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绝囗不谈和议事 千秋独有左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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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对如何摆脱困境，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出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凭借仿造的洋枪洋炮，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洋务派的头目们被封建史学家捧为“中兴名臣”。其实，这批所谓的“中兴名臣”，大都对付人民的反抗心狠手辣；对付列强的侵凌妥协退让，把“中兴”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实属不当。当然这里边要把特立独行的左宗棠除外，因为综观左宗棠的一生，在列强侵凌面前，他从不退缩，坚决抗争，勇敢地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和尊严。下面，我们就讲述左宗棠捍卫祖国领土和尊严的故事。



新疆是我国西北部的边陲地区。全区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古称“西域”。很早以来，西域就同内地有密切联系。公元前101年，西汉朝廷就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公元前60年，西汉朝廷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郑吉担当首任都护。从此以后，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在西域设官建制，有效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



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一个封建汗国，名“浩罕”。1865年初，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阿古柏“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城，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他本人自称“毕条勒特汗”，意思是“最幸运之主”。随后，阿古柏又用两年多时间，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抗，进一步攻占吐鲁番，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落入阿古柏的魔掌。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势在必得。俄国在利用阿古柏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的同时，又亲自出兵侵占伊犁，使新疆危机雪上加霜，更为严重。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怂恿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疆又告急。面对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同时出现的危机，清朝政府内部发生“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



海防论的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主张重“海防”，废“塞防”。他上奏折，说：“中国历代边防重点多在西北，国家强弱皆取决于此。如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这是几千年来一大巨变。新疆自乾隆年间收复，即使无战事，每年耗费兵饷两百余万两白银。只为收得数千里空旷无用之地，而增加千百年之巨大负担，这是很不值得的。该地北邻俄罗斯，西接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面靠近英属印度。这些国家日见强大，新疆土地必然日益遭受侵削。即便勉强收复，将来也断难久守。新疆不收复，好像一个人失去了肢体，而元气并无所伤。故失掉新疆于中国无损，得之反而有害。海疆则不同，如海疆不防，就会成为心腹大患。海防与塞防，何轻何重，人们必一望而知。如果臣的意见被采纳，那么，已经出塞以及尚未出塞各路军，应加以裁减，该撤的撤，该停的停。所省的兵饷，都可挪作海防之用。”



塞防论的代表是湖南巡抚王文韶，他认为：沙俄侵吞西北，日甚一日，“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加强塞防。“西北无虞，东南自固。”



李鸿章把新疆比作肢体，鼓吹丧失肢体无伤元气的论调本来十分荒谬，可它迎合了清廷多数官员的苟且心理，所以附和者众多。但仍有少数大臣不忍心把祖宗留下的土地，拱手送给外人，怀疑海防论。他们建议朝廷征询正在西北地区督办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意见。



听到李鸿章重“海防”、废“塞防”的主张，左宗棠肺都要气炸了。他立刻挥毫陈述自己的见解：“西北自古就是中华重地。周、秦、汉、唐之盛，皆因掌握了西北；当它们衰落之时，也皆因先失掉西北；当它们力保东南，就是它们灭亡之时。我朝高宗先平定准部，次平回部，开拓疆土二万里，其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朝廷上下诸臣都怀疑耗费过大，是否合算。唯独高宗卓见宏远，不为众议所迷惑，终于把新疆留在中国的版图。如今俄、英进逼，阿古柏逞凶。当前形势，应先杜绝俄人阴谋，必先平定回部；欲收复伊犁，必先攻克乌鲁木齐。如果得不到乌鲁木齐，我无驻军之所，不仅危及陕甘，而且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兵之日。因此，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护卫京师。西北与京师的关系，如臂膀与手指相联，形势完整，无缝可乘。倘若新疆不稳定，则蒙古不得安宁，不只是陕甘、山西各边有侵失之虑，即便直隶北边关山也无高枕安眠之日。总观中国形胜，东为海防，西为塞防，二者并重，岂可偏废！



臣本是一介书生，承蒙皇上与朝廷给予特殊恩典，破格拔用，高位显爵，位极人臣。臣今年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我怎能不自量敢把重担挑在自己肩上？又怎敢妄自尊大，贪图天大的功劳？臣虽愚不可及，也绝不能有这种念头！然而，伊犁既被俄国占领，阿古柏又占据喀什噶尔，如置之不问，必有日侵百里之势，后果何堪设想？”



