篇的、写短篇的……五花八门，各尽其才。你是这丛林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微小，但却有着你自己独特的生命长势。所以，不要考虑水平的高低，篇幅的长短，文字的多少，你只要把自己看做是丛林中的一棵小草就行了。”

　　与夫结婚迄今已近20年，透过生活点滴之事就会发现，平淡的日子是母贝，它里面会蕴涵出珍珠，它静静地在母贝里生长，也在一点点闪光，直到用心灵之手去接近它时，它才会发放出夺人的奇光异彩……

　　在悲苦中讴歌生命

　　每逢“7.28”，我想遭遇此次大劫的人，都会撕肝裂肺地痛心，而对于我则更多了种种感怀：“7.28”既是我的蒙难日，又是我的再生日。说蒙难日是它毁灭和断送了我人生所有的美好向往与幸福；说再生日是我没有随那无辜的24万生灵一起消失，就证明我的生命从那时起已摆脱了死亡，获得了再生！

　　因此，忌讳与纪念的日子是“7.28”；不幸与有幸的日子也是“7.28”；毁灭与再生的日子还是“7.28”。

　　也许，这个自然灾难与在灾难中重生的日子太值得人类关注了。自从80年代起，每逢“7.28”，我就不免被记者与媒体所围困（原谅我用“困”字）。因为每一次面对他（她）们都要触及我因地震造成的、至今都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每次都会给我困窘、困惑、困惫、困顿……如若不是“7.28”，我也许会在轻松中度过每一天，但由于那场亲历，在“7.28”这天，那充满血雨腥风的感受，那不堪也不愿回首的痛苦回忆，总萦绕着我不肯离去。

　　2004年7月28日，某省电视台来了两名青年记者。这天热得出奇，胸膛仿佛被闷热的空气所封闭，透不出气来。两位记者小伙子顶着灼人的热浪进入家门时，衬衫已被汗水溻湿。我刚刚洗完长发披在身后，借着发丝上的湿气散发，开始并未觉得酷热难耐，待电扇将湿气吹尽，一股股燥热便袭上周身。面对着记者有关地震当时的连连发问，我开始还能有条不紊地对他们讲述、回答。当大脑在急剧地组织语言和思维时，难耐的干渴和热流也同时袭上我的周身，忽然涌起一股难言的烦躁，且越发难挨。我走了思，话语开始零乱、急促，以至于结束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记者提出要拍录我的百余张生活及演出照片时，我已无力配合了。便对录像的小伙子说：“咱们结束吧。”不想他兴致不减地说：“我们下午再来录吧！”

　　我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在虚汗淋漓中摇摇头。

　　“那我们就再耽误您一会儿时间，现在就录！”采访者话刚落音，录像的小伙子就将照片和荣誉证书，不分时间，不分内容地摊在沙发上，用录像机猛一阵“狂扫”。我忍着腰痛、干渴与酷热坐在轮椅上，望着他旁若无人的摄取我的生命之“果”，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无声的，却是深重的！以致在他们左右翻腾着继续“狂扫”之时，我将自己关在了房里……

　　多少年来，我克服了无尽的重残带来的不便，接待了数不尽的来来往往的新闻传媒，从不曾指望从中会对自己的现实有所改变，仅为了让残疾的自己在世人面前，有一个“站立”的形象。因此，一切身体的、精神的不便和痛苦，自己都能忍受，惟独对习以为常的向我强行索要式的采访者，失去了一贯保持的宽以待人的态度。

　　然而，他们有错吗？他们是为了记录那场大劫难受难者的真实现状而来，他们为弘扬唐山的抗震精神而来，他们借地震对人类的伤害以警示人类而来……我不常常为了这种特殊的意义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成功地完成了数不清的采访吗？

　　当我看到端坐在屏幕前的自己，以平静的心态，自若的口吻向世人讲述唐山大劫难和劫难之后发生在自己身上、身边的故事时，丝毫看不出所有不幸带给深心的阴影和“霉味儿”。

　　于是我确信，我的每一天都是在不幸与再生，痛苦与求索中度过，在悲苦中讴歌生命已成了我命运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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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情缘

张雅丽

      
　　相同的命运，使原本不相识的孤儿们聚首于同一次列车，他们不知道，把镜头对准他们，不停拍照的那个高个子叔叔是《唐山劳动日报》社的摄影记者李耀东。他们当时更不会想到，就是这位李叔叔，会成为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亲人。于是延续了以下这个一张老照片与9个孤儿的真情故事。  


　　时光倒退30年——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顷刻间将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夷为废墟。

　　官方公布：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灾变，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0多名16岁以下儿童失去了父母，落难成孤儿……

　　这些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慈爱、失去了抚育的孤儿们呀，漫漫人生路，他们该怎样去面对，去抉择，去磕磕绊绊或乘风破浪？

　　本文记述的，就是9个孤儿的震后人生。一场灾变，一张照片，结一生情缘。让人感叹：人间多有真情在。

　　记者抓拍的那一瞬间，定格了同遭不幸的9个孤儿，此生终将相扶相伴。

　　举世震惊的“7·28”大地震把成千上万个家庭彻底摧毁，其中4000多个家庭只留下了少小孩童，虽沦为孤儿，幼弱可怜，但也总算留下了传人，其父母九泉之下或略可自慰，或难舍惦念……

　　震后第40天——1976年9月7日，一辆特别列车驶离仍在余震的唐山——车厢里纷杂着数百名第一批被送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孤儿们。

　　相同的命运，使原本不相识的孤儿们聚首于同一次列车。他们中间大的不足16岁，小的才刚刚牙牙学语。他们还不懂得去细端详细品味窗外来送行的劫后余生上千名的唐山父老那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他们不知道，把镜头对准他们，不停拍照的那个高个子叔叔是《唐山劳动日报》社的摄影记者李耀东。他们当时更不会想到，就是这位李叔叔，会成为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亲人。

　　出于职业的敏感，更是出于对失去父母亲的这群孩子的本能的关爱，李耀东对大地震后首次为孤儿送行特别关注。他穿梭于车上车下，不停地按动着快门。那个时候照相对孩子们来说还是件新鲜事，孩子们都在好奇地看着他。他把镜头瞄向正在吃苹果的四个女孩，以及与她们背靠背、此刻也探出头来正吃苹果的四个男孩；还有一个男孩是无意间“捎”进了画面的背景。

　　就是这张黑白照片，李耀东和孩子们都一直珍藏着。一张老照片，记录下了大千世界一个感人的瞬间，凝集了9个孤儿毕生难舍的浓浓的亲情。

　　前排是4个女孩，后排4个男孩，画面一角那个只露出一张小脸蛋儿的便是邵成。是相同的命运，更是一种机缘。

　　因为这张照片，9个孤儿自然而然产生了相亲相依的特殊情感……而那个被“捎”进画面的邵成，则是毛遂自荐非要加入这爱意浓浓小群体的。

　　说起这9个孤儿，还有一个小插曲：李耀东拍那张照片，镜头摄取的本是8个孩子，先前寄照片写信时也只给那8个孩子。后来，一个叫邵成的孩子找到那8个小伙伴和李耀东，略含委屈地说：“那照片上还有我呢！你们为什么不算上我？”李耀东仔细一看，可不是，8个孩子后面，另一个座上还有个男孩，被无意间“捎”进了画面，虽不很清晰，面庞却依稀可辨。这就是邵成。从此，由这张照片缘起的真情故事，又多了一个主人公。

