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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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气性可真大啊！人们感叹道。

　　面对着同龄人猝然的死亡，我们一群孩子都瘫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哭了。

　　我们真不明白：明雁是他父母的宝贝蛋儿，含在嘴了怕化了，搁在地上怕碎了，被千疼万怜的一个人儿，对生命咋就没有一点怜惜呢？跟他相比，像我们这些从来不被父母放在眼里的、说饿饭就饿饭，说打骂就打骂的孩子，早该死上千次万次了——但是，我们一点死的念头都没有。

　　我们没皮没脸地活着，好皮实啊！

　　死亡的事件回忆完了，我的心阴沉起来。觉得人活着真实没多大意思——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不管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不管是被人疼爱的还是被人嫌弃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横竖迟早是个死。他娘的，原来人生下来就是预备着死的，怕也没用哩！所以，死一个是死，死一卡车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样的。

　　从这时起，我真的把死看轻了。

　　这时，天也阴了起来，因为天上那角白惨惨的月亮已经不见了，不久，果然就下起了小雨。

　　我一骨碌爬起身来，毫不犹豫地朝家里走去。雨水给了我决绝离去的理由。

　　“你干啥去？”父亲追上了我。

　　“回家。”我明确地告诉他。

　　“你回去干啥，找死？”

　　“都死那么多人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没啥大不了的。”

　　父亲咧了咧嘴，“你小子活人才活了几天，就老人一样的口气了？真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蒜！”

　　不容我分辩，他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拽了回去。

　　但是，即便我还留在那个潮湿的场院上，人们还是陆续离去了。

　　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虽然刚进秋天，但早晚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再加上这小雨像猪血一样没完没了地淋着，即便是不被地震震死，也会被雨淋死。

　　父亲马上醒悟过来，立刻组织起全村的青壮年，突击搭建防震棚。

　　身边有现成的树木，有现成的山草，防震棚的骨架很快就搭建起来。但棚顶光遮盖上山草是不够的，因为漏雨。本来山里是有现成的石质板材的，但是，石板建正经的住房还可以，用于防震棚就不适宜了，因为它重。甭说是地震，即便是大一点的山风吹得久一点，也会把石板从棚顶摇下来——震不死人，也会砸死人哩。

　　便动员社员（村民）们把自家的篾席和塑料布拿出来。

　　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倒是带了头，但一般社员横竖不予理睬。他们说：“搭防震棚是公家的事儿，凭啥叫我们私人往里搭东西？一旦沤烂了，咱穷家破业的，日后咋过日子？”

　　父亲被气得脸子直抽搐，“都啥时候了，还他娘的这么自私？小喇叭里还整天唱呢，‘社员都是向阳花'，屁！”

　　“你这样说可就没意思了，谁让他们都是穷人呢。”我说。

　　“就你他娘的是明白人。”他瞪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心里也明白，但他是支部书记，不能实话实说罢了。

　　“咋办才好呢？”他开始发愁，久久沉默着。

　　突然，他一拍大腿，“有了。”

　　问他怎么有了，他说，既然公社也要求给社员盖防震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公社领导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父亲兴冲冲地去了公社，又兴冲冲地回到了村里——他带回来了成捆成捆的篾席和成匹成匹的塑料布。

　　防震棚严严实实地盖起来了。社员们失去了逃避的理由，不得不住进去。

　　虽然人住进去了，但心思却没在这里。他们弄出了许多枝杈——

　　“唉，多好的篾席啊！”有人叹道。他觉得这里的篾席比之他土炕上的篾席，又新又结实，好东西啊！而用这么好的篾席苫在临时性的窝棚上遭雨水淋沤，真是太可惜了。

　　对好东西的怜惜，使他生出了一个小诡计：在夜幕中，他用自家土炕上的那张旧席子把棚顶上的一张新席子置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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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举动，瞒得了忙乱中的村干部，却瞒不了有同样心思的乡亲，人们学着他的样子，都偷偷地搞着置换。他们一点也不张皇，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老理：法不责众。

　　父亲发现了，哭笑不得，严厉地宣布：“限你们在两天之内，把新席子归还回来，不然的话，就不客气了！”

　　咋个不客气法？他解释说：这是特殊时期，法纪从严——就说唐山吧，有人从死人腕子上扒手表，一经发现，就地就把他毙了。一块手表能抵得上一条人命吗？但是没办法，就得毙，不然就乱了。那么，还不还席子，你们自己琢磨着办吧。

　　虽然有这么严重的说法，两天之后，还是没有动静。

　　父亲就又站在人群之中，大声喊道：“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之后，人们还是无动于衷，父亲便摇摇头，嘟囔道：“他们欺负我手里没有枪啊。”感慨一番之后，他并没有实际动作，只是卖出风去：“这事儿，是一定要有个了断的……”

　　之所以没有实际行动，父亲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他也觉得用那么好的篾席苫在临时性的窝棚上遭雨水淋沤，真是太可惜了，不如让物质贫乏的乡亲们作为家用更妥帖。

