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 《中国文化精要解读》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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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学期的图书漂流活动中，我有幸借阅了《中国文化精要解读》一书。陈海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独特、深邃、中肯，令我对其钦佩不已，也使我的眼界大为开阔，用醍醐灌顶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下面，我结合此书和自己的所学知识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悟。

一、伦理本位与乡土中国

陈海生先生在《中国文化精要解读》一书中提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受着“伦理关系（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始于家庭，并表现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在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就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可谓是对先生“伦理本位社会”的详细解读和深入剖析。费孝通先生在书中首先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应该是熟人社会，是人与人长期面对面的接触及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的“熟悉”（对行为的可靠性熟悉到不假思索）在社会人际交往中起重要作用。随后，费孝通先生阐述了他对中国人来说几乎家喻户晓的概念“差序格局”，这是乡土社会在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形象的说就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如此。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这个网络无论多么大，但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也是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形成邻里或街坊。传统结构中的这种差序格局是伸缩不定的，它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有势力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皇帝的势力圈子可以大至整个国家。正因为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社会的存在，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才是不可分的，是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依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之大小，财产愈大将为多数人所共。盖无力负担，人亦相谅；既有力量，则所负义务随之而宽。正因为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社会的存在，中国乡土社会才有“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才推崇家族至上，家外有家的家庭价值取向；才有“礼治秩序”，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才有“长老统治”，才渴望乡土社会“无讼”，才有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稳定。

陈先生对伦理本位社会的断定和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了根据，就是儒家所重视的“伦”。儒家最讲究人伦，人伦倾向最强，《孟子• 滕文公上》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所谓人伦的“伦”，经引申为人伦，是指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即从自己推出去跟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们所发生的有差等，讲辈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视家里人为最亲，先是内家，后是外家，内家又以父母为最亲，然后是叔伯兄弟姐妹。在家庭之外是社会关系，先是同宗、同性，后是同乡、同学等。儒家道德要求人们视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对所有人都怀着一颗爱心，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种爱的情感表达，自然就发生亲疏差序，即爱有差等，先亲后疏，由内至外，由近及远。所以，爱有差等，承认了个人与社会的差别所在，因而不至于消融于社会之中；能推己及人，则意味着个人并非对社会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才是真正的“仁”。

二、因理性而宗教弱

陈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虽然梁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和考究，但关于中国文化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中西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探讨中国文化与宗教关系时，有些人特别是某些西方学者常常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文化只注意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而不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陈先生从宗教是什么入手，分析了宗教在中国的“独具之特殊的情形”，指出“周孔教化非宗教”，并最终得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的结论。尽管如此，有很多人还是把中国伦理称为道德宗教，把儒学成为儒教，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特别重视人际关系与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文化相比，确实宗教成分与色彩平淡，但是不能据此就把中国伦理看成是缺乏超越性宗教感情的文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专门著作了一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分析中国文化精神。我国学者胡石青先生列世界宗教为三大系：希伯来一系，印度一系，中国一系。他说：“大教无名，惟中国系之宗教足以当之。”儒教是不是宗教？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问题。然而不论中外学者存在多么大的分歧，他们都承认了周孔教化或是儒教的中国特殊性，陈先生认为，“宗教所必具备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在书中第七章“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一节，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精神是“和谐”，“和谐”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他论证说：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至80年代，梁先生仍坚持他早年形成的这个见解。无独有偶，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与清教之不同，就在于“完全没有任何自然和神之间、伦理要求和人的不适宜之间、罪恶感和赎罪的必要性之间、现世的业绩和来世的报酬之间，以及宗教义务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精神。《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是“和谐”、“理性”精神的完美体现。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认为，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做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此乃天命，彼乃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天命”与“人生”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合二为一。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就不再需有象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而西方人将“天命”与“人生”两截分开，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不知其所生，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

综上所述，正因为中国文化有“和谐”、有“理性”、有“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才缺乏宗教，中国人才远于宗教，中国人才基本不信教，中国人的人生才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即因理性而宗教弱。

三、“天人合一”意义非凡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季羡林先生着重指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的合一。季先生指出，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和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么样？在强迫大自然勉强满足他们生活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缺乏，大气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灾害，这些灾害如不能克制，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危险。这就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弊端，在这一点上，中外学者也早有发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西方工业发展正如火如荼的上升的时候，预先看到了它能产生的恶果，在《诗辨》中雪莱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钱穆先生也曾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社会学家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割。因此，季羡林先生认为，办法就是以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的生存下去。

总之，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模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之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未来的世界将是东方文化逐步取代西方文化的时代，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于东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