　　时光流逝，并不能磨灭真正的情感。尤其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纯粹的亲情关系。当年李耀东将照片冲洗出来后，才发觉因为太匆忙了，竟没来得及问孩子们的姓名。于是，只好把照片寄给石家庄育红学校的董玉国校长请他帮忙辨认。很快有了回音，孩子们的情况，董校长在信中写得详详细细。从此孩子们就成了李耀东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牵挂。他一直关注着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并多次专门去学校看望孩子们。每逢寒暑假，孩子们回唐山，都会拿出成绩单让他看，都想和他说说心里话。这样时间一长，李耀东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孩子们因为这张照片，也因为共同的李伯伯，由互不相识到建立起手足般的亲情关系，彼此间有了一种格外的亲近。尽管他们在不同年级、不同宿舍，却时常在一起玩，一起手牵手的去探望孤儿中年龄最小的“党氏三姐妹”。大家的感情与日俱增。

　　时光荏苒，一晃唐山大地震5周年到了，李耀东把刊登着9孤儿照片的《唐山劳动日报》寄给了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这张家乡的报纸，忆起初离唐山时的情景，个个心中百感交集。渐渐长大的孩子们把这张报纸珍藏起来，把这个无法淡漠的情结看成是他们思想和情感的一处源泉，他们愿意在生命里保持这样一棵常青树，以便在世间跋涉的途中能够时而坐下来，让她的绿阴不时地驱散心中的失落和悲哀。

　　最难忘张立新劫后余生的爸爸到学校时那感人肺腑的一幕。那天，一位坐着轮椅的男人来到学校，说是立新的爸爸来接立新回家的。原来，大地震时立新的母亲震亡，父亲被砸成重伤，被送往外地治疗。年幼的立新对当时的情况茫然无知，还以为自己的父母均已去世。于是她被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做孤儿第一批送往育红学校……已为孤儿数载的立新突然又有了爸爸，有了父爱，孩子们又哭又笑，就好像她们自己的爸爸奇迹般地活过来似的。第二天分别时，人人浮肿着眼睛，极力想让笑容荡在脸上，但却泪沾衣襟，那么的难舍难分。不知何时，孩子们的小手，都扶着轮椅车，眼含热泪望着立新爸爸，脸上透着那种只有孩子特有的渴望父爱的神情。许久，立新哽咽着对姐妹们说：“都别哭了，你们不是都替我高兴吗？以后，我的爸爸也是你们的爸爸啊……你们如果返回唐山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孩子们对轮椅上亦是眼含热泪的汉子说：“爸爸，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9个人共同的爸爸！”……

　　没有父母的福荫，生活之路注定要多承受几分艰辛。因而，他们之间的孤儿情缘，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斗转星移，如今9个孩子陆续回到唐山，参加了工作，成了家。每个人都在为事业和生活奔忙，每个人都为此而比同龄人付出着更多的心智和辛劳。

　　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没有因为世事纷扰而疏淡了9兄妹间的特别亲情。各自珍藏的报纸和照片可以褪色，不会褪色的是患难之时结下的纯真的情谊。同样的失去亲人的苦痛，同样的少小便要承受的孤单艰难……使得他们更加珍惜相互间的牵挂和抚慰。

　　刘瑞昌，是大哥，地震时他14岁。他和父母、姐姐及两个妹妹一起被埋在废墟里，他和母亲首先被扒了出来。母亲被砸伤了，不能动，躺在瑞昌身边，头枕在他的腿上直喊口渴，小瑞昌忙将母亲放好，去不远处的水沟舀了一茶缸水，先尝了一口，又腥又臭，便倒掉了。这时邻居拿来一块西瓜，瑞昌便将西瓜水挤出来喂给母亲。命运并没有因为瑞昌的懂事、孝心而留住母亲，十几分钟后，母亲还是带着许多不舍离开了人间。瑞昌顾不上哭，便与赶来救灾的解放军叔叔一起在废墟里扒父亲及姐妹们。结果，父亲和其中的一个妹妹早断了气，另一个妹妹被砸成了重伤……

　　贾春雨、贾卫红兄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干部。就是那几十秒钟，彻底改变了命运……邻居将父母及哥哥从废墟里扒出来时，他们兄妹才知道，从此这个家只剩了他们兄妹相依为命……

　　马志国，这个不幸而又幸运的精灵似的男孩，因回乡下老家度暑假，躲过了劫难，却永远失去了父母双亲……

　　李国平是个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果不是发生地震，假期一过，她该进入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地震前一天，她还兴高采烈地随爸爸妈妈去商店，购买了学习用具……命运却将她送往了千里之外的育红孤儿学校。再不见了爸妈的笑脸，惟有夜里才能闻听小伙伴们哭叫爸妈的呓语……

　　他们在一起，回味那曾有过的短暂的快乐童年时光；倾吐痛失亲人的悲戚；相互抚慰着心灵的伤口；相互帮扶着以抵减令人灰冷的孤苦无助。这份真情，以及各自对这份真情的看重，没经历过突变，没有骤然间落难成孤儿的生存体验的人，是很难理解深刻的。

　　自小便历见了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以捉摸，才倍感亲情友情方是人生的无价之宝。

　　促成了这段孤儿情缘的李耀东退休了，孩子们却从未怠慢过他，他那里依然是9个孤儿常来常往的家。眼见孩子们走向社会成家立业，相互间却依然手足情深，老人倍感欣慰。

　　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他。他知道，9兄妹间时刻都在相互关注着。时常是忙里偷闲的一个电话、一封短信、一张贺卡、一次造访……便足以传达了人间真情不会随岁月流逝。老人家当然还知道：李国平生活遇到波折，落户了农村，诸兄妹对她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工作表现优秀的杨春田下岗了，兄妹们共同为他想办法找门路开始新生活；贾卫红感触更深：被人欺负了，是大哥刘瑞昌带兄妹们找对方兴师问罪……胳膊摔伤了，又是大哥和兄妹们来帮她渡过难关；9兄妹间若是谁家庭生活出了问题，其他人准定比自己的事情还着急……

　　这还不值得李耀东欣慰吗？他们九泉之下的父母有知，也该欣慰了，也可安息了啊……

　　25年之后，9个家庭大团圆。生命不息，真情无限。唐山抗震纪念碑留下了这平凡而又隆盛的纪念。

　　2001年6月，年近古稀的李耀东作为9个孤儿“家长”的，开始策划，要让孤儿各携家人来一次大团圆，他要为这些孩子们拍一张“全家福”。

　　老人家的提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这一年的7月14日，大家相约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首先到的是马志国一家3口，紧接着，邵成一家3口到了，刘瑞昌、杨春田、贾春雨、张立新、贾卫红也陆续到了。最后李国平一家也到了，他们村不通车，要走五六公里凹凸不平路才能赶到长途车站， 5点多钟他们就上路了。李耀东数了数，每家都是3口。当年的9个孩子枝繁叶茂，竟延续了这么多人，过得还都很祥和、很充实，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高兴啊！

　　大家终于又聚在一起了！那些遥远的回忆似蝴蝶翩然而至，煽旺一团亲热，在明明灭灭的火焰中劈啪作响。随着音乐哼唱，每个人的足迹都是一段歌词，曲折生动，令人百感交集。一晃25年跋涉奋斗，尽尝苦辣酸甜。不过，友爱的手，却始终在思念中紧握着。岁月无情容颜改，但他们的眼睛却仍是那般晶莹澄清，直视心底。大家亲密无间，彼此轻唤一声当年的小名或绰号，听起来竟格外亲切、动听，令人不禁扑簌簌潸然泪下……