左宗棠的意见，既不同于塞防论，更不同于海防论；特别是跟李鸿章的论调，针锋相对。左宗棠的奏章送到北京，震动了朝廷。军机大臣被他的浩然正气所感动，一些支持“海防论”的大臣也觉得左宗棠说的句句在理，无可争论。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阅读奏章，连声赞叹：“妙论啊！议论之精，堪称当今中国第一人。”“季高（左宗棠的字）不愧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左宗棠的忠诚打动了朝廷。朝廷认识到，守不住祖宗留下的基业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当此艰危之际，像左宗棠这样勇于担当重任的人才实在难得。既然他自荐承担此任，为什么不让他到新疆去一试身手呢？最终，经慈禧太后批准，以“上谕”形式，由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宣布：“海防塞防并重”。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兵收复新疆，通盘筹划，以固塞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自兰州驰抵祁连山下的历史名城──肃州（今甘肃酒泉）。他把自己的行营设在城东，作为西征军的总指挥部。



次日，左宗棠升帐，召集西征诸将开会。会上，左宗棠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阐述了西征的战略方针。



他告诉诸将：逆贼阿古柏久踞南疆，严守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而以叛国逆匪白彦虎驻守乌鲁木齐。长期以来，他们横征暴敛，搜刮百姓，因此积储丰盈，无军食匮乏之虞，享以逸待劳之利。但是，受逆贼欺凌的各族百姓怨恨他们，日夜翘首盼望朝廷大军西进解其倒悬。阿古柏军队的骨干是浩罕逆贼，而下级官兵多数为裹胁群众，所以军情不稳。白彦虎部多为裹胁群众，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人，且与阿古柏离心离德。我大军西征，阿古柏蜷伏不动，此“自守之虏”，不难弥平。白彦虎部不耐大战，仅能设伏扰袭，尤其善于逃奔窜逸。如今浩罕已被沙俄灭亡。阿古柏“败无所归，其必拼死力战”，所部洋枪洋炮极多，有相当战斗力，对付此贼，不可掉以轻心。



新疆乃我故土，征讨阿古柏是正义之举，“师直为壮”，必能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新疆地广人稀，城市间隔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何况我们的军粮须从关内运来，飞挽数千里呢？军粮供给是大问题。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储足粮食，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每当一个战役结束，必须扫荡残敌，抚辑流亡，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尤其是在进行下一个战役前，要把军粮、军火转运到前沿据点。而这一切工作，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在一个战役结束与另一个战役发动之间的准备时间要充裕，这就决定前进要缓。但是，战斗一旦打响，我军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墔垮敌人，力求速战速决，避免“钝兵挫锐”。所以，西征的战略方针是“缓进急战”。



新疆地势北高南低，前人总结出“控北制南”的经验。借鉴前人的经验，我们的西征路线是“先北后南”。所以，收复乌鲁木齐是西征的首要战略任务。收复乌鲁木齐是西征的第一场战斗，必须打得稳、打得狠，这样才能震慑敌人。只要打几个大仗、硬仗、恶仗，让敌人尝到苦头，接下来敌军就会闻风丧胆，一触即溃。这就叫作战于北，“收功于南”。



左宗棠的一席话，让西征诸将对敌我双方态势、西征的进军路线和战略方针了解得清清楚楚，从而树立起战胜敌人的信心。随后，有几路人马相继出关，进入指定地点待命。



就在西征军即将出征之时，李鸿章在《复沈幼丹制军》的书信中，借英国人之口，散布流言蜚语，泄西征军的士气，说：英国福西特来说“彼曾住喀什噶尔七月，谓回王雄杰能军，与俄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



4月26日，西征军举行出关祭旗誓师仪式。仪式结束，湘军总统刘锦棠率西征主力分三批挺进新疆。该部一万多人，配备了德国造的大炮、各式洋枪，还有骑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军中有一种田鸡炮，射程较远，炮弹自空中落下，接近地面爆炸开花，“以打马队之成团者最妙”。