　　父亲虽然是支部书记，但他毕竟是个农民，有一种本能的悲悯之心。

　　接下来的枝杈，是这些老实巴交的人，居然弄出一些很不雅逊的事体——

　　首先是随地大小便，防震棚里的气味很是不好闻。干部们出来管束的时候，许多人气咻咻地说：“这能怨社员觉悟吗，你们当干部的，为啥不给修些茅厕出来？”

　　其次是在混杂的群居中，张三家的男人把手伸进李四家女人的裤腰里，而刘五又寻隙摸了赵六家女人的奶子，便一片呜呜浓浓，一片大呼小叫。那些好脸面、讲清正的人们便很是有意见，“这防震棚横竖是不能住了，简直是个淫窝子。”

　　父亲把男人们集中在一块，给他们训话。“都他娘的啥时候了，还有那心思，要是还算个男人，就都给我管住自己点儿。”

　　“正因为时候不济，才赶紧摸一摸奶子呢，谁知道哪天被震死了呢。”在角落里，有人说。

　　“就是，就是。”人群中居然有不少人应和。

　　“他娘的，你们倒还有理了，简直是一群畜生。”父亲骂道。

　　“嘻嘻，畜生就畜生。”人们并未感到羞耻，既然严重的、不可捉摸的死亡在前面等待着，摸一摸奶子，就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

　　父亲也感到泄气，心里说：我堂堂的一个支部书记，居然管起了风化案，都是他娘的地震闹的。

　　但还是声色俱厉地说：“咱可丑话说在前头，谁再给我惹出事端来，就别怪咱翻脸不认人，废话少说，把他捆了，送公社派出所。”

　　虽然整肃了秩序，地震棚里也的确安生了许多，但是，不到两天的工夫，地震棚里的人却溜走了大半。剩下的人，也一派浮动，做着随时撤出的准备。

　　父亲觉得事态严重，便带领支部一班人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便也尾随在他们身后。

　　父亲说，防震棚里条件是差一些，我们支部有责任，但是请你们放心——茅厕，我们马上就修；至于里边不像话的事，我们组建个巡逻队，进行夜察。我们保证让你们住得安安生生的。

　　再安生也不去了。人们回答道。

　　为啥？

　　问老人，老人们说：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早活够了，巴不得死呢。但是不能死在外头，孤魂野鬼的，下辈子不好淘生哩。死在家里才安逸哩，就像你祖母，死也要靠在自家的被垛上。

　　听了这样的话，曾祖母安静而美丽的遗容竟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老人们说得对，一辈子在风雨中飘零，老了老了就应该死在家里。便在父亲身后，偷偷地点头。

　　问小的，小的说：奇怪了，咋不到防震棚就会死？啥叫死？

　　我便插话道：“就像明雁那样。”

　　小的竟说：明雁多有气性，搁着咱，咱也会那样。

　　听了小孩子的话，父亲半天说不上话来。临了愤愤地说：“小兔崽子，你要是真的知道人死了是咋回事，就不这样说了。”

　　问到青壮年，他们反问道：总说有余震余震的，咋这么多日子了，咋没啥感应？

　　父亲说：大小余震都三四次了，因为离得远，震感不明显就是了。

　　既然地震的中心不在咱这儿，还整天凄惶个啥？不是没病找病吗？

　　可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下次就震在咱这儿呢？不得不防哩。

　　即便是真的震在咱这儿，那防震棚也不去住了——老辈子人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你想啊，那么多人放过炮都没出过差错，咋一轮到天林，就被炸死了？那是天林的命，他命该如此哩。再说，咱山里的人命贱，就是阎王爷都懒得搭理咱。阎王爷稀罕的人是啥样的？是像柱儿那样的要啥有啥的人。再说，咱平常的日子过得这么寒酸，不死不活的，就是真的被震死了，又有啥可怜惜的？反倒省心了。

　　人们“再说”得比父亲还振振有词，木讷的父亲反而无话可说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支部可都是为了大家好。”

　　大家说：“这还用说，我们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就应该跟我们回去，不然上边怪罪下来，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就没法交代了。”父亲乘势说道。

　　“当干部的就真神附体管得了生死了？屁！”大家有些不耐烦了。

　　见干部们并没有把回到家里的人劝回来，那些在防震棚里观望的人，也呼啦一下走光了。

　　父亲对干部们说：“群众不理解可以，但是咱和咱的家属可不能像群众一样没觉悟，咱必须坚守在防震棚里。”

　　“支书，那你可就错了。”干部们齐声说：“咱要是再待在防震棚里，群众就瞧不起咱了，认为就咱们怕死哩。”

　　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气急败坏地吼道：“那你们就都他娘的滚！”

　　这之后，雨越下越大了，防震棚里就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坚守着。我感到他真是可怜，便踅回来陪他。他愣了一下，问道：“你不是总嚷嚷不怕死，要睡到屋里去吗，咋又回来了？”

　　“那是两码事。”我说。

　　父亲似有所悟，低沉地嚷道：“你别在咱面前假充圣人了，少在身边烦我，你他娘的也给我滚！”