　　中午大家来到饭店，开了一个大间，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孩子一桌，9家人，坐满了屋子。每个人都特别的激动，都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我们能团团圆圆坐在一起，我先敬大家三杯酒，都得喝。”当大家不由自主将目光投向李耀东时，他站了起来：“第一杯酒是悼念酒，悼念在大地震中震亡的父母、亲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祭酒洒在了地上，静默片刻之后，李耀东接着说：“这第二杯酒是团聚酒，但愿今后我们能常团聚。”大家都一饮而尽。“第三杯酒是志气酒，命运决定了你们的人生注定要比别人多承受、多付出，这就更需要你们心相印，手拉手……”

　　大家纷纷站起来，把酒杯共同举向李耀东。情感的潮水以原始的率真姿态，无拘无束地奔流着，每个人的眼中都噙满了泪花……

　　这次聚会，愈发密切了9个家庭彼此间的交往，愈发深厚了9个孤儿兄弟姐妹间那原本就难以割舍的厚重的情感。

　　抗震纪念碑下，李耀东拍下了 “全家福”。这一刻，与25年前列车上那个瞬间前后呼应着、连结着、延伸着，向世人演绎着一个凄美而又圣洁的真情故事。

　　惟愿故事的主人公们真情永久，感天感人，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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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死亡魔掌后的心灵笔录

马嘶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却使我在生命的伟力面前感到惊异。从此，我抛弃了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偏狭之见，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伟大韧性和强悍。  


　　30年前那场使整个世界为之惊骇的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和几位同事在河北省丰南县五七大学（今丰南一中）办文艺创作班。我们借住在学校一个小院的一间老式客房里，偌大的一个房间，四个人各占了一个角落的单人木床，屋子里仍有宽敞的空间。

　　7月27日是学员们报到的日子。这一天天气奇热，吃过晚饭，我们在校园里散步，因为中小学教师也在这里办暑期学习班，院里人很多。暮色苍茫中看见几位老师在墙上刷写大字标语，写的是“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看了标语，一位同事开玩笑说：“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这里将有大地震。”大家哈哈一笑，溜溜达达走出了校门。那两年常有唐山要地震的传言，但并未引起人们的警觉，仿佛那是十分遥远的事。今天，不知为什么老师们写这样的标语，是上面有通知，还是这里的地震小组测出了什么异常现象？这想法只在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一下，随即便消逝了。走到小河边，忽然一阵风起，天上落下几颗大雨点，我们便疾步走回学校。

　　由于第二天我要给创作班学员讲第一课，晚上，同事们睡去，我仍伏案写讲课提纲，写完入睡时，已是后半夜了。

　　似乎是刚刚睡熟，我就在巨大的轰响和猛烈地震荡中突然醒来。猛地睁开眼，隔着一层薄薄的蚊帐，我看见那被映成奇异红色的木制房梁倏然裂塌下来，犹如天崩地裂那样可怕。我本能地飞速从床上跃下，俯身往床下钻。顷刻间，我就被埋压在瓦砾堆中了。我跪着的下半身被重重地压在堆积如山的砖石底下，愈压愈紧，丝毫动弹不得。真是万幸，我的上半身却可以自由动转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那是一个黑洞洞的狭小空隙，我的头部同一块固定住的木板之间仅有两三寸的距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睡的木板床翻转过来斜担在倒塌的墙垛上，恰好形成个三角形的小空间，我的上半身便是嵌在这个空隙中，才得以活了下来。

　　我被无法摆脱的痛感和求生的渴念折磨着，心想：大概过不了多久我就不会再有“三寸气在”了。我不愿也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也像旁边不绝于耳的呼救声那样一声声呼救着，还不时抓起一块瓦片敲击着我头上的木板。我暗暗鼓励自己：要坚持，坚持到有人来救我的时候。要知道，在忍痛坚持时，那时光慢得如同停滞不动一般，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长。我终于得救了。几个幸免于难的学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救出时，已是九点多钟了，我已被压了5个多小时。我成了大地震中一个遇险生存下来的幸运者。

　　此后，人们见了我总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幼年时我就知道了这句俗谚。流传在千百万人们口头的这句古谚，似乎带着宿命论的色彩，说的是“福大必命大，命大必福大”这样一种有关人生命运的因果关系。作为大地震的一个幸存者，当人们把这句古老谚语用在我身上时，我只是舒心地笑笑，并未去认真思考它所含的实际意义，自然也就没有希图有什么“后福”。而今，唐山大地震过去30年了，在我回首往事时，另一句俗谚“30年河东，30年河西”忽然闯进脑际。于是，我忽有所思。我把这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古谚联系了起来，便产成了一种顿悟：这两句古老谚语原来揭示了深刻的生活真理，他们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阐释，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

　　我曾亲眼目睹过人类大量被毁灭的事实：战争、瘟疫、水灾、饥荒……那些都是使人感到恐怖和惨痛的景象，它们使我感到生命竟是如此怯懦、萎靡和柔弱得不堪一击。然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却使我在生命的伟力面前感到惊异。从此，我抛弃了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偏狭之见，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伟大韧性和强悍。

　　唐山震后的那些日子，我听到过许多关于生命战胜死亡的故事，它们像神话那样奇异得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有名有姓，实有其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被写进纪实性作品和具有史料价值的论著之中而永远被人们记忆着。

　　市第一医院年轻的女护士王子兰，地震时在医院值夜班，被埋压在瓦砾深处。她把一瓶葡萄糖盐水抓在手里，就用这瓶液体维持了八天七夜的生命，直到被解放军救出。46岁的家庭妇女卢桂兰，被压在瓦砾底层，没有饭吃，也找不到水喝。在饥渴难忍时，她想起不知哪一部电影里演过，可以用自己的尿来解渴。于是，她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片，蘸着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尿往嘴里挤。13天以后，她被救了出来，创造了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开滦赵各庄矿的5名采掘工人，在井下作业时遭遇到大地震，深陷在千米深的巷道里，与外面失掉了联系。5个人齐心协力寻找一条生路，但他们又懂得爱惜体力在此时是多么重要。他们坚信，党一定会派人解救他们。15天以后，他们果然获救生还。

　　还有不少与此相类似的故事在人们口头流传着，我相信那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正是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愚昧的心产生了顿悟：人的生命伟力比自然力更为强大，它战胜了大自然无情的肆虐与袭击，连那些貌似“世界末日”的巨大灾难，也不能使生命丧失殆尽。

　　今天，我又想到了20年前哥伦比亚阿尔梅里镇由火山爆发引起的泥石流，以及不久前发生的诸如印度洋海啸、飓风卡特里娜的肆虐、巴基斯坦地震等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自然浩劫，无一不是雄辩地证明了生命的伟大力量。

　　同生命的强悍伟力一样让我感到振奋和骄矜的是无比珍贵的生命价值。以唐山大地震中曾险些罹难最终又活下来的人们而论，这30年间所显示出的生命价值是难以用数字来计量的，幸存者们在这30年中所创造出的有形和无形的价值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平庸者如我也不想谦拒这样的赞词。当然，我们也明白，这辉煌首先是我们跟随伟大祖国与时俱进的结果。

