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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
发表于 2010-7-5 1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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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独具 深入浅出
──谈梁启超《敬业与乐业》的论说技巧
魏颖 卢政
《敬业与乐业》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先生1922年应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向该校的师生做的一篇讲演辞。1920年,在欧洲游学了近两年的梁启超先生回到祖国。此时的他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转而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1921年,他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了多场演讲;第二年,他应南方各社会团体的邀请,赴南通、上海和南京等地讲学。《敬业与乐业》正是8月14日他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演讲,演讲稿曾发表在8月1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此后,商务印书馆将这次江南讲学的演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本文也收入其中。
作为熟悉学校情况、关心学生发展、有丰富生活阅历、事业有成的知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这篇讲演中无论是选择题目,还是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处处都显露匠心。
从作者的讲演题目,或者说主题的确定来看,梁启超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来是与中华职业学校有关: 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于1917年5月,主要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黄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的职业教育,提倡“社会化”“科学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为中华职业学校拟定的校训是“敬业乐群”。而当年梁启超先生曾参与过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建,也是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理念的赞同者。由此不难推想,他以“敬业和乐业”作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二来,讲演的对象都是有志投身社会工作、为就业做准备的学生,他们都面临职业的选择,因此作者便用与职业有关的题材,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借以慰勉该校的学生,希望学生们将来能“敬业乐业”,引导他们各尽自己的力量贡献社会,同时也从自己的职业中享受到乐趣。敬业与乐业,也是梁启超先生一惯的追求。早在这次演讲之前,梁启超便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类似的观点。1921年12月11日,他应哲学社的邀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题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对这一见解的分析更为细致:“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 (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2]这种观点也是对当时中国传统等级观念的一种抨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职业观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的目的则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对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极度蔑视,于是人们纷纷把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作为人生价值的追求。因此,客观上讲,梁启超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如此,一次普普通通的演讲,既和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教育要求一致,又兼顾了听众的需要,宣扬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抨击了社会积弊,矫正世风,可谓一举数得。所以说,仅从演讲的选题上就足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文章说理细密,层次鲜明,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说服力极强。演讲一开始,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全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令人信服。比如在论证“敬业”问题时,作者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敬业”是一种“境界”,但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在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在这句设问下面,作者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乐趣”,强调“人类的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由上足以说明,这是一篇论证层次鲜明、论据丰富多样、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讲演稿。
从说理方式看,作者在演讲中运用了多种手法,尤其突出的是俗语格言的引用和对比方法的运用。文章娓娓道来,如剥笋抽丝,可谓主旨鲜明但不乏趣味。其一,巧妙地引用古代格言警句和传说故事,增强演讲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和俗语。儒家的《礼记》《论语》,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以及朱熹、曾国藩等人的语录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文中论据既有古人流传至今的名言警句,有古代、外国著作中的事例,还有生活中的实例、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有效的经验,作者都信手拈来,而又恰如其分,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以及驾御文字的深厚功力。文章开篇,作者就引用国人熟悉的儒家经典《礼记》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格言,指出要敬业与乐业必须要先“有业”,这样一下子就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作者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是做人之本。“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也是作者对古语“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的巧妙改造,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孔子的话,学生自然是最熟悉不过的,作者巧妙地加以论证引用,给人以亲切感,从而使学生容易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援引百丈禅师的故事,则为演讲增加了趣味性和形象性。在论证“敬业”问题时,作者巧妙地引用了庄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论证效果,从而阐释了“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的道理。其二,运用对比的方法,加深听众对其观点的理解。在论述“敬业”的问题时,作者对木匠与政治家、挑粪工与军人从职业角度作了一番细致的比较。作者把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军人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相提并论,启人深思。一个极为显赫,一个极其平常,甚至不登大雅之堂,但是作者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从而说明了职业无贵贱的道理。
另外,文章的语言也极具特色。作为一篇演讲稿,本文在语言上具有着鲜明的口语化特点,表达通俗浅显,准确周密,生动活泼。(1)全篇讲演用简明的短句,很少用长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多用口语,明白如话,一听就懂;引用古籍名言时,注重化深为浅,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难”,作者作了这样的解释:“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以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惟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再如对“主一无适便是敬”的解释,作者说:“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没有一句繁琐的长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讲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作者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又如,“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用恰当的语言与听众进行现场交流。例如,作者说:“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在演讲的最后,一句“盼望诸君和我同一受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同时文中多次用了设问句,恰到好处地把几个分论点提炼出来,使文气贯通,也有利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和思考。
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许多思想主张曾经得到青年们的积极响应。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也总是感到收获不小,令人振奋,我想,这与他高超的论说技巧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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