　　“你让咱滚咱就滚了，就不！”我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钻进地铺上的被窝里。

　　“也是他娘的一个犟种。”父亲也学我的样子，把自己脱光了，钻进我的被窝里。

　　过了很久，他恨恨地翻了一个身，叹道：“咋就不真的在这儿震一下子呢？要是真的震死他两个，就知道阎王爷的厉害了！”

　　父亲竟发出这样的诅咒，我大吃一惊。震惊之余，我安慰他说：“你也别怨他们，对生死的事儿，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一有了自己的看法，别人就不好左右他们了。”

　　父亲沉吟了片刻，说：“你小子的书没白念，有想法了。嘿嘿，不瞒你说，我要不是当着支部书记，我也跟他们一样。一有了担当，这心思就变了：不能坐等着遭死，还要想办法造生。”

　　他的话，使我明白了他那声诅咒的真正含义，他怨的是乡亲们不怜惜他内心的敦厚。

　　父子俩听着棚顶上密集的敲击声，虽不再言语，但已心心相印了。

　　第二天，父亲把村干部和党团员都召集齐了，说道：“群众为啥不乐意住防震棚？是因为这防震棚里没茅厕、没隔段，不方便。”

　　大家面面相觑，说：“支书你糊涂了咋地？哪是这个原因呢，都是一群不知死的鬼，你弄得再舒服他们也是不会住的。”

　　“我就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从今天开始，用三天的时间，咱给群众修厕所，打隔段。”

　　“没人住，修它干啥？这不是浪费吗？”

　　“废话，许他们不住，不许咱们不修！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干啥？”

　　我们村那时叫长操公社石板房大队。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长操公社与邻近的佛子庄公社合并了，改成了佛子庄乡石板房村。无论如何改法，村子还是个封闭自足的生存状态。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这样的故事，他们怎能忘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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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进十九岁记忆的惊骇

向楠

      
　　我被这个场景惊呆了，后来看电影《乱世佳人》，每每看到北军进攻亚特兰大，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站在遍地南军伤兵前惊恐绝望的大叫时，我总能联想起那天在省城医院看到的这一幕。  


　　在中国，每当说到灾难这样的字眼，我相信许多人脑海里最经常浮现出的画面，一定就是唐山大地震。

　　岁月流转，年华老去，很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是，对于发生在30年前河北唐山的那场大地震，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抹去，因为，那是一个全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一

　　灾难的降临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1976年的7月是一个黑色的月份。记忆里，那个夏天多雨而且湿热。当时，我的身份是一名插队知青，正在离河北省城石家庄几十公里的获鹿县（今鹿泉市）插队。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在当地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对于知青安置的政策也相对落实得不错。我们30多个男女知青，被安置住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这是一座解放前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是那种带有门牌楼的灰色瓦房。正北屋的二层楼房，归大队部使用，东西两排厢房就当了知青的宿舍。我和几个女知青住在西厢房的一排土炕上。

　　灾难发生的那个凌晨，没有任何征兆，头天在大田里挥汗如雨地忙碌了一天农活的几十个年轻人都在睡梦中，整个村庄也安静地沉睡着，没有狗吠与鸡鸣。

　　我是知青点的生活管理员，通常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要起床，带领两名男女知青和一个村里派的炊事员做早饭。所以，我有一个闹钟。每天入睡前，我都把闹钟压在枕头底下，它总是忠实地在凌晨四点钟用一阵发闷的声音把我叫醒。

　　可是，那个早晨，闹钟还没有响，我就被一片惊恐的叫声吵醒了。睡眼惺忪地爬起来一看，整个屋里闹哄哄的，好像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了。七八个女孩子嘁嘁喳喳嚷作一团，大家嘴里都在说着一个词：地震了。

　　有人跳起来打开了灯，我也起身从枕头下拿出手电筒到院子里查看。院子里还是黑糊糊一片，北屋和东、西两排厢房房屋并没有破坏的迹象，大家吵嚷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喧闹，打着哈欠回到各自的屋里，准备倒头重新入睡。但是和我住一个屋的知青中有一个叫张建敏的女孩子，神色却一直很不安，她挨个拍打着女孩子们，让大家千万别躺下，必须到外面去，因为地震随时可能再来。

　　建敏从小生活在邢台，她经历过1966年3月发生在邢台的那场地震，记忆深刻。所以，她对于地震的恐惧感比我们大家都强烈。在她坚持下，我们都重新穿衣起床，到空旷的院子里躲避。

　　想着这也许不过是一场虚惊，几十个男女知青很快就镇定了，大家三三两两或站或坐在院子里，嘻嘻哈哈地相互逗嘴取乐起来。

　　那时，我们大家还不知道，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唐山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灭顶之灾。这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就在这天的凌晨，在一片地动山摇中顷刻被夷为平地，24万人被夺走了生命。

