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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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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8 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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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卑微者的不幸人生
──解读《老王》
《老王》是作家杨绛1984年3月写作的一篇记叙散文。最早发表在《随笔》1985年第1期,后收入杨绛散文集《杂忆与杂写》“忆旧”部分。《杂忆与杂写》是杨绛继《干校六记》《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和《将饮茶》之后的又一部散文集,分为“忆旧”和“拾遗”两部分。在“自序”中,杨绛写道,“忆旧”部分的散文,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所忆之人,有的是杨绛的亲人,如《记杨必》;有的是过去的同事或朋友,如《纪念温德先生》《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吾先生”──旧事拾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散文集有颇多的篇什记叙的是底层“小人物”。《林奶奶》中的林奶奶是杨绛家里按钟点收费的洗衣服女工,《顺姐的“自由恋爱”》写家里的保姆,赵佩荣(《赵佩荣和强英雄》)、阿福和阿灵(《阿福和阿灵》)则是旧时杨家的佣人,}而《老王》所的则是杨绛因常坐车而熟悉的三轮车夫老王。这些记叙“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文章,透露出一股对因偶然的人生际遇而曾经走到一起的素昧平生的底层人更深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有一份对“卑微者”的不幸人生的独特观照。
1.蹬车的和坐车的
老王是一个普通到无名的城市贫民。他没有什么亲人,独自住在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中“塌败”的小屋里。“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而且身体残障,“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但他却是一个本分且老实的善良人。《老王》讲述了三件小事来表现老王的忠厚品性:同样是送冰,“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欺负”自己的主顾;“文革”开始时,“我”曾请老王把不能走路的丈夫送到医院,老王“坚决不肯拿钱”,理由是“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散文详细记叙的是老王临死前带病到“我”家来送香油和鸡蛋。那时他己经病了几个月了,他的身体“简直像是从棺材里倒出来的”,以至“我”乍见之下,以为那是“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他拖着直僵僵的身体来到我家,只为送一瓶香油和一包鸡蛋表达自己的谢意,回去后的第二天就死了。
在写这此琐屑的小事时,杨绛一再写老王对钱的态度。以老王的贫穷和无所依靠,似乎应当格外在乎钱,因为那是底层人活命的惟一资木。在《林奶奶》和《顺姐的“自由恋爱”》以及《阿福和阿灵》中,都写到这此小人物如何在意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且带着感激不无快意地接受着“我”或“母亲”的慷慨馈赠。尤其在写到阿灵的时候,杨绛带着善意的调侃写道:
妈妈笑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她说:“横在枕头边,看看,数数,摸摸。”她倒好像挖苦守财奴呢。
但老王却有所不同。他不仅从不欺诈主顾,即使是自己付出劳动的所得,他也会“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而抱病送来香油和鸡蛋,就纯粹是为表达一份感激之情,“我不是要钱”──正是老王对待“钱”的这种态度,有力地表现了这个普通三轮车夫的善良、忠厚和自尊,另一方面,也隐隐地显露出杨绛在面对老王这个人物时内心的矛盾和不安。
老王和“我”的关系是蹬车的和坐车的,尽管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己经不止于此,而有一份温情和彼此的善意。就像散文开篇写到的:“我常坐老王的二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我”给老王钱是理所当然,而老王却常常有些不好意思。他似乎要表达出一份比钱更深的情谊。但对“我”来说,除了“给”钱,除了一份同等相待的善意,却没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因此,在领受了老王表达额外谢意的香油和鸡蛋之后,“我总觉得心上不安”。这份不安使“我”“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想着那份不安是否“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或是“因为他来表示谢意,我却拿钱去侮辱他”。但同时心里明白不是,因为“我”相信老王懂得“我领受了他的谢意”。散文结尾写道:“几年过去了,我渐渐地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作”。“几年”这一时间的出现不容忽视。