西征部队集结古城、巴里坤等地后，左宗棠下达进攻乌鲁木齐的军事部署：



张曜率嵩武军十六营守哈密，严防吐鲁番方面敌军和白彦虎等部窜犯哈密，进而窜犯甘肃，动揺西征军的后方。他指示张曜：兵力不宜过于分散，要驻扎在据点要隘处，宜“深沟固垒”，多掘梅花形陷马坑，错落布置。



记名提督徐占彪率五营兵，扼扎木垒河迤西的奇台、古城一带，保护粮道，兼防白彦虎部回窜哈密、甘肃。



总兵徐万福率二营又二旗兵，与中军副将尚北嘉领兵一营，驻扎安西、玉门，预防敌军残部窜入，一旦窜入，立刻痛剿，不使漏网。



新疆军务帮办金顺所部四十营，缺额颇多，战斗力较弱，主要担负防守任务。兵力一分为二：一支防止乌鲁木齐敌军败窜玛纳斯；另一支协同刘锦棠进攻乌鲁木齐。



刘锦棠指挥湘军二十五营主攻乌鲁木齐。



战前，左宗棠特别指示刘锦棠要做几件事：



（一） 注意团结金顺，发动攻势之前先去济木萨同金顺会商进攻部署，这叫做“师克在和”。



（二）徐学功、孔才所部皆本地团练，他们长期与阿古柏对垒，在战役中要运用这股力量。



（三）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熟悉边防情形，又能征惯战，拟请锡纶派出马队，与金顺派出马队合成一千骑，再挑步兵两营，与他们组成一路，以备截击。   



左宗棠还告诉刘锦棠，攻城夺池须从要害处下手。古牧地屏蔽乌鲁木齐，必先夺取古牧地，然后直下乌鲁木齐城东南的红庙子。进攻乌鲁木齐时，各路匪寇可能前来增援，甚至阿古柏也可能从南疆派兵北上助战。必须准备打几个恶仗，“痛剿数次”，那样，收复乌鲁木齐后，更能震慑南疆之敌。至于，临阵指挥，随机应变，攻守进退，一切由你定酌，我绝不遥控。粮饷弹药尽先供应前线部队，不必担忧。



刘锦棠对左宗棠旳战略方针心领神会。7月21日，刘锦棠率轻骑，自古城驰驱九十里至济木萨，会晤金顺，商量进攻部署。7月28日，金顺与刘锦堂两军会合于阜康城。这时，他们发现白彦虎已经率部到古牧地驻扎。进攻乌鲁木齐的时机不宜再拖，刘锦棠决定开始发起攻击。



从阜康城大路至黑沟驿七十里，城西一带“深林蔽日，野潦纵橫”。城西十余里有前代废渠，可以引县城西面的野潦以供汲饮。再向西行五十多里就是黑沟驿，尽为戈壁，无水泉，中间只甘泉堡有眢井一口，开浚后仅能供百人一日之用，不宜札营。刘锦棠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黑沟驿上面是黄田，那里“水盈沟浍”，上流就是古牧地。白彦虎已派人在黄田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敌人的目的是断绝西征军的饮水，迫使西征军沿大道穿戈壁五十里而来，陷入前阻坚城，人马饥渴的困境，然后他们好以逸待劳，乘机进攻



刘锦棠和金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8月8日，刘锦棠调步骑各军进抵阜康城西十里处，修浚沟渠，节节疏通，引来野潦，就地筑垒。次日，命马步各队排列甘泉堡，佯掘眢井，摆出由大道穿戈壁进攻古牧地的态势。敌人侦探后，误以为西征军中计，防备松懈。8月10日深夜，刘锦棠亲率精锐部队抄近道突袭黄田卡栅，敌人从睡梦中惊醒，猝不及防，预伏山冈上的骑兵俯冲而下，势如疾风暴雨，锐不可当。敌人慌忙逃窜。西征军首战告捷，轻而易举地攻占黄田，取得攻击古牧地的前沿基地。