　　由于没有任何的通信设施，没有报纸和电视，在灾难发生之初，我们这些知青和村民们一样，对于外边的世事显得很麻木。

　　夏天亮得早，五点多钟的时候，几十个在院子里待了半夜的知青们，涌到食堂吃过简单的早饭，就纷纷扛起铁锹、锄头等农具，像往常一样去出工。男知青们甚至还说说笑笑，油腔滑调地唱着在知青们当中流传的那些不知道谁编的小曲儿：葱丝、姜丝、红萝卜丝、小磨香油拌馅子……

　　不要指望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会传播外边的信息，只有当村里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时，它才会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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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天之后，开始有零星的消息在村里流传开来。大家这才知道，那个凌晨我们感觉到的轻微震动，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唐山，却是一场惊天浩劫。

　　在地里干活的人们有了话题，人们绘声绘色，神情间带着神秘，说的都是唐山地震：说，整个唐山都震平了，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血流成河；说，有人从死尸堆里爬出来，连夜逃到北京，向中南海报告的灾情；说，有外国人要给中国救援物资，被中国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说，地震还没有完呢，下一次说不定就到了咱们这儿了……

　　有村民从省城里办事回来了，带回一个切实的消息，说满大街都是搭的抗震棚，好多伤员送到石家庄了。人们终于明白，这不是一场谣言，而是一个就发生在眼前的悲剧，人们这才真实地感受到了一些紧张不安。

　　张建敏因为经历过邢台地震，被女知青们当做可以预知地震的权威。一群女孩子每天出工时都跟在她身边，说真要地震来了，建敏往哪儿跑，咱们就跟着往哪跑。不过，大家担心的是，万一正干着活，棉花地忽然塌陷下去可怎么办？那不是连跑都没地方跑了吗？

　　大概地震后三四天吧，我到城里为食堂采购油盐酱醋一类东西。走在省城大街上，我惊讶地看到，果然如村里的老乡们说的那样，在好多空旷的地方，都花花绿绿地搭起了大大小小的抗震棚。行人的神色都很匆忙，好像急着去救人似的。路过省三院时，我透过院门向里张望，我看到那个院子里也拥挤着架起了帐篷，脚步匆匆的医护人员们在帐篷间穿梭。

　　我忽然想到，我的两个女同学就在这家医院当护士，也许可以向她们了解点地震的详情。这样想着，我就迈步走进了医院。

　　我的两个女同学都很忙，她们一个在骨科，一个在外科，而这两个科室，都正在紧急处置一批批转送来的唐山伤员。我的心跳得厉害，屏住呼吸，跟在同学的身后，在几个军绿色的帆布帐篷里转了转。眼前看到的景象，令我终身难忘。在我19年的人生岁月里，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那么多的伤员，只觉得眼前到处是一片白色，那些断了胳膊、大腿或者头部受伤的伤员，被包裹在纱布、石膏和绷带中，正躺在病床或者担架上痛苦地呻吟。高高低低的木头和铁架子上，凌乱地挂着输液器和各种用来固定伤员患肢的东西。空气里飘浮着药味、汗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里那里还不时有哭泣声、叫骂声传来，使帐篷里的气氛格外令人窒息。

　　我被这个场景惊呆了，完全手足无措。没有经历过战争和灾难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灾难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天呐！原来地震不只是报纸上的几组数字和人们嘴里传播的小道新闻，它是真实发生的了，灾难把血腥、死亡这样残酷的东西，生生强加给了毫无防备能力的人类。

　　走出帐篷，刚才看到的画面一路上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无法想像，这些失去了亲人和家园的人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治愈灾难带给他们的双重打击啊？

　　后来看电影《乱世佳人》，每每看到北军进攻亚特兰大，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站在遍地南军伤兵前惊恐绝望地大叫时，我总能联想起那天在省城医院看到的一幕。

　　三

　　地震发生时，我的姐姐正在省城附近的平山县医院当护士，平时常可搭乘医院里的班车回家。

　　但是，那段日子里，姐姐忽然没有了音信。虽然报纸上后来有消息说河北省好多医疗机构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唐山抢险救灾。但是姐姐有没有去呢？家人完全不知道。我猜想，我的父母那段时间里一定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有传说唐山还时时有余震发生，每个去现场的人们，都有可能遇险。曾经担任过北京军区第九高级步校副校长的范雪峰伯伯，和他的儿子在地震中双双丧生了。他是父亲的老首长，在他遇难后，我曾经几次陪父母去看望过他的夫人。

　　家人担心着姐姐的安危。直到很久后，才辗转有消息传来，姐姐果然在地震的当天下午，就跟着医疗队去了唐山。

　　姐姐在唐山一待就是两个半月。医疗队返回时，我的父亲也在欢迎的队伍中。当他伸出手和医疗队员们挨个握手时，竟然完全认不出那个站在他面前的女孩子，就是他那已经变得又黑又瘦的女儿。

　　关于发生在唐山地震中的好多事情，我是从姐姐的嘴里知道的。

　　姐姐在地震发生时的当天下午两点多，就随医院的救护队奔赴了唐山，没有时间向家人告别。

　　姐姐说，出发时，医疗队是带了许多食品和水的。但是一进入唐山市区，他们就把这些可以保障医疗队几天生存的东西全部分发给了沿途遇到的灾民。

　　姐姐的医疗队驻扎在凤凰山公园——这个美丽的名字我是从姐姐那里听说的。姐姐说，因为断水断电，为了保障灾民用水，又不至引起混乱，凤凰山公园惟一的一个湖被持枪的军人把守着不得擅自靠近。

