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在谈到自己的文学见解时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叙事散文《小狗包弟》,就让我们感受到巴老文中所特有的勇气和力量。这不得不说得力于作者的深邃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情感,还得力于他娴熟的笔法,特别是文中的对比手法。
一、两只狗的经历对比
这篇散文虽是写小狗包弟的,但文中写了两只狗。先写了艺术家的狗被打断腿而残死,作者由这只小狗想到了自己养过的一只小狗,它是那么的活波、可爱,然而也难逃厄运,“包弟”被送上了解剖台。两条狗虽然品种不同,主人不同,品性不同,但是他们的悲惨结局却是相同的。作者正是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相同的结局来告诉人们在那个的特定时期的社会动乱,人性的扭曲,及对人们的迫害和摧残。作者以这一特殊的笔法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文革的悲惨画面,连无辜的对人忠诚的小狗也难逃一劫,更何况人呢?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一段文革期间的见闻,“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在一德路到人民路短短的一段距离内,竟见到八具吊在树上的这样的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
二、狗与人的对比
也许因为狗是情义之兽,能与主人同生死,共患难,因此,狗常常以“良将忠臣”的身份出现在作家的笔下。艺术家的狗看到主人被打,在无人敢正视一下的时候,挺身而出,为主人的不平而哀鸣;自己家的包弟不仅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而且在我们回广州过春节时“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然而人要么是毫无情义的打断了狗的后退,要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安危竟然把这样忠实的“卫士”、可爱的“朋友”送上了解剖台。这不能不使作者受到良心的谴责,深深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包弟讨人喜爱,人和动物本该和睦相处下去,是谁打破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巴金及其家人亲戚想保敢保吗?敢保能保得住吗?他没保且送出去了,说明什么?狗都活不下去说明什么问题?狗与人两相对照,以狗衬人,明写狗之重情守义,暗写人性之弱点,人性之缺失,实质写文革之罪恶!
三、欢乐与悲伤的对比
包弟初送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为它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但毛色好,干净,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在它想要东西的时候,“它会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为此,日本的朋友还为这一动作拍了照片。在我们回广东时,它能在门口耐心的等待,这又使我们很感动。然而,这样的小狗,马上要作为四旧给打死,而我们又没有办法解救的时候,我一看到包弟的作揖,不禁潸然泪下。为了怕因为包弟给自己带来灾难(在那个年代,养一只宠物狗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再联系艺术家获罪的原因“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再联系小狗包弟的这种特殊身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狗包弟会成为包袱了),把它送了出去,本以为放下了包袱该轻松了,但是没想到又背上了更重的情灾包袱。这样一喜一悲的变化对比,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爱犬的眷恋与怀念之情,更有深深的自责之情,但作品的实质是要从另一角度表现对人性的渴望与呼唤。
四、真与伪的对比
作者在文章的末尾说道:“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短短几句话,显示作者了超人的勇气,严于解剖自己的诚实精神。也正是他的这种诚实,《随想录》发表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呼吁的人格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