8月12日，西征军逼近古牧地。第二天黎明，西征军发现敌人数千名骑兵从红庙前来增援古牧地。刘锦棠立刻派人通知金顺，同时命令余虎恩、黃万鹏率领骑兵驰赴山前，严阵以待，又命令步兵策应。接着，他下令架设在城东南的炮兵轰击南关山垒及城关守敌，埋伏在城关外的步兵分为两路，时刻准备冲锋夺城攻垒。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敌人的城楼烈火熊熊。西征将士在炮火掩护下，争先恐后地冲入敌阵，刀光剑影飞舞，喊杀声音震天。守敌顿时崩溃。山垒、城关以及古牧地周围的据点全部落入西征军手中，古牧地已被包围。



8月16日，西征军骑、步、炮兵协作，对古牧地发动总攻。董福祥部率先由城东南角打开缺口，冲入城中，其它各军也蜂拥登城，在巷战中击毙大量顽抗的悍贼，救出“难民男妇幼孩甚众”，收复古牧地



西征军打扫战场时，捡到一封信，是乌鲁木齐贼首写给古牧地贼首的。信中说：乌鲁木齐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调到古牧地，乌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根据这一重要情报，刘锦棠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乘胜急进，直捣乌鲁木齐。



西征军马不停蹄，奔向乌城。当行至离乌城十里处，侦骑探报乌城骑贼纷纷逃窜。18日，刘锦棠兵分两路，一举攻占乌鲁木齐。西征军救出城中难民和逃匿山谷中的难民无数，刘锦棠随即委派迪化州知州赈济、安辑难民，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乌鲁木齐的收复，令朝野欢呼。十天后，李鸿章却上奏折攻击左宗棠，说：“左帅进图新疆，倾国之力断不足以接济，识时务者多议其非。”（《中国人才财政均无把握不宜因滇事与英国失和片》）



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后，据守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的逆贼闻风丧胆，西征军不费吹灰之力，收复了这些城市要隘。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负嵎顽抗。金顺督军攻城，屡攻不克。刘锦棠派兵助战，11月6日，攻占玛纳斯南城。至此，盘踞北疆的阿古柏匪帮和白彦虎叛贼的势力被扫荡一光。除伊犁地区尚被沙俄侵占外，北疆全部光复。



收复乌鲁木齐后，左宗棠悉心筹划进军南疆，讨伐阿古柏匪帮。此时，英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保护阿古柏伪政权，实现其肢解新疆的阴谋。



那时候，李鸿章正同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马嘉理案”。在谈判中，李鸿章一再妥协退让，于9月13日，签订了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威妥玛感觉李鸿章是百依百顺的“好对手”，便于28日，亲自登门拜访李鸿章，托李鸿章转告奕，英国愿为阿古柏乞降“立国”。李鸿章竟欣然接受，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述威使代喀酋乞降》。书中说：“喀什噶尔回王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如可准行，当令喀酋派使来京妥议。……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嘱为密致钧处。”



10月中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来英国公使威妥玛愿意居间调停，代阿古柏工乞降“立国”的信件，征询左宗棠的意见。



左宗棠严厉驳斥说：“逆匪阿古柏窃踞我南疆八城及吐鲁番，与叛贼白彦虎等勾结，强占乌鲁木齐等地，这是中外共见皆知的事实。英国公使威妥玛即代阿古柏乞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好像不知道吐鲁番、南疆八城，是我疆土，阿古柏是窃取我疆土的贼酋；只请为属国，还免除朝贡，对于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只字不提，是何居心？！



为了坚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支持西征的信心，左宗棠告诉奕：只要粮饷军火供应到位，收复南疆是有把握的，“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



左宗棠的议论，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令老奸巨猾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哑口无言，从而扫除了西征的外交障碍。