　　姐姐的医疗队因为没有了水和食品，三天里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喝上一口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出血了。而且上边有规定，空投物品只能发给灾民，各救援单位不得动用。我无法想像，姐姐他们就是在几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开展救援工作的。

　　姐姐在唐山看到的一切，令她一辈子不能忘记。“太可怕了！地上到处躺的都是死人啊！”姐姐在向我们描述她看到的情景时用沉痛的语调说。姐姐亲眼看到，为了怕伤害还活着的遇险者，部队派去的战士们是用双手来作业的，而他们一点点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常常就是一具具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尸体。有一个战士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强烈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了，他在地上到处寻找着什么，嘴里不停地喊，“又挖到一个！又挖到一个！”

　　姐姐说，因为尸体太多，抢险人员不得不用铲车把遗体集中在一起，然后像掩埋垃圾一样处理那些遇难者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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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震摧毁了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的城市，也摧毁了无数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有几千名孩子顷刻之间成为了孤儿。

　　那座传说中曾经是凤凰飞过的地方，而今，人们听到的却是孤儿夜夜思母的悲啼。

　　远离灾难中心的我们，是听不到这些的。我们这伙知青，在穷乡僻壤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灾难仿佛真的是离我们太远了。

　　那个年代，好像除了政府组织的救援机构和物资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每遇灾难，从政府到民间，都会发起捐助。我只记得，有一次回家时，曾看到母亲在翻箱倒柜地搜寻衣物。母亲说，那么多人受灾，他们吃穿可怎么办啊？望着搜集的一堆东西，母亲直发愁，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们送到灾民手里。

　　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已经渐渐快要忘记这场惊天浩劫时，又有小道消息传到我插队的村子，说是从唐山运来了好多孤儿到石家庄，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几个月。虽说消息不能确定，但是凭想像也可以肯定，死了那么多人，肯定会遗留下父母双亡的孩子。

　　果然，没多久，我就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报道了在石家庄成立收留唐山孤儿的学校——育红学校一事。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董玉国，他曾是我母校的校长啊。这位在学生们眼中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从孤儿学校成立第一天起就担任育红学校的校长，直到多年后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我在报纸上看过他和孩子们的亲切的合影。

　　据说，为了感谢党和政府对孩子们的关心，学校的学生们，全部起了新名字，用“党”做了姓氏，名字叫党育红、党育苗等等。

　　那时的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人们精神世界似乎却并不贫穷。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高度信任的，从心底里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党和政府在，那么无论天大的灾难都不在话下。我们虽然自己在农村一日三餐地啃着窝头咸菜，但却真诚地为唐山孤儿们高兴，在我们的想像中，如果这些孩子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要流落街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五

　　唐山地震多年后，一部全景描写这场灾难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问世，把这场人们正在渐渐淡忘的灾难又推到了面前。作者钱钢用悲悯的文字和冷静的目光，客观描写了灾难前后发生的一切，把面对灾难时，人性的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发表后，人们争相阅读并开始反思，一时洛阳纸贵。

　　我是通过这部作品而了解了唐山地震许多幕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部作品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灾难文学”。

　　相对于这部气势庞大的作品，另外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篇文章题为《一张生命的车票》，是一个妻子在地震20年后写下的。

　　地震降临时，这位妻子是一个结婚刚四天的新娘，她和丈夫准备第二天去北戴河旅游，两张车票已经买好，就放在床头柜上。

　　但是，灾难突然袭击了他们。

　　地震发生时，妻子和丈夫都被埋在了瓦砾堆里。妻子完好无损，但是，因为恐惧，她一直不停地哭泣。丈夫受了伤，但因为黑暗，妻子看不到丈夫伤在哪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因为恐惧和饥渴，妻子感觉生命正在远离他们。丈夫就开始安慰妻子，说了许多故事和笑话。又为她描述北戴河美丽的海滨风光，讲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又说长沙的橘子洲头那满树满枝的橘子。

　　妻子在丈夫的鼓励下，感觉浑身有了力量，开始充满了信心。

　　三天后，他们被救援人员找到。妻子才发现，丈夫半边身体已经全部被砸成了肉泥，当一抹光线照耀进来时，他却笑着走了。他用坚强的毅力和深沉的爱恋，给了一个妻子最后的抚慰。

　　这篇短文曾经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思考过，当灾难发生时，人应该具有哪种品质，才可以最终拯救他人和我们自己。

　　六

　　唐山地震发生十年之后，我得到一次去唐山公差的机会。我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好奇心走进这座城市的。我想知道，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为有姐姐前边的描述，我第一个去寻找的地方就是凤凰山公园。我沿着园中那座碧波荡漾的湖，缓缓地走了一圈，想像着当年这片湖水是如何救了无数唐山人的生命。我还登上了位于公园中央的那个凉亭，俯瞰过这座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朝气蓬勃的新城市。