　　姚翠芹，一个年轻美丽的部队文工团团员，刚刚转业回到唐山，安排在银行上班不久，就被大地震剥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落得个高位截瘫，只能在轮椅上度日。姚翠芹有着非凡的上进心和意志力，它不断用自己圆润的嗓音练习唱歌，还运用自己爱美的禀赋和特有的艺术感觉来练习写作，写出了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作品。她参加了许多高雅的文艺活动，曾以残疾人艺术团团员的身份多次进京演出，她的美妙歌声和炽烈情感使观众深受感动，因而多次受奖。她曾多次摇着轮椅参加市里的创作会议，她的作品多次发表在我们的刊物上。还有一位我未曾见过、甚至过去也未曾听过她名字的王林梅。当时19岁的女兵王林梅休探亲假回唐山，7月29日就是她休假期满要回部队的日子，然而她却成了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受难者。她的伤残程度比姚翠芹更为严重，不仅截瘫，连手部活动都是极度困难的。然而，她却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强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写成了一部16万字的自传体长篇《期待每个黎明》，于200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姚翠芹、王林梅伤残时还是妙龄少女，30年过去，如今已成了年届半百的中年人。虽然她们至今仍不能站起来行走，但她们却以极其独特的方式张扬了无与伦比的生命的价值。

　　我自己也是唐山大地震中遇险又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曾经历了生和死只有咫尺之遥那样的危险时刻，但我似乎比姚翠芹们更为幸运，因为我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因而我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也许体会得更为深切些。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刚届不惑之年，30年过去，大地震恰好把我的生命化作略有倾斜的两半。因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基本上适用于我生命史的分期。回首前尘，我一生中的前后两半，也恰恰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或曰前半生和后半生。

　　我的前半生虽有在北大读书的短短四年美好时光，但总起来说是平庸的，碌碌无为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在“左”的大气候里，我们的许多大好时光被虚掷了，而那正是我们应该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我们这一代青年学人，似乎命中注定是“大器晚成”的一代，就连那些才华出众者，也大抵是两鬓染上秋霜之时才成其大业的，那些早逝者也就没有这些“后福”了。

　　当我在大地震中充分认识了生命的韧性和伟力之后，我便认识了人类，也认识了自己。我变得坚强起来，成熟起来，纯净起来，我开始向一个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真正学人转变。我就是以这样明朗心态迎来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迎来了我的文学创作和学术事业的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而且将更坚挺地持续下去。因为我在1995年从岗位上退下后，我为自己制定了治学与写作的三个五年计划。震前，我发表的诗、散文、小说、文艺评论和演唱作品，加起来不过10来万字，而震后的30年中，我出版的散文集、文艺理论批评集、长篇纪实作品和专著有10部，连同未结集的作品，加起来有300万字。

　　我个人的生活境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仅就我安身立命的环境条件而论，这变化是最为显著的。幼年在家乡上学时，念书、写字是趴在窗台上或坐在小炕桌上。震前，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下了班我只是在一个简陋卧室中的一张三屉桌前看书写作。而今天，我拥有一间朴雅幽静、藏书较丰的书斋，圆了我终生的梦想。

　　这便是“大难不死”带来的“后福”，这便是我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巨大变化。

　　我终于有了这样的彻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深刻内涵是，人活着，就有希望，就有发展，就能显现生命的价值，就会创造辉煌，就会有幸福的前景。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的是人的境况是会变化发展的，或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一切都靠着自己争取、奋斗、创造。这便是生活的辩证法，这便是生活的真理。

　　因而，生命是世上最宝贵的，最应珍视的。人应该很好地活着，人类应该团结起来战胜自然灾害、消弭战争。任何一个政府都应以保护生命为职责，把为人民减灾作为己任，在减灾中投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爱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否则，这个政府是不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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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更精彩

张建平

      
　　唐山大地震为我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从死人堆里和废墟中爬出来的年轻的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虽然很幼稚，但信念无比坚定：即使是再艰难再痛苦，也要充满激情地活下去，我的生命太珍贵了！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是20世纪那场旷世惨绝的大灾难的幸存者。那恐怖而悲惨的一幕刻骨铭心，恍若昨日。

　　30年了，那场灾难给我的生理和心理上难以言表的伤害，一直折磨着我。我时常在噩梦中惊叫着，一身冷汗地醒来，在止不住的惊悸和战栗中，独自品尝那场灾难留给我的果子，一颗苦涩的丢也丢不掉的果子——为它的残酷，为它的悲情，为我的战友，为那些鲜活的花朵一般的生命，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苦疼……没有经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无法想像那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什么叫毁灭？什么叫尸横遍野？最简单地说，人如果有原因地死，你可以怨恨，而地震，你埋怨谁啊，它是一个永远解不了的情结，无形地重重地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只要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的心就会流血。甚至这许多年，我很少看有关自然灾害的新闻，一是不忍心，二是认为都没有唐山大地震惨烈。

　　唐山大地震为我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内容。那一年我23岁，从死人堆里和废墟中爬出来的年轻的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虽然很幼稚，但信念无比坚定：即使是再艰难再痛苦，也要充满激情地活下去，我的生命太珍贵了！

　　但是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因为你是幸存者而给你一丝一毫的照顾，也没有因为你的生命比别人珍贵而一路“绿灯”。地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人们的白眼和非议中生活，心情极为压抑，原因竟是我在地震中救了一个16岁的女孩儿。她是我们部队院里的家属，地震中父母和两个妹妹当即死亡，她全身多处重伤，躺在废墟旁，如果无人救助必死无疑，我帮助了她，并送她和其他伤员去了北京。这下子可坏了，我如同犯下了滔天大罪！我虽然也救了别人，又在没吃没喝的条件下做了那么多工作，评功授奖的时候什么也不给我，还说我思想意识不好。直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思想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可是那个年月，这个评价是害死人的！当时真是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前两年，和那个我在地震中帮助过的女孩一起长大、经常来往的姐妹告诉我，她们曾经问她，想当年把你们的事情说得沸沸扬扬，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想知道在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想听吗？真的想听。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吗？当然相信！好，那我告诉你们——姐几个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等待一个惊天绯闻的发布。然而，她极为平静地对她们说，告诉你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姐妹们几乎是喊出声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她语气坚定。姐妹们并不甘心，你说的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告诉你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也就是连手都没有摸一下的意思。天啊！原来是这样。当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她20多年没有联系，只是通过别人知道她活得很好，仍在唐山市，有了家庭有了儿子。2001年，唐山地震25年以后，北京、天津的战友聚会，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和她通了一次电话。当时，手捧话筒，百感交集，险些放声大哭……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去看看她。

　　我觉得，生存的内容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只要你活一天，你就得去品尝，躲都躲不掉。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全部含义。1994年，我痛苦地结束了为时14年的第一次婚姻，离婚了。前妻红杏出墙，但凭借家庭的优势，要走了儿子的监护权，甚至不让我见刚刚6岁正需要爸爸的儿子。那时候，我整夜地睡不着觉，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全是儿子……为了不离开北京，我脱掉穿了23年的心爱的军装。同年，在极度痛苦和渴望温暖的心理状态下，我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天知道，命运对于我总是雪上加霜，第二次婚姻实实在在地碰上了一个间歇型精神病，俗话叫疯子，把我的仅存的情感上的美好破坏得一干二净。这种非人的不堪回首的生活不到一年，我就坚决地把它结束了。直到现在，一说起婚姻我就莫名地恐惧。