大军即将进入南疆作战，如何对待南疆各族人民，是关系到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左宗棠高瞻远瞩，超越流辈，制订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不愁乏食”的方针政策。他一再教育、叮嘱前线统兵大将刘锦棠、张曜等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各族人民是爱国的，从吐鲁番逃出的民众“每言欲仍归天朝”。从达坂城逃出的民众，要求朝廷大军迅速进剿。所以，此次用兵南疆，剿杀的对象是阿古柏匪军和白彦虎叛贼，至于被裹胁的民众， “均应宽贷”，这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他要求西征将士对待南疆各族百姓，要能“以王土、王民为念”，严禁杀掠奸淫。只有这样，南疆各族百姓才有“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的感觉。这不但能让此时用兵南疆容易取得成功，而且会为后来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阿古柏在丢掉乌鲁木齐后，全力经营达坂城，达坂城在乌鲁木齐的东南二百里处，雄踞乌鲁木齐通向南疆的一条隘道中间，由达坂城东南行二百里左右是吐鲁番，西南行百余里是托克逊城。三座城构成犄角之势，是通往南疆的门户。三城以达坂城形势最险要，居高俯控吐鲁畨、托克逊。所以，阿古柏重点设防达坂城，在山口修筑新城，“高厚坚整，迥殊常度”，并派作战慓悍的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统率步骑兵五千人凭险据守。吐鲁番旧有满、汉两城，阿古柏又命令“修筑王府，雄阔坚固”，由白彦虎负责防守。托克逊是由北疆乌鲁木齐入南疆的总要隘口，这里有坚城两座，阿古柏交其次子海古拉守卫。表面上看，阿古柏“设险重叠，有恃无恐”，实际上他心虚得很，害怕与西征军交战。他本人退守喀喇沙尔城，遥控指挥。喀喇沙尔城东北距托克逊八百四十余里，西南距库尔勒一百五十里，形势不妙可以迅速南逃。



两军对垒，左宗棠制订的“只打真贼，不扰平民，不愁乏食”的方针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达坂城潜逃出来的维吾尔族群众，赶来求见西征军将领，报告达坂城中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且说：达坂城南边百余里的托克逊周围，盛产水稻，大军如攻下托克逊，粮草不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更加坚定西征军南下的决心。



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指挥西征军分三路挺进南疆。刘锦棠指挥步、骑、炮兵二十余营，从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张曜率嵩武军主力从哈密西进。徐占彪率部从古城、巴里坤之间的穆家地沟搜山南下。张、徐两军分进合击吐鲁番。



4月16日，刘錦棠部进至柴窝铺，此地距达坂城二十余里。刘锦棠留下一部分将士就地构筑工事，分扼要口，主力部队继续前进。17日凌晨，刘锦棠部各营逼近达坂城，发现敌人放湖水，企图阻止西征军。近城一带水深及马腹。骑兵部队涉水前进，占领城左山冈，步兵抢占城后山头。天亮时，西征军已将达坂城四面合围。中午，主将刘锦棠策马绕诚巡视，城上弹如雨下，坐骑中弹倒毙，主将换马继续巡视，而敌人始终不敢出城攻击。刘锦棠命令各营构筑工事，严防敌人突围。



第二天，炮营谭拔萃携开花炮赶来，正准备营造炮台，侦探报山后发现敌寇援兵数百骑。骑兵营陶生林、余虎恩立刻分进抄击，杀敌过百，追击数里，击退敌人的援兵。傍晚，有投诚者，说城中敌人盼不到援兵，计划突围。入夜，刘锦棠命令围城各营点燃火把，照耀如白昼，敌人不敢突围。



19日，环城架设的开花大炮猛轰达坂城，击中城内火药库，顿时一声巨响，山崩地裂。顽敌拒绝投降，屡次冒死突围，都被打回城内。刘锦棠命令各营统领，不许一名逆贼漏网。第二天，炮兵加强轰击，坚城多处被打缺。在硝烟中，西征军骑兵、步兵迅猛冲入城中，斩杀逆贼数千名，生俘一千余名，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枪炮军械一千四百余件。西征军阵亡员弁勇丁五十二名，受伤一百一十六名。攻克达坂城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使“逆夷震慴异常”。



攻占达坂城后，刘锦棠有意释放一批俘虏。从达坂城到托克逊不足两天路程，释放的俘虏到托克逊后，达坂城歼灭战的消息就传开了。敌营官兵乱成一团，有的想投降、有的想逃跑，根本无心作战。