　　整个唐山市，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旧日的影子，它好像是在一片白纸上凭空建立起来的一样，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街道，新的楼房，连沿路的树木也透着一派新绿。据说为了避开地震带，新的城市并不完全是在旧址上建造的。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我到一处旧城遗址去看了一下，好像也只是看到了保留下来的不多的几段断壁残垣。使人已经想像不出，就是这座城市的地下，掩埋着几十万人的白骨。

　　走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高层建筑。当然，那时的城市建设还不像今天这样流行高层建筑。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市民，表情都是轻松愉快的。幸运地逃离了灾难的他们，如今平静安详地生活在一座新城里。

　　我曾经想向陪同的朋友探问一下他们当年的遭遇，但下了几次决心，也终是没有敢开口。我想，那必定是一块沉痛的伤疤，不能轻易揭开的。

　　离开唐山前，我特意跑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前照了张相，留下了我对这个城市的最后一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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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催我去地震部门报到

卢祯

      
　　一天，在北京市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不同意。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  


　　1976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大悲大喜的一年。翻开那一年的日记，前九个月里，几乎记满了沉重的叹息。先是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人帮”加快了反党夺权的步伐，将广大群众清明节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自发行为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进行残酷镇压。不久，朱老总、毛主席又相继离开了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前途何在。而7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更成为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年，我正在湖北十堰大山里的铁道兵部队服役。说来也怪，那段时间的气候格外异常，年前已入冬，我们营房后面的梨树却突然开了花，当地的老乡们说从未见过，纷纷跑来看热闹。转年快到清明了，却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眨眼间，山山岭岭便一片洁白。接着的一个多月，天冷无比，直到过了“五一”，我们这些年轻人才脱了棉衣。紧随其后的几个月，又是奇热，人即使坐着不动，也是大汗淋漓；晚上躺在凉席上，汗顺着身体往下流，一会儿工夫，席子上就会出现一个湿漉漉的人形。

　　7月底，我正在病房值班，另一名家在北京的战友跑来告诉我唐山地震了，北京、天津都有损失，我一听就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通信交通还很落后，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何况这种特殊时期呢。我们商量后，决定请假去邮局给家里拍电报问问情况。好容易盼到“八一”放假，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邮局，得到的消息却是往北京的电报发不了，什么时候通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更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无奈，只得回去，在忐忑中等待消息。

　　我所在的卫生队还有几位河北乐亭的老兵，那儿是重灾区，他们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那一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相互询问家里的情况，相互安慰，其他同志，包括一些平时有些意见的同志，也从不同渠道帮助打听消息，并争着多做工作，以减轻我们心理的负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由于自然灾害的降临而显得格外亲密。

　　8月6日，我终于收到了父母托人带来的写于“防震小棚”的家书，讲了北京地震的情况，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只是不敢住在楼里，而是借宿到别人家在外面空地上搭的小棚里。虽然为父母那么大年纪还得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难过，但知道一家平安，悬了多日的心总算踏实了。全队的人都为我高兴，父母的来信，也被家在灾区的战友们传看得几乎成了碎片。

　　不久，几位乐亭老兵也都陆续收到家里的来信，基本上所有人家的房子都倒了，所幸亲属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只有我们卫生队长家里一直没有消息，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天，听通信员说队长收到信了，我急忙往他家里赶。队长不在，我问他女儿，说不知道。我猜想一定出了问题，但整整一天一夜，谁也不知道队长究竟去了哪里。第二天一早，人们见到了队长，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经打听我们才知道，他的内弟7月27日去唐山结婚，28日凌晨，与新婚妻子及家人全部死于那场地震。

　　队长的内弟基本上是由队长夫妻带大的，就在我们旁边的部队服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姐姐姐夫家。我们这帮女兵嘴馋，也常去队长家混吃混喝，一来二去都玩得极熟。7月下旬，他来卫生队说要探家，大家还和他开玩笑呢，谁知短短几天工夫，却已是阴阳两隔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我熟悉的人的死亡，当时的心情难以用笔墨形容。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生命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仍是那样栩栩如生。

　　从7月底开始，为支援灾区，部队和周围的工厂便停了电。我们值夜班都是点油灯，如有重病号，就自己发电，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犹如人们的心情。

　　9月，我中途退伍回到北京。虽然老百姓仍然一如既往地过日子，但市场供应极为贫乏，街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搭建的抗震棚，人心惶惶。9月25日已吃过晚饭，几位叔叔伯伯正在我家和父母悄悄议论“四人帮”的问题，突然，楼房好像晃动了一下，我感觉仿佛坐小船似的轻微颠簸，瞬时间楼下已乱作一团，只听得爹唤女、儿喊娘，慌乱的脚步声、门窗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我拉着父母急忙下了楼，人们正在相互打听着消息，但是除了道听途说和猜测，什么信息也没有。在外面游荡到了深夜，才敢回家，父母嘱咐不要脱衣服，一家人就这样坐到天亮。