这说明在这几年的时间中,“我”会时时想起老王,那个己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什么沟里”的普通回民。同时也说明,这份不安的心绪给“我”带来的困扰。“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作”似乎是一个答案,同时也是一个含有深厚情谊的抒情句。通观杨绛的散文,在那此看似平淡而温婉的白描文字中,她极少如此直接地做出这样的议论并表达情感。如一位研究者评价的那样:“杨绛的散文名副其实是记叙散文──她尽量多地运用描写和叙述,而不大议论,尤其很少抒情。”(止庵:《杨绛散文选集·序言》)参照老王,“我”懂得了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出一份优越感,而是感到面对着这个“不幸者”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惟一能表达的仅仅是一份“愧怍”。
作为一篇记人散文,这篇文章用简约的文字,不多的几个片断的描述,展示了一个无名三轮车夫的个性和品格;同时,由于作品特定的表达方式,显露出了作家杨绛的独特人生观和精神世界,并隐约地显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和困惑。
2.情感的蓄与发
如同杨绛的其他散文一样,《老王》在文字表达、材料的选取和谋篇布局上,都表现出了“平淡自然”的风格,好像是信手拈来,不事安排。但就像杨绛在评述《傲慢与偏见》时所说的那样,“现实人生并没有什么布局”,“作者当然插手安排了布局,不过安排得轻巧,不着痕迹”。(《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在篇章布局的背后,则是出自人生阅历的感悟和情绪的表露。
在文字选择上,杨绛并不刻意雕琢,但往往通过所选择的字句表达出情感取向。如在写到老王身体的残疾时,文章这样写:“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在这里插入“有人说”,且用了“老光棍”二字,使人强烈地领会到像老王这样的人所处的卑贱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必然遭受的来自周围环境的恶意。接下来写出“我”的猜测和判断:“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尽管这里没有一个表现情感的字句,但两相比照,己经使人知道了“我”的态度和情感取向。写到老王送冰,文中写道:“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前任”这个词,既准确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时也传递出了作者独有的调侃和幽默。
在结构安排上,文章用看似闲散的几个小段落,写出了老王的职业、身世和品性。而描写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的情形,却占据了全篇一半以上的篇幅。这种安排,如《杂忆与杂写》“自序”所说的“从极亲到极疏”“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是按照个人记忆和感受的深刻程度而选择详略。前而的段落只是粗略地勾画出老王的轮廓,而送香油和鸡蛋一节,却把杨绛记忆最深的部分呈现出来。不仅有人物外貌、对话的描写,同时也写出了“我”当时的心理感受。但这仅仅是一个层面的内容,而更深层面,则是情感由蓄积到喷发的过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文章最后一句才有如此强烈的效果。
文章从一种闲谈的笔调开始,讲“我”和老王的关系,讲老王这个人,讲两人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没有一字表露感情,但己隐约有一份温情流动其间。情绪表达的“高潮”段落应该在老王送礼一节,但文章仍旧只是娓娓道来。先写到老王的病总不见好。接着写道:“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文中没有交代老王到我家来做什么,所传的是什么话,但读者大致知道是“我”给了老王资助,老王来表示感谢(否则就不会有后面老王说“我不是要钱”)之类。但有一天老王突然抱病亲自登门,送来香油和鸡蛋。老王不善言辞,或许是他连说话的力气也不多了,前后只有二句极简单的应答。而“我”的反应则是被老王的病容所惊吓,直到老王走后才抱歉地想到没有请他坐坐喝曰茶。这份不安在得知老王回去的第二大就死了之后,开始变得强烈,情感也开始由前而的“蓄”转为“发”。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真正明白了老王的内心活动,意识到老王对“我”所怀感激之情的深厚。老王己经病到连走路腿都直僵僵的,整个人像是“棺材里倒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他却一定要带着自己微薄的礼物到“我”家来表达谢意。这说明“我”对老王的善意在他那里多么被看重。文章前面说到,老王没什么“亲人”,在临死之前,他或许意识到对这个世界上惟一对他表达友善的人,应该做出回报。因而,抱病送来香油和鸡蛋,对他竟像是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正是这样一份情谊使“我”觉得无法承受。她希望让老王知道自己领受了他的谢意,同时又觉得尽管如此仍旧不能弥补内心的缺憾和不安。但她也一定想到过:即使她能够对老王有所补偿,事实上也无法改变老王的不幸处境,她所做的一切也仅是杯水车薪而已。对老王这份情谊的领受而起的感动因而萦回于心,于是才有了文章最后一句的感慨和情绪的直接表达。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老王》这篇文章也因此成为对这个不幸者的一份菲薄的祭礼。“愧怍”之情无非出自人生的慈悲心肠。生命之火己萎,但生命的暖意却因此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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