刘锦棠在达坂城休整四天，24日夜，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进击托克逊旳征途。第二天拂晓，部队到达白杨河，刘锦棠分出六营兵，由罗长祜、谭拔萃、席大成等统领，赶奔吐鲁番，跟张曜、徐占彪等会攻吐鲁番。他自己亲率十四营直捣托克逊。下午三点左右，大军距托克逊还有十多里，遥见火光浓烟，枪炮声隐约可闻，有维吾尔民众跑来报告，说逆贼得知达坂城失守，正焚烧村堡，胁迫百姓随同他们逃窜。黄万鹏立即率骑兵奔驰前进，与洗劫村堡的逆贼，交手对战。刘锦棠率步、骑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分兵三路，橫截而出，敌军顿时崩溃，放火自焚粮食火药，弃诚逃跑，西征将士猛追不舍，酣战通宵，逆贼尸橫遍野，收复托克逊。此役毙敌两千多名，生擒过百，夺获战马数百匹，枪械两千多件，西征将士伤亡九十余名。



在刘锦棠攻取托克逊的同时，张曜、徐占彪等率主力进至吐鲁番城郊，发現守敌白彥虎已经逃窜。这时，罗长祜、谭拔萃、席大成等部前来会师，兵力愈厚。白彦虎部头目马人得出城投降。西征军收复吐鲁番。



西征军仅用十二天，就连克南疆三门户──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歼灭阿古柏一半兵力，扫荡南疆的破竹之势已成。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日夜惶恐难安，于5月29日，在库尔勒服毒自尽。



西征捷报传耒，朝野欢腾。李鸿章却大为不快，他暗地散布说：左宗棠“自谓南路折箠可下”，将来势必“旋得旋失”。



西征军休整了三、四个月。从1877年8月25日至1878年1月2日，用了不到四个半月的时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相继克复南疆八城。至此，除伊犁外，沦陷十三年的南北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左宗棠如此神速地收复新疆，赢得朝野人士的赞誉。当时评论认为，这是“周秦汉唐所未有”的。西方报纸对左宗棠収复新疆的爱国壮举评价很高，说：“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淸醒也。”



左宗棠把胜利的喜讯飞报朝廷后，马上建议朝廷向俄国交涉归还伊犁和引渡白彦虎等叛国贼。朝廷批准建议，任命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与沙俄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却要索取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代收”、“代守”费；中国还要把伊犁西南的领土割让给俄国；还要给俄国优惠的通商利益。《里瓦机亚条约》引起朝廷大臣的一片斥责。



左宗棠上奏章，坚决反对《里瓦机亚条约》，提出：“为今之计，应当先以理力争，如行不通，就决之以战阵。必以坚忍而求胜。臣虽年衰才庸，敢不为国奋勉！”



朝廷嘉奖左宗棠的忠诚和勇气。1880年2月12日，清廷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赴俄国重起谈判。19日，淸廷照会俄国，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作废。



左宗棠深明外交必须以军事为后盾的道理，他虽主谈判，却不忘备战。为支持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左宗棠再次上奏朝廷，请求允许他到哈密督军，做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5月26日，一队整齐的人马出现在从肃州通往哈密的征途上。在前面引领这支人马的帅旗迎风飘扬，旗上斗大的“左”字，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帅旗下面，几名身材魁梧的士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走在前面。年近古稀的左宗棠身着戎装、抱病骑在骏马上，由亲兵护卫，紧随其后。接下去，有马队、炮队、步兵。他们要去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这是晚淸历史上最令中外瞩目的事件，也是左宗棠一生最辉煌的壮举。左宗棠誓死抗击沙俄、收复伊犁的决心，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终于迫使沙俄将伊犁归还中国。左宗棠率兵西征的目标全部实现后，又一再奏请朝廷将新疆改建行省。清廷终于接受建议，在1884年将新疆开置行省。



左宗棠西征是历史上空前艰难的自卫反击战。因为它发生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左宗棠不仅要跟强大的外寇拼命血战，还要跟狡诈的内贼不断舌战。左宗棠收复新疆，惠及后世，完全可以跟郑成功收复台湾相媲美。虽然左宗棠镇压过农民起义，但那是阶级局限性所致，纵观其一生，功大于过，他应当是一位值得敬仰的民族英雄。