　　以后，地震形势好像越来越紧张。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一片混乱，各种小道消息传得人们惶恐不安。11月，妹妹单位传达上级精神，说三天内将有5级左右地震，我不相信，跑出去到处打听消息，结果说法都差不多。一些有防震棚的人家已搬到棚子里去住了，没有的，当晚也都抱着大衣站在楼下不敢回家。第二天，父亲所在的单位给老同志发了军用帐篷，让各家都住到帐篷里去，这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更糟糕的是，由于父亲还是“走资派”没有解放，帐篷没有我们家的，想搭抗震棚又没有材料。父母忧心忡忡，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虽然一些老战友让到他们家的帐篷里去过夜。但父母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种生活使他们尴尬难堪。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住在家里，用妈妈的话说“死也死在一起”。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晚上都是轮流值班，稍有动静 ，便赶紧把大家叫醒往楼下跑，如今想起，真是不堪回首。

　　真要感谢住在我们对门的工人李叔叔，他当时在铁道兵司令部负责管理首长的公务列车，看到我们家的境遇，主动提出让我们一家住到公务车上去。那些车长期停在呼家楼的车厂里，一旦首长使用，随时可以开出。那一段时间，我们一家每天吃过晚饭，就坐公交车从东直门外的家里到呼家楼停车场，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路，登上公务车，睡在列车里。为不影响列车的随时使用，给李叔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每天天不亮，我们就急忙起床打扫整理车厢，匆匆离去。虽然奔波劳碌，但总是感觉安全了，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分配工作。去看了几个单位都不是很满意。一天，在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紧急通知我速去安办，他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一听急忙摇手，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在部队一直从事卫生工作，根本不懂什么政工。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我很为难，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得答应考虑考虑。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几经思想斗争，我虽然心里并不喜欢管理工作，但为了朋友们的友情与希望，最终还是去地震队报了到，从此与地震结了缘。

　　转眼3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往事，当年的焦急、恐慌、沉重、无奈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我多希望，随着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的逐步完善，那场大震灾的悲剧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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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云南逸事

杨浪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  


　　1976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那一年，我们在驻守云南的部队里。论军龄，到1976年初我们已经是入伍6年的“老兵”了，不过因为参军的时候年龄小，这时也不过20出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训练通讯技术人员的部队，部队首长很喜欢这帮思想活跃、技术也都不错的“北京兵”。尽管先后有不少复员退伍，但是当年一起到部队的“北京老乡”有一百多个，到这时，还有十几个仍在部队，而且已经是各个分队的骨干了。 因为是北京人，这一年在北京出的事大家都格外关心。年初，从周总理去世，到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除了公开的媒体做出的报道，免不了有家里传来的种种相反的消息，私下里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只是部队里训练繁忙而且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的精力只能放在工作上。那年的夏初，部队里的学员依惯例下到各个边防分区的通信部队实习。

　　记得刚下去不久，就发生了云南龙陵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省西部的龙陵县先后发生了两次7.4级的强烈地震。龙陵、施甸和潞西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尤以龙陵县的镇安、朝阳、勐冒、平达等16个公社受灾最严重。震区所在的云南德宏分区正有我们的实习学员，很快部队知道了他们所在的边防团驻地地震影响较小，大家也就放了心。6月，部队长要去巡视学员的实习情况，我作为大队部的文书随行，就这样来到了云南震区。

　　此行沿着云南边疆走了1800公里。我们从昆明经楚雄、下关先到怒江军分区所在的六库。工作后再经保山抵达德宏军分区。离震区远的地方，震情还不明显，吉普车行走在澜沧江和怒江大峡谷边，偶尔看到远山上有滑坡的现象。不过这一带本来就是喜马拉雅地震带向南拐弯后的南延部分，地质构造致使地壳运动强烈，褶皱和断裂十分发育，看到滑坡的痕迹也不算奇怪。进入德宏附近大约是６月上旬，这时公路两边山体的滑坡就明显严重，但是在村寨比较分散的山区，并没有直接看到倒塌的房屋，倒是公路上不时有拉送救灾物资的车队，让我们感到了灾区的气氛。

　　我们下榻在军分区招待所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因为是军区直属部队下来的，边防部队的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一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帐篷是刚刚离开的中央慰问团住过的，应该算是这里最好的居住条件了。

　　云南地震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发来了慰问电，并派来由当时的副总理吴桂贤率领的中央慰问团。由于当时余震不断，其中5级以上的余震就有18次，所以部队都住在露天，能够有宽敞的大帐篷，实在是上宾待遇了。当晚，我、驾驶员和部队长同居一帐，因为旅途劳累，一夜未醒。早上起来，驾驶员说起昨晚有两次余震，我和部队长都未察觉。印象深的倒是那顿早餐的大米粥，那米粒不但晶莹细长，居然是有些绿盈盈的！一问知是著名的“遮放大米”，刚刚招待中央慰问团，我们也跟着享用了。