　　我经常反思，究竟什么地方错了？苦苦地思来想去，找不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决意不再浪费自己的感情和时间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争取干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成绩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我从部队到地方已经12年了，种种的不适应，我都克服了，其实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怨天尤人，一股劲儿地去工作，用实干赢得信任赢得成绩。记得北京市人民奋勇抗击非典的时期，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我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甚至很少睡觉。非典结束后，我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奖章。这枚经济上没有多少价值的奖章，对于我来说，珍贵无比。这些年来，我积极努力地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成为熟悉本职业务、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国家公务人员。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着手把积累了20多年的情感落实成一个个文字，在人们复杂的眼神里和各种议论中，走上了艰难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我头一次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一难是把记忆和情感写成文字。记得有一位文学大师说过，写作是件最艰苦的劳动。也就是说，那些记忆中鲜活的东西，一到写作的时候，全都没有了，一个字都没有了。有时候我对着键盘几个小时，一个字都敲不出来。我强迫自己每天晚上准时坐在电脑旁，对自己说：你记着，没有人能代替你，也没有人能阻拦你，你今天写下一个字，这个字就永远存在着，你不写，就永远一个字也没有。中断了，拣起来接着写，再中断，再拣起来……从1996年开始，整整写了3年。二难无法确定自己写得行不行，是不是在写小说，如果不是，那就等于我在辛辛苦苦地制造一件废品！写着写着自己都没了信心。我也试着找了几个名家，可是谁看你写的东西啊，你有数量可观的看稿费吗？真是求教无门哪……三难写作精力不够。业余写作，没有整块儿的时间。写作最关键的时候，我在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一天奔波下来，已经很疲劳了。炎热的傍晚，办公室没有空调，看着汗从胳膊肘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最累的时候，我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了，软软地瘫在那里，只好先睡一小会儿，起来再写。最可恨的是写到二十几万字的时候，被人恶意地从电脑中删掉，我急得快疯了！后来书写成了，再去联系出版社和印刷，没有钱、没有人，唉，能吃的苦全都吃了……那段时间里，我最惬意的事是和大家一起按时下班，坐上班车，在夕阳的余晖里回家，那感觉，美得不得了！1999年6月，全书30万字、名为《断裂带》的长篇小说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拿到成书的那天，激动万分的我想哭也想笑，但没有眼泪也没有笑容，人，麻木了。这些年，中央和地方报刊都采用过我写的稿件，我撰写、编导和制作20多部电视专题片、宣传品发往海内外，开设了个人网页，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在经历了死而复生、生活磨难和事业的拼搏后，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坚信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进取不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生命更充实更精彩，才能充分享受到生命的乐趣。地震后，我坚持锻炼身体到现在，冬泳、长跑……30年的持之以恒，获益匪浅，我常想，没有好的身体条件也许早就垮了。

　　30年啊，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是我生命的造化。我深深眷恋着唐山，眷恋这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土地。我每年都要回唐山一次，如唐山大地震的十周年、20周年纪念日，我都准时回到了唐山，和幸存的战友们一起，祭奠遇难者的亡灵。我今年53岁，再过30年是83岁，我渴望并坚信，一定能健康快乐地迎接下一个30年的纪念日——2036年的7月28日！届时，我将向这片不寻常的土地叩首，感谢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她给了我丰富多彩的人生，感谢她给了我永远的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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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震后重组家庭的故事

常慧

      
　　大地震造成数万户完整家庭在瞬间破裂，数万名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在一夜之间痛失配偶。重组家庭，30年来都是一个沉痛的话题，因为它不同一般的特殊性和私密性，极少有人能深探其中，让当年的当事人诉说。唐山大地震给这些幸存者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它同样可以让一个鲜活的生命重重倒下，迅速枯萎。  


　　引子

　　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为害之烈，世所罕有。

　　每一场灾难，都有冗长的回声。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30年来，承受着许多隐痛一直活到现在。在这30年中，无数当年的幸存者纷纷陆续辞世。他们在得到了最终解脱的同时，也把一些从未向他人言说过的故事，永远带进了坟墓。

　　笔者感到了记录者的使命和紧迫。

　　大地震造成数万户完整家庭在瞬间破裂，数万名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在一夜之间痛失配偶。重组家庭，30年来都是一个沉痛的话题，因为它不同一般的特殊性和私密性，极少有人能深探其中，让当年的当事人诉说。唐山大地震给这些幸存者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它同样可以让一个鲜活的生命重重倒下，迅速枯萎。

　　在这次历时三个多月的采访中，采访的难度曾几次令笔者却步。用笔来记录当事人对往事含泪泣血的回顾，无论对谁，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由于无以名状的使命感，由于不忍辜负组稿者对唐山大地震深仁大爱般的同情，由于笔者独有的亲历者的身份，精诚所至，终于让当年步入震后重组家庭的人们敞开心扉，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又重锤敲心的故事。

　　故事一：生死一念

　　地震那年金兰英34岁，在唐山机械车床厂当女工。大地震的前一天晚上，金兰英把4岁的女儿小玉安顿在床里，躺在丈夫身边，感到阵阵胸闷。向来习惯了在靠墙的床位睡觉的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丈夫张平问：白天洗衣服累着了？金兰英说：不至于呀，洗的都是小件。丈夫说：睡在里手忒窝风，要不换换，你睡外边。金兰英阖着眼皮说：算了，换啥！我怕在外手风冲着头。丈夫说：这么热的天，哪有风？后半夜要是下来风了，你也不用起来，我关窗子，趁这会儿还没睡着呢，你就跟我换过来吧。经不住丈夫的磨，金兰英睡眼惺忪地和丈夫调换了一下睡觉的位置，迷迷糊糊地提醒说：关窗户的时候，别碰茶叶花。丈夫起夜，总是蹑手蹑脚地不开灯。窗台上，一盆茶叶花，缀满白色的花蕾，芬芳馥郁，正开得如醉如痴。

　　这一换，交换了生死。一线之隔，分成阴阳两个世界。

　　30年，金兰英解不开这个死结。

　　大地震发生时，房屋宛若一艘骤然间遇上惊涛骇浪的小舢板，金兰英在惊恐中猛醒，刚想欠起身下床寻鞋，随着剧烈地颠簸，整个人被甩到床下，头顶的房梁在“嘎嘎”地断裂声中劈砸下来，砖头瓦砾如冰雹一样从天而降。金兰英埋在废墟里想喊丈夫和孩子，却被什么东西堵住嘴，喊不出口，只听见孩子哭，却听不见丈夫的动静。金兰英懵了，甚至在心里对丈夫张平有些嗔怪：怎么睡得这么死？房子倒了都不知道？但旋顷，一个不祥的恐惧念头让她头发根直竖起来，寒彻心脾。丈夫在床的另一端遇难了？

　　金兰英和孩子是被邻居扒出来的。金兰英的左肩胛骨被砸坏，整条手臂像灌了铅，垂着抬不起来，她跪着用一条手臂挖埋在废墟里的丈夫。邻居家的小伙子说：嫂子，先顾活人吧，刚才扒你们的时候，我看见大哥的脑袋给砸扁了。

　　金兰英的父母在地震中也双双遇难了。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结婚5年多，他们小夫妻俩还从来没谈到过生死。仿佛遥不可及的生离死别，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残酷地提前抵达了。金兰英比丈夫大一岁，女大一，抱金鸡，丈夫在供电公司上班，却像兄长一样处处让着她。结婚五年，每天早晨刷牙时的牙膏，都是丈夫替她挤好，把牙刷稳稳地横放在盛好水的漱口杯上。