1881年，10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第二年2月，左宗棠到任。为了加强海防，他在任内多次赴上海巡视。有一次，他带兵持械乘轿去上海租界巡视。起初，外国巡捕以无照会、持枪械为理由，加以阻拦。左宗棠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声明：“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耳，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他命令亲兵，“枪实弹，刀出鞘而行。”结果，“西人除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三响，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此事虽小，但左宗棠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1883年，法国军队攻占越南北方重镇，觊觎中国云南。4月15日，朝廷命令李鸿章任两广总督，赴广东督办粤、桂、滇三省军务；命令左宗棠督办江南防务，应付法国的陆海侵略。



李鸿章居然大为恼怒，说这是“以珠弹雀”，抱怨朝廷“轻率”，令他“殊为寒心”，拒不赴任。朝廷只好仍让张树声留任两广总督。



那时候，左宗棠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头晕耳聋，两足浮肿，胸膈下积成团，渐形坚硬。但他接到朝廷命令，立即与两广总督张树声、闽浙总督何璟、巡阅长江水师彭玉麟等商量加强海防。他还筹集大批军械弹药，派藩司王德榜转运广西、云南，接济边防部队和刘永福黑旗军。8月中旬，左宗棠上奏《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其中讲到：“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边患愈迫”，“臣任重南洋，兼营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 这时，他已经忘却自己年老多病，主动请缨，准备随时赴滇、桂、粤督师抗法。10月，左宗棠巡视长江防务，在崇明陡遇暴风，旧病复发，左眼渐致失明，遂上奏开缺，回籍养疴。最后，朝廷准假四个月，并希望他目疾稍愈，“即行销假，以副委任”。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政府代表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那时候，左宗棠还在休病假，他以《时务说帖》进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斥和议之非，请缨赴桂指挥抗法军务。



8月14日，法国舰队利用《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规定的停战之日，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州马尾军港，滞留不去。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接到李鸿章电告和议将成，不予戒备。23日，法国舰队突然开炮袭击中国军舰。半小时之内，中国十一艘军舰沉没九艘，官兵伤亡七百余名。马尾造船厂也被炸毀。淸廷被迫向法国宣战。



9月7日，左宗棠接受朝廷任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一到福州，立即整顿防务，办理渔团，派兵增援台湾，并请求亲身赴台湾指挥作战。朝廷考虑到左宗棠体衰多病，好言劝止。左宗棠慷慨报国的壮举，赢得世人景仰。10月19日的《申报》评论说：“左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1885年3月，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率部正面迎敌，王德榜率部袭击敌军后路，在关前隘击溃法军，乘胜追击，收复谅山、文渊等地，取得镇南关大捷，造成全面追歼法军的态势，扭转了中法战局，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淸军抗击外敌入侵罕见的一次重大胜利。



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到福州，左宗棠十分兴奋。但是，他还没高兴够，马上传来停战、撤军的诏书，让左宗棠大吃一惊，可他马上想到，这是李鸿章主意。这时，去年“甲申易枢”的一幕闹剧，出现在他的眼前：因为清军在越南战场上连续丢失北宁、太原重镇，慈禧太后想召见军机大臣商讨对策，但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称病躲在家里不出席，慈禧一怒之下把军机处奕以下全班撤掉，中枢主政者只剩李鸿章一人。



为反对议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多次致电左宗棠，要求他为国家主持正义公道，可左宗棠深知政局被李鸿章所把持，李鸿章是自己的死对头，他不会接受自己弃和抗法的建议。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张之洞的电报只能给左宗棠增加苦痛。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这一屈辱的条约造成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这简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闻，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丑闻。



耿直倔犟的左宗棠得知《中法新约》的条款，义愤填膺，却无处申诉，盛怒之下，病情恶化，“痰涌气喘”，“神志昏迷”。第二天，苏醒过来，他连上两个奏折。在《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中，他设计了一个全面的海军和防卫的建设规划；在《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中，提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的卓越见解，建议福建巡抚进驻台湾，或者台湾独成一省。



此后，左宗棠臥床不起，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时常高呼：“娃儿们，出队！”“总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以为恨事。”



9月5日，台风袭来，暴雨倾盆。福州城墙的东北角突然崩裂逾两丈。在这风雨交加、雷电轰闪的时刻，左宗棠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临终时，回光返照，左宗棠口授遗书：“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病逝，朝廷闻讯，发布上谕，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恩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平生业绩，宣付史馆。



当时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