　　据文献记载，龙陵地震造成84人死亡，1742人受伤，各类损失2亿元。但是由于我们主要是在边防团区所在的附近村寨走访，这里的建筑以干栏式竹楼为主，所以人员和建筑都没有因为地震有太大的损失。

　　6月中下旬，我们“巡视”到澜沧军分区所在的云南孟连县，这里与缅甸接壤，对面就是当年缅共武装的“东北军区”机关所在地。那一年，对面正闹“鼠灾”，公路上时或能见到面色藜黑衣衫褴褛的缅甸灾民，言谈里，佤族老乡对“鼠灾”几乎谈虎色变，似乎那家伙闹起灾害来，比起战火来也毫不逊色。只是我没有亲见“鼠灾”的现场，只有记忆里的这些印象，知道有此一“灾”。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1976年8月，在云南小山沟里的部队，我们刚刚结业了一批学员，准备着下一批的训练任务。在训练部队，也有一个小小的暑假一样的放松时期，正是我们这帮“北京兵”们可以抽空玩一玩的时候。

　　渐渐地，唐山的“震波”传过来了：先是家里传来北京气氛紧张，全城在搭地震棚的消息；紧跟着，我们身边的一个天津籍战士家里出事了：那个天津兵姓曹，我们都叫他小曹。原来是军区体工队招来专业打排球的兵，我们经常开玩笑地管他们叫“球兵”。我们的部队长是个狂热的篮球爱好者，一手操办了我们部队篮球队的成立，而且主力就是我们几个北京兵。那年正赶上军区体工大队的排球队整编，把刚入伍不久的小曹他们几个小伙子“整”下来了，部队长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纳入囊中。有了这样几个人高马大的生力军，我们部队的篮球队也不断地捷报频传战果辉煌。这里面就有小曹的一份功劳：他本来是打排球二传的，所以思路敏捷，身手灵活；改打篮球以后依然触类旁通，再加上他是左手，正好补在我们原来较弱的左前锋位置，没多久就成了我们球队出场阵容中的绝对主力。

　　这一天，我们又要和驻地附近的阳宗海电厂进行友谊比赛。电厂球队历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过两家关系很好，因此没有别人比赛的时候也经常和他们练兵。那天正要出发的时候，通讯员小赵举着一封电报跑过来交给小曹，小曹接过来立即脸色大变。这些天大家已经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也知道天津受到波及。可是小曹家里一直没有给他来信。说起这些来，小曹一直惴惴不安，大家还在不时宽慰他。这封电报里只说是“家里出事了”，要小曹马上回家。

　　比赛之前，大家都知道小曹家里出事了的消息。顿时有些乱，有的说，你马上收拾收拾，先准备一下；有的说，干脆这场球也不打了；小曹则急得脸色煞白。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球场，这时球场边已经聚集了许多来看球的观众，情急之中还是我拿的主意：先把球打完再说。 那场球是我吹的裁判。要说小曹也真是一个好兵，我看见他依然打得格外认真卖力，场上的人也多少有些下意识地多给他喂球，使他那个“131”阵型中的底线“1”打出不少漂亮的配合，结果自然是我们赢了。

　　那场比赛部队长并不在场，比赛完以后大家都围在小曹身边，这个帮着擦脸，那个帮着拿衣服，然后大家一起跑到部队长那里，请求领导让小曹回家。但这时候部队已经得到指示，要严格控制这时候到灾区探家的名额。几经争取，最后是部队长亲自批准，小曹才回天津去了几天。很快的，我们才知道，在这次地震中，天津也遭受重大损失，小曹家里的两个姐姐都在地震中遇难。小曹是家里惟一的儿子，遭此大难，为了不愿影响儿子的情绪，曹妈妈在电报里竟没有明言，致使他的请假多费了不少周折。

　　第二年，部队照顾小曹家中的特殊情况，批准他复员。记得临别前，为了这番患难中的战友之情，小曹抱着大家哭得很伤心。多少年以后，小曹已经当了天津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战友们在天津相聚，说到这件事，大家仍不免动情。

　　就在小曹探亲前后的几天里，从其他部队的唐山兵那里传来更多的可怕消息。不过在那时候，远在灾区的几千公里以外，除了大家兄弟般地给家里遭灾的战友塞点津贴，实在是帮不上多少忙。以后北方的战士家中纷纷传来消息，说是盖地震棚缺少木材。当时云南的农村集市上都可以见到贩卖木材的，以后凡是河北籍战士复员，总不免买些木材，再用几层木头打成一个巨大的包装箱，其实里面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行李。再以后的流风所及，不管是不是河北的，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们总要想方设法的从云南带些木材回家去。几年以后，到我回家的时候，还用这个“包装箱”打了一对沙发，一个桌子和一个柜子呢。那年的9月9号，毛泽东主席逝世。消息是在当天傍晚的时候，不过在中午就通知说下午收听重要广播，而且已经通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说实话，听到广播的时候，许多人也哭了，但是没有年初周总理逝世时哭的那么伤心。一是因为事先已经有了预感；一是因为这次进入战备的气氛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因而有些真正的紧张。当然，也有一些始终关注政治局势的人，在悲伤之余，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