　　冬天来临了。按照节气，金兰英去丈夫的坟上烧寒衣纸。火苗在颓败的荒草间舔着她的手指，一点也感觉不出疼。金兰英一边用木棍儿拨挑着未燃尽的烧纸，一边对着躺在坟里的人叨咕着，泪落连珠子：这回你咋不天天早上给我挤牙膏了？娇妻有一撇呀！你不兴那么娇媳妇的。

　　地震以后，工厂里的托儿所还没有恢复，白天里，金兰英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家一个没牙少口的老太婆，自己带点饭去上班。孩子失去父亲后，仿佛一夜间长大了许多，只是夜里睡觉的时候，两只小胳膊把妈妈搂得紧紧的。一切都在慢慢步入正轨。周围一些在地震中丧偶的人，开始重新组建家庭。班上一些女工友用直捅捅的方式表示着关切：兰英，你拖累着个孩子，不抓紧走道还等啥呢？（走道，就是改嫁的意思）。金兰英面对这样的问话，总是默不作声。丈夫等于是替她死的。她的胸口中梗着一根刺。让她想不到的是，车间主任缠磨上了她。入冬前，家里后房山堆着的煤，是车间主任找车派人给卸下的。有一天中午，金兰英去锅炉房取蒸箱里蒸着的午饭，稍晚了些，大部分人的饭盒都已取走。取完刚想回身迈步，车间主任不知从哪儿转悠出来，见四下无人，三摸两搂，把金兰英逼到角落里，硬硬的胡子茬，钢针般扎蹭着金兰英的脸颊。“厂子里都传咱俩呢！”金兰英又气又急，忍住恶心，边用手上下封堵，边压低声音说：“我在外面处着人呢！”车间主任的油渍渍的爪子还是停不下来，将信将疑地说：“你让他接你一趟，让我亲眼瞅瞅，我就死心了。”

　　没出一个月，金兰英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叫刘殿凯的中年男子，对方也是在地震中丧偶，带一个12岁的男孩，在商业系统上班。人长得很老相。男方看出了金兰英的犹豫，每次去她家里，都要给孩子捎点糖果之类的礼品，为人说话办事，也颇有惯小伏低的殷勤劲。

　　相处了三个月的光景，两人拉了证明信，在街道办了结婚手续后，行李搬到了一块。既为夫妻，就得在一个屋檐下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地过日子。半路夫妻也是夫妻，既有夫妻之名，行夫妻之实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让金兰英久久不能忘记的是，第一次和刘殿凯行房时，黑暗中，门开了，亡夫张平一次次走进来，近在眉睫，脸上五官轮廓分明，表情无喜亦无嗔。那样的清晰的幻觉，没有丝毫先兆，以后也再没有出现过。

　　金兰英很快就感到继母难当。有一次，金兰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小玉正在门口嘤嘤地抹眼泪。原来是小玉在当街玩“哥哥”的篮球时，被几个半大小子夺去，“哥哥”闻听后气急败坏，迁怒于小玉，把小玉的几本连环画册撕了个粉碎。金兰英觉得当“哥哥”的也太过分了，加之心疼女儿，忍不住训斥了“哥哥”两句。令她没想到的是，小男孩像一头小兽，对他这个继母咆哮似的叫阵：“阴天的日头晒死贼，后老婆的拳头赛铁锤。”金兰英登时噎在那里，“后老婆”当然是指她。她不知道这个从未管她叫过妈的男孩子，何时何地跟谁学来的如此具有杀伤力的谚语，她脆薄的、刚刚建立起来的当好继母的信心，一下子被这句合辙押韵的话击溃得落花流水。一个孩子，用一句话打倒了一个大人。望着小男孩跑掉的背影，她喃喃地说：“我还没用拳头打过你呀！”

　　这件事在金兰英和刘殿凯之间起了隔膜。金兰英说：“你儿子对我好像有成见，你有空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刘殿凯闻听，脸子拉拉得像刀把子，丧声歪气地说：“当后妈的一碗水得端平了，他不管你叫妈，你拍拍良心，你拿他当儿子看待没有？”金兰英觉得自己遇上这么爷俩真好比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自己好心好意，对方却派自己一身不是。金兰英也气不打一处来：“后妈就不许对你儿子说个不字？还没咋一咋，你这当爹的先在头边护着，这碗水怎么个端法？”话说出去，金兰英感到阵阵委屈，鼻涕眼泪也跟着下来了，更让金兰英伤心的是，刘殿凯见她哭了，非但丝毫不服软，脸上又浮起鄙夷的神色，继续跟她针尖对麦芒地一句不让：“我儿子，你闺女，是谁的就是谁的，到啥时候也掺和不了。儿子有后妈就够命苦的了，你还非得硬逼着我当后爹？”刘殿凯的话让金兰英气得瘫软在床上，蒙着被子哭了一宿。

　　没过两天，金兰英收拾屋子，发现一双鞋盒里的旧皮鞋里塞的东西有些蹊跷，抠出来一看，是两张崭新的存折，金额不小，存储日期就是不久前的日子。两张硬纸片捏在手里，金兰英木愣愣地发了半天呆，不知道是应该塞回去，还是应该拿出来。她心中恨恨地想：跟原配夫妻到底不一样啊！挺会藏心眼儿。

　　晚上刘殿凯回来的时候，金兰英把两张存折往他跟前一摆：“你找个好地方，掖在那里容易遭耗子。”金兰英用眼角的余光一扫，刘殿凯连脖子都红了。

　　两年以后，刘殿凯的儿子初中毕业当小兵入伍。入伍前，因给武装部和军队下来带兵的人打点送礼，金兰英和刘殿凯发生争执，情急之下，刘殿凯挥手一巴掌把金兰英打了个趔趄。儿子当兵走了，金兰英和女儿也走了。

　　金兰英和刘殿凯离异后，没有再嫁人。1993年，女儿小玉卫校中专毕业后进了一家医院当护士。1996年结婚，现有一8岁的儿子。1998年，金兰英原来的单位被整体买断，按照一年工龄550元的价钱，一次性支领了17650元后，成了自然人。

　　丈夫张平放大成七寸的照片，始终悬挂在金兰英一居室客厅的墙壁上，推门进屋，一抬头就能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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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马文德的自述——“我感谢我的岳母！”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部队正在张家口一带布防、演练，震感相当强，我们都闹不准是哪儿地震了，但知道这个灾肯定小不了。我那时候是副连长，咱们是军人啊，不能擅动。那会儿中苏关系还很紧张，上边成天说，苏修帝国主义是新沙皇，北极熊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是保卫毛主席的最后一道防线。部队中唐山兵不少，军营里的气氛像头顶上扣着顶大铁锅。我媳妇是滦南人，在唐山市建材局下边的木材厂工作。

　　等消息的那段时间，分分秒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心里头钻蚂蚁，除了媳妇，我还有两个挨肩儿的儿子，大东和二东。天天盼着来电报，来信。那段时期，我根本不想饭吃，吃啥嘴里都没味，一天抽五包“春耕”。信到不了我们手里,便天天用眼瞄着连指导员的脸色，既盼着他叫我，又害怕他叫我。终于，地震发生后的第八天，连指导员把我叫到他屋里。我在他后边跟着走，腿一个劲地打突突。进了屋，我就用手摸烟，划了好几根火柴都划不着。指导员说：“老马，抽我根好的吧！”递给我一根“墨菊”。我们两个大男人，都好像是头一回抽烟，边抽边咳嗽。抽了两根，还是我咬牙先开的口：“指导员，我挺得住，说吧！”指导员垂下头说：“俩孩子没事，接姥姥家去了。”底下再没话了，我就全明白了。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到营房里的。许多战友第二天都来安慰我。我的一个战友全家在地震中遇难的亲属加起来整整十口子人，大伙都让我跟他比。怎么说呢？那位战友比我不幸，是肯定的，但我们的沉痛心情是一样的。我跟我的妻子感情特别好。在我的战友中，我还没发现谁的妻子有我的妻子长得俊。我的妻子是滦南人。滦南是鱼米之乡，姑娘长得漂亮。我的妻子个子很高，皮肤也白皙，真是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百里挑一。当初相对象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条手绢和两双尼龙丝袜子。可确定关系后，人家却给我织了一件毛衣，那时人家动用的是自己攒的体己钱。结婚后，她一个人受了多少苦，每回见面、写信却从来没向我道及过。

　　不到一年，我们部队开到丰润一带。我负责我们团里的后勤，管食堂。滦南柏各庄垦区的大米好吃呀！正好拉大米的时候，我可以顺路看看我那两个儿子，大的属鸡，7岁；小的属鼠，4岁。我有两个妻弟，都已成家，还有一个妻妹，当时19岁，都在一起过大锅日子。我岳母有好东西舍不得给孙子吃，偷偷留着给外甥吃，小哥俩脸蛋红扑扑的，就是卫生条件跟震前家里比差多了，但我知道我的岳母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那时候到岳母家都是开着部队的采购军车，有时装着物资，目标大，也怕当地的老百姓说闲话，回回都不敢多待，放下点生活费，说几句话甩头就走。有一回，我跟我岳母说：“妈，这俩孩子您老也别太惯纵了，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我的丈母娘盘腿在炕头上，纳鞋底子，低头长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就是还想接着当这个姥姥！”我当时没太理会话头，心说，这姥姥还能变喽？我一来笨，不懂老太太的含义，二来我心思没敢往那方面想。

　　后来还是我儿子的大妗子跟我把话挑明了，我的脑壳里轰地一下子，人家小我13岁，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孩子。她说，姐夫，要是走这一步，老人也放心，孩子也得好。我说，那岂不是太委屈孩子她老姨了？人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呀？孩子的妗子说，姐夫你就放心吧，老姨她自个乐意。

　　唉，我的心，一半苦，一半甜。拉结婚证的时候，孩子他老姨不够岁数，我说，要不就再抻几年再说。我岳母说，我这把年纪，上炕脱了鞋，就料不准隔早还穿上穿不上，趁早办妥帖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在公社里找人瞒了4岁，把结婚证拉了。

　　我妻子原来单位的领导挺够意思，让孩子他老姨顶了她姐姐的工，还在原单位上班。我前妻活着的时候在单位里人缘特别好，上上下下也都有照应。我们把家还是安在了唐山。我们俩人去了一趟北京，算是旅游结婚。

　　俩孩子还蒙在鼓里。要不要改口？我们俩曾经背地里核计过。我说，早改了好。她说，就这样也挺好，叫老姨叫惯了，叫妈不习惯。当时也没容定下来。有一天，大东和街坊的孩子打了架，人家找上门来告状。我一把扯过孩子，问为啥打架？大东一肚子委屈地说，他说你爸跟你老姨睡觉。把人家打发走后，我对大东、二东说，你老姨就是你妈，往后当着外人就不要叫老姨了。

　　我这媳妇对俩孩子真好。有时候，小哥俩晚上吃过饭，在外边玩累了，进家一头扎在床上，睡得像小死猪似的。她就不声不语地挨个给他们脱鞋，脱袜子，用兑好的热乎水，给他们洗脚。我俩儿子从小就淘气，衣服在外边刮破了，都是她晚上一针针地缝补。正是20多岁的好时候，开了工资，她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贵点儿的衣服美美。有时候，我给她买了，她还总说，先紧着孩子，大人穿得油光水滑，孩子穿得邋邋遢遢，人家会笑话我这个当后妈的。

　　婚后的第三年我转业了。有一次没采取措施，她怀孕了。我闻听挺高兴，我喜欢孩子，尤其总盼个女孩。有喜了的她，却一点也没显出高兴来。有一天，她晚上跟我说，要不把孩子作掉吧。我一听，霍地从床上坐起来，问：为啥呀？她说：拉扯三个孩子忒费劲。我说，要是生个闺女，咱们有儿有女，老了的时候多享福呀！可她说：要是个小子呢？我说那也好啊！你这么年轻，跟了我，不该有个自己的孩子？我没想到她那么倔。她说，俩孩子就够了，不扮这个角，亲外甥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

　　甭看结婚，其实我也就是把她当大孩子看，没想到她遇事儿那么有主见，怀着的孩子，说啥也留不住。我说，那也得跟孩子他姥姥商量商量。她说，过后再说吧。当初从村里嫁出来，也有人背地里说我走这一步是图变市民户口，不要孩子，也掩了这些人的嘴。我说，你真傻，咱们在市里过日子，你还管老家的人背后嚼舌头根子干啥？

　　孩子最终没留住，可就像从我身上剜走一坨肉。这么多年也没再要过孩子。那张手术条我至今还留着。如今，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刚退休那几年心脏老不好，她让我戒烟，过去的战友都知道老马拿烟当饭吃，饭戒了，烟戒不了。可我就真的咯噔一下把烟戒了。我前年立了个遗嘱，我这一辈子攒的这点钱也不打他们哥俩的眼窝子。现在住的这大平米，还是他们两家添钱买的。我在遗嘱里说，你们啥时候对你妈不起孝心了，把这张手术单子拿出来思磨思磨，当初是为了你们才不要孩子的。

　　我岳母是1987年走的。下葬的时候，我的双眼都快哭出血来了。人家都说，没见哪家的女婿这么哭丈母娘的。她一辈子养了两个闺女，前后都给了我，我不哭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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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是续缘，还是续孽？

　　人有人的盘算，天有天的定数。这是不得不让人在命运面前低头服软的地方。打小鲁桂花的奶奶就跟她讲，人跟牲口一样，一生下来，脖子上就套了轭具，命好的拉一车棉花，轻轻巧巧遇水过桥；命苦的拉一座山，拉不动，自有鞭子抽你。

　　67岁的鲁桂花顶着一脑袋棉花。她的头发真的比棉花还白。她往前看生命的尽头已很有限，往后看，她看到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在纺车底下说着这句留给她60年后还在琢磨的话。人生这么快，快得像一个过火的、充满恶意的玩笑。她也成了老奶奶。她一手带大的孩子，管她叫奶奶，事实上她是他的姥姥。孩子的爸妈都还活着，可这孩子就像是个孤儿，除了她管，谁也不管。孩子从小就骂她：老不死的。

　　大地震过去十年的时候，她觉得那是昨天的事情；大地震过去20年的时候，她觉得是前天的事情；大地震过去30年的时候，她反倒觉得是今天的事情。大地震是天灾，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活下来的，坚强的坚强着活着，软弱的麻木着活着，谁也没见谁为死了的人一头撞死，倒是爱把“地震时把我砸死就省心了”当做口头禅挂在嘴边。摊上天灾没法子，一个“摊”字最有说服力，“摊”是命在人世间的具体落实。可死了丈夫后，自己改嫁迈出的这一步，走这一步带来的祸患，是天灾的延续，还是作孽的肇始？

　　地震后，有人给鲁桂花介绍老伴。实际上，那时鲁桂花还不到40岁，但从她心里也认可就是找老伴。哪里都不少那么一帮嗜好给孤男寡女撮合成婚的人。现在，鲁桂花想起当初介绍人的巧舌如簧就余恨难平。“70要个家，80要个家。”“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她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媒婆到东家男方说媒，说女方哪都好，就是嘴不好。男方家想，嘴不好也就是爱唠叨呗！成婚圆房的时候，发现新娘是个兔唇；媒婆到西家女方说媒，说男方哪都好，就是眼下没啥。女方家想，眼下没啥就是暂时穷点呗！成婚圆房的时候，发现新郎天生鼻子缺损。编排这么阴损的黑色幽默的，必定是吃过媒婆苦头的人无疑了。人就是这么没良心，日子过火了，过美了，过甜了，谁也会感恩穿针引线的红娘。媒婆骗人挣俩散碎银子，那是旧时代的事。但婚姻本身就是个陷阱，却是古今一理，不过是有人掉井里后，守着锅盖大的一方天，有吃有喝，还避风；有人掉井里，等着他（她）的是竹签子和蛇蝎。鲁桂花的媒人当初没骗她。对方是工程师没错，有一个20出头的儿子也没错。她这边有两个闺女，鲁桂花本人又是会计，条件和家境都很匹配。再者说，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没有多少人谨守“好女不嫁二夫，好马不配二鞍”的封建古训，也没有多少人有心情对二茬子婚挑挑拣拣。

　　让鲁桂花感到不适应的，是工程师过日子的方式。精打细算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大立柜没把手——抠门。炖一小铁锅排骨，恨不能吃它半年。工程师是最早提倡家庭“AA制”的人。每月的水、电、煤气费要鲁桂花和他轮流着花，说是这样能建立起人人节约的意识。每逢鲁桂花付完当月的钱，工程师就拿出他的记账本，把水表、煤气表、电表上的数字抄得清清楚楚，并在未来的一个月30天中，隔三差五地进行各项数字进度通报，号召节约节约再节约。鲁桂花看见他举个老花镜爬高上梯地抄表，总忍不住啧啧发几句感慨：“你这工程师，我肯定是当不了，你要是干我会计这行当，保准年年是劳模。”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大事是鲁桂花的大女儿和工程师的儿子好上了。鲁桂花当妈的早就看出了眉眼高低。工程师当爸的在家也肯定不是把注意力全放在那几块走字儿的表上。但谁都不说。鲁桂花当然是希望工程师先说，可工程师就是不吭声。鲁桂花怀疑工程师是揣着明白卖糊涂。鲁桂花感到特别棘手。五口子大活人酱在一个屋檐下，想干涉都干涉不住。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她一点也闹不准。在单位里，震后重组的家庭中发生的家长里短，一直是磕不完的瓜子，来供大伙磨牙。这类事，已在别的类似家庭中发生了。但鲁桂花还是默默地希望这只是兄妹之间的一种不太注意分寸的亲昵，是一种好感，或者说是年轻人异性间的浪荡。但动真格的，最好别发生在她的家里。事情并不按她的心愿发展。有一天，她下班回来，发现屋里的门在里边插着。她瞟了一眼院子里的自行车，就没再使劲擂门。门涩涩地开了。屋里的人，一如所料。大女儿红脸涨脑地低头扫地，工程师的儿子打个招呼后影子般借故溜了。

　　鲁桂花知道，再装聋作哑下去，家事很快就要成为家丑。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真到那时候，再紧的门，也关掩不住。鲁桂花不得不跟工程师商量：“给他俩登记了吧。”这话由她这一方说出口，她感到莫大的屈辱。工程师心照不宣地点点头。没多久，一个屋檐下变出两个户口本。那时候，正值唐山震后的第8个年头，大批简易房拆迁，迁入新建的楼房。小两口幸运地及时得到一套一室一厅的楼房，老两口和小女儿住楼下三居室。

　　日子陷入平稳时期。一对称兄道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成了夫妻这件事，在许多人眼里觉得也属正常，肥水不流外人田。鲁桂花也慢慢觉得这不是件什么坏事，甚至有亲上加亲的一种意味。重组的一家人内部又结成一家人，大家套小家，有事更好商量。过了一年，小两口有了男孩。孩子长成牙牙学语般大的时候，鲁桂花执意要让孩子叫她奶奶。小孩就叫奶奶，奶奶，一直在“奶奶”的怀里长大。鲁桂花自动担负起看孩子的责任。自己这把岁数对婚姻质量的改善已没有要求，如果自己的婚姻引来和成就了大女儿的婚姻，这种奇特的家庭模式，也算是命中注定，意外之得。信命没什么不好，信命能平息和淡化心中的浓浓苦楚。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样丰衣足食，天天过年的好日子，绝对是在地震中死去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她只能怪前夫没能活到今天，没福消受。女婿或者说儿子在外贸系统当司机。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外贸系统上班，福利和实惠非一般别的单位所能比。尤其是小女儿，有事没事最爱坐姐夫的车出去兜风。小女儿还在上技校，早上匆匆忙忙经常顾不得吃饭。当姐夫的比当妈的想的还周到，总要在早餐桌上预备下蛋糕、月饼和苹果之类充饥的东西。姐姐和姐夫吵架了，小女儿每每站在姐夫这一方。假期的时候，小女儿就是女婿身后的尾巴和影子。孩子由“奶奶”全天候带着。小孩吵夜，小女儿说影响自己休息，主动提出到楼上和姐姐、姐夫住一起，鲁桂花没有提出反对。楼上是一室一厅，小女儿就在客厅里支了张床，拉了个布帘。

　　没过多久，平静的日子打破了。楼上大女儿和女婿夜里经常吵架，声达户外，街坊四邻屡有怨言。鲁桂花从此夜夜不得安宁，竖起两个耳朵听楼上的动静。楼上的“战事”不断升级，工程师能做到充耳不闻，黑甜一觉到天亮，可苦了鲁桂花，像消防员一样地扑火，楼上楼下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奔徙。有一天，大女儿终于指着丈夫说出了实情：他夜里起床解手，总也不回来。小女儿站在一旁，表情漠然，一言不发。

　　鲁桂花又一次遇到了最难堪的事情。她气急败坏地和工程师摊牌：“你要是再说管不了，咱俩老东西先离婚，我们娘仨跟你们爷俩，我丢不起这张老脸。”楼上的战事未息，楼下的祸端又起：工程师急火攻心病在床上，到医院一查，脑血栓和小脑萎缩同时并发，犯一回重一回，直到现在，比植物人强不了多少，伺候病人，照看孩子，全是鲁桂花一个人的事。

　　女婿和小女儿在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失踪了，后来知道是去了广州。一个月回来后，工程师的儿子和鲁桂花的大女儿办理了离婚手续，在外边租了处房子，和鲁桂花的小女儿住到了一起，和谁都不用商量。

　　伫立寒风中，鲁桂花经常想起那个来人给她介绍老伴的夜晚：满堂儿女，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